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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4-20]
·柯 平·
余 怀 出 游


背  景

  一个由丝绸、瓷器、太监、指南针、火药与房术构造的春天突然毁于一场风雨。一架显赫、威严的国家机器顷间如出土的陶皿一样碎裂。一团燃烧的明亮庞大的火焰无声漫漶出大水。一座上演着党社倾轧、宫庭内讧、权力争斗的重彩浓墨的舞台最终成为审判它自己的祭台——这是熟悉历史的人士对发生于明末甲申乙酉年间那一段扑朔迷离、奇峰叠起的史实一般所持的观点。由于它的开始与结束都是来得那样迅疾而不可思议,象一场突然的雪崩或猝不及防的地震,以至这个古老、腐朽的国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它的皇帝、臣僚、百姓、士绅以及知识精英阶层都来不及从富国强兵的虚拟神话中抬起头来,向他们血肉相依的祖国再深情地望上一眼——甚至来不及为它唱一阙挽歌或洒上几滴苍桑而悲痛的泪水。
  没有人能够逃脱国破家亡、河山蒙羞的不幸命运。是的,同时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有效地反抗它。北京帝国的政治舞台在历经同室操戈、群雄逐鹿、铁骑践踏的悲惨一幕后,终于丝竹鼓钹交响、宣告新剧上演。到处是饥民、车马和挈家鼠徙的逃难者的队伍。东长安街两旁的裁缝因一年中反复改制上朝的吉服从而发了大财。通往雍和殿的白玉台阶上挤满悲喜交集、诚惶诚恐的新官旧僚,和颂赞的诗篇。而天安门城楼绣有狰狞青龙的那面旗帜已不可抗拒地成为一个新的时代最醒目、骄矜的标志。阉党。复社。袁督师。七大恨。闯军义帜。蓟辽血战。将军冲冠一怒。而皇帝泪流满面吊死在煤山的古槐上。桃花扇底的南朝。柳敬亭书板背后的江山。这些仿佛电影蒙太奇的镜头曾作为现实的血淋淋的触角,现在却静静沉淀在被剪去头发的记忆的深处——纹丝不动——犹如老僧入定。没有人再试图以血肉之躯去抵挡箭矢与斧钺。是的,同时也没有人再愿意以死节去祭奠那个鄙夷知识、践踏文明的昏庸的王朝。即便是在被誉为反清复明大本营的苏州一带,据清末发现的无名氏《吴城日记》记载,自一六四五年六月初三日清军入阊门,三天后就出现“城内外百姓相约,每图为首一人,手执黄旗一面,上写某图民投顺大清国,余人各执线香,争往大营纳款”的踊跃场面。不到两年由士绅乡民自愿捐资塑建的当地占领军最高统帅都察使土国宝的生祠——作为百姓感戴郡守政绩的最高表现形式——已巍然屹立在虎丘李公寺之右。而江南抗清领袖顾亭林顺治年间的突然过江北上,据当代学人王春瑜先生考证,也并非前人所谓为联络义师颠覆清廷,而是试图通过对北方地貌、山川、吏治、经济、物产等的综合考察,将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他在北京新政府中已担任重要职务的多名学生,“直接、间接地为清朝的统治服务”。这样的结论相信对很多人的爱国主义都是一个很残酷的打击,但由于它证据充分,言之凿凿,也只好让人不由得感慨系之。
  毫无疑问,同样的景象当然也出现在曾作为六朝故都,无奈已王气黯然的南京——而且以更直接也更生动的方式。秦淮旧院入夜低垂的珠帏绮疏、竹帘纱幔深深隔断了前朝的沧桑。河上的灯鼓画船在拂去篷顶的硝烟与战尘后,也大都已经恢复当年脂香粉腻笙歌彻夜的盛世气象。柳叶渡口的春宵,丁字帘前的花朝,前度刘郎与王谢燕子纷至沓来,“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碍宿娼”(施康强先生语)的才子名士在掌握发辫的拆编技艺以后,私下里很快又开始蠢蠢欲动。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信号是顺治七年新朝权贵龚芝麓一掷万金迎娶名妓顾眉生,其才调韵事大可媲美于此前柳如是之嫁钱谦益,董小婉之归冒辟疆。而吴伟业与卞玉京的恋情虽因吴的矜持与多虑,一时难成其好事,但名士美人芳心暗许,灵犀别通的欢好场面毕竟也只有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里才有可能产生。因此,乌衣巷至钞库街一带月夜重现的钗香鬓影、红巾翠袖是否可看作是一个新的开明时代的某种衍生物,答案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深谙怀柔之道的满清政权在以武力征服了一个民族倨傲、虚弱的躯体的同时,也在它的血液与思想中注入了新的活力。异族入侵,朝代更替对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更如同一出公案戏里中间的座位上换了个主儿。治人的依旧治人。治于人的依旧治于人。居庙堂之高的依旧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依旧处江湖之远。当时代开始以某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速度与方式从容运转,人民安居乐业。商贾熙去攘来。新老儒生继续埋首故纸堆中克己复礼,为三年一度如期举行的会试而努力奋斗,而知识精英、党社魁首经过一段时间的迷惘与失落——在生命取向与民族节气之间进行痛苦抉择——也终于羞答答地扯去罩在脸上的道义的面纱,先后走上与新政府坦诚合作的政治不归路。其中甚至包括象黄宗羲、吴梅村、付青主这样曾经以抗清领袖著称的知名人物。“自有明既亡,吴中好事者亦弃去巾服,以隐者自命……既而天下荡平,苦其饥寒顿踣,有能初终一节,且老死窗下不恨者,盖实无几人!”作为同时代人的汪钝翁这样尖刻的论调当然出于某种程度的自我解嘲——为自己明亡不久即在清廷担任刑部郎中一事大加开脱。但任何人只要有兴趣对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坛作一清点或鸟瞰,就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完全基于当时的事实——的确相当残酷——然而不容回避。尽管在后来的文学史和历史课本中,我们读到的却是满纸犹如平型关或台儿庄那样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和民族英雄。

人  物

  当明室倾覆后一直象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并有幸出现在汪那张“以隐者自命”“初终一节”的人物名单上的余怀一六一六年出生于古城金陵,并在那里长大时,他在当地人的眼里却依然不能被看作是地道的南京人。这显然与他的移民身份有关。事实上他的老家在福建莆田,仅仅因为走私贩运洋货的父亲在江南经商的偶然暴富,才决定在当地置产买宅,娶妻生子。根据与他全家都渊源甚深的方文《涂山集》里的有关线索加上李笠翁移家金陵后与他的书札往来,可以大致推断当时他家的具体位置是在城东西华桥驾装巷一带。限于资料的匮乏,不清楚这位洋货巨商的儿子幼时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他的一身惊人才学传自何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仅二十岁以前他在文坛名气就已经很大,手边的一个现成例子是当时名扬吴中的前辈诗人葛一川出版文集时,就曾慕名向他求序。这以后他在明末重臣苏州人大司马范公幕中短暂担任过平安书记一职,业余时间则依旧与孙克咸、姜如须、方坦庵一帮朋友在他终身就读且好学不倦的名牌社会大学——秦淮两岸的妓院里厮混。他的性启蒙老师中既有尹子春、李小大、顾喜这样的风韵徐娘,也有顾媚、李香等少年名妓。崇祯壬午他参加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科举考试。当时他正与曲中翘楚李十娘的侄女媚姐相好。据余晚年自己回忆,那段时间后者每天都在床上以一种民间方式卜卦,祈祝他能够一举高中。当然,象旧时代绝大多数才华盖世、命途乖戾的名士才子一样,这次会试的结果也相当不幸。尽管整件事情只是出于对家庭压力的敷衍,这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在内心仍然无法原谅自己,以至于“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终年不相闻矣。”
  乙酉鼎革那年余怀刚过了二十九岁生日。面对清军攻陷扬州,南京城破在即的黯淡现实,江南的巨室大户纷纷南迁,他和全家也只好凄凄惶惶加入了逃难者的队伍。此前他已经逃过一次——躲避大顺国的流兵——并渡过钱塘江一直逃到绍兴境内才敢停下脚步。战争与动乱所带给余怀全家的灾难看来也足够受的。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和妻子,还有店铺和一部分藏书。唯一可供慰藉的是他的艺术。当年由汲古阁精刻的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如《江山集》《甲申集》《五湖游稿》等几乎均写于明亡以后的数年之间。另外从林佳玑《江山集》序中所说的“今淡心豪情逸韵,不以衣食累诸公”,以及他平时纵酒、征色、到处买书,在一次旅行中随随便便“又买一舟,载书画酒茗,以锦缆牵于大舫”这样的豪绰出手来看,可以推测他家的财产在战乱中虽遭受到一些损失,但相比一般中产阶级依然毫不逊色。这大约也是他为什么能在此后几十年的遗民生活中一直维持不事生产、放歌纵酒的现状的秘密所在。
  入清以后余怀的表现显然有别于他的同时代人。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形象是“暂向西园采薇蕨”“吞声忍恨归山丘”——一种想像中的效仿前贤伯夷叔齐的隐士生活,而实际上也就是在南京的家中闲着呆着,诗酒自娱。与统治者采取既不斗争也不合作的态度。仿佛一个现实的盲师或时间遗忘症的患者——出于某种刻意表演。生活在他眼里有些象是两百年后某些西方现代派名剧所演绎的境界——既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站将来。除了依旧去丝竹重整的秦淮曲院里听歌观剧,他的另一项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寻找各种理由出游,通过凭吊山川胜迹,谒访海内耆旧以排遣胸中郁积的块垒。这样的方式虽说不上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却是唯一能令他钟情并忘怀现实的最佳选择。他的朋友吴梅村当然看出了这位落魄才子的肝胆与故国山水之间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因此曾将他一次次辄然独游的屐履譬之于“阮步兵途穷之哭,谢康乐凿山之游,谢太傅讽海之舟,韩吏部华山之恸。”现在所能考证出的他多次频频光顾的城市先后有苏州、华亭、嘉兴、青浦、湖州、海盐和嘉定。啸傲。沉吟。濯足沦浪。剪烛西窗。把栏干拍遍或将风尘倦容贴在道旁的半截残碑上,看来这些都是让一个前朝遗民找回自己从前的祖国的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在其余的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将发现包括伎乐、美色、酒,甚至娈童在内的世俗欢乐对他仍然有着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如果你是一位慕名拜访的当地文学青年,想要向他请教,不妨可以到戏院中间的雅座间去找一找。或者——那就更方便了——妓院当红粉头的床上。
  这期间他还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和他的其他著作不同,《三吴游览志》一书最初仅仅作为私人日记被压在他的枕头底下,死后才偶然由他人发现,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圈子里流传。考虑到作者的政治背景这应该不是很令人意外的事情。何况书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悖逆时尚的语句和对文坛权威人物的尖锐批评。尽管余怀不是经常这样锋芒毕露,但相对于他在此书开头部分所声称的面对“江山花鸟,洞壑烟云,画舫朱楼,绮翠锦瑟,丽客高僧,以及荒榭遗台,残碑寒驿……若置其身于空青缥渺之间,而不复知行路之艰难,与羁旅之憔悴矣”却是一个不小的讽刺。一个想要通过出游逃避现实的人,当然就象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那样愚蠢。在以下对这个“私人照相簿”式的珍贵文本的介绍与剖析中,我们将很快就看到:旅行中,三吴幽绝的山水并没有如他出行以前所指望的那样遮去生活中的阴暗部分,相反,它以一种更强烈也更集中的方式唤醒了他胸中熟睡的故国之情和年华蹉跎之恨。当他以简洁、传神的文字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刻蓦出来,一个典型的沦桑、孤傲的前朝遗老形象于是跃然纸上。尽管那一年,他的实际年龄甚至还不到三十四岁。

路线或行踪

  初春。从南京出发。又一次辞别家中尊长和年未及冠的二子一女。以及新置的姬妾。斜泊于桃叶渡口的豪华私人游艇中满载着酒瓮。书籍。琴箫。纸墨。以及成箱成柜的戏装。这是他每次出门都必须配备的不可或缺的行头。时间是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年)四月初一的早晨。这个具体纪年应该为日记中所没有,考证它当然也颇花费了一番精力。另外细心的读者还将发现景点与行期的分布上看来也不尽合理,虽说整个旅程总共约有八十来天,但非常蹊跷地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他一直以旅行途经的借口逗留在华亭。由于事情的真相后面自有交代,请允许我暂且模仿一下那些手艺精湛的侦探小说作家——在这里先设置一个小小的悬念。
  在四月六日抵达苏州,招上艺人王公沂结伴同行以前,旅行的最初几天他几乎坚持以一天一座城市的速度进行,而且潇然一身。寻访故友,饱览山水,随看随记。其形象完全符合我们对一个兴致勃勃的旅游者的主观想像。日记里有他在句容钟无期宅中留宿的记载,丹阳由于是他风月场上的铁哥方坦庵的地盘,自然玩得也分外开心尽兴。“忽不知沉疴之去于体也”——连离家时就略染风寒的病体也翟然而愈,以至半夜深更还要到城东沿河的花舫上去闹,最后找来陈姓李姓两名少年男子睡上一宿才告罢休。奔牛没有人事方面的记载——可能因为不熟——因此在日记里也只能找到一个有关地名由来的典故。无锡的烟雨在余怀看来仿佛米南宫湿笔山水的某种意境:“空蒙有无,云气与天相接,不复辨草树峰峦岭岫也。”他还特意移舟惠山品泉并为它的甘于屈居天下第二愤愤不平。作为个人行动的实际表现,他当场掏钱一下买了数十瓮置入舟中。“初五晴,舟过虎丘,徘徊山门外,拟买一庵作六月息,饱餐枇杷杨梅,此时未免作道逢曲车想也。是日闻黄鹂声,啖樱桃甘蔗,买新□(上山下介)茶。”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觉他一直逗留在苏州。阊门。半塘。三板桥。平远堂。这里是他精神中的第二故乡,歌馆曲院,僧舍道观间到处是他的新交故识。事实上去年此时他就曾在这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忆去年暮春,公沂与吴中诸君邀余清泛,挟丽人坐观音殿前奏伎,丝肉杂陈,宫徵竟作,或吹洞箫度雅曲,或挝渔阳鼓唱大江东,观者如堵墙……。”除了访友,猎艳,唱曲,听书,在苏州的活动似乎还有两件事情值得特别一提。一是他对前辈作家王元美颇具权威的《艺苑卮言》一书的批评。此人系嘉靖间大名士,其文艺思想对后世深具影响,并被清代学者一直认为是小说《金瓶梅》的作者。余怀认为他的学问博而不精,与杨升庵犯的是同一毛病。二是四月八日烟雨迷离中他与王公沂在舟中洗□(上山下介)自烹后即兴为湖州□(上山下介)茶写的那篇广告式文字。此茶出湖州长兴西南六十里之罗□(上山下介)山中,尤为明清士大夫阶层所酷嗜,从陈眉公,龚芝麓到袁随园辈,莫不甘之如饴。从文中对 茶采、洗、焙、藏等独特工艺的熟悉程度来看,说作者到过当地甚至还有实际制作经验恐怕不算言之无据。而我的遗憾仅仅在于作者所处的年代——生于三百五十年前的明清之际,不然有他这样全国知名的诗人学者不遗余力地为之吹嘘推介,我想当地政府肯定是愿意拿出很大的一笔钱来的。
  然而余怀在苏州的行踪尽管诗酒风流,飘逸潇洒,是一个如同唐伯虎、候朝宗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的形象。但如果谁据此想象他青衫白袷、锦披峨冠的华丽服饰——象我们在新派古装戏里所见的那样——估计要出问题。至少当时他的头上除了已拖着一根屈辱的辫子,应该还有一顶象今天海边渔民所戴的那种斗笠,笠顶甚至还系有一绺模样古怪的红缨。因为就在他到达苏州的两天以前,当地清军政府突然在城内四处贴出告示,下令“时当初夏,民间俱应戴凉笠,缀以红缨。小帽满巾,俱不许戴,五日外以违制处。”考虑到余怀在法律生效日以后还一直呆在苏州,因此那个西塞山前斜风细雨中张志和式的渔翁模样,想必也非得扮演不可。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在头颅与思想之间进行残酷选择的大事。当然我这样说丝毫没有任何限笑他的意思。相反,我钦佩他通达的人生态度,也同情他的遗民身份在当时国家的政治条件下所承受的屈辱与压力。
  四月十二日天气晴暖,他与王公沂一早就驾舟出发,这次的旅行目的地是二百里外的江南文化重镇华亭,明清之际那里的才士高人从董其昌到陈眉公、陈子龙、董孟履真可谓多若过江之鲫。途中花费的时间为三天两夜。当天中午和风丽日中如果他像往常一样推开船窗品茗闲眺,正好可以看到顾炎武、归庄的昆山。可是因为意外事件的干扰——一个舟中女郎,“鬓发如绿云,美姿容,衣罗衫,弄手腕荡桨,翩若惊鸿,杳不知其所之”,使他的注意力被全部吸引过去。此前一天他在苏州半塘也有过类似艳遇,当时他甚至还情不自禁放舟急追了一阵——有如当代开放城市里某些马路求爱者的骠悍作风——后因实在追不上才只好怏怏作罢。而第二天薄暮舟过绿家滨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深沉、儒雅的景象。这里有他一个认识的朋友赵仲衡。“仲衡昆人,教授村私塾,兼善医,足不入城市。去年经过此地,闻苇帘内读书声,披帷访之,布袍草屦,古风蔚然。携樽柳下,出茶笋相供”。此次重访大致上还是依稀旧时风光。是夜赵还被邀请到客人的画舫中去谈诗论道,闹了半宵。看得出来,我的文中的主角喜欢这样的多姿多采、散漫放任的生活。如果有意往他脸上贴金,甚至说他是出于舒解生存压力、排遣胸中郁闷所需也未尝不可。

  华亭是余怀此次三吴浪游最重要也最尽兴的城市,他将在这里一直住到下个月的二十一日,才因急事所迫,不得已依依惜别。这里有他的一大帮崇拜者兼追随者,其中既有书画大家董孟履,名臣张冷石,郡守陈天乙,高士陆子玄、王伊人、冯天垂、宋尚木这样的社会名流,又有艺人戴文卿、舞台艺术家张友鸿、宗汉,歌妓陆浣月、陆楚云等娱乐界人士。这位三十四岁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当时无论其文学天赋还是所谓民族节气,都是众人眼里理所当然的明星。想象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著名的诗人作家去内地小县城讲课所能引起的轰动与追捧吧!何况他又是那样一副平易近人又言谈无忌的朴素派头。不遗余力地举荐后学,同时又谦恭有加地造访前辈。既能在官府的豪宴上面对山海珍馐食不厌精,而一个寒士招待时羞答答端上饭桌的一碗豆一篁饭和一碗用油炒过的盐也能让他吃得津津有味,并由衷赞叹:“道味冲和,使人之意也消”。四月十八日他在李素心家中发表了一通对艺术真实性问题的精辟议论。而几天后在为好友张友鸿《野庐诗》作序时又大胆提出了“诗有别肠”的观点,并将自己数十年的诗学心得归纳成十六字真言悉数相赠——“总括群辞,孤行一意。怀新标异,理至则顺”——也让崇仰他拥戴他的那些当地文人感到受益匪浅。
  象他以往所过惯的自由放任生活一样,华亭近四十天的客居记录上也留下了一个散漫成性的家伙才可能有的种种古怪念头和诡奇行迹。包括梵门独坐。花间自语。水上夜宿。清言竟日。与陆子玄“连袂行紫藤翠条中”等等等等。一次他与一帮朋友男男女女二十余人在街头轰饮喧歌,仿佛行为艺术家那样几乎闹了一整天。还有一次当地居民发现他一个人从早到晚独对刚被砍伐的沿河垂柳,神色肃穆,涕泪涟涟。也许在余的推崇者看来,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言行举止,大约就是所谓名士风度吧!至于他对当地文坛巨擘,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陈继儒毫无顾忌的抨击,更让他华亭的朋友们为之胆战心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人拿来一部眉公生前的手稿想要卖给他,结果非但为他所拒,反而就此借题发挥,断言“此老纯盗处士之虚声,以为终南捷径,言无足法,行有可疑。今墓士拱矣,佘山一片石,急须倾百尺瀑布,以洗其羞。”一百年后这个观点被与袁枚、赵翼同称江左三大家的蒋心余写入他的《临川梦》一剧中,并以此得享大名。考虑到当时距眉公去世不过十年,其生活态度与文学思想对时人影响尚在,这样指名道姓、不留情面的批评,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性格中轻率、偏激的一面。
  然而,尽管花酒风月、伎乐歌吹融汇成余怀三吴游览的主要特色,但在世俗欢乐的表层之下,与他的遗民头衔息息相关的河山之痛和爱国主义仍然如同暗潮汹涌。这尤其表现在我敢断言他多半不敢拿出来发表的纪行诗篇中。四月二十二日在华亭赴一个朋友的宴请,本是相当平常的诗酒唱酬的世俗场面,突然就出现了“闲来莫把离骚读,山鬼纵横难问天”“杜鹃飞去冬青死,六代花残恨未平”这样惊心动魄的句子。几天后与前重庆太守、甲申乱后以冠服投蜀江、绝意仕进的张冷石的赠答也是这样,由于彼此谈得投机,“帝阍不可叫,豺狼欲登天”十个行楷小字也就乘着酒意一下写在了纸上——且墨痕淋漓。在至交张友鸿的来鹤楼,当他偶然得知一个从前认识,并有过一段情好经历的雏妓及他年轻时候的两名狎友仿村、张止园均死于战乱,当场发出“地轴已翻,天河莫挽,义士青萍,朱颜黄土,浩歌盈把,如何可言”这样令闻者生色的悲恸。而五月五日他移舟卧龙桥边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民间社集,面对“箫鼓沸天,楼船匝地”的旧日情景,突然触动愁绪,禁不住悲从中来,“焚一炉香,炊茶灶,几上置楚辞,且读且哭,观者皆目摄余曰:此狂生也”。看得出来,政治与风月,民族感,艺术,酒色,时代逃避和个人尊严这些年来一直以这样莫辨你我、泾渭交流的方式纠缠在我们这位即将进入中年的自得其乐者的内心,何况脑后拖着的那根沉甸甸的辫子时刻提醒着他的身份和现实处境。征曲。听歌。学禅。赏剧。写作。出游。研究性药以及不知疲倦地追逐女性。它们发出的一个共同声音是:因为我的灵魂在精神的火中煎熬,所以我的身体必须在世俗的酒色里淫浸。这大约就是后世研究者眼中的余淡心——余怀所谓操行高洁一生的主要内容。
  几天后他的画舫停靠在青浦名儒王鹤占的水镜山房,进行一次短暂的礼节性拜访,并经由绿家滨再过昆山——仍然是途经。此前五月二十一日当他在华亭与诸友惜别时曾明确告诉他们的,自己的下一站是去太仓看望吴梅村,而事实上他却急急赶回与太仓正好处于相反方向的苏州。唯一的解释是当时他与吴恐怕还只是彼此心仪,尚未正式见过面。这个推测在数日之后他赠吴的长诗里很快得到了证实。充当他们之间此后二十年友情媒介者的是吴中名士姜垓。此人不仅与他具有相同身世,还由于经常在秦淮艳窖里彼此彼此从而声气相投,情同莫逆。六月一日薄暮时分当他的豪华游艇靠近吴家后宅的码头,手头自然多了一份出自姜手笔的为之牵合引见的书信。当时吴梅村尚未迫于清廷压力去京任职,自六年前在南明福王政府短暂充任官詹事太史以来,一直居住在被余怀称作五亩之园的那幢王世贞遗下的带花园的旧邸里。据余怀日记里所称,当夜两人“披襟纵谈”,彼此相见恨晚。数日后吴又正式设宴款待,并邀请当地名士周子椒、许九日,书画家王氏兄弟,洞庭隐士顾右民等十余人作陪。在这张与宴者名单上有一位叫冯静容的女性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几年前在读尤侗的《西堂全集》时曾发现有尤赠此人的《访冯静容校书》和《留别静容》等艳诗。据徐电发《续本事诗》卷九介绍,冯“江上名姬也,意态潇洒,风韵不减徐娘,尚登场演剧,一座倾靡。”《板桥杂记》在回忆辛丑中秋苏州一次才子美人的日常聚宴时,也有“静容亦吐,髻环委地”的生动描写。看来系一曲中名妓无疑,且又不是什么太仓本地人,此时却风情万种出现在一代高士吴梅村森严的内庭里。这也不去管她。余怀日记里还有“骏公手录《琵琶行》见遗”,并约他“当十日登床,扬擢风雅”的暧昧记载,但因自己有急事须立刻赶回苏州处理,不得已于九日午后两人只好怏怏而别。
  此后余怀一直由姜如须陪同在苏州四处清游,头上估计又戴上了那顶凡不戴者均以违法论处的古怪的凉笠,上面的红缨如同鲜血或者火焰,想象它骄矜的色彩在古城的大街小巷或残山剩水间频频出没,该是多么刺眼且让人黯然神伤的风景!尽管如此,我们文章中的这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物依然让自己尽可能显得意态潇闲。他在灵岩山凭吊吴宫残迹。在西崦虎山桥拜访当地义民徐玄初。他甚至与故人林若抚在光福寺后的山下童趣盎然摘杨梅。在万峰禅院与“论经之余频涉世谛”的吴中高僧剖石和尚讨论因果、色相,和朝代更替。空余时间除了继续写作手头那本指摘前人谬误,考订典章沿讹的批评著作,大半在与姜如须、王公沂的即兴式闲聊中被打发。有一次他们宿酒微醺在舟中联句,面对如梦家国,如水人生,仿佛要暗中比赛谁更大胆似的,那些触忤时忌,完全可以被用来作为意图谋反证据的诗句脱口而出,又是“朔马躏幽燕”,又是“低头泣杜鹃”。当时南明鲁王、桂王残余势力尚在舟山、福建、两广一带纠集郑成功、张苍水等图谋恢复,因此仅诗中“南云通北粤”一句,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初期恐怕就是不止一颗脑袋的事情。事后可能他们自己也为此感到害怕,催舟急归,加上当时又天气突变,以至在当天的日记里留下了“薄暮至横塘,风雨飚作,电光绕船,船几没”这样惊险的记载。

三位女性

  《三吴游览志》以日记的形式展示了作为前朝遗民的余怀日常生活的一个时间剖面。它的魅力当然完全在于它的真实。而我在此前的叙述中有意略去其中异性的部分并非故意卖关子,而是想以更为集中的方式加以描述与交代。如果我们打算相信他文中所记已没有任何隐瞒,那么先后出现在他旅行中且有特殊关系的女性共有三位,而且全都集中在华亭,这大约可以被用来解释他在当地的逗留时间何以如此之长。由于这册日记当时并没考虑要成书出版,故而书中对自己私生活部分的记录应该大致真实可信。如前述丹阳的招妓与昆山飞舟追丽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一般读者可能很难接受他在两性问题上所表现的轻狂乃至放荡。也许在他们看来,与其说余的身份是一名遗民作家,不如说更像是当今国外影视界或娱乐界的某位二流明星。然而,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的士大夫阶层,一位名士玩女人的手段以及数量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被视作他才气与知名度的一个衡量标准。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在当时全国色情业流行的主流话语:一个富翁如果有幸搞了一个名妓,这是可恶的伧父行为!相反,如果一位才子搞了她,则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盛事。
  将小家碧玉蕙如与余怀在华亭结交的另外两名女性区分开来,是因为她最初与作者之间的那种“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式的纯情关系。她不像出现在余怀以往生活中的那些投怀送抱的歌妓或者善解风情的闺阁诗人。事实上她的家也确实住在水边——与一位性情乖僻的当地文人薛薜雨彼此相邻——并在余对此人的一次例行拜访中偶然相识。作为一名略通书画文翰又自负美貌的小城佳人,她对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这位名闻天下的才子有着相当的兴趣,同时在内心又告诫自己不能表现得过于热情。不清楚初次见面时彼此情感的发展程度,但在当晚的日记里我们饶有兴趣地读到余对他的朋友能够有幸与美人“暮蔼晨吹,芳馨相接”的地理环境的羡慕和妒忌。这以后两人的关系若有若无。直到有一天余情思若狂从薛薜雨家里出来,“渡小桥扣竹扉,蕙如幅巾纨扇,扶病以出,真可谓南方有佳人矣。……”由于原文以下紧接着就是余别去时留赠的两首内容丰富的情诗,我想任何有心的读者都相信这里有一部分文字应该已为作者省略或此书编辑出版者所删去——出于为贤者讳的良苦用心。这种忌讳想必可以为我们所理解,因为就在当天早晨,他才刚刚把当地另一名绝色女子送出他的私人游艇——连同他作为赠品的文采斐然的七章诗。后面那首甚至还是分手前不久才“抚摩其胸口占”。在不到十二小时的时间内分别与相互认识的两名美女幽会,这样的速度与精力,应该可以说不让前辈高人西门庆先生独美于前了吧!
  这名“雾鬓烟鬟,娇嘶若病”,一大早从余怀舟中出来,娉娉婷婷消逝在沿河烟柳中的女子名叫陆楚云,职业身份是当地剧团的演员。她的身世几乎与她的容貌一样楚楚可怜,十二岁不到就离开家乡嘉善,在南京的风月场所为客人侑酒,此后又学音律歌舞。清兵过江后她与曲中姐妹流寓华亭,以演戏为掩护继续自少女时代就开始的卖笑生涯。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风尘女子对来自权势与财富的性要求几年来她一直持鄙夷的态度,唯一能令她心悦诚服的是名声与才气。这同样也是秦淮这所学校教育的结果。二十四岁的皮肤白头发黑的柳如是因此主动委身于六十四岁的皮肤黑头发白的钱谦益,从而成为这方面最鼓舞人心的经典。她与余怀的欢好看来属于典型的男女间的一见钟情。从后者抵达华亭后第二天偶然在朋友陪同下看她登台演《拜月亭》一剧,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登门访艳,成为她那“窗壁洁清,几榻香静”的闺房的座上佳客。半个月不到我们这位旧时代的追星一族已出现在余怀舟中——为自己的崇拜付出代价——而且一进船舱就是整整三天不出。有关此人的另外一件事想来也很有意思,数年前有朋友偶然告诉我她与吴梅村也有一腿,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肯定与余怀有关。这次为写作此文找来吴的全集细读,果然一下就在诗全集卷八找到了吴的两组赠诗,而且数量竟有十四首之多。时间是壬辰上已(公元一六五二年春天)也即余怀相好此人的两年以后。另外在余的日记里也找到了他离开华亭前一天,曾特意请张友鸿画一楚云小像带在身边的记载。旧时代的文人看来还是有不少东西可让我们学的。至少对当代文艺圈的那些为女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的所谓名人影星,这一条小小资料就足以令他们全都无地自容。
  陆浣月的情况相比之下肯定要简单得多,她的年龄大约与余怀仿佛,而彼此的友情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前朝——一六四四年的初春。这位风韵犹存的禾中名妓的艳名二十年前就已在秦淮传播。日记中没有出现两人的风流记载显然事出有因。事实上她的真实身份是楚云的养母,而前述名士美人间的那场快餐式爱情暗地里可能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尽管她的徐娘风韵对余仍然有着相当的魅力,但我想即便是最具有想像力的人,也不敢相信他同时将母女两人搞定那种纳博科夫小说里才有的荒唐情节。有关陆浣月的记载在她女儿钻入余船舱以后再也未见出现,因此将她的形象定位于两人情事的媒介者与推动者可以大致无疑。

诗词、赋、札、旅行杂记 及其它

  与我们的主角以往的任何一次出游一样,公元一六五○年春天的这趟完美旅行的战利品除友情、女人、美酒佳肴、江山胜概和市井风俗,还有大量感时伤怀、寄情寓事的即兴式作品——与日记混杂一起——既作为他勤于著述的良好个人习惯,也是后人看好这本薄薄小书的一个主要理由。民国初年上海进步书局在重刊此书的编者提要中,也曾采取将它与陆游的《入蜀记》相比较的方式,并认为后者由于有事无诗所以不免要略输一筹。如果谁有兴趣对全书作一详尽检搜,就会发现它们的数目加起来总共有八十八篇之多——速度上甚至超过了一天一篇。假如我有统计局官员的才能,相信一定会绘制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图表,以对得起这些才气纵横的华翰词章。然而事实上我当然没有,因此只能勉勉强强以时间为经城市为纬,将它们罗列出来,于是就成了下面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样子:

  丹阳 《赠方坦庵太史》七律二首。
  无锡 《海天落照歌》七古一首。
  苏州 《虎丘新绿歌》 七古一首。《采茶记》传记一篇。《过姜如须旧宅》七律二首。
  昆山 《昆山女郎荡桨歌》七古一首。
  华亭 《来鹤楼用少陵重游何氏山林韵》五律四首。《赠子山诸君》七律二首。《野庐诗叙》序一篇。《春宴即席》七律一首。《忆武静》词一首,调寄停云。《集张冷石庋书处,分韵得莲字》五律四首。《赠楚云》七绝六首。《再赠楚云》七律一首。《和少章庚寅吊楚湘》七律一首。《赠女郎蕙如》五律二首。《薜雨山亭题壁》七律一首。《奉和友鸿咏系舟图》七律一首。《饮张止鉴宅分韵得声字》七律一首。《赠屏间墨竹》七绝一首。《戏作佛谒》六言古诗一首。《忆楚云》七律六首并序一篇。
  苏州 《思美草堂论旧分赋》七律二首。《孤舟夜雨歌简如须圣野》七古一首。
  太仓 《长句赠吴骏公》七古一首。《谢骏公招宴》七律二首。
  崦西 《崦西访旧》五律七首。《光福寺山行》五律三首。《舟中夜饮与人话旧》五律五首。《次韵平圃》五律一首。《赠崦西诸友》七律四首。《与姜如须舟中联句》五言排律一首。《暴风叹》七古一首。《寄如须札》书札一通。《折杨柳歌辞》拟古乐府十六首。
  好不容易抄完这张目录,尽管知道对读者的耐心将是一种折磨,但由于它的诗题和写作顺序对我们的阅读所可能产生的帮助,我还是不忌惮烦将它辑录在这里。除了这些,我对散见书中的一些即景式议论和记事也非常感兴趣,何况有些文字在我看来本身就可以独立成篇。如在太仓与当地朋友聚饮时“公沂扫地焚香,右民洗茶晒药,余企脚北窗下观书。时久雨乍晴,山碧欲滴,用惠泉水泼峒山寺后茶,烧兰溪猪,煮太仓笋,□(左口右契)松江米饼,饱餐摩腹,绕堂而行……”的那一段生动描写,简直就是一篇漂亮的晋人清言。另外对吴梅村邸宅历史、花石、建筑、沿革、园艺如数家珍的描绘,也比吴的自叙文章来得更有意思。还有就是四月十九日日记里他与王公沂在华亭买书的那张书单,书名分别是《王□(上合下廾)州史料》、《云栖法汇》、《三国史》、《玉茗堂集》、《五雅》、《四梦》、《元白长庆集》、《□(上合下廾)州别集》、《杜诗》、《金瓶梅》、《水经注》。既可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涉猎兴趣,同时对清初坊间流行刻本的品种与范围也提供了大致的概念。其中值得特别提到的当然就是《金瓶梅》,由于清廷禁刻琐语淫词的法律要到《明史》案发后的一六六三年才颁布,因此我们有幸看到在公元一六五○年江南春天的大街上,这部书与伟大爱国诗人杜甫、伟大戏剧家汤显祖、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白居易,以及自学成才的著名水利专家郦道元的书放在一起,显示一种和谐的文化之美。据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说,他此前十二年甚至还在南京与曾波臣、陈老莲等观赏过“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遗憾地看到此书一直被禁锢,甚至它的全刻本至今我们仍然只有在国家图书馆或专卖盗版本的地下书摊才有可能找到。

后来的事情

  三吴之游以后余怀似乎还去别处转了一圈,然后回到南京的家中。他对自己此次旅行的评价相当不错,即包括艳遇,游山玩水,吹牛聊天在内的所谓“一游而三兼”。说白了也就相当于今天一个作家去外地参加笔会。此后几年他仍然频频往来于苏州与南京之间。由于在两地都有别墅和朋友,加上疏狂放浪轻财仗义的个人风格,以及任何时代都必不可少的金钱与知名度的强有力支持,以至一段时间内被隐隐视为南京文坛的领袖人物。他自己似乎也有意通过政治独立、经济自给、诗酒风流等手段将自我形象维持在经典的水平。大约一六六○年左右父亲去世,他终于移家到心仪已久的姑苏城外虎丘。当时那里聚集着宋荔裳、周亮工、尤侗等戏剧界大腕人物,加上不久后也在苏州买了宅子的李渔。这些夏袭葛披,冬天穿着厚厚的裘皮华袍的遗民准遗民整天厮混在剧院或妓楼,他们有舞台优伶的雍容儒雅风度,爱吃螃蟹和河豚。喜欢对色情开着各种机智的玩笑。他们讨论剧本,研究食谱,征选歌曲,出任各种选美活动的评委。戏剧+性+生活享乐——这是他们友情的基础与纽带。其中余怀与李渔的交情较他人似乎又要更深一层。从两人的文札往来中也可领略到只有知交之间才可能存在的那种默契与坦诚。如其时新纳乔王两姬的李因房事过度不堪支持,余主动将自己屡验不爽的秘密春方推荐给他。而李有关女性服饰与化妆的新著脱稿后,也曾指名余的爱姬作为第一读者,并“不吝斧削”。然而,尽管日常生活是如何的潇闲奢靡、声色并茂,那种白发龟年说天宝旧事的沧桑之感还是免不了于酒阑歌歇之际频频袭来。这就是余中年以后为什么要花好多年的时间写作《板桥杂记》一书的全部秘密。
  余怀晚年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对声色美人终其一生的浓厚兴趣。在为《闲情偶记》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虽然自陈“往余年少驰骋,自命江左风流,选妓填词,吹箫踮屐,而今老矣,不复为矣!”但同时也坦然承认“虽颓然自放,倘遇洞房绮疏,交鼓琴瑟,宫商迭奏,竹肉竟陈,犹当支颐鄣袖,倾耳而听之。”这段自述为我们刻划出一个惟妙惟肖的《儒林外史》中严监生那样的形象——虽财色各为异途,但声色何其相通乃尔!从他一六七一年端午前后两次携才六七岁大的三个儿子在朋友家里看戏,也可知道他搬到苏州后又置新妾,而且数量可能还不止一人。这以后随着周亮工的辞世,李渔回迁杭州,尤展成举博学鸿词去北京做官,我们当时已自号曼翁,曼持老人的余淡心先生一下子也突然从后世研究者的视线中消失。除了知道他六十六岁那年还去海盐看过当地大儒汪森外,从此下落不明。以至一直对余感兴趣的今人黄裳后来偶然在曹寅《楝亭图》的众多名人题咏中,发现他署名“旧京余怀”的两首短诗,不免有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惊喜。
  黄裳先生还在《艺凤堂友朋书札》找到杨晋、恽恪曾为余怀画巾箱图的线索。华亭丹青名手宗汉也曾有过这样一幅即兴式速写,当时还开玩笑地“补楚云醉卧于其旁”。可惜二者现均已不传世者久矣!而且文字介绍也缺乏生动的形象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帮助我们领略他的神采风貌,使读者在掩卷遐思之余,尚能形神略备的,看来只有吴梅村那首有名的满江红词《赠南中余淡心》了——限于篇幅,请允许我只抄半阙:

  绿草郊原,此少俊,风流如画。尽行乐,溪山佳处,舞台歌榭。石子岗头闻奏伎,瓦官阁外看盘马。问后生领袖复谁人?如卿者。
  吴梅村的词里当然也提到了舞台,因为这是包括他在内的那些生活在十七世纪中叶的遗民孤臣孽子忘怀政治苦痛的唯一方式。在对前朝衣冠制度的观赏与留恋中,遗忘头顶的发辫,就像本文的主角曾打算通过不间断的出游遗忘他的真实自我一样。但生活不是演出。生活是现实。那些借酒浇愁的人总有一天将看到杯中晃动的其实是火焰,沉溺美色者最终也将发现自己获得的只是更大的空虚。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几乎一生都“优游林下”“寄情声色”的吴梅村到头来还是发出了“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今心力已枯,一至于此”这样沉痛的悲恸。尽管这只是他临终前的个人独白,但从文学史的角度则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尴尬、无奈的时代的共同心声——尤其是他的朋友圈子里与他具有同样身世的那几个人——包括陈其年和候朝宗,还有尤侗,还有隐居的冒辟疆和做官的龚鼎孳,还有躬耕太湖东山的朱白民,当然——还有最终不知飘游到了何处的余怀。


(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稿改定)■〔寄自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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