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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3-30]
牛蛙上校传奇
作者:杰弗里·阿切尔[英]
译者:王雪飞


杰佛里·阿切尔(Jeffrey Archer),1940年生于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威灵顿学院。1969年入英国下院(House of Commons),当时属最年轻的议员。1985年9月至1986年10月,出任保守党副手(Deputy Chairman of the Conservative Pary)。 从1974年出第一本书起,共写长篇小说六本,短篇小说两本,剧本两种。从阿切尔的短篇小说集“A Twist in the Tale”的12篇作品来看, 其中不乏针砭时弊、扬清激浊之作,语言诙谐,情节生动,结局意外。正如一些评论所述:Jeffrey Archer plays a subtle cat-and-mouse game with the reader in "A Twist in the Tale"...... with our collective whiskers twitching in surprise.还有的索性称之为the best O'Henry-style! 百闻不如一见,请诸位读一读他的《肃贪奇才》( Clean Sweep Ignatius) 和《不留罪证的命案》( ThePerfect Murder),或许似曾相识,觉得是有些像美国的欧·亨利。

  在英国,有一座无须向全民募修的教堂。

  上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绑在一根木桩上,此处曾是他埋伏过的地方。他感到腿部发麻。他只记得大腿上曾被刺刀戳了一下。此时此刻,他意识到有蚂蚁在往上爬,它们成群结队朝伤口逼进。
  他心想还是昏迷不醒为好。
  这时,有人解开绳子,他那耷拉着的脑袋一下子栽进烂泥之中。他心里想,不如一死了之。上校好容易撑起膝盖朝旁边的木桩爬了过去。这根桩子上绑着一个下士,他可能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蚂蚁正在爬进他的嘴里。上校从这个人的衬衫上扯下一块布条,小心翼翼地绕在腿上,然后把它绑得紧紧的。
  时值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七日,这个日子将终生铭刻在上校的记忆里。
  这天早晨,日军接到命令要在黎明时分转移刚刚抓获的联军战俘。很多人没等出发就咽了气。理查德·摩尔上校也被列在转移俘虏的名单之中。
  二十九天之后,原先七百三十二人组成的盟军战俘队,只有一百一十七人到达了通昌。通昌战俘营的苦难岁月,一般人是无法体会的。这座警戒森严的战俘营,隐藏在新加坡以北三百哩的热带森林之中,里面一点行动自由都没有。任何企图逃跑的人根本别想在大森林内存活几天,但那些留下不走的人发现自己的生存希望格外渺茫。
  当上校初次到达这里的时候,战俘营司令官坂田少校通知他说,由于他是高级军官,因而让他来照管全体盟军战俘的生活福利。
  摩尔上校低头打量这位日本军官。坂田的个头约比摩尔矮一英尺,但这个英国人经过二十一天的长途跋涉,身体削瘦了很多,看样子这时的体重不会超过小个子的日本少校。
  摩尔刚走出日本司令部办公室,就把联军的士官如召集起来。他发现这批人凑到一块刚巧成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横截面,然而并不能因此断言他们个个都是各自国家的合格代表。每天都有人死于疟疾,死于菌痢,死于营养不良。摩尔上校突然之间明白了“死起来像苍蝇”这个说法的确切含义。
  上校从他的参谋人员口中得知,在战俘营最初的两年里,他们受命为日本军官搭建一些竹棚。必须等到竹棚搭完后才准许他们动工为战友修建医院,战俘自己的竹棚也是最近才刚建完的。两年中死了很多战俘,他们并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日军从早到晚的残酷折磨。然而,坂田少校却不是一个丧尽天良的恶棍,他的两条胳膊生得精瘦纤细因而人们送他一个别号,叫做“筷子”。他的副官高崎中尉(人称“丧门星”)和阿玉(人称“猪猡”)却大不相同,难友们警告摩尔无论如何要设法远远躲开这两个畜牲东西。
  没过几天,上校就发现了个中缘由。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决心在军队里鼓鼓劲,把业已衰落的士气提高一下。被俘人员中间没有随军牧师,于是他带领大家每天作一次简短的祈祷仪式。仪式一结束,大家就开始来到营地旁边的铁路上干活。他们日复一日,辛辛苦苦地铺设铁轨,以使日军能够更快地上前线打死和俘获更多的联军。在这里,若是有哪个俘虏被怀疑存心破坏修路工程,那他就是犯了“破坏罪”,不经审判就予处死。高崎中尉认为,擅自休息五分钟便算是犯了“破坏罪”。
  中午,俘虏们获准二十分钟合吃一碗饭,饭里通常有蛆;要是走运,他们还可喝上一杯水。虽然每天晚上收工回到营地时,大家都累得精疲力尽,但是上校还是要组织一班人去料理卫生,打扫竹棚和茅厕。
  没过几个月,上校就组织了一场英美足球赛。比赛成功之后,他们甚至还建立了一个营地球队。此外,令他更感到快慰的是,战士们跟着霍克中士学起了空手道。霍克是澳洲人,身体壮实,功夫不凡,够到佩带黑腰带的级别,他的口琴也吹得不赖。经过了漫长的森林跋涉之后,这把小小的乐器居然还能保得住,倒是一件幸事。可大家认为口琴迟早会被搜走的。
  摩尔每天都暗下决心,一时一刻都不给日本人留下一个“联军已被整垮”的印象。虽然,他来通昌后瘦掉了二十镑,而且每天至少有一个下属丢了性命。
  日本历来认为对待自愿当俘虏的人要像对待逃兵那样毫不留情。但是,战俘营司令官倒是不曾当面给摩尔上校多大的难堪,这一点确实令上校大为诧异。
  “你倒像一只英国牛蛙,”一天晚上,畈田少校看见摩尔在雕刻养蟋蟀的竹筒时说。上校笑了,他很少这么微笑。
  摩尔的真正麻烦来自于高崎中尉及其仆人,他们认为这些联军战俘只配当着叛徒对待。高崎在同上校本人相处时总是有收敛,可对其他被俘士官却肆无忌惮,结果,联军有限的口粮常被克扣没收,弄不好还叫他们的肚皮吃一枪托,甚至最后把他们往树上一绑,连续饿上好几天。
  每次上校对司令官诉说不满时,坂田少校都能耐心听完,并且尽力追查主要肇事者。最令摩尔感到庆幸的,莫过于那天看见“丧门星”和“猪猡”登上火车,离开通昌上了前线。司令官指派秋田中士和司寿下士接递了他俩的工作,战俘们戏称这两人为“糖醋排骨”。但日本上级指挥部还派来一位新副官大泽中尉,时隔不久,人们便送他一个外号叫“魔鬼”,因为他虐待俘虏,手段之残暴,远远超过了“丧门心”和“猪猡”。
  随着岁月的流逝,上校与日本司令官之间越来越敬重。坂田甚至告诉他的英国俘虏说,他已经申请上前线去参加真正的战争。“如果说,”少校补充道,“上级批准我的请求,那我身边就只带两名军士去。”
  摩尔上校知道,这位日本少校是想带走他的“糖醋排骨”。然而,令他担忧的是,一旦把这三个容易相处的日本人派往前线,而让大泽中尉留下来管战俘营,那末,战友们将遭受什么样的不幸呢?
  
  一天,坂田少校走进他的棚子,摩尔上校感到有些蹊跷,因为坂田以前从不走进俘虏住的竹棚的。这时,上校把手中的饭碗搁在桌上,叫三位正一块吃早饭的联军军官到外面等候。
  少校立正敬礼。
  上校站直六英尺之躯对坂田还了个军礼,并低头注视对方的眼睛。
  “战争结束了,”日本军官说。摩尔顿时一惊,恐有不测之事!“日本无条件地投降了。阁下您,”坂田低声说道,“现在就来管战俘营吧。”
  上校立即下令把所有的日军军官关押在司令部大院。命令一下,部下们便分头行动开了,与此同时,上校也亲自出马,开始了搜捕“魔鬼”的行动。摩尔穿过操场径直来到日本军官的院落。他找到了副官住的竹棚,跨上台阶,使劲推开大泽的房门。呵,眼前的情景啊,叫摩尔这位新任司令一辈子都忘不了!过去,上校虽然也从书本上读到过有关切腹自杀的描写,但这种最后行动究竟包括哪些具体细节,他却一无所知。想必大泽中尉死前捅了自己上百刀呢。满地的血污、薰天的臭气以及残缺的横尸惨不忍睹,实在恶心。地上要不是有颗人头的话,简直无法认定它曾是属于人类躯体的一部分呢。
  上校命人把大泽的尸首搬到营门外头掩埋了。

  当日本最终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正式投降书时,通昌战俘营的全体官兵聚集在营地唯一一台收音机面前,收听受降仪式的实况。接着,摩尔上校在营区广场号召大家全体出动组织了一次大游行。时隔两年半,摩尔再次穿上军装时样子挺滑稽,好像是出现在正式宴会上的法兰西小丑。他代表联军从坂田少校手中接受了降军的军旗,然后命令败军官兵升英美两国国旗,与此同时,霍克中士用口琴吹奏英美国歌。
  接着,上校带领联军和日军全体官兵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感恩仪式。

  自从上司易人以来,摩尔上校一连好几星期都在等待着回国的消息。不少战友已经接到命令,开始了长达万哩的艰苦跋涉,取道曼谷和加尔各答返回英国。可是,上校却没有接到这种命令,他望眼欲穿,空等着书面遣返令。
  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来了一位衣着考究的青年侍卫官,他奉命前来战俘营求见上校。他被带到司令部,先行礼,后握手。理查德·摩尔打量着这位青年军官,从他的健康气色来看,他显然是在日本投降很久之后才来到远东地区的。这位连长交给上校一封信函。
  “终于可以回家了,”年长的上校舒了口气说,他撕开信封一看,好家伙,可能还要等上几年才有希望离开通昌水田,返回家园重见林肯郡那片绿油油的农田。
信中要求上校前往东京,代表英国出席即将在日都进行的战犯审判。英国政府卫队的连长罗斯将接替通昌战俘营的指挥工作。
  
  审判庭将由十二名军官组成,马太·汤姆金斯将军任庭长。摩尔将作为唯一的英国代表,直接向将军本人报告。信函要求他“只要方便,尽快赴任”。待他抵达东京后再向他提供具体细节。信末写道:“倘若审议过程中需要本人从中相助,欢迎你毫不犹豫地同本人联系。”此函是克莱门·艾特利首相亲笔签发的。
  身为军官,不作兴违抗首相的指令。于是,上校不得不放弃立即回国的想法,改赴日本,留驻较长一段时间。
  组建审判庭花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摩尔继续督管英军官兵的遣返工作。文书源源而来,手下有些军人身心憔悴、无比虚弱,上校认为有必要先让他们在精神与体力上休整恢复一下,然后才能送他们上船遣返不同地点。还有一些人,在正式接受日本投降过了许多日子之后离开了人世。
  在营地待命期间,摩尔上校指定坂田少校及其两名日军军士充当自己的联络官。他对秋田中士和司寿下士两人相当信任。地位的突易并未影响摩尔与坂田这两位资深军官的关系,但坂田在上校面前承认:真希望死在保卫国家的战斗中,不该活下来忍看自己的国家受辱。上校发现日本人在命运莫测之际默默等待的日子里,依然是军纪严明,绝大多数官兵暗自推测:战败的结果自然是难免一死。
  
  审判团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在东京召集第一次全会。作为少数免于战火的大楼之一,昔日的皇家法院位于东京市银座区,汤金斯将军占用了第五层楼房。汤金斯五短身材,脾气急躁,他的参谋官称他为“五角大楼的小罗卜头”。他直至开审前一星期才动身来到东京。参谋官直言不讳地告诉摩尔说,看样子将军倒是若无其事哩,传到他耳中的“嘀哒嘀哒”的响声不过是来自于将军的秘书室。但它传到受审者的耳中时,情形就不一样了,毫无疑问,谁都清楚将军会怎样判罪定刑。
  “要把每一个小眼睛黄皮肤的杂种都统统绞死” ── 这句话成了汤金斯的口头禅。
  在一座古老的法院里,十二人组成的审判团围坐桌旁,开始行使他们的生杀大权。从开会情形来看,将军是无意考虑“减罪条件”、“以往记录”和“人道原因”的了。听完汤金斯的观点,上校开始为那些被将军提审的无辜日军士官的性命忧心忡忡。
  上校很快发现,审判团中有四名美国人所持观点和他差不多,也不太赞同将军独断独行、大包大揽的判决方式。其中两人是律师,另外两人则是最近参加过攻击战的士兵。他们五人相互配合,着手抵制将军的偏激决定。在随后数周内,他们已经得以说服在座的一两名审判员,将好几个先前判成绞刑的日军改为无期徒刑,因为他们绝不可能属于犯有所控罪状的那种人。
  每次就这类案子进行辩论时,汤金斯将军都毫不掩饰地藐视他们五人的意见。“该死的亲日分子,”他常常这么含沙射影地说,有时甚至还公开咒骂。由于将军继续凌驾于十二名审判员之上,摩尔上校的努力实在难以凑效。
  在决定那些曾经掌管过通昌战俘营的日军命运时,将军大人一上来就宣称要把这些日军军官统统绞死,连个装装门面的审讯都不屑一顾。有五位审判员提高嗓门表示反对,他看后竟无动于衷,一点没有吃惊。摩尔上校动情地说起自己当年以战俘身份被囚禁于通昌的往事,接着便请求为坂田少校、秋田中士和寿司下士辩护。他以充足的理由指出,若是绞死这三人,那就显得太野蛮了,无异于当年日军的暴行。他坚决要求改判他们无期徒刑。与此同时,将军一个劲地打哈欠,根本不高兴听上校的发言。而当摩尔刚一完成辩护,汤金斯二话没说就让大家表决。结果是6比6,大大出乎将军的意料。一位原先同将军站在一边的美国律师也举手加入了上校这一派。将军在表决时不假思索地倾向于判处绞刑。汤金斯隔桌扫视了摩尔一眼说:“我想该吃午饭了吧,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咋样,我可是饿坏了。这时候谁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公正地对待那些矮小的黄脸杂种吧。”
  摩尔上校从座位上立起身来,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间屋子。
  他疾步走下法院的台阶,叫司机尽快送他去一趟位于市中心的英军指挥部。路虽不远,花的时间却不短,因为不管白天黑夜,街上总是挤着各色各样的人群。上校一踏进自己的办公室就命令秘书挂个伦敦电话。秘书开始拔号码的时候,摩尔到绿色文件柜跟前一连翻阅了好几叠卷宗,终于找到了那份标着“私信”二字的材料。他打开文件袋,抽出一封信来。他这么做是想核实一下自己是不是准确无误地记住了那句话……
  “审议过程中若需本人从中相助,欢迎你毫不犹豫地同我联系。”
  “他来接电话了,先生,”秘书紧张地说。上校走到电话机面前等了一会儿。对方一开口讲话,他就不由自主地做了个立正姿势,电话里传来亲切而以斯文的声音:“是你么,上校?”于是,理查德·摩尔解释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他得到了所需的授权。这个电话前后不过打了十分钟光景。
  刚一挂上电话,摩尔就立即赶回法庭。他径直走进会议室,与此同时,汤金斯将军正朝位子上落座,即将开始下半天的议程。
  将军刚刚宣布审议继续进行,上校就抢先站了起来。“我想发表一项声明,不知是否可以?”他请求道。
  “请吧,”汤金斯说,“但要简短一些。还有更多的小日本要我们去处置呢!”
  摩尔上校扫视了在座的另外十一个人。“先生们,”他开始发言,“我正式地向该委员会辞去英国代表之职。”
  汤金斯将军无法掩饰自己的喜色。
  “我的辞职,”上校继续往下讲道,“乃是出于无奈,但已得到了我国首相的支持,我是几分钟之前与首相通电话的。”听到这一消息,汤金斯的笑容一下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紧蹙的双眉。“我将回国当面向阿特利先生和英国内阁陈述本审判庭的具体做法。”
  “你听我说,孩子,”将军开始说话,“你不能……”
  “我能,先生,我要这么做。不像你,我可不愿意在后半生中让无辜士兵的鲜血沾满我的双手。”
  “你听我说嘛,孩子,”将军重复道,“趁你还没有做出任何可能后悔之事以前,让咱们至少把事情谈个透吧。”
  于是,他们一直谈到晚都不曾休息。最后,坂田少校、秋田中士和司寿下士被改判为终身监禁。
  不到一个月时间,汤金斯将军被五角大楼召回,由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荣立功勋的杰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接替此职。
  此公接任后的几周内,有二百二十九名原先被判死刑的日军战俘统统获得了减刑。
  摩尔上校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返回林肯郡,战争时期的残酷现实与和平时期的虚伪世态,林林总总,一切他都饱尝过了。

  时过不到两年,理查德·摩尔接受圣旨,在萨福尔克的韦德尔比齐一个寂静小村庄当了教区牧师。他挺喜爱这个职位,虽然在教徒面前很少提起战争往事,但他却常常想起他在日本度过的日日夜夜。
  “为谋生和平的人们祝福吧,因为他们将……”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圣棕树节”的上午,牧师开始诵读祷辞,一句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教徒们抬起头来一看,牧师正满面笑容地注视着第三排座位上的一个人。
  那人被牧师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低下了脑袋。就在这时,牧师赶紧往下诵读祷告辞。
  做完礼拜,理查德·摩尔等候在东门口,想要证实自己刚才是否认错了人。分别十五个春秋之后,两人终于再次晤面,彼此鞠躬后紧紧握手。
  那天他们在牧师舍下共进午餐,其间,牧师欣闻“竹筷”坂田君只坐了五年监牢就获释了。根据盟军与新组建的日本政府达成的协议,所有未犯死罪的战俘应当予以释放。上校又打听“糖醋排骨”的下落,少校则如实相告:他同秋田中士(即“糖排骨”)失去了联系,但司寿下士(即“醋排骨”)却跟他本人在同一家电子公司就业。“我们每次见面,”他告诉牧师说,“就会念叨‘英国牛蛙’ ── 我们的救命恩人。”

  此后一连好几年,牧师和他的日本友人一直书信不断,两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不断升迁。坂田有先生受命掌管大阪一家大型电子公司,十八个月之后,理查德·摩尔当上了林肯郡大教堂的长老,人称“理查德·摩尔高级牧师”。
  “我从伦敦《泰晤士报》上看到你们教堂正在募修屋顶,”坂田于一九七五年从日本写信来说。
  “情况其实很简单,”教会长老在回信中解释道,“在英国,所有的教堂,要么是破烂不堪,要么是被炸得一塌糊涂。我想,破烂不堪的教堂恐怕是无可补救了,而那些被炸的教堂至少还有修缮一新的机会吧。”
  几星期之后,主教收到来自日本一家颇有名气的电子公司的一万英镑支票。
  一九七九年,当理查德·摩尔高级牧师被提升为汤顿主教时,日本最大的电子公司新任总裁专程飞抵英国,出席他的加冕大典。
  “我发现你们又面临着修缮教堂的问题,”坂田有抬头望着经坛两侧的脚手架说,“这次需要多少费用?”
  “一年至少要花两万五千英镑,”主教不加思索地答道,“为的是确保在我庄严布道时,屋顶不致于塌下来砸在信徒们的头上。”他走过那些仍旧带有修缮痕迹的地方时叹道,“我刚接替新职就打算正式发起募修教堂的活动,以确保继任者不再需要为教堂屋顶操心。”
  总裁连连点头表示理解。一星期后,一张价值为二万五千英镑的支票就寄到了牧师的案头。
  主教搜索枯肠,写信致谢。他心想:万万不可造成误会,从而使“竹筷”以为本人有可能将这项慷慨馈赠挪作他用。那样就难免会辱没他的友情,到头来落得个一刀两断的结果。摩尔一遍又一遍地起草,以确保这封手书长札在定稿之后能够在外交部分管日本事务的官员进行审查时顺利地通过。最后,他终于把信寄出去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理查德·摩尔越来越懒得动笔给老朋友写信了,一年通信基本不超过一封,因为,每去一封信肯定就引来又一笔更大数额的支票。到一九八六年年底再次写信时,他只字没提教会长老关于要在八八年募修大教堂之事,也没谈及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免得让这位日本君子背上一种责无旁贷的思想包袱,因为他的医生警告过:他在通昌战俘营备受磨难时落下的疾病,要想在今天除根是没有指望的。
  主教于一九八七年一月着手组织募捐委员会,威尔士亲王亲自担任赞助人,当地县官大人则担任委员会的主席。摩尔主教在开场白中向该委员会提出,他们有义务在一九八八年募集一笔不低于三百万英镑的款子。于会者一听个个面有难色。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一日,在为一场乡村板球赛充当裁判时,汤顿主教心脏病突然发作,当场晕倒了。“请记住,小册子一定要赶在下一次集会之前及时付印呵”——这就是主教大人留给当地球队队长的最终嘱托。
  摩尔主教的追悼会在汤顿教堂举行,坎特伯雷大主教亲临主持。那天,教堂内座无虚席,每条长椅都坐满了人,不得不打开朝西的那扇大门。那些迟到者只好借助于集市广场的高音喇叭聆听大主教的悼词。
  教徒当中三三两两地出现了日本老人,这在漫不经心的旁观者看来必定有些迷惑不解。
  悼念活动结束时,大主教在礼拜堂内单独约见世界最大电子商社的社长。
  “您就是坂田先生吧,”当一群日本人中走出一位先生时,大主教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感谢您不厌其烦地给我写信,让我事先得知您的行程,如今终于相见了,幸会幸会。主教生前一谈起您,就充满着挚友般的深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曾把您唤作‘竹筷’吧。”
  坂田先生深施一礼。
  “我还得知,您的慷慨相助,使他在过去很多年里一直觉得欠了您的情啊。”
  “不,不,不是我,”昔日的少校回答说,“和我这位已故主教朋友一样,我只是上级的一个代表。”
  大主教脸上露出不解之色。
  “是这么回事,阁下,”坂田继续说道,“我只是本公司的社长,能否让我荣幸地介绍您认识我的总裁?”
  坂田后退一步,让一个更为矮小的人物走到前面,大主教原先还以为此人不过是坂田先生的随从呢。
  这位总裁深深地鞠了一躬,还是一声不响,他双手递给大主教一只信封。
  “我可不可以把它打开?”教会首领问了一句,他并不知道:依照日本的风俗习惯,要等馈赠者离开后才作兴打开来看的。
  小个子又鞠了一躬。
  大主教撕开一只信封,抽出一张三百万英镑的支票。
  “已故主教肯定是您特别亲密的朋友,”大主教此时已经想不到更好的话来了。
  “不,阁下,”总裁回答说,“我那时还够不上这份殊荣呢。”
  “那么,他以前肯定积德行善,非同寻常,才值得受此慷慨馈赠。”
  “他在四十多年前见义勇为,恩重如山,我今天实难回报于万一。”
  “看来他必定是记得你们的,”大主教问。
  “他可能是记得我的,但是,即使记得,他最多只记得我是‘糖醋排骨’中一根带醋的排骨。”

  在英国,有一座无须向全国人民募修的教堂。


■〔寄自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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