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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3-11]
·曲 风·
锋利的葵花


  一天夜里,一个叫王洪洋的小报记者开始煞有介事地总结他的青春时代。他在干净的桌子上铺上一页16开的白纸,拿起笔,准备用几个高度凝炼的词儿来加以概括。
  王洪洋之所以这么做,绝非心血来潮,因为第二天,也就是天亮之后,他就要和一位女孩去当地的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了。这就意味着从这一天开始,他的青春时代(准确点说是他的单身时代)将随着一纸证书的来临而宣告结束。人到了生活有重大改变的时候总是喜欢总结点什么。
  (有点出乎自己意料的是,他在纸上最先写下的两个字竟然是“悲哀”。)

悲  哀

  其实,一下笔就几乎出于下意识地写下这两个字也并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因为早在多年以前他就发觉,悲哀是一件极有用的东西。一年之前,他只是漫不经心地悲哀了一次,那个叫做觉儿的女孩就成了他的人。
  说他漫不经心并不准确,其实那几天他也的确处于悲哀之中,因为他的姥爷过世了。不过,说他漫不经心也不算太过分,因为在他与觉儿见面的时候,他已经从悲伤中走了出来。一来因为他的姥爷为高寿,102岁,算是喜丧;二来他在姥爷去世前这半年里,几乎是天天守在姥爷的床榻边侍候他,也算尽心报答了姥爷把他从小带大的养育之恩,所以心里就没有多少愧,没有愧也就安心得多,自然就没有太伤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让他没有办法过分悲伤,这在下文里我们将会提到。在一家咖啡馆里见到觉儿的时候,他的心是很平静的。但由于每一次见到觉儿他总是表现得十分兴奋,兴奋得多了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所以这一次他也就没再象往常那样喜形于色。他开始沉默起来,还不时莫明其妙地叹一两口气。觉儿却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就可劲地追着问他你怎么了。王洪洋心想,我又不是二十啷当岁的小伙子,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哪能天天没个深沉傻乎乎地就知道穷快乐呢?但这话是没办法说出来的,也是不太容易解释的。于是,王洪洋就信手把身边现成的理由拿了出来,他知道,对于说话往往总喜欢刨根问底的觉儿来说,这样也许更有说服力。
  他用手拍了拍身边的空位,对觉儿说:“你过来,这边坐。”
  觉儿就从对面转过来,坐在了他的身边。他用右手轻轻攥住觉儿的左手,叹了口气,说:“觉儿,我姥爷死了。”
  “是吗?”
  觉儿只是问了一句“是吗”就再也没有说话。她以前听王洪洋提过他的姥爷,知道王洪洋跟他姥爷的感情很深,所以不需要他说任何话她就能想象得到他此刻的心境。
  觉儿把手从王洪洋的手里慢慢地抽出来,然后把王洪洋的头拢在自己的肩上,轻轻地抚弄着他的短发。王洪洋这时才发觉自己是忙了好几天,确实有些乏了,也就顺势把自己的头埋进去打盹。过了有一阵子了,觉儿推了推他的脑袋,说:“快别太伤心了,要不我们回去吧。我送你回宿舍。”
  两个人于是就一起回到了王洪洋的单身宿舍。宿舍在一家工厂的院子里,王洪洋自己一个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王洪洋并没有说任何挽留的话,觉儿也没有说要走,一切都很自然。觉儿极尽温柔地把王洪洋扶到了床上,然后就乖巧地偎在了他的怀里。
  第二天,觉儿早早走了。王洪洋懒洋洋地躺在被窝里,上午的班也不打算上了。想起昨晚的事,他颇有些沾沾自喜。
  悲哀就这么有用,不用则已,一用就这么好使,他似乎很久以来对这一点有些忽略了。看来,不该忽略的东西就真的不能随随便便忽略。算来,他认识觉儿已经有三、四年了。对于女人来说和男人一直作好朋友相处倒是挺自然的事,但对于一个男的来说和一个异性亲密交往很久同时又没有别的用心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王洪洋也不知道觉儿是真的不懂还是假装糊涂,有好几次他曾很露骨地表示出他的非份之想,都被觉儿当作不正经的玩笑话给巧妙地避开了,弄得王洪洋干瞪眼没辙,只好顺势下了台阶,再暂且装一阵子正人君子。结果,有心种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就在他不经意的时候,觉儿竟自动投抱入怀。事情就这样莫明其妙地成了。
  王洪洋与觉儿的相识与觉儿的一段经历有关。觉儿大名叫林觉,在一家小储蓄所上班。有一次两个持刀歹徒闯进了储蓄所工作间,一个人一把搂住了靠门口最近的觉儿,用刀尖抵住了脖子,另一个人就开始往他们带来的口袋里装钱。谁想,觉儿一个小弱女子,竟毫不畏惧,连喊带咬的,又一脚踹响了警铃。毕竟做贼心虚,两个歹徒眼见得未能一下子制服觉儿,铃声又大作起来,钱袋没顾上提就夺门跑了起来,跑走时还是往觉儿的脖子上划了一刀。鲜血一下子就冒了出来,觉儿立即就昏迷过去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眼前堆满了鲜花。
  两个歹徒没跑多远就被储蓄所里的几个小伙子给追上摁在了那儿。觉儿一梦醒来就成了英雄。凑巧的是,觉儿那天正好穿了件高领衫,所以脖子上只划伤了一道不大的口子,缝了几针,住了几天院也就基本上好了。医生说英雄就是命大,要是把高领衫的厚度算上,就是说假如那天她没有穿高领衫而受同样这么一刀,那她觉儿可就惨了,动脉肯定是保不住了,动脉保不住小命也就没了。出了院,觉儿也出了名,行里为几个勇斗歹徒的英雄记了功,还专门开了一个全系统的表彰会,觉儿自然是头等功臣。当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知道了消息,也纷纷赶来采访。作为本市唯一的一家专门报导女性新闻的报纸--《巾帼周报》也丝毫不肯落后,还未等觉儿出院就捷足先登,想方设法打通关系,破了医院的禁令,作了独家采访。那个去采访的记者就是王洪洋。
  王洪洋并不急着问刚刚发生过的那件事的过程,也不象觉儿所猜测的那样问觉儿当时是怎么想的。王洪洋和觉儿谈的全都和那件事没有关系,这让觉儿感到格外轻松,好象采访这件事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他们的交谈似乎是两个生人在火车上碰上了,闲来无事就唠到了一起,话语还颇为投机。其实事情的经过王洪洋早就知道得差不多了,他来到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想给林觉同志拍两张新闻照片,至于正文凭他新闻记者的本事编一编也就有了。进了病人的房间,王洪洋却另有发现。觉儿虽然貌不惊人,但她如此安静地躺在这样的一个雪白的房间里,身上又覆盖着雪白的床单,为了便于采访,护士又把别人全部让了出去,这一切都让王洪洋清晰地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美。这种美把王洪洋给迷住了。于是他决定坐下来,和她谈一会儿。觉儿最怕的就是记者来问她当时的想法,在采访之前,她为自己设计了好几套方案,又全都被自己否定了。但王洪洋始终没有这样问她,甚至什么都没有问,她感到两人之间进行的只不过是普通的交谈,并不是那种一问一答式的采访,这一点竟让她心里生出了一丝感激。从此,两人就成了好朋友。两个人熟了,有一次她就告诉王洪洋说:“你们记者是最能胡编乱造的,其实我这个英雄纯粹就是蒙人的,都是你们这样的人瞎给造出来的。我当时根本就不是什么英勇无畏,我是给吓傻了,我是被吓得乱喊乱踢起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一下子蹬响了警铃。要是没傻那节骨眼上谁还敢乱喊乱动啊。后来我才知道我受的伤也不重,但当时一看到血出来了,我就楞是吓得晕过去了。就是平时我也有一看见血头就晕的毛病。”
  虽然王洪洋认识林觉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但两人的来往也不算太密。两三个月或是半年,想起了就约一约见一见,有时候是和王洪洋的朋友们在一起,有时候是两人独处。林觉年纪不大,王洪洋认识她那年她算起来周岁还不到24,却是一个有过婚姻经历的女人。她结婚不到半年就离了婚,谁也不知道缘由。知道了这一点,王洪洋觉得似乎是有机可乘,因为在他看来,离了婚的女人是不会太在乎那种事的。每次见到觉儿,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起她躺在医院白床单下面那安静美好的样子,而每当这时,他竟总有一种说不清的兴奋。王洪洋看得出来,觉儿也并非不喜欢他,但她就是在这件事上装糊涂,弄得王洪洋到后来也有些懈气了。再后来,他似乎渐渐忘记了内心中那隐藏的欲望,和觉儿并不算频繁的来往不过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习惯,直到这一次,对觉儿那种最初的兴奋感已然全部消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全然不觉中竟完全露出了他不加掩饰的最本来的模样:一个悲哀而伤感的大男孩子。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以往与觉儿独处的日子里,他王洪洋愈兴奋觉儿反而就愈平静,而这一次是他王洪洋完全平静下来了,却让人意想不到地激起了觉儿的兴奋。男女之间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两性惯常扮演的角色就那么随意掉一个个儿,事情就有了不同的结果。
  对王洪洋来说,悲哀带给他的这种成功他是不应该忘记的。他第一次获得的性经历过程就与这一次有些类似。在高三时,王洪洋与同班的冯蕊偷偷地相爱了。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小男孩,他总是难以遏制内心中那种强烈的冲动。但冯蕊的理智似乎超出了她的年龄,她既没有轻易放弃她对王洪洋的热恋,又十分有效地控制着两人约会的频率,同时还成功地避开了老师和大人的视线。她清楚地知道,她当时主要的目标就是上大学,上不了大学,什么都没有用。王洪洋一有了冲动,她就十分认真地说:急什么,考上了大学什么还不都是你的了!王洪洋也就不得不安静下来。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两个人一身轻松,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穿过半个城市,来到了东效的大山里。在一片松林挺拔的寂寥的山坡上,王洪洋忽然间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与伤感,他把头伸进冯蕊的怀里,虽然是夏天,周身却泛起了冷意。冯蕊的手异常温柔地滑过他的脖颈。她问道:“上课时我就偷着观察你好久了,你和别的男孩不大一样。虽然你跟我在一起时总是能说会逗的,可一安静下来,就有一种悲哀的东西在你脸上显现出来。我早就发现这一点了。你有时候就象一个小可怜,我以后就叫你‘小可怜’好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就是常常快乐不起来,内心里总是有一种特别孤单的感觉,就是和你一起也常这样。你不要误会,我天生就这样,其实和你一起我还好多了呢。”王洪洋喃喃地象个五岁的孩子。
  冯蕊说:“我可没误会,哪能呢。我在杂志上读过几篇关于心理学方面的文章。你的样子就象是属于缺乏父爱、母爱的那种类型的人。”
  王洪洋说:“你倒挺会猜的。我不是缺乏父爱和母爱。我是从小到大压根儿就不愿意接受父爱和母爱。每个人都有自己喜好的东西,也有自己不喜好的东西,人和人的喜好又都不一样,就象你不喜欢吃糖果一样,我就是打心眼里不喜欢父爱、母爱。”
  “是吗?怎么会这样呢?”冯蕊一付迷惑不解的样子,“是因为从小在你姥爷家里长大,所以和爸爸、妈妈生份了吗?”
  于是,王洪洋生平第一次,其实也是最后一次,给别人讲起了他的家史。这是一件让王洪洋至今想起仍懊恼不已的事情。一想起这事,他就觉得自己当时简直是太幼稚可笑了,为此他几乎悔青了肠子。在他看来,要不是因为这次讲述,冯蕊后来是绝不会离开他的。女人是不能让她们什么都知道的,一旦让她们什么都知道了,你就会在她们面前一览无遗。而对于女人来说,男人一旦失去了神秘感也就失去了一大半的魅力。当然,这一点他后来才意识到。
  王洪洋的父亲是东北解放区的老土改干部,组织翻身农民支前立了大功,辽沈战役一结束就随军进了城,在铁道上搞运输。等全国解放了,赶上干部南下热潮,就踊跃报名,被分到了江西。那时,父亲26岁,风华正茂。南下干部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当地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组织知道父亲尚未成家,为了让他安心工作,就张罗着帮他介绍对象。等到问及父亲,父亲竟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早已掂量好了的意中人,那就是王洪洋现在的母亲。母亲当时是南昌城里小有名气的越剧演员,出身于越剧世家。父亲在东北就是戏迷,到了南昌无亲无故晚上闲着没事就去看戏,看来看去就看上了戏台子上的母亲。这多多少少有些让组织犯难,因为他们也实在是叫不准一个大城市的女演员会不会同意嫁给一个东北土佬。但组织自有组织的办法。母亲的父亲,也就是王洪洋的姥爷,是解放前南昌城里一个戏班子的掌柜,也演老生。但这时候他是老生、小生都演不成了,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曾多次在挂有反共标语的戏台上为国军要员演出,目前正在接受审查。组织派人找母亲谈话,如果她能服从组织的安排,支持南下干部的工作,那么对她父亲的审查将会很快解除。母亲思考再三,也就同意了组织上的安排,嫁给了父亲。姥爷就这样又重新上了戏台,不过为了戴罪立功,他在新的剧团里只能演丑角。在一出革命戏剧中,姥爷扮演一位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军官,戏中他只有一句台词:“不好,快撤,共军打进来了!”姥爷演得特别认真,就这么一句台词他也不知背了多少遍,以至于多少年以后他在弥留之际还用尽全身力气连着喊了三声:“不好,快撤,共军打进来了!”“不好,快撤,共军打进来了!”“不好,快撤,共军打进来了!”当时,守在床榻边的王洪洋吓了一跳,以为姥爷在解放前不知当过什么反动军官还一直在瞒着大家呢,直到听母亲讲了过去的这段往事才恍然大悟。不过,让姥爷这么一折腾,大家也就纷纷开始回忆往事,那种肃穆悲伤的气氛就被冲淡了许多。这也是王洪洋在见到林觉那天没能真正十分悲伤的另一个原因。
  就这样,母亲十九岁就嫁给了父亲。要不是母亲嫁给了父亲,姥爷的命运就很难说了。但尽管如此,母亲对父亲并无任何感激之意,她是死看不上父亲的一身土腥气。结果,两个人结了婚就陷入到了没完没了的争吵之中,十多年了竟连个孩子还没有。“文革”前夕,那时姥爷早就退了休,父亲敏感地嗅到了一丝不对头的地方,于是向组织要求回老家工作。已经七十挂零的姥爷于是乎就跟着父亲、母亲来到了东北。由于这边没什么人认得姥爷,等“文革”闹了起来,姥爷竟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地躲了过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母亲和父亲有史以来第一次达成了和解。这个战火纷飞的小家终于可以平静下来了,母亲也就有了王洪洋,可和平没有维持多久这片几十平方米的土地又重新被战云笼罩。王洪洋刚生下两个月,新一轮的战争便以给孩子起名一事为导火索开始,战局一开就又是持久战,一直到今天也未真正停下来。王洪洋属羊,父亲固执地相信民间的一种说法,所谓“十羊九不全”,但恰恰这一年生的孩子是“九不全”之外的那“一全”,是“红羊”,所以就说什么要给孩子命名为王红羊,一来图个吉利,二来也图个喜庆。母亲就是看不上父亲这股掉渣儿的土气儿,所以才忍不住长年历月地用她那标致的越腔儿往死里挖苦他、嘲讽他,父亲在遇见母亲之前也听人说过当演员的女的虽然一个比一个长得好,脾性却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但他觉得再怎么样厉害也没人能比得过母亲这样的。她可不象东北厉害女人那样又泼又浑地跟你胡闹,父亲还真就不怕这样的老婆,要是真遇见了这样的,凭他大老王的大嗓门不费力就会把她镇住,但说实在的,这样的娘们他也是根本就不会理会的,何况是娶到家里,所以也活该他遇到母亲这样的女人。母亲的厉害不浑又不泼,却象一把装饰精美的小刀在成天价不知疲倦地飞舞,任你是大嗓门还是小嗓门都没有用,软的不吃硬的不怕,直把你划得满脸都是血道道。跟这样的女人一起过活,父亲吼也不是,骂也不是,只能把自己和她捆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吵。天长日久,父亲发现自己到后来吵起架骂起人也不象最初那样粗犷有力了,倒是零零碎碎的尖刻恶毒的同母亲差不了多少,这时,他意识到自己早已着了母亲的道,吵架方式不知什么时候起也已经被母亲给成功地同化了。这一回,父亲给孩子起的名字母亲当然是说什么也不赞同,但她自己也没想出什么好名字,两人吵来吵去的最后也就折衷了一下,仍取“红羊”两字的谐音,改名为“王洪洋”。但这种多年来已经象早饭一样习以为常的争吵一旦开了个头,也就象水冲出了闸门,再也没办法收住了。
  王洪洋从记事时起就看着父亲、母亲在成天价地吵,在脸红脖子粗地相互指责着。姥爷刚来东北时还跟他们住在一起,后来有了王洪洋,也正是战事又起了之后,就用积蓄在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买了两间平房自己过日子。王洪洋三岁那年有一次在姥爷家睡了一宿之后就再也不肯离开这里半步。父亲、母亲要是强着硬把他抱回家,他就会大吵大闹大哭不止。这样,父亲、母亲也就懒得再去理他了,除了偶而过来看看,再就是继续专心致志、乐此不疲地吵他们几辈子都吵不完的架。
  王洪洋早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他虽有父母,却形同虚设。在冯蕊的启发下,他意识到也许这正是他悲哀的源泉。在他讲述的过程中,冯蕊能清晰地感觉到这种悲哀正象溪水一样从王洪洋的心谷中流出,又在不经意间溅湿了她的衣襟。她为这种悲哀所打动,躺坐的姿势也由抱住了王洪洋的头抚摸着渐渐变成了钻进王洪洋的怀里由他抚摸着自己。这时,王洪洋那来自心底的冲动又在这阗无人迹的林子间轰隆隆地涌动起来,而冯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那种装模作样的规劝与阻止,只是小声地啜泣起来。
  可以说,那个夏天是王洪洋往昔中最美的时光。夏天快过去的时候,他们各自收到了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王洪洋将仍旧留在这个城市,冯蕊却考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学。正当王洪洋美滋滋地为两个人的美好未来做着憧憬的时候,冯蕊却恢复了往常的冷静与理智。有一天,她平静地对王洪洋说:“红羊,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缺乏母爱的人,因此,与其说你在我这儿找到的是爱情,不如说你找到的恰恰就是你失去的母爱。以前,我觉得我可以同时给你一个妻子的爱和一个母亲的爱,但现在知道这样想也许太幼稚了一些。有我在你的身边,你就永远是一个‘小可怜’,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男孩。而一个男人早晚是要成熟、长大的,一个男人只有成熟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离开我,彻底地离开我!”
  王洪洋最后一次来到那片松林挺拔的山坡上,痛哭了一场之后就感到自己仿佛真的在一日之间长大了。不过,那种悲哀的影子从此就似乎把他裹得更紧。然而,他此后的悲哀与往昔的悲哀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不同了。他以往的悲哀是一种非常脆弱的薄冰,晶莹却又易碎,这种悲哀只是他表情上的东西,只能让他成为一个可怜兮兮的小男孩;而此后的悲哀则是一种坚硬的金属,生长着锈斑,沉重又不易让人察觉,深入他的骨髓之中,并散淡地弥漫在他的周身。上了大学之后,他没有主动追求过哪个女孩子,却总是有女孩子被他迷得魂魄出窍。在学校他并不是男生中最英俊的,才华也不是最优秀的,自己也不大明白自己哪来的那么大的魅力。不过,对于这些送上门来的爱,他却是从不推诿,从不假作正经,于是就自己也不知是真是假和她们玩起了爱情游戏,四年间竟一直未得空闲。同学们只道他是一块专能吸引女孩子的磁铁,却不知道构成这块磁铁的全都是些悲哀的粉末。

  (王洪洋在想着过去的事情,想来想去就有些困了,于是站起身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振作振作精神。当他坐下来准备再写第二个词总结人生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感动”两个字的下面写下了另外两个字:结婚。是什么时候下意识写上去的他竟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样直白的字眼显然不适合作总结。他刚想把它划掉,但看看这张一尘不染的大白纸,又觉得有些舍不得。)


结  婚

  王洪洋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市妇联所属的《巾帼周报》上班。报社在妇联里又归属机关办公室。妇联是名符其实的妇联,整个机关45个人总共就5个男的,而5个男的又有4个都在办公室。4个人中,除了王洪洋,一个是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是司机,再一个就是老文。老文是返聘回来的,已经快七十岁了,听说他以前在“四人帮”那时候蹲过监狱,后来给落实政策,安排在资料室做书刊管理。平时没几个人到资料室看书看报,老文也就没多少事可做,于是帮报纸搞发行。编辑部的主编、副主编和责任编辑们都是挂名的领导,真正的编辑和记者也就王洪洋一个人。原来还有一个专职编辑,是个年轻女性,王洪洋来报到时见了她一面,当时已身怀六甲。等王洪洋上了班,她已经生孩子休产假了,但不知为什么,这一休就好几年过去了,王洪洋再也没有见过她。编辑部并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否则王洪洋也就和妇联主席一个待遇了。由于办报免不了要查资料,单位把编辑部设在老文的资料室里,这样老文帮着搞发行也方便。办公室这个部门人少活杂,没有哪一个人做的事比较单一。王洪洋除了编辑部工作以外,还负责宣传和机关内部的计划生育工作。所谓宣传工作就是机关每年都要编几本有关男女平等的小册子,然后在全市范围内散发。所谓计划生育工作就是负责开结婚介绍信和离婚介绍信,还负责发放独生子女证。刚上班的第一天,办公室李主任就把五大本结婚介绍信和一本离婚介绍信扔到了他的办公桌上,说这些够你用几十年的了。这是个简便轻快的活儿,没什么麻烦也没什么说道。五大本结婚介绍信和那本离婚介绍信早已盖好了现成的公章。机关里的年轻人谁要是想结婚登记了也就竟直过来找王洪洋开一张信就是了,有时一年也开不上一张;至于离婚介绍信,好几年了一直就完整无缺。
  王洪洋一毕业就住进了单身宿舍。其实妇联机关并没有宿舍,除了老文,已经好多年没有需要住单身的人了,偶而有个家住外地的大学毕业生分来,就安排住下属的三八印刷厂的宿舍。印刷厂距机关不太远,其单身宿舍就在厂子的后院,是五十年代建成的一座红砖平房,外表看起来虽然破旧一些,其实房体倒挺结实耐用,冬天又挺暖和。老文自从返聘回机关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按理说,象王洪洋这样家在本城的人单位通常是不给安排宿舍的,但由于《巾帼周报》是在三八印刷厂印刷的,印刷厂的领导就有些把他当成半个印刷厂的人了。王洪洋上班后第一次来厂子取校样,他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跟厂长随便提了两句,他的宿舍竟马上就有了着落。厂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个子比王洪洋还高,足有1米78那样。厂长大姐原来是省青年蓝球队的中锋,由于在一次比赛中把踝关节给扭伤了,便退役进了印刷厂。搞体育的人办事儿就是利落,几分钟后她就把一间宿舍的钥匙交到了王洪洋的手中,而且还是单间。虽然比别的房间要小一点,但这已经足以让王洪洋感动,因为他们印刷厂自己的职工都是三个人共用一间房,只有住在这儿的年纪最大的老单身老文才是自己一间屋子。厂长大姐粗中有细,虽然王洪洋认为宿舍的事儿已经都妥当了,但她认为该走的程序照样还得走。她向王洪洋交待说,他必须马上向办公室主任写一份住单身申请,他王洪洋是主任的属下,机关后勤是他的正管,他是应该帮忙争取的。等主任问到她厂长这儿,她不会马上答应下来,她要先说一说困难,但也不一口回绝,等主任再次要求解决的时候她再应承下来,这就免去了王洪洋先斩后奏、利用工作之便为个人办事的不是,也让主任觉得王洪洋是把人情记在他的身上,这对王洪洋的工作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办好这事之前先别着急入住,非要入住不可就得避开一点老文,因为王洪洋的屋子正好紧挨着老文的屋子,而且还在他里面,也是这条走廊的最里端。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九年都过去了,王洪洋就住在这间小屋子里没动地方。这个小屋子带给他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数也数不清,这些东西到底是快乐还是别的什么,他也难以说清。总之,他的生命似乎已经不知不觉同小屋子连在了一起,,他难以想象有一天他一旦搬出了这间小屋他将怎样面对新的生活。
  然而,有一天,他似乎要改变主意了。他突然间有了要离开这个小屋的打算。他想和觉儿结婚。
  那是在王洪洋的姥爷去世三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王洪洋从睡梦中猛然醒来,发现自己是如此孤单地一个人守在这个小屋里。他想起了姥爷去世几天后与觉儿偎在这张床上睡觉的情景。
  王洪洋那天的确是困乏极了。到了小屋,他也顾不上觉儿,自顾自地倒头就睡。这是姥爷生病直至去世几个月以来的第一个好觉,他睡得既香又甜。觉如果睡得太深太香其实最容易忽然间醒来。王洪洋就是这样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醒转过来了,又一下子发现觉儿不知什么时候正偎在他的怀里。在这四处弥漫的黑暗之中,王洪洋似乎看见了觉儿在一个有阳光从窗户透进来的午后安静地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情形,一种幸福感仿佛从天而降,自脑门涌入全身。他紧紧地抱住了觉儿,狂吻着她的脸庞。
  而今天,同样的夜色,却没有觉儿,王洪洋一下子觉得这小屋在渐渐地变大,变得空旷起来,象是一家宾客寥落的酒店的大厅,又渐渐地扩大成一个空无一人的体育场,直至成为浩翰无边的沙漠、旷野。这种房屋无限增大的感觉是王洪洋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旋际又感受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天空低下来的压迫感。接下来他竟难以成眠,好容易捱到天亮。
  王洪洋早早就上了班,把地拖了,把桌子上乱七八糟的材料都拾掇的整整齐齐,又把桌子也擦了。老文一进屋就惊呆了,连着对王洪洋说:“你今天怎么了?”“你今天怎么?”
  王洪洋一上午都在翻着报纸,也不跟老文说一句话。中午了,等老文拿着饭盒到食堂去了的时候,王洪洋迅速地拔通了觉儿的电话。
  “觉儿,我想和你结婚。”王洪洋平静地对觉儿说。
  觉儿那边半天没有音响,这种静默就象小屋里的黑暗一样,把人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了。
  终于,觉儿那边也说话了,就好象一丝光明正把黑暗扒开了一道缝儿。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不在乎我的从前?”
  “我说的是真的,昨天晚上我想了你一个晚上。我要和你登记,越快越好。”
  “现在就去,不会吧?”
  “不是现在,是明天。”
  “明天不行,我还没有跟我爸、妈说。”
  “那就后天。”
  “后天也不行,我总得带你见上我爸我妈一面。”
  “登记完了再去见他们不也一样吗?就后天吧。”
  “好吧,那就后天。”
  后天很快就到了,天气好得象过节似的,王洪洋很少见地穿上了西装。他抢在老文上班之前来到了办公室,自己为自己开上了一张结婚介绍信。等老文一进屋,他就对老文说:“我要到印刷厂取校样了。”老文定定地看着打扮一新的王洪洋。小伙子几日来一连串异常的举动确实让他目瞪口呆。王洪洋顾不上老头子诧异的眼光,推门走了。
  骑上单车,来到离觉儿家不远的一个广场,远远看到觉儿早就站在那儿等他了。觉儿也骑了辆自行车,路并不太远,两人很快就来到了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
  两个人锁好了车子,并不着急进去。王洪洋仔细地端详着觉儿,说:“你今天真好看。”
  林觉骄傲地说:“哪是今天?我天天都好看着呢。”
  林觉又说:“我们三个月没见面了,这三个月我们单位变化可大了。银行系统整个全都配上了电脑,工作效率快了不知多少倍。以前总是有存款的在窗口排队,现在是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情形了。听说婚姻登记处从上个月开始也全部上了电脑,以前结婚登记还排号,一个礼拜办完手续就算不错了。现在可方便多了,从填表、体检再到登记,一天就完事了。电脑操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已经结过婚的人想再和别人登一次记,就是说想重婚,电脑一下子就能把你识别出来。……”
  林觉正兴奋地说着,却发现王洪洋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便马上止住话,默默地看着他,心里在想,言多必失,自己说多了!跟他说以前登记得排队那不等于说自己以前来过这儿登过记吗?一定是这话让他不舒服了。于是觉儿抓住王洪洋的手,问:“怎么了,不舒服?”
  王洪洋显得很茫然地看着大街上的人流,声音不大说:“觉儿,我想我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要知道,我是个结了婚的人。”
  这话语象一闷棍子打在林觉的脑门上,林觉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她一见王洪洋这么严肃而迟疑地张开嘴就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所以脑子有些变空了。她把王洪洋的“我是个结了婚的人”听成了“你是个结过婚的人”,以为王洪洋还是从心底里在乎自己以前的婚姻经历。她放开王洪洋的手,几乎是跟王洪洋在喊:“我结过婚又不是没告诉你,不是你自己说的你不在乎吗?我早就应该知道你会在乎的!”
  王洪洋转过头,见林觉已是满脸泪水,他上前抓住觉儿的手,说道:“对不起,觉儿,我不是这个意思。”
  林觉一把甩开他的手,说:“你不是这个意思你还说这话干什么?你不是这个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说着已经打开了自行车的车锁,推车就要走。王洪洋抓住自行车后座,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觉儿你听我说。”林觉喝道:“你快放手。”王洪洋见已有看热闹的围了上来,就只好松了手,眼睁睁地看着林觉消失在大街上的人流之中。
  从此以后,林觉就再也不理王洪洋了,接电话听见是王洪洋的声音就马上放下。王洪洋有几次在林觉下班时去她的单位门口等过她,她也只装作不认识他一样。到最后,王洪洋只好死了心,再也不去找她了。
  其实,王洪洋找林觉只是出于愧疚而跟她坦白自己的经历,因为他的确是个有过婚姻的人,而且还是重婚!
  不知怎么,王洪洋一遇见自己喜欢的女孩心里马上就有了要与她结婚的念头。这种感觉在他上大学时就开始出现了。很多年了,他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王洪洋学过历史,在妇联的资料室里也读过好几本有关人类婚姻史的书。人类一开始是过着杂乱交配的乱婚生活,然后渐渐进入到限制血亲交配的群婚时代,之后又确立了团体男性与团体女性交配的普那路亚婚姻关系。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恩格斯就是研究普那路亚婚姻现象的专家。然后,人类又渐渐发明了对偶婚姻,什么“从妇居”,“望门居”都是这样的例子。等父系制度确立之后,才渐渐确立了现在的单偶制婚姻。总之,人的性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是越来越不自由了。按理说,越往远古,人本能的东西就越流行;越往今天走,人的本能就越受限制,文明的秩序的东西就越多。婚姻是后天形成的限制人规范人的东西,人的本能应与婚姻相抵触才属正常。可在王洪洋的骨子里,结婚这种后天的文明的产物竟成了他潜意识中的一种欲望,成了他本能的一部分。所以,王洪洋越来越搞不明白,婚姻是什么,结婚是什么。
  结婚的欲望冲动象一个潜伏在王洪洋灵魂中的小兽,随时都会冲出来,在他的胸腔中上窜下跳。这种冲动使他曾在半年之内分别同两个女孩登了记,结了婚。若不是别的女性拒绝过他,他自己也叫不准会不会第三次结婚。
  自从印刷厂的厂长大姐帮他安排了宿舍之后,王洪洋一直对厂长大姐心存感激。厂长大姐姓章,叫章黎,章厂长有一天专门到王洪洋的宿舍看过他,问他感觉如何,习不习惯,这更让王洪洋从心底里增添了对她的好感。一个深夜,王洪洋正在熟睡,仿佛听到了一声若有若无的敲门声,他以为听错了,刚又是要睡过去,那敲门声就又响了两声,于是他打开门,借着走廊里的灯光,一看竟是章厂长。王洪洋赶忙打开房间里的灯,再把大姐让进屋,请她坐在床沿上,竟发现她的脸上依稀带着泪痕。
  章厂长说:“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扰你。大姐心情不好,没地方去就想到你这儿来了,反正你是一个人。”章厂长声调低沉,和王洪洋眼中的往日的大姐判若两人。
  王洪洋赶紧说“没关系”“没关系”,心里却在想,原来这么要强的人也有脆弱的一面。又问:“大姐,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章黎的泪水一下子就流了出来,说:“我跟你姐夫吵架了。他不是人,他根本就不是人!”她发现王洪洋直直地呆着她,就又说:“能不能把灯闭了,不愿意让你看见大姐这个样子。”
  王洪洋于是闭了灯,也在床沿边坐下,章黎抓住王洪洋的手,开始了她的叙述。
  章黎的丈夫年轻时也是搞体育的,退役后被安排到市公安局工作,现在已经当上了科长。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向妻子隐瞒,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天天如此。他的诚实是无挑剔的,这也是章黎爱上他并嫁给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然而,科长的诚实有时候也的确过了头,对男人来说不该对妻子说的他也向妻子和盘托出,因为在他看来,对妻子的欺骗才是最大的背叛。大约不到一年之前,科长和另外几个科的科长到兄弟市去交流学习,兄弟市的同志们十分热情好客,除了喝酒,夜里又为每位客人安排了一位小姐陪睡。虽说是初次,但酒壮色胆,科长也就尽性亨用了。回到家,科长象往常一样把这次出差的经历向老婆尽数拦落出来。于是,两人之间爆发了婚后的第一次大战。章黎很伤心,但伤心之余,她也在心里原谅了丈夫,毕竟生在如今这样的时代,让谁守身如玉都挺难;又毕竟是初犯,而且丈夫这么诚实坦白,只要他认个错保证以后不犯她也就罢了。可科长虽然也认了错,但却绝无保证的意思,甚至还说,自己以后能否把握住自己,自己也不知道。这让章黎分外恼火,从此她只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上班也常常打不起精神。她预感到这个一向安静的家也许再也不会安静下来了,于是把女儿送到了母亲家里住。果然,不久以后的一天夜里,科长没有回家。开始她还以为是办案去了,眼见得快午夜了,她拨通了他的手机,他则十分虔诚地告诉老婆,自己正同“小姐”泡在酒吧里。问他在哪个酒吧,科长却并不正面回答问题,只是不厌其烦地跟老婆讲“小姐”的种种炒处。章黎没有想到,自己拿丈夫竟然毫无对策,最后只好听之任之,她唯一的祈求就是,你愿意怎样都行,只是别跟我说这些。然而,她连这点祈求也无法得到满足。科长把老婆看作是自己最亲的亲人,有了什么事首先得告诉她,她不听也不行。有一次夜里回到家,当他又开始向老婆汇报自己的风流韵事的时候,章黎一言不发地要着衣出去,可是丈夫却拦住了她的去路。他逼迫她非听不可。
  王洪洋听到这里,忍不住问:“大姐这么好的身体,他拦得住你吗?”
  章黎回答:“我的身体再好也没有他力气大,他年轻时是省青年摔跤队的。每当我要离开,不听他说话,他就会这样子一下子把我扔到床上”。章黎边说边比划着,竟一下子拉倒了王洪洋,王洪洋刚要起来,却发现厂长大姐已经与他并排躺在了床上,一只手轻轻按住了王洪洋的身体。
  再到以后,科长竟去包了一位“小姐”,还从一位搞房地产开发的朋友那儿要到了一处房子,并把“小姐”安排住到了那里。科长什么都告诉才婆,甚至包括他与小姐做爱的细节、心里感受,却就是不肯告诉那处住房的确切住址。厂长大姐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从来不做盯梢跟踪的事,所以也真的没有办法知道。这样,科长竟然经常整夜地不回家。在小婆那儿做完了事情之后还常常三更半夜地打电话,吵醒老婆向她描述他的做爱过程。如果她挂上了电话,他就不住手地再打过来。今天晚上就是这样,后来她摘下了电话,却又发现手机竟又响了起来,她惊慌失措地逃出了家门,却又不知道何去何从。最后,她想到了王洪洋,这个自己曾给予过帮助的小伙子。
  厂长大姐太虚弱了,她象个小姑娘似地把头偎在了王洪洋的怀里,而王洪洋则陡生起一种大男人的责任感。他用手轻轻地拂着大姐的头发,然后又极小心地解开了大姐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扔到了床边的椅子上。
  大姐的身体丰满而充盈,皮肤却并不细腻。当肌肤相摩的时候,王洪洋能清晰地感受到大姐皮肤粗糙的质地正划过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丝轻微的疼,这种磨擦感是王洪洋从未有过的。尤其让王洪洋着迷的是,大姐在做受时总带着一种少女般的羞涩感,所以王洪洋并没有感觉到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
  总地说来,厂长大姐还属理智,她只是偶而才来看王洪洋,每次来之前一般都要打个电话。来的时候又很晚,往往隔壁的老文已经熟睡了。大姐的敲门声很轻,若有若无,甚至接近于无,这样敲门声只有王洪洋一个人听得出来。有好几次,在没有敲门声的时候,王洪洋似乎听到了那若有若无的声音,轻轻打开门,却什么人也没有。
  和大姐在一起,王洪洋有一种初恋般的迷醉感。他仿佛又回到了高中刚毕业时和冯蕊一起渡过的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天。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之后,王洪洋才有了一遇见女孩就想和她结婚的那种冲动。也许,冯蕊断然离开他恰恰就是因为他只是有与冯蕊做爱的冲动,却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时候与她结婚,以至于冯蕊在王洪洋的情感中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屏障。
  又有一天,在同大姐做完那事之后,王洪洋认真地对章黎说:“大姐,和那个狗男人离了算了!他哪算得上人,一个美国黄片里的变态狂而已!离了吧,我跟你结婚!”
  王洪洋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话把厂长大姐给吓坏了,王洪洋能感觉到她在黑暗中涨红的脸。“你想到哪儿去了?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早知道你会这么想我就不该来招惹你。”章厂长坐了起来,有条不紊穿上了衣服,说:“我明天得早点上班,所以得早点回家。”大姐这一去,就把两人间的罗曼经历全都给带走了。
  其实,章黎根本就不知道,既使她真的答应了王洪洋,王洪洋和章黎结婚也是一件几乎没有可能的事。王洪洋不过说出了他心底里的冲动而已。实际上,此时的王洪洋已经是两个女人的法律上的丈夫了。
  两个女孩一个叫李惠琳,一个叫严小丹。王洪洋在大学时就分别和她们两个人保持着恋爱关系。李惠琳是一所工艺美术学校的大专生,学室内装饰。严小丹则是与王洪洋同系的比王洪洋高一年级的同学。李惠琳毕了业在一家装饰公司上班,严小丹毕业后则留校做了老师。王洪洋与李惠琳先结的婚,新房安在姥爷家里,与姥爷一起住,结婚一年还有了个孩子,是女孩。巧的是,孩子的母亲不知为什么偏偏给孩子起名叫王小丹。严小丹和王洪洋在王洪洋与李惠琳结婚不到半年后结的婚。严小丹的单身宿舍两个人一屋,而另一个人自己另有一套住房,只是把几本书和一个箱子放在屋里就再也不见了踪影。婚后两人就把新房安在了这里。由于毕竟是宿舍,不大方便,怕别人知道了有意见,严小丹就让王洪洋间隔性地过来,等以后哪方单位给正式分了住房再说。李惠琳知道王洪洋的采访任务多,记者朋友之间的应酬也多,所以三天两头不回家,她也习以为常。两个女孩都不知道王洪洋在印刷厂还有间宿舍。王洪洋是在大学宿舍、姥爷家和印刷厂宿舍三点间快乐而忙碌地穿梭往来着。这样的日子竟平平安安地过去了两年。
  王洪洋觉得可以这样过一辈子了,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隐情最终会败露在两个妻子的面前。他有些过于自信了。
  事情就发生在王洪洋到西藏采访的那个秋天。那年市委向西藏藏北地区又派出了一批援藏干部。援藏干部中有位区团委书记,是个二十七岁的姑娘。按计划,她在当年秋天就要和男朋友结婚了,可当她接到了上级通知后,毅然报名参加了援藏队伍,并做通了男朋友的思想工作,准备将婚期再推迟两年。刚刚踏上西藏的土地,她就一头扑到了工作上,深得当地领导干部和藏民的好评。然而,就在三个月之后,正当秋色把东北的山野打扮得绚烂夺目的时候,也正是在她计划中要结婚那几天,她却在一次赴藏民牧区考察的路途中因车祸遇难了。噩耗传回家乡,领导群众立即陷入到沉痛之中。市委、市政府专门发出了向女书记学习的号召,并授予其“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市政府又专门组织了一个记者团赴西藏实地考察烈士生前战斗过的地方,王洪洋作为《巾帼周报》的记者也被抽调到赴藏记者团。就在他离开之后,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惠琳有一位高中时就很要好的同学,严小丹也有一位同事跟她走得很近。这两个人在外面一家外语培训中心学英语,正好是同班同学,几天之后也就混熟了。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李惠琳的朋友从报亭买了一张《巾帼周报》拿回来看,严小丹的同事便说:“这种报纸还用买!我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就在这家报社当记者,你要愿意看我下次给你要一摞来。”李惠琳的朋友说:“那倒不用,上课上得累了,所以我就顺手买一张来看。如果说要我也能要一摞。我的一位同学的爱人也在这家报社上班。”严小丹的同学说:“真巧,他叫什么名字,总不会是一个人吧。”李惠琳的同学说:“他叫王洪洋。”严小丹的同学马上说:“你搞错了吧!怎么是王洪洋?王洪洋是我同事的爱人。”李惠琳的同事说:“我才没错,是你搞错了!王洪洋和我同学结婚是我去给做的伴娘。”严小丹说:“这怎么可能?王洪洋和严小丹的家就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我还三天两头去他们家串门呢!”两个人又想到了同一个问题:《巾帼周报》是不是有两个重名的王洪洋呢?
  从报上查到了电话号码,李惠琳的同学小心地接通了报社的电话,那边是一个老人的声音。老人异常肯定地说,他们报社不仅只有一个王洪洋,而且只有王洪洋一个专职记者。
  两个女孩一下子顿觉事态严重,课也顾不得上了,就各自找自己的朋友、同事去了。
  当天傍晚,李惠琳首先找到了严小丹的宿舍。严小丹正在屋里傻坐着,望着窗台上的结婚照心事重重。她说什么也不相信同事的话,只以为是什么地方搞错了。等一个陌生女人忽然间推门走了进来,她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同学说的都是真的。
  李惠琳推门就看到了窗台上的照片,她愤怒地地瞪着严小丹,眼露凶光,说:“你这个第三者!你这个第三者!”
  严小丹一下子噎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忽然蹲了下头,从并在一起的两张单人床下拖出了一只皮箱,并从里面取出了一本大红的证书。
  李惠琳冷笑了一声,接过证书,翻开看了看,冷笑了一声,把证书扔到床上,说:“不就是一本结婚证吗?这东西我也有。”李惠琳从小巧的包里掏出了自己的结婚证,扔在了严小丹的结婚证上面。然后她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张照片,说:“你看清楚了,这是我们同女儿的全家福。”
  严小庆终于说话了,只两个字:“不是…….”
  “不是什么?!”李惠琳忽然象发了疯似地大喊起来:“我们是明媒正娶的,是正式举办过婚礼的。我们一直和王洪洋的姥爷住在一起,孩子也是在这里生下的。而你们却在这种狗窝时厮混。不是什么?你说你不是第三者你是什么?!”见严小丹仍然没有话,就又补充了一句:“做第三者就做第三者,不知在哪也弄了个证来唬人,该不是在大街上找南蛮子做的假证吧?”
  整个宿舍楼仿佛都知道严小丹出事了,大伙儿都竖着耳朵在听这一个屋的动静。但后来不知怎么李惠琳的喊叫声听不见了。再后来,有人看见严小丹客客气气地把李惠琳送出了门,两人还互相说了声拜拜。
  第二天上午,老文的资料室里来了两个女的,一人怀里抱着一本红证书,并且都自称是王洪洋的妻子,并说有事要向妇联主席反映。老文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急忙上楼进了主席办公室,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主席也被弄糊涂了,问:“王洪洋不还是一个单身青年吗?据说连女朋友都没有,怎么一下子出来了两个爱人?”
  老文说:“我也不知道,要不想办法叫王洪洋提前回来?”
  主席说:“这可不行,赴藏采访是市政府下的死任务,必须得完成才行。这样,老文,你让她俩先到我这谈谈也可以。”
  李惠琳和严小丹同主席谈了一天,三个人午饭都没吃。第二天,两个人按机关上班时间准时又来到妇联的阅览室。李惠琳对老文说:“以后我俩就天天到你这上班了,直到王洪洋从西藏回来。有能耐他就别回来,最好也在西藏因公殉职,到时我俩都能弄上个烈士家属当。要是回来了,他可就完了,我要不把他告上法庭我就从这屋里跳下楼死给他看!”说完这话,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楼,就改口说:“我要不把他告上法庭我就从主席那屋跳下楼!”
  主席那屋在四楼,是妇联机关大楼的最高层。

  (王洪洋想到这里,睡意顿无,他不知道该不该再继续往下回忆。他拿起笔,在“结婚”两字的下面又写下了两个字:感动。王洪洋认为他有足够的理由为他接下来的经历感动。)


感  动

  王洪洋是在一天傍晚回来的。他直接回到了宿舍,在开门时发现门上贴了一张纸条:

  回来后马上找我,有急事相告。记住,若白天回来,千万别去单位找我。老文
  王洪洋见老文屋里的灯亮着,就过去敲门,老门开门一看是王洪洋,连忙说:“你可回来了,快把包放回屋,我有争事找你。”
  王洪洋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赶忙回屋,扔下了背包,脱下外套,又回到老文这儿。
  见到王洪洋询问的目光,老文竟一下子不知道从何说起,想了想,说了句:“也没什么事情。人一个人有些孤单,想找你聊一聊。”
  王洪洋正在诧异,老文问他:“年轻人,我给你讲一讲我过去的一段经历好不好?”
  王洪洋不明究里,只好点头。
  老文又问:“我是个进过监狱的人,你信吗?”
  王洪洋说:“听说过,不是说在‘四人帮’那时候被错判的吗?”
  老文说:“那是我回妇联上班的借口,其实不是错判。”然后他摘下了眼镜,陷入到回忆之中:
  “我是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的老干部,一直在部队当兵,六十年代初我转业到了地方,被安排到妇联工作。那时,我就是现在刘主任的角色,办公室主任,妇联的男人也只有我一个。七十年代中期,上级给妇联派来了任务,要在东部山区的一个小村子搞计划生育工作试点。下乡条件艰苦,男同志自然首当其冲,组织上于是就把这项光荣任务交给了我。我被当地人民公社政府安排在一户老乡家里住下了,一住就是一年多。那户人家的两口子不知怎么只生下了一个女儿就再没怀过孩子,所以公社就把他们家树成了计划生育典型。这也是安排我住在他们家的主要原因。老乡家三间草房,靠西边的向外开门的那间是厨房,东面两间是卧室。我睡在里间卧室的炕上,他们两口子和女儿睡在外间的炕上。有一天深夜,依稀觉得男人出了门就再也没听见他回来。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一阵锣声把我惊醒了,穿上衣服上街一看,几个民兵正把这家的男人五花大绑地押着游街。男人嘴上叼着一撮鸡毛,胸前挂着木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字:偷鸡犯。女儿和女人也跟在我后面出来了,一看竟是自己的男人和爹,就双双哇哇地哭起来,边哭边往屋里跑。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赖住在人家里多少少也有些感情,就去找大队书记说情,看他们家是计划生育模范的份上就放了他吧。书记却说,这可不行。人公不能放,还要送他到几十公里以外的一家采石场去接受劳动改造呢。县革委会为了学好大寨,正准备修一条长达40公里、横跨全县南北山区的红旗渠。修渠需要大量的石头,采石的活儿基本都要让劳改人员来干。那活儿危险,要是让炮崩死了劳改犯就不用给抚恤。县里也是为了节约闹革命才这么做的。这不,公社给我们大队派了三个地富反坏右的指标,已经送去了两个地主了,正好还差一个,这男人正好让我们抓了个现行,你不让他去让谁去,你不让他去革命群众能服气吗?你让他去难道还能让你去不成?
  “是啊,总不能让我去啊。书记的话无懈可击,我只好回到老乡家里来安慰这可怜的母女俩。男人一去就没了音信,女人一到晚上就哭。怕影响女儿睡觉,后来就到里屋我这里来哭。等我和她有了那种事,她就再也不哭了。有时候我和她正做的时候怕她的声音太大让女儿听见,她却说,她小着呢,还不到十八岁,什么都不懂,再说这声音和哭也差不了多少。
  “女儿小学毕业就不念了,天天在队里上工挣工分,体力劳动让女儿早熟,身体发育得根本不象十八岁的孩子。女儿成天不跟我说一句话,只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常常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我。有一天夜里,女人跟我正在做那事的时候忽然间哭了,越哭越伤心。我问她怎么了,她抽泣着说,她想她的男人了,要不是男人不在,她也不会稀里糊涂地跟我有了这种丢人的事。第二天,她打起包裹,徒步去采石场看男人去了,走前还告诉女儿,要听城里伯伯的话。
  “城里的伯伯其实是个人面禽兽。女儿刚走的那天晚上,我就听到女儿在隔壁翻来覆去地没有睡好,静夜里她咽唾沫的声音我都听得真切,弄得我也没睡好。第二天夜里,女儿又是翻来覆去的,我就问她你怎么了,她没有回答,竟推门进来,站在了我的炕前,说我害怕。我问她怎么办,她就说我也要象我妈妈那样和你在一起,说着就钻进了我的被子里。我说不清当时自己是什么感受,自己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我只听她说,她一个人在屋里经常睡不好,我和她妈妈之间在做什么她全知道。
  “第二天黄昏,女人回来了。我和她女儿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和她去看男人之前一样。可做孽的是,我和女人从未采取什么避孕措施,却什么事都没有,可和她女儿就那么一次,竟让她怀了孕。眼见得女儿的肚子一点点变大,事情终于败露了。女人愤怒地抓破了我的脸,并顾不上丢人把我和她女儿的事全告到了公社革委会。于是我被公安和民兵五花大绑地押了起来。好在她们念我是城里派来的干部没有让我游街,否则非让老百姓用石块打死不可。两天后,我也被押到了采石场。当时我害怕极了,我怕那家男人会纠集几个犯友把我整死。结果我白担心了,好几天过去了我竟没能见到他,后来才知道他在我去的前一天就被放回去了。我顶替了他的名额。
  “我被判了八年徒刑,八二年才被放回来。我在城里的老婆一听到我被判了刑就同我离了婚,两个儿子和一个姑娘也和我断绝了关系,划清了界限。等我放出来的时候,我已无家可归。无奈之下,我就又找到了妇联,问我的条件够不够受“四人帮”迫害的线好给我平反昭雪,再给落实政策。妇联主席说我不能算是受“四人帮”迫害,难道是“四人帮”逼着你强奸耍流氓了吗?但我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就赖着不走,晚上就在妇联的走廊里睡觉。后来是我当时的一个老同志找主席说了情,主席才同意我留下来工作,到资料室管管书刊,但正式编根本就不可能给,只能算作返聘,每个月工资比正式工作人员略低一点。
  “年轻人,我这辈子挺知足的,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也都遭过,什么气都受过,但我终于都挺过来了。你看,我现在这不挺好的吗?所以,遇到什么事都不能怕,挺过去就是了。”
  王洪洋万万没想到老文还是这么一段经历。他只听人说老文蹲过监狱,可不知道原来是这么蹲进去的。老文见王洪洋还沉浸在他老文的故事中出不来,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到麻烦的泥淖里去了,就实在忍不住了。他终于严肃地对王洪洋说:“年轻人,你出事了!”
  老文这一句话象睛空里的一个响雷。在王洪洋的头顶炸响,他懵了。等老文把事情的原委给说了出来,王洪洋就象寒冬腊月里的一盆凉水泼在地上,一下子就僵在了那里。好半天他才说了一句话:“看来,我得步你的后尘去接受法律的制裁了。”
  老文一看王洪洋一下子没了主意,就帮他想办法:“你的事和我的事性质上还不大一样,动动脑子,做做工作,还不至于到这一步。你明天最好别去上班,避一避锋头。这节骨眼你自己恐怕冷静不下来,最好找一个知心的人帮你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这一句话提醒了王洪洋。王洪洋当天晚上就敲开了章黎的家门。
  章黎的科长丈夫正好也在家里。科长高大魁梧,相貌端正,要不是听过章黎的讲叙,王洪洋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会做出任何恶劣的行径来。王洪洋怯怯地叫了声:“姐夫。”章黎赶忙给做了介绍。科长热情地招呼王洪洋坐下,说:“你们谈,我先休息。”然后就自己到卧室里看电视去了。
  章黎说:“不是出门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想起到大姐家串门来了。”
  王洪洋说:“大姐,我出事了。别拐弯抹角了,可能你也听说过了。”
  章黎一看王洪洋直言不讳,便不再装糊涂,说:“你的事我也听说了一点。好你个王洪洋,大姐还以为你是个童男子呢,真没看出来你年纪轻轻就花花得不成样子了。这么一比,你姐夫比你强多了,最起码他跟我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会骗人。”
  王洪洋满脸沮丧,象是要哭出来了:“别拿我取乐了,大姐,我现在是哭都不会哭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章黎看到王洪洋六神无主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便不再调侃他,说:“遇到点事儿就挺不住,象什么男子汉!行了,用不着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大姐自想办法。你这两天先别上班,就住在我家别动地方了,我女儿的房间先借给你住。你是不是还没有吃饭,我去给你热点剩饭。吃完饭,你跟我大致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两个女孩的性格特点要多说几句。”
  第二天章大姐下班回家,马上告诉王洪洋,说已经找妇联主席谈过话了,只要他自己把这事处理好,单位这边就不会有什么事情了。
  第三天下班,章大姐进门就让王洪洋快披上外套,穿鞋跟她出来。她一边走一边说我把李惠琳给约来了,你们自己好好谈一谈,我让她上来,她不肯,说在楼下谈就可以。王洪洋一听李惠琳来了,一下子站住了,脸上露出了胆怯之色。章大姐说,小子,你当初登记重婚的勇气哪去了?去吧,没什么大问题,我已经跟她谈明白了。你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发生了什么都无所谓,让你做什么都可以,只有一点,别让两个女孩中的任何一个站出来起诉你就行。
  李惠琳见到王洪详,冷冷地看着他,半天没有说话。王洪洋只是说了句“对不起”就不知再怎么说。李惠琳接过话,说:“这趟西藏之行还不错吧,后院起火了都不知道。要早知道我和严小丹闹到你单位你是不是就留在西藏不回来了。王洪洋你别想再巴结我,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但我也不想跟你离婚,我就这么拖着你,这是你为你的轻率付出的代价!放心,我也不想到哪儿去告你个重婚。原来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非要让你进监狱蹲上个两三年不可。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这么做有点太便宜你了,你明白吗?明天,我会跟你姥爷、你父母解释清楚,再带孩子另找地方住去。我走到哪都会让你知道的,因为你是孩子的父亲,我还得让你寄抚养费呢。”
  李惠琳说完就扭头走了,王洪洋最怕的就是她出来起诉,看来危险已过去了一天半,不离就不离吧,先拖着了也无所谓。
  章大姐正在准备晚饭,王洪洋回来了。章大姐问:“怎么就这一会儿?没出什么意外吧?”
  “没有。大姐,我怎么谢你才好。”王洪洋的感动发自内心,溢于言表。
  章黎根本不予理睬,低着头,边切菜边说:“你必须得尽快与她俩之中一个解除婚约,这样事实重婚就不再存在,这件事要越快越好。那个李惠琳看起来不可能与你办离婚,唯一的希望就在严小丹身上了。”
  第三天的下午,章大姐带严小丹一起回到了家。她们一进屋,王洪洋正不知说什么好,严小丹就一头扎到王洪洋的怀里大哭起来。章大姐悄悄地锁上门,又回单位去了。
  严小丹的泪水把王洪洋的衣服胸襟全给湿透了。严小丹最后哽咽着说:“洪洋,我爱你,我不能离开你,离了你,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下去。”
  看着严小丹伤心欲绝的样子,王洪洋的泪水也流了下来,他这时是恨透了自己。严小丹是从黑龙江一个矿区考到了王洪洋所在的大学,父母都是矿山工人。她为人直率,对王洪洋说的每名话无论真假都信以为真。可就这么一个对别人从不设防的姑娘王洪洋还是把她给伤害了。但他还是没有忘记章大姐的吩咐,边擦眼泪边说:“我也不想离开你,可我们离婚手续还得去办,我也没有办法,小丹,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要打要骂就全由你了。”
  严小丹仍边哭边说:“打你、骂你有什么用,不还得离吗?前几天我真是恨死你了,就等着你回来和李惠琳一起把你告上法庭。可一听说你回来了,我就想你想得受不了了,想找你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只好在你的单位傻等,后来听说你在印刷厂有间宿舍,我就到那儿找你,谁知锁着门,我就在外面站了一夜。要不是章大姐今天找我,我还不知道你躲在这儿呢。”
  王洪洋说:“离了只是形式上的。我人还要同你在一起。我欠你的,我就要偿还你!”
  “都这样子了你说这话还有什么用?这种伤害是你王洪洋能偿还得起的吗?”严小丹的哭声更大了,说话声已经和哭声融到了一起,“我知道不办离婚不行,李惠琳说死不和你离,那只能我去了。不管你跟谁在一起我都希望你好好的。我就有一个要求,你必须得跟我回老家跟我爸、我妈解释清楚。请放心,他们都是老实人,不会为难你的。等解释清楚回来,我就同你办离婚手续去。”
  天渐渐黑了,章大姐和他的科长丈夫都回了家。
  严小丹在章大姐的好言相劝下勉强吃了口饭就要走,王洪洋要送她回学校,严小丹执言不肯。王洪洋坚持要去,严小丹终于发了脾气:”你怎么送我回去?我这两天已经让人传够了闲话,你不要再去凑热闹好不好,你丢得起这人我丢不起!”王洪洋好说歹说拉她一起坐到一辆出租车里,在还没到学校门口严小丹就下了车。王洪洋在车里未动,眼看着严小丹进了大门就回来了。
  回到章大姐家,王洪洋发现父亲和母亲正坐在客厅里。这确实吓了王洪洋一跳。王洪洋只有春节时才回父母那儿看看,平时半年也见不上他们一次。正琢磨着怎么应付好,发现父亲的态度并不严厉。父亲见大家都坐在厅里,象开会似地开口发言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家里一点儿都不知道,多亏同志和领导帮忙。要不然你小子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怪只怪我们做父母关心不够,给章厂长,还有好多人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这次来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把这事处理好,别拖泥带水的,不然别的不说,你都对不起给你提供避难所的章大姐。“
  父亲母亲又和章大姐、科长寒喧了几句就起身走了。下了楼又把王洪洋叫到一边单独说了几句,基本上还是那几句话。
  第二天,王洪洋来到了单位,先同刘主任谈话,又同主席谈了话。单位也并没有为难他的意思,只是了解了一下情况,并希望事态尽量不要扩大。最后,刘主任还让王洪洋交出了结婚介绍信和离婚介绍信,刘主任根本就记不清他交给王洪洋的介绍信是几本,王洪洋在那本从未用过的离婚介绍信上为自己填写了一张后就把它连同四本结婚介绍信交给了刘主任,自己却又偷偷地留下了一本。
  当天晚上,王洪洋和严小丹一起坐上了北去的列车。过了一夜零大半个白天,王洪洋第二次来到了严小丹的家乡。
  女儿女婿的突然归家使严父严母有些意外,但他们马上就开始置办酒菜,并把严小丹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子及孩子全都招呼到家里。等晚餐结束大家都散了,王洪洋终于硬着头皮向严小丹的父母坦白了这次回家的原因。
  王洪洋此行的目的就是来给老人赔罪。可两位憨厚的老人并没有责备怪罪王洪洋。王洪洋眼见着两位老人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流泪,他的心就在一阵阵缩紧。已经是午夜了,严小丹说:“爸、妈,洪洋有他的苦衷,你们别怪他好吗?”严父终于说话了,是在跟王洪洋说:“孩子,我们不怪你,事情到了这一步怪你又有什么用。我们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你和你的那个媳妇感情不好又不能马上离,按你说的,你想等离了再和丹丹结婚。怪只怪我们老两口糊涂,一个劲地催你们结婚,害得你不得不走了这一步。你说你怕伤害了丹丹才没有告诉她,却没想到你这么做可才是伤害着她了。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两个哥哥学业上没什么出息,都留在了矿上当工人,可这个女儿从小就学习好,没费劲就考上了大学。我们都指望她能在外地过上好日子,谁知道竟遇见这种事儿。怪只怪我们自小就把她给惯坏了,她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从来都是我们听她的。我们那时候说在婚前得见见你父母,她说你从小就跟父母关系不好,早就断了来往,和姥爷住在一起。我们就说那就见见你姥爷吧,丹丹又说你姥爷都快100岁了,眼睛耳朵都不管用了,连话也说不成句。那我们又提出结婚时到我们娘家这面操办操办,丹丹就又说这年头早就不兴这个了,还说你们在大学念书时就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搞了个什么特殊的婚礼仪式。我真后悔,当初只要我坚持见一见你们家的任何一个人,事情也不会搞到这个地步。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老人的每句话都象刀子一样剜着他的心,老人的善良让他无地自容。他使劲拟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怕老人觉得他太假,可最终还是泪流满腮。他从心底里希望老人家能努火万丈,骂他打他都可以。老人越是这样宽容,他的心就越是象刀绞一样地难受。他在心里骂着自己,我王洪洋算什么东西,竞然去锅害这样老实的人家。我都不如老文的一根汗毛,老文犯了事能坦然地面对刑罚,而自己这些天满脑子都在想如何逃避制裁。他更请醒地意识到自己自私而又懦弱的本性。王洪洋越想就越是愧疚,猛然间他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说:“爸、妈,我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丹丹,你们就当没我这个女婿。我想好了,我回去就去自首,我要去坐牢!不然,这对你们也太不公平了!”
  严父仍然低着头,看都没看王洪洋一眼:“我们没有别的,就是担心女儿今后的生活。坐牢有什么用?你坐了牢就能换回我女儿的幸福吗?千万别走这一步,不管你们以后能不能在一起,我们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好好的。你要真去自首什么的,那你就真地对不起我们老俩口了。事到如今,我女儿大不了就算离了个婚。要是你进了监牢,那就是说我女儿是找了个劳改犯当女婿。这罪名我们可担不起。我们小地方人家最重名声了,你不为你爹你妈考虑也得替我们考虑考虑。好了孩子 ,多的我们也不说了,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明儿个大清早你们就快走吧,回去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走晚了让小丹的两个哥哥知道就该走不成了,日后我跟他们解释。已经是后半夜了,也没几个小时了,能睡就睡吧。”说完话,两位老人就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只剩下王洪洋一人还趴在地上不肯起来。严小丹拉起了王洪洋,两人于是抱头痛泣。
  两天之后,王洪洋和严小丹正式办了离婚手续。
  王洪洋继续回报社上班,一切都是老样子,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关于女团委书记的长篇报告文学也陆续在《中帼周报》上连载,登出的稿样同王洪洋在旅途中拟就的初稿相比有了一些改动,在文笔上更富有感情色彩,读起来也更加感人。主席在一次机关工作会议上表扬了王洪洋,说报告文学连载每期她都认真地读了,每次读它她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至此,王洪洋压在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单位对他的过犯是真地不会追究了。
  他的两个家仿佛一夜之间被风吹走了。如今,他只剩下了那间印刷厂单身宿舍的小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严小丹来过小屋几次,每次只坐一小会儿就走。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她推门进来就哭了。王洪洋好容易才问出来,原来学校评中级职称,系里的领导说她在感情生活上有做第三者的嫌疑,说什么也没给她报名。哭诉完了她就推门走了,再就没了音讯。王洪洋好几次想去看看她,有一次还来到学校门口,犹豫再三还是没敢进。
  至于李惠琳,那仍是他的法定妻子,而且他还有一个女儿在她那里。王洪洋每次打电话说要见见她和女儿,她都严辞拒绝,末了,她总忘不了提醒王洪洋寄女儿的抚养费,别的话一句不肯多说。王洪洋自己也记不清从哪天开始,他联系不上李惠琳了,装饰公司的人只说她已辞职不干了,去了哪谁也不知道,至于她和女儿住在哪就更是不知道了。王洪洋寄去的汇款单也都被退了回来。最后,他只好暂停寄钱。他也曾找人打听一下,得知她也没住在她父母家里,而他根本就没胆子直接给他们打电话。两年之后,王洪洋终于通过朋友打听到了她的确切消息。李惠琳辞职后,带女儿同一位台商住到了一起。台商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但他一年中的大半时间都在这里,因此为了生活方便,他还是在这里为自己买了套别墅。李惠琳是为台商做室内设计业务时认识的他,没想到别墅装修完了之后她自己竟成了别墅的女主人。当王洪许拨通了李惠琳的电话,李惠琳冷冷地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拨这个电话,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联系,我也不需要你再给我寄一分钱。只是有一条,我不想与你离婚,我一辈子也不与你离婚。你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相安无事。但你要非和我离婚不可,我可就说得出,做得出,我让你死不成,也活不成。”
  王洪洋早已习惯了如今仍是他法安妻子的李惠琳的刻薄,他问:“那我同小丹说几句话不算过份吧?”
  李惠琳在听筒里忽然间哈哈大笑,说:“怎么,还没忘了你的那个什么小丹!你们不是已经离了吗?”
  王洪洋不想与她争辩,说:“我想同女儿说几句话。”
  李惠琳说:“什么女儿?你有女儿吗?我怎么不知道?”停了停,语气略有缓和,“女儿离开你的时候她还不记事,等她记事了她只认识她现在的台湾爸爸,她以为她就是我和她台湾爸爸的亲生女儿,她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你这么个人!她早就不叫王小丹,这个名字让我伤心,她现在随她的爸爸姓,叫吕小琳。她爸爸对她比真正亲生的女儿都好,请你最好不要扰乱她的生活,你伤害我一个人就已经够了,难道连我的女儿都不放过吗?”电话挂了,王洪洋呆若木鸡。
  有一次,王洪洋在印刷厂下版,章黎大姐关心地问起他的近况,王洪洋伤心地提起了与李惠琳的通话。章黎吃了一惊,说:“没想到这人这么绝!这我倒没想到。和你保持婚姻上的关系同时又不和你在一起生活的主意其实是我给她出的。我对她说,你要真想报复王洪洋,这种精神上的刑罚比牢役之苦要严酷得多。牢役过完了王洪洋就解脱了,而在这种精神刑罚的枷锁下他王洪洋就永远也解脱不了。当时她就这么很痛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我的本意是,当时只要她不去起诉你怎么样都行。等时间久了,要么她回心转意,再回到你的身边;要么她又跟别的男人好上了,她就会主动和你提出离婚。你也告诉过我她是个倔犟的人,但怎么都没想到她倔犟到这个份上!要怪就怪大姐不好,给她出了这么个馊主意,到头来还是把你害了。”
  王洪洋赶忙说:“快别这么说,章大姐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敢怪你。要不是你帮忙我现在就不会在你这儿再下什么版了。”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知怎么涌现出一种苦涩,原来这主意是厂长大姐出的,不然怎么这么老道而残忍,她要不说出来王洪洋还不知道呢。莫非她把对丈夫的怨恨都加在了他王洪洋的身上?想到这里,王洪洋的心里就又生出了一丝怨恨。这丝怨恨刚一露头,就遇见了王洪洋心中的另一部分情感,那是对章大姐无法释怀的感激。这两种东西搅和在一起,弄得王洪洋竟有一种晕船般眩晕恶心的感觉。以后,王洪洋再一看到章大姐,那种晕船的感觉就又从心底冒出来,即使偶而的笑容也不难让人看出其中的勉强。章黎发现自从同王洪洋那次谈话之后王洪洋就一下子变得沉默多了,心里也明白了:自己说话说多了!但向来都有主意的她眼见得王洪洋这么消沉此时竞也毫无办法,心里就生出了一些懊恼。

  和觉儿分手大约一年多之后,王洪洋接到了林觉的电话。电话是从新加坡打来的。林觉告诉他,自从上次两人不欢而散,她就通过中介公司办理了赴新加坡打工留学,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换换环境,寻找一种新的生活。两天后,她要回来探亲,她坐新航的飞机先到北京,然后再坐火车回东北。她半真半假地问王洪洋,不知道他肯不肯花时间到北京去接她。王洪洋自从与林觉分手后心情一直都无法晴朗起来,这时忽然接到了林觉这么个电话,就仿佛一直都阴沉着脸的天空终于透出了一缕阳光,他没有任何理由错过它。但他并没有一口应承了下来,他假装说如果他能请下假来他就去,如果请不下来假就不去了。心里却已经打定了主意,这一次是非去不可,他要手捧着鲜花到机场迎接林觉,给她一个惊喜。
  当天夜里,王洪洋换上了与林觉上次去婚姻登记处时穿的那套西服,乘上了赴京的列车。
  列车在夏夜的热风中驶出了城市。这是一辆全卧铺列车,王洪洋在自己的下铺上毫无睡意。夏天的夜黑得不彻底,他把脸贴在窗玻璃上,依希看得见田野上绿油油的庄稼,他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当他把脸从窗外收回到窗玻璃上时,他发现对面铺的女孩正在看他,他扭过头来问那女孩,怎么我们认识吗?女孩笑着点了点头,怎么不认识,你不是《巾帼周报》的王洪洋吗?
  王洪洋终于想起来了,女孩是《新时代青年报》的排版员,叫衣新。王洪洋经常到“青年报”去,曾与女孩见过面。女孩这次到北京是到一家新闻出版学校参加一个为期五个月的电脑排版培训。王洪洋说:“真巧,我每次出差来北京都住在新闻学校的招待所。”
  女孩说:“是挺巧,我们这次好象也安排住在招待所。”
  衣新年纪不大,76年出生的,比王洪洋整整小了九岁。衣新周身荡漾着似乎永不枯竭的热情,又有一种令人起敬的好学精神。一路上,她不住嘴地向王洪洋讨教编辑、排版方面的问题。王洪洋从衣新身上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孩身上的特有的充沛的活力,这种活力象春天的泉水一样正冲刷着压在王洪洋心底的那些沉重的土块。坐在衣新的对面,王洪洋感觉到那些坚硬的土块正被这股清新的泉水一点点地冲走。好久没有这么与人畅快地谈话了,他仿佛象与衣新同龄的人一样活跃起来,说起话来也象衣新一样滔滔不绝。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有些发亮了。
  清晨下了车,两人结伴坐地铁去了新闻学校。那些陆续来报到的培训人员果然被安排住招待所。王洪洋住三楼,他们全都在二楼。衣新忙着自己的事去了,王洪洋有些犯困,就倒到了床上,却不知怎么总也睡不着,眼前老是晃动着衣新不知疲倦地说着的话的样子。眼看已是中午,到餐厅吃了午饭之后,就遛达到附近一家花店买了一束鲜花。林觉的飞机是明日上午11点到,这儿离机场距离远,又得穿过闹市,最快也得一个半小时,他怕明天临时买花来不及。
  一下午王洪洋都在房间里看电视。傍晚的时候,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原来是衣新打来的,她说她的事全办完了,要是王洪洋没事就一起在餐厅吃晚饭。晚饭后他们培训班的学生要一起开个舞会,她想邀王洪洋一起参加。王洪洋正好无事可做,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舞会是令人陶醉的。其实,王洪洋并不太会跳舞,他以前也几乎没跳过几次。但跳舞给了他与衣新肢体解触的机会,王共洋清晰地知道,每当一曲响起他与衣新再度步入舞池时,他的心里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舞会结束了,两个人似乎都没有马上回招待所的意思。如果马上就回去,似乎是一种残忍。衣新说:“我从来就没有看过天安门的夜景,洪洋你带我去看夜景吧。”
  两人于是乘上地铁,只两站就到了前门。路上,衣新问王洪洋:“你家里几口人?”王洪洋听得懂这话的潜台词,他回答:“就父母和我。但我从小到大一直和我姥爷在一起。我姥爷去年过世了,现在我住三八印刷厂的单身宿舍。”“哦。”衣新认真地点了点头。
  两人站在金水桥边,王洪洋看到衣新眼里有一盏亮亮的路灯,于是觉得在这么美好的浪漫的夜里和一位女孩在一起要是还这么保持距离,总是有些别扭,至少,也应该把胳膊搭在她的肩上才属自然。他于是对衣新说:“我和初恋情人曾经在这里假扮着举行过婚礼。”
  “是吗?那快说给我听!”衣新说。
  “你还想跳舞吗?”王洪洋问她,边问边张开了两只胳膊。
  “那就跳吧。”衣新走上前去,却把自己整个人都投进了王洪洋的怀里,任凭王洪洋紧紧地搂住自己。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王洪洋感觉到几年来压在他胸口上的那些沉重的日子正象被风吹动的云彩一样一片一片地飘走。
  回到招待所,发现招待所的大门已经上了锁。反正也已经是凌晨了,两人就又在大街上散起步来。直到大约五点钟,守门的老人才打开门锁,两人于是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王洪洋这次是倒头就睡。梦里,他回到了十八岁的时光,他拉着衣新的手在曾和冯蕊一起去过的那片山坡上奔跑。等他醒来,他一眼看见了桌子上浸在脸盆里的那束鲜花,连忙看表,心里猛地一惊,睡意全消,已经快中午十二点了。
  他懊恼地坐在床上,不知怎么办才好。去机场肯定是来不及了,她应该是乘今晚的火车回东北,那么他可以捧着鲜花在火车上一节节地去找她。但是,还有这个必要吗?他问自己。这时,他听见自己心底响起了一个空洞的回答:没有必要了。
  敲门声响了,他知道是衣新。衣新进了门,说:“懒旦,才起床,我都上完半天课了。”
  衣新发现了桌子上正被正午的阳光包围着的鲜花,眼里涌出一种感动,她马上走过去把花捧在了手里,深深地嗅着花香,头都不抬地问,是给我买的吗?王洪洋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是的。”
  王洪洋乘第二天早晨的火车踏上了归程。大约半个月之后的一个星期五的黄昏,衣新出现在王洪洋的宿舍门前。她刚刚下的火车,身上还背着包。当天晚上,衣新没有走。她说她妈妈要是知道了她一天没有上课会不高兴的,她只能明天回家,假装是今晚上的火车。
  以后,大约每个月衣新都要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是星期四的傍晚,每次都在王洪洋这儿过了夜再回家。等衣新的培训结束了,两人已是一对相胶似漆的恋人了。
  衣新仍然不时地留宿在王洪洋这儿,她喜欢在小屋里与王洪洋相偎相拥的感觉。衣新一直都有蹦迪的习惯,到北京学习前经常和同学朋友到迪厅里玩,一玩就是一夜,常常是天快亮时就睡到了同学家里。父母知道她的这个爱好和习惯,只要她提前打个招呼,一般并不过问太多。培训结束之后,衣新仍然经常向父母请假蹦迪。可大多的所谓“蹦迪”的夜唤其实都花在了王洪洋这儿。
  衣新来王洪洋这里,不时与老文在走廊里狭路相逢,王洪洋就介绍说是新闻界的好朋友。王洪洋不避讳老文知道他与衣新的来往,却不愿意让他知道她在这儿过夜。有时候衣新要留宿,

  如果让老文知道了她过来了,王洪洋和衣新就会在老文通常睡觉之前暂时离开宿舍,声响故意弄得很大。到大街上散散步,估计老文睡了,再回来。老文人老觉轻,等他要睡觉了,往往走廊里也就没人走动了。怕老文听出回来的是两个人的脚步声,王洪洋在走进楼道时就把衣新背在身上。后来,衣新总觉得这事太滑稽,说什么不愿意再做了,王洪洋就趁老文刚熄灯上床还没入眠时自己一个人出去。他给自己脚上穿一双鞋,又给自己的双手也套上一双鞋,然后再从走廊里爬出去。就这么一爬,发出的声音竟和两个人的走路声一模一样。等到了楼外,自己随便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就再走回来。这样,老文要是没睡熟,就会以为王洪洋把衣新送走了,然后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王洪洋不想让老文知道衣新在他这儿过夜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觉得老文对他的事知道得太多,以前在王洪洋出事时人家还帮了他很大的忙。如果让老文知道以前的事还没处理利索现在竟还在胡作非为,王洪洋自己都觉得自己在老文面前有些抬不起头来。王洪洋自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但在一次机关春节会餐时,老文喝多了,就对王洪洋说:“年轻人,别玩什么小花样了,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你可能不知道,我转业到妇联工作之前在部队里做的就是侦察连连长,什么事能瞒过我老文的耳目!不过,年轻人你记住,只要自己看准的事你就只管做就是了,这世界上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老文的话确实把王洪洋吓了一跳,但旋即他就平静下来,心里充涌起一股感激的暖流。他觉得自己真是看错了老文,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和老文比起来,王洪洋发现了自己形容的猬琐和心胸的狭隘。
  春节一过,天气就一天天见暖,转眼间,草也绿了,花也开了,又一个春天来到了。王洪洋仍和衣新在爱情的大河里幸福地飘流着。衣新喜欢放风筝,王洪洋就常在周末带她骑着自行车去东效的山里去放。这里正是王洪洋多年以前和高中同学冯蕊频繁约会的地方。如今,他也偶而想起冯蕊,但竟发现她的容貌在自己的脑海里已有些模糊了。
  除了冯蕊,衣新是王洪洋所经历的女人中他唯一没有产生与之结婚冲动的人。他似乎觉得他可以和衣新就这么一辈子恋爱下去,而衣新在他的眼前也将永远是一个精力旺盛、活跃可爱的女孩。然而,令王洪洋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回是衣新先有了结婚的打算。
  衣新正摇动首线轴,一点点地把放在空中的风筝给收回来。当她终于把风筝抓在手中,便对王洪洋说:“洪洋,你说,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啊?”
  “是……是什么?”王洪洋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衣新就势坐在了草地上,也把王洪洋一把给拉倒在地,对着他的耳朵一字一顿地说:“我-们-该-结-婚-啦。”
  “什么……”王洪洋一时语塞,然后想了想说:“衣新,你这么小,再等两年不行吗?”
  衣新有点着急了:“我小,那你也小吗?都三十二岁的人了!其实我爸、我妈都已经知道了我俩的事,我们都好了两年了,可你却一次都没到我家去看看。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啊?你能保证再过两年你就一定和我结婚吗?”
  王洪洋这时想起了她和林觉一起去婚烟登记处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不顾衣新那追问着他的目光,低头沉吟了半天,终于抬起来,说:“衣新,我不能和你结婚。”
  “为什么?”衣新还在追问。
  王洪洋完全平静下来了。他说:“我以前结过婚,现在仍和别人有婚烟关系。”
  王洪洋在等衣新的恼怒或是责骂,却见衣新用一种湿润的眼神在看着他。“我早就等你说这句话了。”她缓缓地说。
  王洪洋正在诧异,她接着说:“不就是李惠琳和严小丹的事吗?我几个月前就知道了。你以为一个女孩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会糊里糊涂地嫁过去吗?”
  王洪洋心想,这下完了,她全知道了,于是就说:“所以,我不能和你结婚。因为我不能给你完整的爱。和我结婚,我们之间的爱也会因为我的以往而将变得破碎。”
  “你以为让我离开你我的爱就能是完整的吗?我的生活就是完整的吗?你错了!”衣新咬紧下唇,眼圈里蓄满了泪水,“我的名字其实一开始并不是我的名字,叫衣新的原来是我哥哥,我生下来时父母为我取名叫衣意,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把我们俩的名字调换了过来,我哥叫衣意,我叫衣新。不管调换不调换,我父母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俩做人做事都要一心一意。我本质上恰恰就真的是这种一心一意的人。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已经全部都投到了你的身上,你再让我离开你去另寻所爱,你认为我今后的生活还完整得起来吗?当我刚知道那些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我私下时有多伤心,因为我知道,以后无论是和你在一起还是和你分手,我的生活都将是破碎的。既然都是破碎的,那我只能选择嫁给你,当然,只要你肯娶我。”
  看着衣新那么伤心的样子,王洪洋心里如万箭穿心。他终于明白了,他王洪洋从根上就不是一个能给女人带来幸福的人。他就象一个永远都在飞速旋转的齿轮,远远看去,女孩子们以为那是一朵美丽的葵花,而一旦有谁走进了他的生活,那些锋利的齿轮便会把她击得粉粹。
  此刻,王洪洋从自己的身上看到了人的坠落。也许,人真的就是堕落的天使,人单靠人自身是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王洪洋从来不信上帝,但他此刻却希望真地能有上帝来伸出一把手,救一救象自己一样的在尘世欲望中挣扎着的人们。
  他紧紧地搂住衣新,看着衣新的眼泪象决堤的河水一样流出,他的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那种结婚的冲动此刻在他的心里又渐渐地苏醒了。“我娶你,我一定娶你。”王洪洋动情地说。
  衣新马上止住了眼泪,她说:“有些技术上的事你不用担心,我早就替你想好了。虽然现在婚姻登记都用电脑操作,但你把户口和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改就可以了。我哥哥在派出所管户籍,以前有一个人要出国到美领馆签证被拒签了,想再签又怕有拒签记录受影响,就找我哥把身份证和户口上的名字改了,生日也改了,又重办了本护照。我就以同样的理由让我哥给你改了户口上的名字,再换一个新的身份证,这样我们再登记结婚就不会有麻烦了。”
  半个月之后,衣新就帮王洪洋把户口和身份证上的名字都改了,生年也改成了70年。王洪洋的新名字叫王新。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一是两人想来想去没想出合适的,于是就用了“衣新”的“新”。这样,两人就算是异姓同名,更有一种亲如一家之感;二是王洪洋真切地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已经过了午夜,王洪洋仍无睡意。他在“感动”两字的下方又写了一行小字,似乎是在作注:感动就是感觉到心在颤动。写完了,觉得这一晚上的总结似乎一直笼罩着一种悲哀的气氛。难道自己的生活中就没有快乐吗?他一边问着自己,一边在“感动”的下面大大地写下了两个字:快乐。)


快  乐

  对于王洪洋来说,那几年的确是他一生都没齿难忘的快乐时光。
  金满丽是王洪洋上了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女朋友。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金玛丽是法律系的女生,比王洪洋高两届,满族人,来自东部山区的一个满族自治市,她一上学就和同班的一个十分纯朴的农村男生好上了。所以准确点说,金满丽应该是她那个男同学的女朋友才对。
  王洪洋爱写点小文章,进校不久他就在这方面暂露头角,不时在校学生会办的《校园生活》上发表点小文章。在转过年的第二学期,他就被选进了《校园生活》编委会。这个一个月出一次的小报从创办开始就为中文系把持着,偶尔也有一、两个外系的学生进来。金满丽就是这样的一位。
  其他的编委都和金满丽一样,是老生,改稿、校对的活儿全都落在王洪洋一人的身上。编辑部在图书馆的顶楼,是一间又黑又小的屋子,里面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如今都已淘汰了的老式木板床,床上还有一套旧的军用棉被。编辑部两个星期开一次会,几个人把任务布置给王洪洋之后,这屋子几乎就再没人来了。只有金满丽常过来,帮王洪洋校一校稿子,划划版。金满丽和王洪洋说话时总是定定地看着他,王洪洋是个有过性经历的人,他读得懂金满丽目光中写着的东西。于是,王洪洋也记不清从哪天开始,那间图书馆顶楼上的象鸽笼一样透不过气的小屋就成了他俩临时搭就的雀巢。
  然而,这件事并未使两人各自的生活有任何变化。金满丽依旧同自己的男朋友好着,王洪洋出了那间鸽笼就依然是他自己。快期末的时候,《校园生活》暂停一期,王洪洋就有一段时间未去那里了。因为忙着准备考试,竟好多天未见到金满丽。忽地有一天,他从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个新闻,说是法律系一个叫金满丽的女孩怀孕了,学校正在追查这事。
  王洪洋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头皮都跟着发麻,心脏也跟着咚咚跳个不止。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去找金满丽,也不知道该不该勇敢一点站出来自首。这样煎熬了两天,又有新闻传出来了,说那个男主角终于被挖出来了,原来竟是金满丽的法医学老师。
  王洪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也疑窦丛生,他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期末考试结束之后的那天,也就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天,他看见校园贴出了给予那个法医学老师和金满丽处分的通告。
  新学期很快到来了,金满丽再也没去过《校园生活》。王洪洋常常看见金满丽依然和她的那个男朋友相拥着走在一起,就好象什么都没发生过。王洪洋想问她点什么却因为她身边的男朋友而无法开口,而金满丽每次见到王洪洋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然后就避开王洪洋充满疑虑的目光,和男朋友说笑着走开了。
  《校园生活》原主编正式毕业了,新主编是一个满脸胡子的老生。他一上任就给大家开会,说这学期要上点新东西。首先要上的与大学生舍务装饰有关,通过这样的专栏宣传使大学生寝室的内物装饰美起来、整洁起来。为此,他还专门找到一位专家,是省工艺美术学校室内装饰系的一个学生,并要王洪洋拟定时间去采访一下。这位所谓的装饰专家不是别人,正是李惠琳。
  说实话,王洪洋第一眼看见李惠琳就有了一种与她结婚的冲动。李惠琳的面容上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美,她的话语也和她的容貌一样咄咄逼人,根本不给你一个躲闪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咄咄逼人的气质象一只有力的手,一下子就把王洪洋的心给抓住了。自此以后,王洪洋有事没事就要找李慧琳采访采访,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在王洪洋和李慧玲之间,王洪洋始终是主动的追求者。然而李慧琳从未在言语上对王洪洋有什么承诺,却也从未表示明确的拒绝。这一直使王洪洋有些莫明其妙,却又一次次坚定了他追求她的决心。到后来,李慧琳已不再拒绝王洪洋行为上的对她小小的爱抚,比如抚摸、轻吻等等。但一旦王洪洋说“给我做女朋友吧”,或是“我爱你,毕业你就嫁给我吧”之类的话,她就会马上严肃起来,说:“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是不是我自己不够检点,给你误解啦?”有时王洪洋也会问她“你爱不爱我”之类的话,李慧琳就说,我也说不清,但我想还不至于吧。而当她说这话的时候,她兴许就偎在王洪洋的怀里。所以,直到两人最后结婚之前,王洪洋始终没搞明白他和李慧琳是否算得上是恋人关系。
  实际上,王洪洋认识严小丹比认识李慧琳要早,但究竟是哪一天认识的王洪洋自己也记不大清楚,或许就是他上大学的第一天。严小丹比王洪洋高一年级,年龄也正好大他一岁。严小丹是《校园生活》的热心读者,尤其爱读王洪洋写的一些小随笔。王洪洋写东西总愿意引用一些名著里的故事和名言,一看到这些故事和名言严小丹就到王洪洋这里来借书,就是他所引用的原著,到后来王洪洋也弄不懂她到底是喜欢读王洪洋的文章还是只喜欢王洪洋引用的名言名事。
  八九年春天,王洪洋正读大学三年级。李慧琳读的是大专,虽然和王洪洋一年上的学,学制却只有三年。再余两个月就要毕业了,李慧琳的同学大多已找好了实习单位。李慧琳也已找到了一家室内装饰公司,等实习期满也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在即将实习之前,李慧琳的全班同学商定要花一周时间到与本省交界的内蒙草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去举办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令王洪洋没有想到的是,李慧琳竟大大方方地邀请王洪洋同她的同学一起出行。王洪洋当然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连这一周的课也顾不得去上了,甚至连假都没请,就跟大家一起上了火车。
  李慧琳的全班共有20个学生,上车的却有29个,互相一介绍,王洪洋才知道班里有一半的人都带上了他们的男友或女友,不多不少,正好十对,其中一对属班内调节。别人在介绍自己的伴儿时都很正式地称作“ 我男朋友”或是“我女朋友”,只有李慧琳在介绍王洪洋时把他说成是“我的好朋友”。但尽管如此,大家仍把他俩看成是一对儿,对李慧琳说话称呼王洪洋时就说你老公如何如何,李慧琳却并不纠正,听之任之。
  李慧琳同学中有一个人就是从那草原上的小村子里考出来的。大家分散着住在这个同学家和另外两户邻居家里。虽然这儿的人早在建国初期那时候就放弃了蒙古包改住砖瓦房了,但蒙古牧民的豪放却一点都没改。小村子从来没来过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来小村子顿时就象过节一样地热闹,牧民们排着队轮流着请他们吃饭,喝马奶酒,吃手抓羊肉,摔跤,骑马,学习唱长调、跳安代舞,几日里把大家玩了个好不开心!学生们似乎都忘了几日后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直到最后一晚上,大家在草地上开篝火晚会,一个学生喝多了,哇哇吐了一阵之后,草原上的凉风一吹,他的头脑就清醒了,就一下子想起了分手这码事,于是忽然间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喊着友谊万岁,弄得大家也跟着哭起来,直把村子里的几个蒙古小伙子和姑娘搞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好不容易才收场。
  在这令人难忘的七天里,王洪洋和李慧琳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进展。同学们对李慧琳称呼王洪洋为“你老公”,李慧琳一直就不去否认,这就让王洪洋觉得她也许就这么默认了。在最后的那个晚上,在大家围着篝火为即将到来的离别而忘情痛哭的时候,王洪洋拉着李慧琳悄悄消失在夜的深处。在沁人肺腑的青草清香中,李慧琳任凭王洪洋紧紧地抱住自己,任凭他的吻象雨点一样落在自己的脸上。
  第二天,大家坐上了归程的列车。几日来不分昼夜的欢闹已使大家困顿不堪,上车找到座位后全都呼呼大睡起来,李惠琳也偎在王洪洋的怀里打着盹。王洪洋也困,但又睡不着,他轻轻地抚弄着李惠琳的头发,心里思忖着,这么长时间的勤奋耕耘,收获的季节也总该到了吧。于是,他把嘴贴近李惠琳的耳朵,轻声说:“惠琳,你先上一年班,等我一毕业咱们就结婚吧。”
  “什么?”李惠琳一下子直起身来,说:“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谁答应你跟我结婚了?”说完,埋头趴到小桌子上,自顾自地睡了。
  王洪洋无言以对,好不沮丧。
  李惠琳并没有真地睡着,觉得王洪洋半天没吱声,就转脸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正傻傻地坐着,就一下子笑了。她抬起头,轻轻吻了一下王洪洋的脸颊,说:“王洪洋,我们年纪都太小,还不到谈情说爱的时候,更谈不上说婚论嫁了。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现在这段宝贵的时光,干点事业,有点成就再说。”
  这几句话似乎让王洪洋看到了一点希望,但他还是叫不准李惠琳到底是怎么想的。
  王洪洋是傍晚时分回的学校。进了校园,王洪洋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逃了一周的课,正想着怎么编点理由能搪塞过去,却发现校园里一片沉寂,似乎空无一人。偶而看见个把学生,想上前问一问怎么回事,却见他们一个个全都行色匆匆,于是就止了口。回到宿舍,见宿舍里也已空了,桌子上有一饭盒半干的墨汁,还有一支特大号的毛笔。王洪洋越看越搞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于是急忙又来到系里,发现每个办公室里的门也都上了锁。他不知怎么心里竟涌起了一阵恐慌,正好看见一个学生正往楼外走,就不顾一切地喊住了他,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一个人我都找不着?”
  那个学生用一种表示奇怪的眼神打量了他一下,说:“你不是本校的吗?你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
  王洪洋连忙说:“不是装糊涂,我这几天到小地方旅游去了。这不,刚下的火车。”
  那个学生说:“那也不至于一点都不知道啊?这么大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怎么就你不知道?再怎么是小地方也不会连个电视也没有啊?”
  王洪洋知道自己这几天是真的一眼电视都没看,不仅自己没看,就连同去的学生还有当地村庄里的蒙古族村民们这几天也都是只顾着欢闹,谁都没有看过一眼电视,但王洪洋是没有办法跟他作解释的,于是就恳求那个学生:“那地方落后,真的没电视,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
  那个学生半信半疑地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说:“学生、老师都在市政府广场那儿呢,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洪洋似乎明白了,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于是马上到车棚取了自行车,飞也似地往市政府广场骑去。
  这时也只有六点钟的样子,天仍然很亮。王洪洋远远地就看到了通往广场的路上已布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街中间走着排着队的学生,两边是市民,由警察和武警战士组成的人墙隔开了学生和市民。游行的学生们打着横标,最大的横标一般都写着学校的名字,余下的都是些与“民主”、“自由”有关的标语。他仔细看了看,没有发现自己学校的标志,估计还在广场里面。王洪洋这人从小就一个人孤独惯了,从来就不大喜欢太热闹,也从来对政治之类的事情感不起兴趣,在班级里一直都是独来独往。他曾给自己编了副对联,求班里毛笔字写的最好的同学给他写在一张白纸上,然后贴到了自己床边的墙上,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催你入眠;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和我无关。从这副对联上就足以看出他的性格了。他在大街上的人群边上又站了一会儿,后来觉得有点累了,就骑上车回学校去了。
  王洪洋在学校门口的一家小馆子吃了碗拉面,然后就回到了宿舍。刚一进屋,就觉得一阵困意袭来,于是没等脱衣服倒床就睡了。隐隐约约的不知时候似乎同寝的同学大都回来了,而且还在十分兴奋地谈论着什么。王洪洋依稀听他们说,北京静坐的学生中已经开始有绝食的了,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校内已经有不少学生已经乘火车进京了。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也同情和支持学生,只要是进京的车不需要买票拿学生证就可以乘车。
  已经是早晨了,王洪洋还在酣睡,一个同学试图推醒他,还问他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广场。王洪洋说,你们先去吧,我太乏了,还得再睡儿。等他终于醒过来时,发现寝室又空了。
  王洪洋看到桌子上有一根不知谁剩的油条,就捡起来吃了,算是早饭。吃完了他又到水房里洗涑,这时候,他发现整个大楼里似乎只剩下了这自来水流淌所发出的哗哗的声音。闭上水龙头,整个大楼里便也悄然无声了。他忽然间有了一种孤独的感觉。
  他蓦然间想起,自己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到《校园生活》去了,于是便想到那儿去看看。等他好不容易爬上了图书馆的顶层,发现那间小屋的门上不知什么时候被谁贴上了一张大白纸,上面用墨写了几个大字: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他想了一想,觉得还是不进去的好,于是又沿原路返回。
  王洪洋好象是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百无聊赖。以前有课上的时候常常想着怎么逃课,这时候真的没课上了他又觉得心里面空空落落的。他仍然沉浸在几日前在草原牧民家里做客的那种欢畅淋漓的感觉里出不来。这时,他想起昨晚同学似乎提到可以不花钱剩火车进北京的事,而北京王洪洋第了这么大还睦就一次也没去过。于是他就想,反正也无事可做,何不趁机会到北京看一看去。
  他马上往李惠琳实习的公司打电话,他说他要回请她一起到北京玩去。可李惠琳说她根本就出不来了,她在到草原之前就已经同这家公司签了合同,实习期间她根本就不能随便离开。
  王洪洋又回到了宿舍,拿起本书翻看起来。但手里拿着书,眼睛却看不进去,去北京的念头一旦在他心里形成,他似乎就再也没办法按捺住了。要么,我自己去?他正在自己跟自己商量着的时候,敲门声响了,他打开门,发现是严小丹站在了门口。
  严小丹说,这些天你跑到哪里去了,人家到处找你也找不着,后来有的同学说你是捷足先登,抢在大家前面到北京声援去了,要不是今天在广场上看见你同学说你还在学校,我还以为你现在真的在北京呢。
  王洪洋马上说:“那我们今晚就去北京好不好?”
  严小丹高兴地说:“怎么不好?我找你就是这事,看来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王洪洋和严小丹登上了晚上赴京的列车。同一个车厢里还有十多个别的学校的学生,王洪洋注意到有一个学生头上还缠着写着红字的白布条,红字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直到此时,王洪洋才终于有了一种被震撼的感觉。他意识到,他刚刚所经历的那七天的旅游仿佛使他一下子被现实的大河给甩到了岸边。王江氽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知道自己不是在个喜欢把自己投入到这条现实大河主流中的人。但一旦他被冲卷到岸边不再随波逐流,他竟又分明感到一种干渴和孤独。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自己生活着的国度正在发生着一件震惊全球的大事。而这短短的一周竟使他与现实大河隔开了一段距离。他开始重新思考他这次赴京之举的真正动机。他认为借机到北京旅游不过是自己为自己找到的一个表面上的借口,而实际上他是要借赴京之举使自己从河岸再爬回到现实的河流里。然而,王洪洋毕竟是一个不十分关注现实的一个人,对于他来说,能在河水的边缘随大流就已经足够了。
  列车长在查票的时候发现了这些只有学生证而没有车票的学生们。这个形容干瘦的小老头声色俱厉地说:“都胡闹些什么!下一站到了全都给我下车!”
  王洪洋见严小丹不知所措地转过头来看他,男人的责任感就从心底陡然升起,他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不甘示弱地对列车长说:“列车长同志,请你放尊重一些,请你再说清楚一些,什么是胡闹?究竟什么算胡闹?”看到学生们都站了起来,车厢里的其它旅客也都站了起来,他说得更起劲了:“我们怀揣一颗权权的爱国之心,去声援那些因绝食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京学生,难道这是胡闹吗?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奔走呼号,通过我们的正义请愿清除腐蚀着我们国家利益的官倒现象,难道这是胡闹吗?我们为了人民争取到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惜牺牲自己我青春乃至生命,难道这是胡闹吗?”
  整个车厢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王洪洋心绪难平,顿了顿,正要接着说,却发现列车长已没了踪影。
  车厢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不知谁起的头,众人一起唱起了《国际歌》。严小丹握紧了王洪洋的手,边唱歌边带着敬佩的眼光看着他。
  唱完歌,大家又热烈地谈起了北京的形势。王洪洋有些困乏,就倚在严小丹的肩上睡着了。在列车富有节奏的震动声里,他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仍旧是在由内蒙古回学校的那趟车上,仍旧是和李惠琳和她的同学们在一起。他下意识地伸出右臂把严小丹搂紧,却以为自己搂着的仍旧是李惠琳,对李惠琳那股锲而不舍的劲头儿这时就又象气泡一样从心底里咕咕地冒了出来。他趴在严小丹的肩上迷迷糊糊地说:“惠琳,我一直都在爱着你,你先等我一年,我一毕业了你就和我结婚好吗?”
  严小丹除了开首两个字没听清以外,余下的每个字她都听了个真真切切。她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只觉得血直往脸上涌。她猛地坐直了身子,双手摇动着王洪洋的胳臂,说:“你说这话是认真的吗?”
  王洪洋一下子全醒了,怔怔地看着严小丹,不知该说什么好。
  严小丹把头扎进了王洪洋的怀里,嘤嘤地哭起来,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人家等你两年多了,你才说这话。既然你早就这么想,为什么不早说?放心吧,我虽然比你早毕业一年,我会等你的。我分配的事也有眉目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会留校当老师。等你一毕业,我们俩就结婚。”
  王洪洋看着严小丹楚楚可怜的模样,怜爱之情油然而生。他把严小丹紧紧地搂在怀里,不再言语。
  清晨的北京飘荡着淡淡的雾气,人流和车辆穿梭来往,秩序井然。王洪洋并没有看到他在一路上心中所想象着的那份混乱景象,甚至觉得也许北京根本就什么也没发生过。但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不再这么想了。长安大街上仍是车来车往,担广场里面却拥挤着密密的人群。王洪洋和严小丹出示了学生证后,才被维持秩序的学生放进了广场。广场上到处都是京城的以及外地大学写着校名的横幅,颇有遮开蔽日之感。两人直看得眼花缭乱,也找不着自己的学校,甚至连自己城市的别的学校也难以找到。两人就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地胡乱走着,见靠近人民大会堂那边搭有几座花花绿绿的小帐蓬,知道是绝食学生集中的地方。不知道挤到了什么地方,两人发现不远处的一个角落不时地响起掌声,显得分外热闹,于是就相互搂紧了挤了过去,想看个究竟。这时,王洪洋听人群里有人喊:“又有一对了!”
  正诧异间,人群竟为两人闪开了一条路,让两人走了进去。一个中年男人手举着扩音器问他俩:“你俩也报名?”
  王洪洋看见圈子中间已有三对男女学生整齐地站成一排,以为是什么游戏节目,就使劲地点了点头,说:“对,我俩也报名。”
  话音刚落,人群就欢呼起来,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爱情万岁!”“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青春万岁!”中年男人一挥手,大家就稍稍安静下来。那男人举起打主意器,声情并茂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婚礼,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在这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的大潮里,我们中对新人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并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在这特殊的地方,举行一次特殊的婚礼。他们的幸福也是我们大家的幸福,让我们为他们的爱情、为他们的幸福而振臂欢呼吧!”
  众人于是又欢呼起来,又开始喊“爱情万岁”、“民主万岁”之类的口号。一群学生冲了进来,把王洪洋和严小丹以及另外三对学生抬了起来,向场外走去,还有几个人专门在为他们开路。
  四对学生一直被抬到了广场外的一辆面包车上,面包车后面的窗玻璃上贴着大大的喜字。个中年男人上了车,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对车外的学生喊到:“明天见!我先送新人入洞房去啦。”然后对司机说:“往咱们宾馆开,速度可以放慢一点。”
  王洪洋被最后抬进来,所以坐在了第一排。心里仍在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游戏,怎么也没人给讲一讲,想问问后面的学生,一回头,发现那三对恋人全都在相互亲吻着,于是只好转回身来。严小丹却是什么也不去管,她紧紧地依偎着王洪洋,深深地陶醉在爱情为她带来的幸福和喜悦里。至于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她好象根本就不关心,她似乎只有一个念头,王洪洋到哪里,她就跟着到哪里。
  王洪洋听那司机叫中年男人为杨总,就问:“杨总经理,我们现在去哪里?”
  杨总转过头,一脸兴奋地说:“先别问这些,到了你就知道了。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车在一家大酒店门口停下。酒店的大门口整齐地站着两排报务员。王洪洋见到一位胸佩工作牌的主管上前,先为杨总毕恭毕敬地开了车门,并说:“事情我都办好了。”
  主管又为四对学生开了车门。王洪洋和严小丹刚一下车,就有四位手捧鲜花的女服务员,分别给四位女学生献上了鲜花。四对学生在杨总经理的引导下往宾馆里走,两边的服务员纷纷鼓起掌来。
  杨总和主管带他们上了最顶层。刚下楼梯,王洪洋就看见几间屋子的门上也贴上了喜字。杨总说:“几位新人,本来我想请你们的同学一起来宾馆为你们搞一次婚宴,但同学们都说要坚持在第一线,也就只好取消了。开始我不知道能有多少对报名,所以我共准备了十套房间,看来房间是不成问题了。至于吃饭,我会让服务员亲自给你们送进房间。我的房间给你们用三天,这三天你们不必着急,广场那边有什么大事我会随时向你们通报。等到三天之后,我会派车把你们送回到你们同学身边。我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就算是我为大学生的爱国运动尽一点微薄之力吧。”
  王洪不直至此时才如梦方醒,这一切原来不是游戏,这都是真的!他和严小丹在有意无意间已经举办了婚礼。王洪洋想说点什么,却不知怎么说,正迟疑间,见杨总已经坐电梯下楼了。一位服务员已经为两人打末了房门,笑脸盈盈地用手势请他们“入洞房”。
  王洪洋进了房间,还是有点心神不定,说:“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我还以为是游戏呢。”
  严小丹说:“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真的。你没发现我们的婚礼有多么浪漫,多么神圣,多么的富有意义啊!洪洋,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严小丹的脸上流溢着幸福的光泽。
  王洪洋就象做梦一样,一日之间,他和严小丹竟成了真正的夫妻。
  三日之间,王洪洋和严小丹逛遍了北京的主要景点。除了故宫,其它的景点一听说是来京请愿的学生,就免费让他们进去。两人尽情享受着新婚生活给他们带来的种种美好和快乐。
  新婚的第四天清晨,王洪洋意识到如果再沉浸在个人小我的快乐之中就有些显得自私了,于是把想法跟严小丹说了。两人跟服务员打了招呼,就早早离开了宾馆,乘公共汽车回到了广场。
  王洪洋和严小丹终于找到了自己学校的横幅。他们在横幅下与同学们共同静坐了三天,再然后,他们踏上了归程的列车。又是一周的出游,在这短短的一来一回之间,王洪洋和严小丹的生活已发生了让他们自己都始料不及的变化。
  回到学校,两人仍然徜徉在爱河里而不能自拔。两个月后,严小丹毕业了,她如愿以偿地留校当了老师。她的宿舍虽然是两人同寝,但室友把行李拿来之后就再也没见她露过面。于是她就把屋子精心收拾了一番,把它当成了两人的临时新房。王洪洋就这样,没等毕业就过起了真正的婚姻生活。
  王洪洋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李惠琳的音讯了。从内蒙古旅行回来刚分手,王洪洋就想有意与她冷却一下。在他看来,这两年他一直没松气地追求她,如果他猛然间停下来,不出他的所料,隔不了多长时间她就会回头主动来找他。从北京回来之后,王洪洋又在心底盘算着,等她这回主动来找他,他王洪洋要一反常态地装作矜持一些,再等她说出“思念”、“喜欢”之类的话时,他将平静地告诉她,他以为她从来就没有在乎过她,所以他已经有女朋友了,而且他一毕业就会马上结婚。这样,看着李惠琳失落的样子,王洪洋两年来追求她的辛苦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
  但王洪洋盘算错了。他真地不去找李惠琳,李惠琳真地不再跟王洪洋有联系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眼看着到了年底,看样子李惠琳还是没有主动的意思,王洪洋终于自己先沉不住气了。
  在元旦放假的前一天,王洪洋到那家室内装饰公司找到了李惠琳。李惠琳瞪大了眼睛欣喜地说:“真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没有你的信儿,我还以为你早把我忘了呢,我以为这辈子恐怕是再见不着你了呢。”
  王洪洋见李惠琳这么热情,心里就开始想,等她下了班就请她出去吃晚饭,吃完了饭就把话往正题上引。这么长时间没见面她对自己似乎比以前更亲热了,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一回他要是再向她求爱她十有八九会答应自己的。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他将十分坦城还要很伤感地对她说,晚了,一切都晚了,为什么以前你不答应我?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与你在一起了,因为我已经和一个同系的女生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吃完了晚饭,两人一起在街上散起步来。王洪洋把手搭在李惠琳的肩上,李惠琳也渐渐靠紧了王洪洋。王洪洋觉得时候到了,就站定了,双手扳过李惠琳的双肩,定定地看着她的眼睛,又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额头,说:“惠琳,答应我,从现在开始,做我的恋人。”
  李惠琳轻轻拨开了王洪不的双手,笑了。她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记性,不是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吗?我们还小,不适合谈情说爱。”
  王洪洋在这之前尽把事儿往对自己有利的那方面想,没计划一下她一旦要是再拒绝了他该怎么办,所以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了李惠琳竟然还是那几句话。他有些警觉地意识到,也许李惠琳真就没把他王洪洋当回事儿,她不过是在跟王洪洋玩捉迷藏的游戏罢了。虽然表面上和李惠琳还是亲亲热热的,心里却有几分恼火了。他在心里暗暗地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她追到手不可!
  大学毕业,王洪洋分到了《巾帼周报》上班。王洪洋喜欢编辑工作,也算是得其所哉。他和严小丹依然在那间寝室里做夫妻。但毕竟是单身宿舍,又毕竟没有正式登记,严小丹怕他天天来影响不好,就严格限定他一周只能来两次。王洪洋于是就有了足够的时间与李惠琳频频约会,但他再也不冒失地说出任何“求爱”或是“求婚”之类的话了,只是在行为上越来越大胆。李惠琳家住本市,从高中开始,她的身边就没有断过追求她的男孩,直到现在仍是这样。但那几个男孩同她在一起时对她都特别礼貌,行为上也特别拘禁,生拍一个不小心的过分的举止会惹怒了她。时间长了,她心里对这样的男孩竟有一种说不清的失落感。而王洪洋就不同了,他特别会用肢体来爱抚对方,和他在一起,她总是有一种满足舒适的感觉。所以每次与他独处,她都任其摆布。只有一点,她对自己最后的防线却从来都是死守不放的,王洪洋曾有几次努力着要突破,却又都无功而返。
  王洪洋在他毕业之后的第一个春节随严小丹到了她矿区的老家,见了她的父母。严父和严母也十分喜欢这个聪明灵俐的小伙子。接下来严小丹继续在家里渡寒假,王洪洋一人先回来了。严小丹过完了寒假,从家里一回来就喜气洋洋地告诉王洪洋说,家里非常赞同这门亲事,她的父母给王洪洋打了满分,并让两人早点登记,把婚事办了。
  王洪洋心里还惦记着李惠琳那边,于是就把李惠琳常对他说的话塞给了严小丹:“小丹,我觉得我们年纪还小,趁着年轻,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事业上。登记结婚是迟早的事,再过一两年也不迟。”
  严小丹对王洪洋向来都是百般依顺。王洪洋知道,她的性情有些象她的父母,真诚厚道,纯朴平实。
  王洪洋毕业之后的第二个春节来到了。严小丹已早早地回家渡寒假去了。王洪洋这段时间与李惠琳几乎是形影不离。李惠琳以前一直被王洪洋求婚之类的话纠缠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再也不说了,心里竟有点缺点什么的感觉。这天是大年初三,在李惠琳空无一人的公司里,王洪洋的手温柔地游遍了的她的全身,她终于有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她听见自己的身体深处涌起一种海啸般的声音。她明白了,她的最后防线已然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努力着恢复了平静,忽然十分严肃地对王洪洋说:“我要跟你谈一谈。”
  王洪洋见一下子变得一本正经起来,不由得有些紧张,问:“怎么啦?”
  李惠琳看见王洪洋惊惶失措的样子,忍不住乐了,说:“没怎么,看把你吓的。我只是觉得,我们其实已经不算小了,眼看着都快25周岁了,已经是晚婚的年龄了。洪洋,要是你愿意,我们就结婚吧,就今年春天。”
  王洪洋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天就这么来了,他早就忘记了该不该假装矜持一下,忙不迭地说:“是的,是的,是不小了。按女性的年纪来算,你都已经过了晚婚的年龄了。”
  李惠琳说:“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他们特别重视我的婚事。其实当我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就把你告诉给了我爸爸和妈妈,我妈妈还曾偷偷地见过你。但他们总说现在年轻人的思想太复杂,不象他们年轻时那么单纯,总是让我一再地考验考验你。这次过年全家团聚的时候,爸爸妈妈提到了我俩的事,他们说已经好几年了你还在这么一心一意地追求我,说明你是一个专一的人,所以就同意了我们俩的事。如果我们俩都没意见,今年春天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王洪洋说:“没想到你妈妈还见过我呢,她是怎么去看我的?”
  李惠琳不理王洪洋的提问,继续说:“我父母都是电业局的干部,60年代老电专毕业的,观念思想都比较守旧。虽然婚礼不秘大操大办,但他们认为该走的程序必须得走。这几天你准备一下,我带你到我家正式见见他们,然后你再带我看看你的爸爸妈妈。再然后,让你的爸爸妈妈和我的爸爸妈妈聚到一起,让他们商定一个结婚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就该登记注册,领取结婚证了。最后,由两家老人给操办一下,搞一个简单的仪式摆几桌酒菜就可以了。”
  王洪洋于是老老实实地按李惠琳的要求履行着每一项程序。“五一”节那天,他们在一家不大的餐厅举办了一次简朴的婚礼。由于不想太声张,王洪洋并没通知单位的同事和领导,自己这边只叫来几个高中同学。
  新房安排在王洪洋的姥爷家。这个接近百岁的老人眼见着自己的外孙子把媳妇给娶进了家门,心里高兴着,精神就愈加爽朗,活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起劲儿。结婚还没满两个月,李惠琳就有了身孕。
  王洪洋这边在忙忙活活地准备婚事,那边却仍旧同严小丹在过着日子。严小丹放完寒假回来后,就又对王洪洋说:“我爸、我妈又在催咱们结婚了。他们对我一个人在外地生活总觉得有些不放心,要是早一点结婚他们也就安心了。他们想在春天暖和的时候过来看看你的父母。”
  王洪洋说:“按理说,我们是应该早点正式去登记一下才好。要是哪一天有了儿子再去登记,不让人笑掉大牙才怪。但我今年上半年的工作任务特别重,采访也比较多。这几个月是我在报社能否站住脚的关键时期。等忙过了这一阵,到了秋天我们就抓紧把手续办了。但两方大人见面的事我看不是太好办。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从小就在我姥爷家长大,我跟我的父母已经有十多年没什么来往了,有时候只是在他们来看我姥爷时才偶而遇见。我虽然是他们亲生的,却比从别人那要来的都生份。你父母要是来了,你说我怎么给他们引见?再说,我父母向来就不是通情理的人,他们根本就不会同意我找外地人,要是两方父母见了面,我怕他们会给你爸你艰气受。那样,我们的婚反而结不成了。”
  严小丹说:“那让他们来见一见你姥爷也行,总得让他们见一见你们家的人啊。”
  王洪洋说:“我姥爷都已经是100岁的人了,早就老糊涂了,眼看不清,耳听不见,话说不明,你让你爸妈见他干什么?要是我姥爷把话再传到我爸妈那儿,麻烦就更大了。”
  严小丹没有主意了,问:“那你说怎么办呢?”
  王洪洋说:“就如实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别让两家大人见面了。等秋天一到,我们就去履行一下法律程序,登记结婚。婚礼也没必要再办。我们已经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婚礼了,你看有谁把婚礼办成两次呢?”
  严小丹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好吧。就依你说的。”
  秋天很快就到了。李惠琳的肚子也渐渐隆起。王洪洋和严小丹顺利领取了结婚证书。这样,王洪洋就在姥爷家、大学宿舍、印刷厂三处之间不知疲倦地来往穿梭着。
  在这样的日子里,王洪洋觉得他简直就象天使一样的快乐。


  在用八个字总结完青春时代的第二天上午,天气依然好得象过节一样。徜徉在如此明媚的春光里,王新(也就是王洪洋)拉着衣新的手,步行着向那家他曾去过三次的婚姻登记处坚定地走去。


(本文故事纯为虚构,若有属实,纯属巧合。)


(2000年12月16日)■〔寄自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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