橄 榄 树
ＯｌｉｖｅＴｒｅｅ
１９９７年增刊第６期Ａ册·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出版
□□□□□□□□□□□□□□□□□□□□□ □ 王一梁：朋 友 的 智 慧（Ａ册） □ □□□□□□□□□□□□□□□□□□□□□ 本 期 目 录 ～·※·～ 【Ａ册】 关于本书由来、编排的一些说明··················王一梁 朋友的智慧···························王一梁 第一部 处于危机之中的意识形态 【Ｂ册】 第二部 思想家 切斯 福柯 萨特 荣格 克尔凯戈尔 鲁迅 【Ｃ册】 维特根斯坦（一）、维特根斯坦（二） 加缪 苏格拉底 【Ｄ册】 第三部 朋友的智慧 亚文化是什么 【Ｅ册】 浪漫主义是什么 现实主义是什么 【Ｆ册】 第四部 走向道的内心呼唤 科学时代的人性萎缩 正视神秘的事情 诗人的呼唤 【Ｇ册】 思想家和人 青年亚文化与生命的喜悦 命运之说 弟子何为 中国金花之迷 【Ｈ册】 中国的道与西方的人 世界的业〔代跋〕························京不特 附录１：关于亚文化的文学观：一个素描··············陈接余 附录２：《朋友的智慧》年表 ———————————————————————————————————— ·王一梁· 关于本书由来、编排的一些说明 我有一些朋友，我们常在一起交流文章。我们把这些汇集在一起的文章，给 它们起了名字：《电影手册》、《未定稿》、《目录》。之所以会有这些名字， 是因为这四年来，能够在一起交流文章的朋友发生了变化。这些不同的名字，就 成了这种变化的一种记录。 但我发现这些年来，自己并没什么变化。当我把这四年里为与朋友交流而写 的文章，几乎都收录到这部论著里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种基本上的不变性。 这种几乎什么都没有变化的事实，即使我感到沮丧，又令我快乐。沮丧，是 从这种几乎不变性中，使我有理由怀疑，这是否说明我的头脑狭窄、我的思想保 守？但应该说，我的快乐还是远甚于沮丧的，因为正是从中使我看到自己所走过 的道路与几千年前，由我们中国哲学家所提出的哲学概念－－“道”的应对性： 尽管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自己每天都在变化，然而，事实上，又几乎什么都没有 变，仅仅是运行与达成，仅仅是发展与实现。 这正是我今天乐意得出的结论。 其实，我的快乐还远远不止这些。 当看到这四年里匆匆的纸上涂鸦，而以后又从没加以反思的东西，一旦将它 们收集到一起，就出现了一种似乎只能由合理的构思，精心的安排才会产生的结 果，这时候，我知道这种快乐，它正可以被称之为“明显的命运设计”的快乐。 象这样的快乐，却不是我们每天、时刻都能体会得到的。一个人只有对自己不心 存幻想，对自己的思想前途放弃任何的人为努力，在经历了多年辛勤、无为的劳 作之后，这样的快乐，才有可能降临到我们身上。 歌德将他的《浮士德》写了整整六十年之多，最后不改初衷而能完成，这在 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二十岁时产生的灵感、思想怎么能够贯穿终生呢？然 而，我们事实上却能够。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如何成为可能，叔本华在他的卓越论文《个人命运中的 明显设计》中，谈到了我们生活中许多由人类盲目的意志所产生的命运的明显设 计性。但是，真正涉及到了这个主题的人却是荣格，即，他对于同步性原理的论 述。 许多人看不到这种命运中的明显设计性，我们生活中的同步性现象，大多数 原因只是在于：属于他们自己的眼睛，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也就没有真正地睁开过。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萨特为例。他是在这个世界上以倡导自由选择说、世界 －人性虚无说著称的哲学家。但在他的私下生活里，我们却同样能够看到一种明 显的命运设计。在他的自传中我们就能读到这样的道白：“无法预料的事也许只 是一种幻觉，新奇的事也许只是一种昙花一现，人类的需要通过促使我诞生而安 排好了一切……偶然事件并不存在，我只与它们偶然的伪装物有关系……我，这 个命中早就注定好了一切的人……我的不幸也许只是一些考验，目的是要写一本 书。”“我并无新闻。我发现我曾对之采取行动的东西和我曾预言过的东西都完 好无缺。只有一个差别，我不知不觉地、不置一词地、盲目地实现了一切。” 在这无数条致人以眼花撩乱的心灵解放路上，最后跋涉者的报酬也许总是这 样：正当我们完全绝望，但是，突然之间，我们却发现自己一直都在企盼着东西， 一切都在这里已经达成。在这悲欣交加之中、狂喜之余，我们或许就会象老浮士德 那样吟咏道： 一切无常者， 只是一虚影； 不可企及者， 在此事已成； 不可名状者， 在此已实有。 永恒之女神， 领导我们走。 这既是老浮士德所发现了的真理，也是歌德集六十年之甘苦写成《浮士德》 的由衷感叹。这里，永恒之女神，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阿妮玛，我们永久的恋 人形象，也是引导了艺术家投入永无息止的创造性生涯的创造神。但是，在这个 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够衷心地说出：凡是我该做出的事情，我都做了。凡我所 写下的东西，每一篇都写得非常及时，它们恰恰正好，既不多也不少呢？！ 当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写作生涯发出了如此的感慨，这时候，我们自然就 会发现：一本所谓完整的书，那么，它一定是按自然的年代史编写成的。 本书的编排，就是基于上述思想安排。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看清楚这一条来 时的路。我们以为是自由的写作，自由的人生，其实在这背后，始终都存在着一 种为我们的当前意识所无法知晓的命运设计。 但人并不应该就此感到了一种自由的危机。想做就去做，不想做，那就尽管 去放弃。米兰·昆德拉以犹太人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为自己的座右 铭。而对一个信奉同步性原理，一个跟随着自己的直觉、无意识走的人说来，那 么他就会真正懂得：我们并不应该为目的、为真理去操心。因为，真理不到时候， 它是不会显现的，然而，一旦显露，那就会总是一目了然。 真正值得我们去操心的是什么呢？ 到此，我的思想、写作历险记也就告一段落了。 本书共分四个部份。第一部份、“处于危机之中的意识形态”，取自《电影 手册》，写于１９８８年。第二部份、“思想家”，第三部份、“朋友的智慧” 及第四部份、“走向道的内心呼唤”的前七章取自《亚文化未定稿》，写于１９ ８８－１９９０年。“走向道的内心呼唤”后两章及“两种知识预期”取自《目 录》，写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实际上，这四个部份，恰好也正是这四年来 我的一条心路历程：危机，向书本学习，向朋友学习，向自己学习。当一种内心 的呼唤终于被我完整地喊出：在这世界上，除去倾听自己的内心呼唤之外，哪还 会存在别的旁路！这一天为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我将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 因为这一天正是我３０岁生日的前一夜。那无数个已经过去了的闲散与等待，绝 望与快乐的日子呵，仿佛这些年来，我始终都在等待着、酝酿着的就是这一天。 自然，今天，在一种由“同步性问题”所带来的“新知识”层面上－－这种 “新知识”形成于１９９０年，重读１９９０年以前写的东西，这时候，我的心 情必然已是大大的不同。例如，“思想家”中的“鲁迅”一文，在撰写此文时， 我的知性范畴中尚未出现同步性这个概念，结果该文就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如果 我当时就懂同步性原理，这篇文章自然就会以另外一种不同的知识面貌出现了。 可在这种“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我们实际上又能说得出多少真正的 不同呢？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里，当我们面对这种“新知识”，我们又会象 老黑格尔一样感慨万千地说道：“其实，我们一直都懂得它。” ■[目录] ———————————————————————————————————— ·王一梁· 朋友的智慧（连载之一） ——————————— 献给 数学家，我的另一种同路人 孙伯豪 法兰西哲学家索勒尔确曾提出：哲学的本义不是 热爱智慧，而是“朋友的智慧”。 －－伯特兰·罗素 第一部 处于危机之中的意识形态 《电影手册》起源于一群热爱电影的人自发地对电影进行一系列的探讨活动。 电影，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传播媒介体，可以为我们提供从事文化批判活动 所需要的文本，讨论电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电影，这是作者撰写本文时的想法。 更详尽地说，本文的产生基于这三种观点：第一，现代电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充 份表达；第二，中国电影正处于危机之中；第三，电影的危机是由意识形态的危 机决定的，而意识形态的危机即大众舆论取代意识形态的时期。 要完成对第一种观点的阐述，我认为这比较容易，但它需要化费较多的时间， 因为它更多地倾向于学术研究，因此，本文暂时将它作为一种不加阐述的基本观 念而直接使用了。对于第二种观念，本文也不想加以详尽的阐述，这不仅在于篇 幅有限，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目前的中国电影还没有成为一个体系，因此，针 对这个主题进行探讨，与其在一种体系背景中展开批评，还不如去写那些建立在 批判者的直觉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的、直截了当的简短评论。在实际效果上， 这样的文章不仅胜任有余，并且，也更加清晰易懂。因此，本文尽管作为《电影 手册》中的一文，我最后还是将它写成了一篇属于一般文化议论的文章，即主要 地讨论第三个观点，并且，重在探讨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危机的。 而与此同时，作者并不敢期望本文具有哲学质量。如果通过本文的存在，能 够将我现在所想的东西都说了出来，并且，还能使我的一些想法、观点使读者留 有印象，提供一些启示，事实上，我就已感到十分满意了。因此，也可以说，本 文是一篇就连一幅哲学的草图的资格都谈不上的文章，我仅仅是对中国的文化走 向做了一些必要的观察与展望而已。 我认为，在今天，不仅从事创作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而且，从事评论、 批判活动也是极其艰难的。我当然是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在今天已经是到了评论 的时代的。不过，我们的这种评论时代的到来，并不是直接起因于我们的创作事 业过份发达，因而已经到了需要对这些作品进行一般价值评论的时候。但创作的 贫乏只能导致评论的贫乏，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一种评论时代已经到来的说 法呢？这是因为从另一方面上看，也可以说我们的创作已经是十分的丰饶与发达 了，这就是外国文学翻译的发达。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凡是被心灵读懂的东西， 它总是一种创作。 我们能够评论，或许这也正是我们的不幸。由此想到全盘西化论者在中国的 命运。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中谈到一群向往巴黎的美国作家，结果他们真的 都跑到了巴黎。可过后他们又全都“归来”了。 那么，中国的文化是不是也会去经历这样一场流放的过程呢？ 这些年来，我所厌烦的思想，总是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们是一种过渡时期的 文化；我们已经到了接受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时代；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真正 的评论是没有的。等等。 长期以来，使我感到苦恼的始终就是：该怎样给予这些舆论以坚决的回击。 海德格尔、尼采、罗素都是些关注虚无、危机、怀疑论调，并且能够提供实存给 予这些思想的疾病以致命一击的思想大师。而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界中，良莠不分， 美丑混淆，比比皆是。在这种现实的意义上，本文也可以说就是一次爆发。鲁迅 在１９３４年对史沫特莱说：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本文开始撰写的时候，所坚持的便正是这种精神。为此，我乐意引用费耶阿 本德的名言：并没有什么方法可言，从最后的效果上看，什么方法都行！以此来 表达我对说话、对文学批评的看法。 政治化意识形态话语的破产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是用意识形态话语来描述人性的。例如，地主皆坏， 农民受苦，压迫与斗争是两者的关系，最后农民胜利。这就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学 说。现在，我们听起来这就象是在讲一个情节、人物完整的故事。而事实也是这 样，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只要掌握了这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便能编故 事，成为当时的作家。象《决裂》、《春苗》、《第二个春天》，几乎差不多二 代文学都是依靠了这种意识形态话语来编造故事、文学的。 后来，到了１９７６年底，摧毁这种意识形态就成了历史的潮流。于是，故 事便渐渐地被改造成了凡人皆有人性，尽管人所属的阶级、阶层没有变，发生的 事件仍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只要在故事中表达了自然人性，选择的人物是长 期处于意识形态禁忌中的，那么，这种故事便能成为新故事。象当时引起轰动的 作品：《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就是写了有人性的右派，从而改变了人们 对于由意识形态话语所塑造出来的右派的看法。使人耳目一新，获得一种解放感。 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便是这样开始了。也即是以一种自然人性话语摧毁、改写 由政治－经济决定论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 而“四人帮”时期的意识形态，由于它只是一种建立在集权统治上的粗暴的、 强制性的灌输，因此，只要依靠着自然人性──这种几千年来只要有男人、有女 人、有年轻人，即使是在最压抑、最黑暗的年代中也会生生不息的原始人性－－ 只要拿起这件武器，动摇、摧毁这种依靠不真实的谎言所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话 语，就不仅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也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许多 人在那个年代里就这样成为了作家，我们的文学也随之开始繁荣了。新时期文学 的“鼻祖”卢新华即是一例，这个本身并无艺术才华的文学青年，凭着说出自然 人性存在的勇气，便名噪一时，蜚声文坛。 新时期文学开始时的作家素质、文学水平由此可见一斑。在当时，那怕是最 庸俗的爱情，但只要它涉及了男女之情，影片中一个其实是很难看的接吻动作， 都是能够引起观众的感情波澜的具有革命性的壮举。而作品事实上是不是具有文 学性、艺术性，这在当时都是还不能得到正视的东西。 结果，故事依然是一个破旧的故事。 新时期文学繁荣的秘密： 用自然人性话语修改、编写故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有二个原因。 一，文学是一桩需要激情的事业，而打破禁忌本身的激情、所需要付出的勇 气在当时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于其他东西的兴趣，这就使作者很容易在写作过程中 无遐顾及到其他更多的东西。另外，打破禁忌也有个时效问题，因此，最好莫过 于类似于新闻报导的东西。与此同时，这种激情的强烈程度，也使作者、读者在 心中成功地躲过了种种艺术上的监督，从而使他们在美学上、艺术上变得迟钝起 来。 二，由于我们的作者与读者都是长期生活在那种意识形态思维与话语的控制 之中的，希望他们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便能彻底地从这个意识形态世界中解放、 超越出来，也是不可能的事。 而我们文学中故事的陈旧性，则是在于“四人帮”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无 所不包的世界，由它所塑造出来的关于人的故事、世界的故事，已经几乎差不多 讲完了我们所有人的故事。因此，选择题材、打破禁忌，就成了每一个都要重新 改写的故事。例外，右派是人，地主也具有人性，蒋介石也要做如此观。于是， 作家们只要依靠着、掌握了一套自然人性的话语，就可以一个个地改写由意识形 态所歪曲的故事了。 这也是新时期文学之所以牢牢抓住题材不放，在新时期作家中会发生许多抢 题材丑闻的原因与内幕。 衰退的开始： 自然人性堕落为大众人性 以后，这种由自然人性所讲述的故事我们见得多了，若干年后，“四人帮” 时期，意识形态所编造出来的故事也已经差不多改写完毕，这时，由“改写”中 产生出来的自然人性话语所讲述出来的故事，其革命性的意义也就日益削弱、无 力。禁忌已经消除，这种作品的解放力量随之也就失去。今天，如果我们重读这 些作品，必然会为当时它们怎么会感动我们觉得非常奇怪。 尽管如此，新时期文学的制作法、灵感寻找法还是在文艺界中继承、积淀了 下来。这种贯穿于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写作法”可简单地归结为二点： 其一，以自然人性、自然主义的构思、话语制造文学。 其二，继续培养寻找突破禁忌的激情，以自然人性的话语或意识形态思维制 造文学。 对于第一点，当我们的历史已经发展到旧式意识形态话语被日益削弱的今天， 这种作品所具有的庸俗性、小市民式的卑微下流性，也就必然被暴露了出来。因 此，当我们见到今天的许多庸俗电影，也就一点不用感到奇怪了。因为，主宰了 今天文坛的作家们，他们的文学摇篮便是这样的。而历史的进步，又使他们已经 掌握了的“写作法”失去了当初所具有的革命性（请想一想，在他们写“处女作 ”的年代里，即使是他们所写的最庸俗的爱情故事也是具有人性解放意义的）。 对于第二点，则可以从目前许多的作品中寻到。 例如，突破古老的禁忌，描写性本身，描写边缘地区、少数民族野蛮落后的 风情与故事，重新改写“老庄”的故事。这些作品大多不是以一种自然人性话语 出现，就是以一种意识形态思维话语出现。前者比较简单，例如，《橡皮人》的 开始即是：事情的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的那天开始的。而整个故事即围绕着 人有性便会产生烦恼这个事实发展起来。其他作品，如《无主题变奏曲》、《你 别无选择》，都是以自然人性话语来陈述人们实际生活状况的作品的。这种作品 的出现，可以说是“以自然人性话语改写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自然演变的结果。 而后者，即，以意识形态思维制造文学则比较复杂。所谓的意识形态思维，简单 地说，就是人的思维具有了消费性。例如，你碰巧从书本里看到一种观念、一种 思想，便采取了一种想当然的联想进行了推理。如，一个文学青年见到弗洛依德 依德的“精神分析”之后，便开始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这种“想当然的推理 ”是我们接受新知识前的一贯意识）运用起它的思想和原理来，而根本不知道， 事实上，当我们接受一种属于最根本的人生观的时候，这总是要以抛弃我们思想 中那些与此种人生观相背离的观点为重大代价的（而所谓的“新知识”必然是有 这种特点的。这是因为人类知识的进步通过的是“革命”，而不象很多人所想的 那样通过的是一种“自然的累积”）。例如，一旦你承认了“人是非理性的”这 种观点，那么，你以前通过“理性”所获得的知识，也就必然要受到怀疑，至少 你再也不能采取一种“想当然的方式”，让它成为你说话的前提与立论的根据了。 因此，选择、接受一种新思想总是一场异常痛苦的再生过程。当承认了“人 是激情的动物”，同时也就只得承认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然而，那些具有意识形 态思维的人，却不必经历这种内心的激烈变化。他们就象传说中那些匆匆忙忙奔 跑着的魔鬼一样，并不需要面对非此及彼的选择痛苦，就可以轻松愉快地在各种 主义中滑来滑去，在各种思潮、观念中处之泰然。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出各种新主 义旗帜，在社会、人群中以新人的面孔出现。在今天，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形态思 维的表面逻辑性，掩盖了思维与存在、作品与人格的脱节与分裂，使新时期文化 中的作家们仍然保持了一种不真实的激情，从事了许多所谓的“新观念”的写作 －－这是打破禁忌的激情的一种新变种。象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便 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思维的支配下制造出来的。而实际上，对张贤亮这样“观念型 ”的作者说来，他其实是无法真正体验到人在无意识世界中，那种使人产生昏眩、 撕裂一切的人性最为野蛮、原生的冲动与欲望的。然而，意识形态思维还是让他 制造出了这样一部虚假的作品。 新派评论家及其作家 在意识形态思维中走向虚假 其他的所谓现代派作品，差不多都可以从作者的意识形态思维这一层面上进 行我们的文学批判活动。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感到一些作品， 好像并不是由作者本人亲自写下。一个作家只能写出属于他气质范围内的作品。 风格即人格，道理常常就是这么简单。像我们现在的所谓“城市诗”、“城市文 化”，事实上，就大多是由乡下人根据消费原理写下的。因此，当我们见到那些 喜欢以什么“反馈”、“微－宏观层次”这种科学消费性术语来形成自己文学批 判活动的“伪范畴”的新派评论家，也就一点不用觉得奇怪了。事实上，他们的 思维水平也就只具有这种意识形态思维水平。 这种现象反映到电影中，则是出现了一批不具有精神内涵的精心之作。例如 《青春祭》，就是由一幅幅精制的照片联接而成，它最后以一场粗暴的泥石流毁 灭美丽的山村而告终。如果作者意图反映的是自然的无情、人的命运的无常这种 观念，那么由摄影机展现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充满了 生机、生命活力的世界。导演的意图也正是这样。然而，它在这方面却是完全失 败的。这是因为整部影片在意识形态思维的支配下，已被构思、被表现的过于精 致、唯美了，以至于从整个影片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种美得发腻的物自 体。因而，影片的最后，那个女人的眼泪就显得不真实、无法唤起观众的情感了。 这种过度的美、精致的美，也是许多探索片中存在着的问题，它们大都缺少 精神的含义也就成了必然的后果。这种唯美主义的作品，其诞生的根源同样起源 于作者精神世界中的思维意识形态性。 要推翻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是简单的，但要推翻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思维 就困难的多了。因为要发现这种思维形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条艰难的历程。从经 典作家马克思到现代的海德格尔，他们对此都做了精辟深入的探讨。马克思的主 题围绕的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这一话题展开的，有作品《德意志意识 形态》问世。而海德格尔则从批判“不真实人格”着手，著有《存在与时间》。 当前，这种不真实思维普遍地表现在电影界中，则以诸如“大师意识”、“探索 意识”、“超前意识”、“获奖意识”等等为代表。事实上这些东西只能成为给 予的动机与自我意识的呈现，但是结果呢？却正以一种工作意识大量地存在于我 们的电影工作者之间，其毁坏作者的工作状态、损坏作者的人格的完整性也就成 为了必然。一个仅仅知道自己在公众面前是什么的人，他的工作只能成为一种对 于自己是不真实的表演。这种以观众的意见为自信，以评论界的意识为意义而繁 殖出来的作品，看上去象是由一群被宠坏的孩子所制造的摆噱头作品。 当代作品大都不值得一读，不值得进行文学批评，道理也就在这里。因为根 基已经毁坏（由意识形态思维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人、世界的无根源性），你 就再也找不到批判的支点与归宿了。 谩骂风格的由来 我总是在想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有些拥有良知、洞见的作家，当他们在从 事中国文学批判时，便会在作品中出现一种近似于谩骂的风格，象刘晓波即是一例。 我想，这或许是由于作者认真地阅读了这些缺少精神统一性的作品，结果反遭及 损害的缘故吧。鲁迅提出“不读中国书”的主张，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其他还有 “对于中国的事情不必过于认真”的论述）。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象胡适这 样浅薄的人，会在中国新文化史上占有了如此重要的思想地位呢？为什么中国最 深奥的问题，其实必须从常识开始谈起呢？自然，这种现象在西方也有。象七十 年代科学哲学界的风云人物费耶阿本德，他在谈论马赫与爱因斯坦思想关系这段 公案时，便提出阅读原著的主张，从而揭露学术界中大量的所谓学者，其实都没 有看过原著，便开始了人云亦云的关于马赫与爱因斯坦思想关系的“学术”。鲁 迅晚年在对中国有了更加成熟的思想时，也正是从常识开始着手的。鲁迅有一句 给人印象深刻的论断是：你们至少也要区别得清楚裸体画与春宫画的不同！还有 一个例子，当代学术界的大师（这或许是唯一的一个）钱钟书，就是一个只做读 书笔记的人。 事实上，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当我们的旧根基已经毁坏， 而又没有找到新的根基的时候，任何的形而上体系都只可能是一座由虚假的意识 形态思维所建造起来的垃圾之塔（现在，伪学术著作正以成吨成吨的数量出现）。 可以有一部辉宏的长篇巨作，但它必须是建立在作者自身的根基、人格、精神之 上的。宁可做一次喋喋不休的类似于诚实的乡巴佬式的谈话，也不要学做什么伪 大师，幻想通过表演大师的智慧以掩盖自己的无聊与愚蠢。而诚实的乡巴佬却总 是从土地、粮食、从阳光、四季开始谈论起世界以及自己的，因此，他不仅是可 靠的，也是可供我们提出确实的批判意见的。而后者呢？他们总是幻想他们自身 并不具有的人性、能在语言符号中找到一种寄生性的存在。他们一切文学上的努 力，差不多都可做如是观。这种虚假的自我欺骗，正是意识形态思维的本质。这 正如费尔巴赫在论述宗教的本质时指出的那样：一个自身虚弱的人，他便在其对 上帝的幻影中，找到自身强大的证据。现在，关于一个上帝的宗教是没有了，但 是，对于符号的迷信又成为了他们的宗教。“我多思则少在”，这是克尔凯戈尔 对于这些患有意识形态思维疾病者的警告。 当一个乡巴佬还在笨拙地模仿着城市人的时候，他尽管可能是滑稽可笑的， 然而与此同时，不妨还是可爱的。但是，一旦这个乡巴佬自己也被他的模仿行为 所迷惑，以为只有他自己才真正拥有城市人的本质时，他对自己的不诚实就开始 了，而不诚实的意识则会使他获得自圆其说的能力，从而使他的表演反过来迷惑 了城市人，这时候，情况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怕的了。今天，当旧式意识形态已经 崩溃，我们走进了一个开放的时代，中国文化也已经开始有了一种属于第三世界 文化所特有的格局、属性（也就是我们已经成了西方世界的乡巴佬），那些所谓 的新派评论家，这些事实上的假城市人式的评论家，他们的言语就显得更为有害 了。 如果说，“寻根文学”还是在意识形态思维中表现出了对于自身存在的一种 诚实性，至少在没有根基的今天，他们还在努力创造出一种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 ，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新神话。那么这类新派评论家，却是除了制造噪音，迷惑 天真好学的读者，形成一批蛊惑人心的大众舆论之外，就只能提供毒汁了。他们 的工作只会更加消弱、损害人的思维与批判能力，使他们的人格变得更加的不真 实、不可靠。 一个被剥夺了个体思维的人，只能成为一个野蛮的人。而一个脱离了自己家 园的人，在面对自己、面对世界的时候，剩下的也就只有一些空洞的姿态。内心 是一片无尽的闲愁与无聊，在暗淡的怀旧中聊以自慰。 这样，通过一种“个体思维”的丧失，“寻根文学”与“新派评论家”又成 为了当前寄生于文坛一对感性与理性世界的孪生子。 大众舆论时期 “四人帮”时期，我们有意识形态，有一个关于人与世界的故事，但它是建 立在简单的经济划分、阶级斗争学说上的，因此，它是不完整的，不能发挥意识 形态作为产生文明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武器。 意识形态总是以必须正视并且超越自然人性为自己的存在前提。一个不包含 人本身形像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控制社会、人管理人的统治手段。而“四人 帮”时期的意识形态，由于在它那里，并不存在着人的本身形像，因此，这种意 识形态除了片面之外，事实上由它所带来的统治还是反动、野蛮的。 这样，意识形态所要做的三件事情－－建立一个价值的世界；产生按照价值 判断生活、行动的人生观；提供社会理想世界观－－在那个时期，在实践上自然 也就成为了不可能。 今天，这种旧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告终，而新的意识形态还没有诞生，于是， 由人们的自发生活实践所带来的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大众舆论，来取代这种 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也就成为了必然。这便是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一个道德沦 丧、文化虚无时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无论是经济神话、还是现代化神话、外国 神话，事实上，它们都不过是建立在大众思维、大众感情、空洞的意识形态思维 上的大众神话。 “寻根文学”是在大众思维、情感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因此，当种种丑陋的 中国人形像被暴露在银幕上时，观众便束手无策，对自身的丑陋反倒变得麻木不 仁了。在一个只有大众思维水平的观众面前，对于他们的批判，往往就是这样地 走到了反面，结果，所谓的“批判”反倒成了放纵与姑息的同义词。那部以大众 思维写成的书《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就是一本很坏的书，大众事实上所需 要的、能够接受的只是启蒙与教育，而不是什么谩骂。真正的批判总是建立在意 识形态的力量与魅力的表达之上的，而失去了精神内涵的意识形态思维，便是一 种大众舆论。没有精神的大众便是愚众，时代就会成为一个丧失精神的平庸时代， 而这样的时代就需要一个暴君前来统治，中国历史颠来倒去了几千年，意识形态 总是由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即使历史真的让民众自己站起来，那么他们也没有 自己管理自己的精神能力。 启蒙或者反启蒙，这始终都是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一个尖锐、严重的问题。 鲁迅最后走上了一条启蒙者的道路，反判虚无与隐士。 而一切属于人民的意识形态对于大众的意义，便正是一种启蒙的意义。只要 我们民族是一个需要启蒙的民族，我们的时代需要启蒙，我们便是一个需要意识 形态的时代。 从意识形态的瓦解之后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上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还仅 仅是一条将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摧毁的道路。作为我们头脑中的思维习 惯，它所具有的旧式意识形态思维性，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转变、与那个时期的思 维习惯实现了彻底的决裂呢？没有。通过一种自然人性进行抵制、摧毁旧式的意 识形态，它的最终意义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对于旧式意识形态的改写与瓦解。矛必 须以矛相对，要实现对于旧式意识形态这种通过奴役人心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 的最终背离、仅仅有大众舆论、大众思想、感情是永远不可能的。大众舆论、大 众的觉悟如果不能及早地上升为人的一种精神、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那么 ，大众思想、感情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堕落的人性，而一个经历了失望与绝望 阶段的人性，其堕落、庸俗、以及穷凶极恶性是只可能比觉醒之前有过之而无不 及的。这种对于在中国实现启蒙后果的悲哀也正是鲁迅的悲哀（见鲁迅与钱玄同 的一次谈话，那个关于铁房子的寓言）。阿Ｑ就是一个能够掌握革命之后话语能 力的人，但是他的思维只停留在革命之前。阿Ｑ在革命前后的思维与话语能力还 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里，许多中国人的脸谱与灵魂。 时代的新人从哪里诞生 作为时代新人的标志，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没有新人的诞生，便也没有了新 型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在当代中国文学、社会批判活动中，仍然只有一种建立在 大众舆论上的批判，这是以报告文学为代表的。仍然只有一种建立在个人人格、 良知上的批判。 这个时代尚缺意识形态的批判！ 长期以来，我悲哀地看到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精英，他们在各自的自我流放 之中，毁于平静、毁于孤独。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些拥有个人良 知的个人主义者，在这个落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既不能做一个彻底放任 自己的情感、思想的嬉皮士；也不能在这个需要个人尊严、独立的社会里，做一 个正直的以探索世界、人生意义为己任、为自己生活行动唯一准则的知识分子的。 怀疑启蒙，忧虑定罪。 太阳升起来了，又降落。自生自灭的道理，这么简单。 在中国曾经诞生过新人，这就是我们的农民。在一种上升的、健康的意识形 态中，出现过反映这种新人的影片，象《英雄儿女》、《红色娘子军》、《董存 瑞》等等。尽管电影语言是落后、陈旧的，但对于反映新人的作品来说，因为他 们的生活总是高于艺术的，因此，这都不妨碍它们的成功。 在我们这个今天的社会里，伟大的个人主义者或许是诞生了，但是，作为时 代中的新人，他们又在那里呢？ 我们的时代需要新型的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伟大作品总是抽象的。而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那么，大众就将与 抽象无缘，与抽象的精神世界无缘，他们便不会认出真正的新人。 谢晋是一个深知英雄模式在大众心目中作为一种抽象物存在的意识形态电影 制作行家，因此，他的电影便几乎每部都能获得成功。从《红色娘子军》、《春 苗》、《盛大的节目》，到今天的《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无不都是他 作为这样一种电影工作者的见证。因此，如果我们要从事对于谢晋这样导演作品 的文学批判活动，首先必须从作品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从它的艺术性开始着手。 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谢晋，他的电影语言之蹩脚、单调，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成功 事实上也并不在于这里。大众需要价值判断，渴望见到怀着理想、依靠价值判断 而生活行动着的人，谢晋的成功正是依靠了这种潜藏在现代大众内心里的对于意 识形态世界之存在的秘密渴望。如果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坏的价值判断就会取而 代之。人生需要意义，需要有抵制世俗人性之厌倦、无聊与空虚的精神武器，在 一个没有信仰的年代里，意识形态已经崩溃的世界上，克尔凯戈尔，以一种荒诞 的存在为自己信仰的，从而使他度过了一种名符其实的有信仰者的一生。信仰的 东西即使荒诞也好，只要有信仰便能拯救自己，这是克尔凯戈尔以一生的实践所 证明的人生真谛。人就是这样一个需要信仰的族类，正是在这一点上，伟大的人 与大众走到了一起。我在这里之所以举克尔凯戈尔为事例，这是因为克尔凯戈尔 是与存在主义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而存在主义又是与现代派和现代思 潮密不可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精神源泉。 然而，我们的许多现代思潮却又总是以曲解、俗化他们的精神品质、思想为 能事，用以作为自己所谓的学术活动的口舌与根据。这使我想到斯宾诺莎的一句 话：我希望那些怀有大众思想感情的读者不要读我的作品。 但是，他们还是阅读了。并且，还自以为是地为自己贴上了什么“现代派” 的标签，这是另一种假城里人式的新派作家。 人的品质、理性、信仰这些属于人性中最最基本的存在领域，就这样在新派 作家手中，在他们以大众思想感情为基础的解读中歪曲了，人的真正形像被他们 的变形手法再一次连根拔起，从而使人们在稀哩糊涂的迷宫中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建立一种道德判断，是首要的精神批判活动内容。人必 须是有品质、有理性、有信仰的。弗洛依德目睹了人性潜意识世界中的黑暗与非 理性，创立精神分析，以求人类在一种新的理性统辖之下，将其从本身所具有的 黑暗性中拯救、解放出来。加缪目睹了世界之荒诞、人性之冷漠，祈求、提倡人 类去反抗这个荒诞的世界，在一种古老的地中海式的克制精神中，重新恢复人性 的尊严与勇气。 伟大作家总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学家。 文字或许是蹩脚的，文体或许也是破旧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有 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体更为蹩脚的作家吗？一个作家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伟大 的作家，从来不会仅仅因为他能将文章写得特别的优美。 而“文学青年”则是一种可笑的名字，因为，它把文学与人生分成了两桩事 情，将文学变成了一种工艺。尤其是当这种发生在文学青年头脑里的文学形像， 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主流的精神现象时，这种可笑性便以更为荒诞的面貌出现了。 我们的文坛是由文学青年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事实。长期以来，将作品写 得美、写得新、写得符合时尚，这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学惯例。然而，当你还不 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你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吗？这样的写作对于你的精 神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需要经历无 数个反抗孤独、痛苦的时刻，这才能诞生出来的一种精神上的奇迹。而伟大作品 在最终意义上也总是对于世界、人性的混乱的一种澄清，一次对于人性堕落的拯 救，一种在由自身力量所释放出来的光明朗照中，欢呼人性最终胜利的一次次喊 叫。 宇宙或许是荒诞的，人生也可以是荒诞的，但是，发现了这种荒诞性存在的 人，却不可能是荒诞的。荒诞只不过是人性的一个面具。一个从来也没有体验过 幸福的人，能感受到痛苦吗？没有体验过爱情的人，他能察知人性的冷漠吗？只 有解放了的人，才会知道什么才是对于人的奴役，什么才是这个世界上的荒诞。 艺术必须是高于生活的，否则，也就没有艺术存在的必要了。美就是生活， 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说的话。当我们的生活已经意识形态化， 生活本身也就变得抽象了。 自然人性知道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幻想、欲望、 逃避、放纵、自大或者自卑。一个只有自然人性的人，他的内心抽象世界是不可 交流的，可供交流的只是他的物质形态而已：表情、陈述、或者表演，等等。我 们现在的文学，因为只是以自然人性为话语的，其精神、抽象性自然也就失去了。 在我们的评论界中，流行的说法是：这部作品漾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好像这就 是对于作品的最高的评价了。可是，什么又是生活呢？将会有一千种、一万种对 于生活的说法，那么，你究竟又在说什么呢？ 卡门将人的自由，看作胜过一个人的性命，这就是卡门。唐·吉珂德将人的 理想，理解为比现实真相更为重要的东西，他不求实践的证明，这就是唐·吉珂 德的精神。浮士德的一生，只是为了在最后，使自己心悦诚服地喊出一句：美呵， 生活！美呵，世界！一个在世人眼里活得悲惨的维特根思坦，临终之前说的却是： 告诉他们，我一生活得很幸福！他的幸福在哪里？苏格拉底说：我要到那里去（ 指死亡）。因为在那里我就可以永远地都在说话了，因为在那里我已经死过一次 了，也就再也没有人因为我从事哲学而杀死我了。 这些就是精神。抽象吗？自由、理想、美、幸福、哲学。是的，非常抽象， 但只是我们心中的抽象。那个爱幻想的卡夫卡说：虚构也是本质。人们仿佛是为 了某种抽象的东西活着的，最后，又以自己的一生、以自己的作品向这个世界、 向全人类宣布道：它们是存在的！ 伟人是罕见的，真正的艺术家也是罕见的。基督，这个西方世界第一个人类 的教育家，他和他的弟子们一起用意识形态话语写下了《圣经》，从而使一个抽 象的上帝，变成了大众面前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 一种极端的个人精神姿态，最终导致的结果还是一条通向全人类的道路。认 识自己，便也认识了人类。大思想家想的都是同一样东西。而只有意识形态的历 史，才是一部人类现实的历史。 历史永远都在抛弃着在大众舆论中产生的那些自以为是进入了伟大时代的历 史时期。而生活在大众思想、感情中的人，始终都是生活在历史相互隔绝状态中 的。因为，大众舆论归根结蒂就是一种自身缺乏历史感的东西，同时，它也是缺 乏自我意识的。它不能实现自我的否定与扬弃。 从大众舆论中，我们能够找到一部真正的历史吗？ 历史总是以它的哲学这才开始有了属于它自己的真正的声音。怀疑一切哲学， 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极为肤浅与可笑的见解。而人类历史文明的进步，事实上， 就是由这样一批不仅能够顽强地掌握着自己的思想观点，而且，还能清楚地将它 们表达出来的人所缔造、完成的。怀疑一切的人，这是一种意志瘫痪的表现。 我们不从语义学上定义哲学，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使用哲学这一术语。 在今天，我们研究一种意识形态，便是要去研究一种能够使我们的时代产生 一种属于人的哲学。中国诞生过哲学家，例如，老子，但是他的哲学是以一种非 人的形像出现的，而庄子的哲学则教人以反人的形像活在这个世界上。 诞生一种使人不仅愿意为它死，并且，更高的是愿意为它生的思想，世界上， 是唯有这种思想才是真正属人的。而其它属于非人、反人的思想，导致的乃是我 们对于今生受苦的忍耐与逃避，直接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在思想感官上对于美、 自由、爱、社会正义、人的尊严的种种迟钝与畏惧。而一个在今生不拥有这些存 在的人，他便是一个心灵死亡的人。 总是有两种不同涵义的人道主义归属于知识分子。而从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 上看，只要在从事写作，便是在从事人道主义的义务。因此，写作就是人道主义！ 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写作。 然而，那些宣称只为自己写作，可仍然还去发表作品的人，这是商品社会中 的一种人格分裂。它现在正在成为一种作家的姿态，这是人道主义思想的堕落。 萨特晚年，目睹越南难民的悲惨，忏悔他早年写作了《厌恶》。当全世界大 多数人还仍然生活在得不到尊严、社会正义的社会之中。对于少数人，对于后代 人实现人道主义，就显得虚假了。萨特的忏悔，这总是知识分子最高的良心、崇 高的原罪。 为时代写作，为活着的人写作，就是为一种意识形态去写作。为自己写作， 或者为全人类写作，这就是为宗教而写作。 〔未完待续〕■[目录] ———————————————————————————————————— 责任编辑：京不特、张桂华（特邀） 校 读：京不特 发 行：亦 布 万维制作：晓 义 主 编：祥 子 常务编委：建 云、秋之客、马 兰、非 杨、伊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