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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6

祥子

 谢谢数百位在万维站上填写读者问卷的 读者,使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把《橄榄树》办得更好,使之成为关注当代汉文学的人们的网上精神家园。从本月起,橄榄树文学社将设立一读者、作者邮件列表--橄榄树通讯录欢迎各位朋友更直接地加入《橄榄树》文学月刊和「现场」文化网站的编务。

  说到根据读者反馈改进《橄榄树》,让我利用这个机会也回答一些和来稿有关的问题。大部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橄榄树》的性质不同于市面上的常见刊物。《橄榄树》在根本上是由一批关心当代汉文学发行的人用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为文学作者们提供的一个免费的大众传播工具。《橄榄树》存在的目的,大家默默地为之无偿工作的价值,在于《橄榄树》发表着许多当时、目前较难得到大众传播机会的作品。如本刊编委京不特所说(大意):如果你看到一个优秀的作品,传播它就是你的义务。

  因此,不难理解,我们要求“请勿一稿两投”、“请勿投寄已发表稿件”,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橄榄树》有限的资源。严格地说,这一条不包括在小范围内发表过的作品。譬如,当代诗歌自《橄榄树》创刊之始就已不属于流行读物,很多优秀创作只出现在一些同仁性或境外刊物上,发表在《橄榄树》上可以使更多现在、未来的读者读到它们。这样的事我们很乐意做。为什么不把这一条例外明确地列出来?防止过多的批量生产的作品占用编辑资源。总之,这是根本点:《橄榄树》乐意为各种真诚的文学创作、批评扩大读者面。如果,您的写作因为种种社会、经济原因没有得到它应有的传播,《橄榄树》全体同仁愿意尽力协助您。

  《橄榄树》是最先明确版权的早期网络刊物之一,创刊期即申明:“本刊为非商业性电子网络刊物,作品版权归作者所有。”一九九六年初又首先申明“作品版权属作者,刊物版权属编辑部”这一为今天许多网络刊物采用的模式(一九九八年编辑部注册为非牟利性团体“橄榄树文学社”后,编辑部版权转至文学社)。一九九七年至今的版权声明更明确规定了橄榄树文学社/编辑部的版权范围:结集或单独发表《橄榄树》刊载作品的权力。换言之:作者可以自由处理在《橄榄树》发表的作品,但如果您不愿意让橄榄树文学社发表您的作品,请勿向橄榄树投稿。常常,用常识就可以减少不少资源的浪费,使志愿的编辑们可以把宝贵的业余时间化在更有价值的编辑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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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中,编辑部收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关于出版“橄榄树散文集”的约稿信,编辑部选编了部分《橄榄树》和「现场」散文做为初选。因为最终定稿尚有可能因出版社要求增删等种种未定因素,详情将陆续和作者联系。另,个别作者的联系地址有了变化,我们也在努力恢复联系中,以保证稿费可以顺利地送交作者。谢谢各位的耐心合作。橄榄树文学社将不断地为作品寻求更多的发行渠道,同时为作者争取应得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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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儿童节。我忽然发觉,虽然本刊每年三月总要组织一些与女性有关的稿件,以示庆祝,儿童节却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我们都听说过:子曰:唯女子、小人……云云。现在,女子的处境好些,小人的处境还是让人难过。我忽然想到这些,是因为一个日子每年总在这时出现在我的面前,挡住我的视野,使我不能不想一些和日子有关的事。一个已经过去的日子却不肯进入历史,让大家跨过去,这是件让人气恼的事。

  我当然是在说“六·四”。这句本身就是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一说就晓得是在说什么。但它却没有一个名字,只能用一二三四五六这数字去谈论它。我看这就是气恼的来源。不论你是用什么心情看它,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直到它有一个正名大姓,可以让大家呼唤,这个过去的日子就是现在的日子,不能安息。

  有人可能对我的这个埋葬历史的捷径不以为然:这么一个定义了!当代中国的日子,这个对当代中国的命运有决定意义!的日子,这个分水岭、断代!的日子怎么会、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地毙掉?看看八十年代的中国,看看九十年代的中国,简直是两个国家啊!

  早几个月,我和一位还不太熟的朋友的聊天,东扯西拉谈到生日:“我的生日好记,是你们的一个什么节日,八月一日,是个什么节日是不是?”“是的,八月一日是个节日。你不提,我都忘了。”也是个对当代中国有意义的日子。

  现在,大家不每年八月一日都在想那天发生了什么事,不少《橄榄树》的读者(尤其是台湾的、海外的)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个什么日子,这是一件好事。至少也是少个烦心,天知道,现在烦心的事很多,譬如家里有小人的,就有很多需要烦心的事。但为什么八月一日是这样过去了,六月四日却是那样地不肯过去?这个高深的问题现在被我研究出来了:原因就是八月一日有名字,六月四日没有名字。

  接下去的研究课题自然是:怎么八月一日就有名字,怎么给六月四日也安个名字,好分门别类地存进历史讲义。这个,我还没有研究出来,毕竟,这种事情和为孩子取名不一样,不是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想几个好听上口的字就成了。这就让我不安,恐怕这不死的日子会来和我搞不清。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就又不能不为小人难过了。

  朱也旷先生在本期的 《新小说的早晨》 中指出:“中国仿佛既是灾难深重,同时又缺乏苦难。一个不知道自身的苦难和没有领悟自身苦难的民族是没有苦难可言的。中国式的故事无论多么惨烈,却很少能深入到苦难的深度。最终,中国的苦难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已的。中国的历史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

  这话让我想了很多。我想其中对我来说最沉重的是:中国的苦难在最终总还是中国的,并不能出口转让。它只是不断地被我们用真正的无知和虚伪的“不知”推给了今天过节的小人。天真的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已经这样干了很久,可称精于此道。以我的人到中年的乐观,我们说不定还要这样干下去。但也许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在现在的小人里会出现一些大人,他们将把这些陈年的苦难从古今的丰乳肥臀下写出来、写出去。我希望是这样,我的希望也是这样。也正因此,每次听说谁谁谁“写出来”了,或者类似的话,我总是满怀希望地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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