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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3-11]
·鲁 田·
林 中 墟 屋


  想不到十年以后,还是我的一把火彻底地将心灵深处的印痕烧毁。火光中,我看见了涅磐的父亲缓缓飞升。
  中国的乡村多是以同姓氏族聚居而形成的自然村,村与村之间习惯地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距离,区域的划分为自然的山、水和历史上约定俗成的界限。江南村与村的分界则是一些祠堂间、祖坟外的荒野岭,那些地域往往只有杂生的树木和几座孤立的无主坟茔。一到夜晚,暮鸟投林的悲鸣就将这些野地变得阴森起来,偶尔的几点磷火更为这些白日一览无遗之地增添了几分恐怖。
  父亲是在那个后来叛逃的副统帅“不培养工农干部”的指令中直接从军校退伍的。他以湖南人倔强的性格毅然辞去了连指导员的原职,谢绝师政委的一再挽留,以战士的身份退了伍。父亲回到家乡时,祖父母均已去世,已长大的姊妹或成家立业,或远走他乡,家道早衰败不堪。其时,父亲一族势单力薄,两兄弟只能偏居在三进九院的大祠堂西北角,仅有三间正房加一间堂屋。父亲返家那一刻,面对失势之家不知是何种心情。后来,迁居的举措似乎是种必然,只是,父亲再次握住锄、钯等农具时,在部队因劳累积压的顽疾随着心绪的悲愤渐渐发作。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彻底恢复健康。
  两年以后,父亲娶了“上山下乡”的母亲。在祠堂发生几次小冲突后,他便选择了靠山的一面荒坡造了几间房子。母亲家在父亲造房时给了些接济,因此,“小五间头”新居就比老屋气派处多。在同村人嫉妒的眼光中,父亲带着母亲和我迁出了祠堂。父亲植了满坡的杉树和一些法国梧桐,又在我的一再吵闹中,从老屋挖来了几节竹鞭,此后,我就跟着小树苗和竹子一起自由地成长。
  父亲因为为人热情,又有在部队学习所获的文化和技能,几番替人排扰解难之后,渐渐地为村中人所尊敬,我也随之在走家串户时,获得村人把鸡蛋塞进口袋中的礼遇。
  不久,全国兴起一场“大兴水利,造福人民”的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的风潮。我们居住的山区丘陵中也有几座大型水库的宏伟构思。那一段,我家屋前开始修筑一座小型水库,社员劳作之余常到我家歇工,喝茶水。母亲每天要用大铁锅烧四大木桶开水,并放进大碗“老末叶”茶叶和一些姜丝,供大家解渴,日子便在各种轶闻与旧事中溜走。
  水库修建完毕,我们家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了村后的风景。水库靠山的一侧,伴着树林边的一条埂道,是我们家与村中人最便捷的联系通道。我经常由此出入,母亲便无端地多了几份忧心,水边的那棵老桃树下每天都有母亲慈爱的目光牵扯着我。
  随之而来的是邻近公社两座大型水库开工。其时,父亲已担任大队治保主任一职,比较之下,他尚属年富力强,就承担了带队的重任。父亲辞别刚刚生产、尚未出月子的母亲,领着一支约两百人的青壮年队伍去支援一个叫红旗水库的工程。这一去约有半年,母亲也就忧愁了半年。休假的人不时带回些不幸的消息,还有在炸山石时咂伤的人被抬着回了村,有关工地工程复杂、地质特殊、事故不断的种种传闻不胫而走。
  乡亲听到这些消息后,抱着刚刚满月的妹妹哭泣,常常是奶水和着泪水被妹妹吞进肚里。多年以后,长大的妹妹待人接物总给一种涩味,恐怕就缘于此吧。那时,我们家在对父亲的牵挂中失去欢颜,母子三人常在空荡荡的房中被暗夜的种种异响惊吓。
  那一年的秋收,村中没有男劳力,硬是靠着婆娘们带着些半大的孩子收完全部庄稼。四岁的我也随同母亲和一批比我略大的孩子,把田中收割后的草把两只两只地用木钎挑到垄上或晒谷坪边。我稚嫩的肩膀和手被磨起老大的血泡,一碰就钻心地痛。这时,有人带回父亲病重的消息,说他因天天带头干活,身体本来不佳的他这一段常发高烧,天天“打摆子“。母亲当夜格外伤感地啜泣,第二天便抱着妹妹赶去工地看病中的父亲。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母亲不顾身体虚弱,心急如焚起程的心情。
  半个月后,母亲只带着妹妹回来,脸色腊黄地。一个缺乏营养又异常憔悴的形象就一直映在我脑中。我问:“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母亲只是无言地流泪。当夜,母亲抱着睡熟的妹妹,拽着我要去沉塘,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死亡的可怕,一路上又吵又闹。母亲花费了不少力气拖我,到水库边上,我双手挣扎也母亲的牵扯,死死地抱信了老桃树,一半身子浸在水中的母亲怎么也扯不动我,犹自哭到:“好崽,莫留在世上受欺负,跟娘一起去死哒干净。”我们哭闹的声音引来了路过的村人,村支书等闻讯也急急赶来,我们被他们拉回了家。精疲力歇地母亲在专人的看护下,第二天早晨似乎复了正常,再没有寻短见的举措。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走后,分给我家作柴烧的禾草因无人担回,被水浸泡在田里。母亲没得到乡亲们的任何帮忙与照顾,还要忍受村中人对父亲“图表现”,造成村民受伤和村中无男人管家等现状的指责,母亲爱不了村中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对比自己家同样清苦无助的境况,就越发想不通,便有了寻死的念头。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离春节越来越近,全大队的人仍笼罩在一种亲人不团聚的悲伤氛围中,许多人家因没有男人在家,甚至没有准备年货。离春节只有两天,一场大雪降临,但没有“瑞雪兆丰年”的气氛。那天傍晚,对面的山头上,白雪映衬着一支打着红旗的队伍出现,随着队伍的接近,全村沸腾了。妇孺们倾村而出,扑向了队伍中疲惫至极的亲人。春节的村中充满了欢乐祥和的喜庆色彩。父亲带队以奇迹般的速度完成了工程的土石方任务,同时事故率在所有工程队中最低,获得嘉奖。母亲悬挂半年多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一年以后,我背着书包进了学校。父亲则因工作成绩突出,又富有带兵经验,遂高就公社民兵营长。然而,我接二连三地闯祸,使他不得不心灰意冷地辞了职。
  几乎是进校的同时,也就是我刚刚认会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几个字的一九七六年九月,公社的高音喇叭接连地播放哀乐,哀乐中沉痛宣告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哀悼。以后的课前,同学们无一例外地面对教室正中那张著名的画像——《你办事,我放心》起立问候:“毛主席万岁!华主席万岁!”在最初的肃穆中,我无疑也是颇为虔诚的一个。往后儿童的天性让我觉得这个仪式颇为好玩,也就在同学的呼喊中“暧、暧”地答应,于是,一场可以丢掉小命的灾难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首先是学习成绩总争不到第一名的班长将我这一情况反映到学校教导处,教导主任与校长在窗外偷听证实后,报告了尚未解体的“革命委员会”。于是,在我再一次“暧”应答同学们对主席的问候时,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三人一拥而入,反剪两手的我被押到了教导处。
  当天,学校数百名师生在操场上临时集中召开批斗大会,我则被插上书有“现行反革命”的纸牌五花大绑押到了台前,为了让师生们能见到这个反革命典型,他们特意找来几张木课桌,让我跪在上面。接下来,是喊革命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鲁田!”,以致于发展到“打倒鲁田大肚子鼓气哈蟆(青蛙)”等不伦不类之语。直到父亲闻讯后,带着几个人赶来解救,我才幸免于被继续揪斗下去。父亲冲到会场,一改往日的慈善,愤怒地用脚踢我,并叫我在大会上跪着做深刻的检讨。当晚,父亲一边用羽毛往我身上涂一种治跌打的药液,一边责成我写出书面检讨。翌日,父亲又押着我逐班逐班地跪下作检讨。
  稍大一点,看到《三国》中刘备摔孩子一段,我才领会了父亲的苦心,父亲以他丰富的社会经验保全了自己的孩子,使他避免了逾越季节而来的冬天。一个不足七岁的小孩子因顽皮而被打成反革命在今日看来,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但是在那段岁月里,类似的悲剧何止万千。许多人就是汲取哪怕是儿童尚未成熟的粘稠的血换取爵位的。所幸,时代的悲剧远离了我们,但是热衷制造类似悲剧的人仍在寻找一切可资利用的机会和台阶。可以说,七岁时,我似乎开始懂得了人生,明白了生存的苦难。
  就在父亲平息这起“政治风波”之后,他明显地抑郁起来,健康每况日下,不时咯血。为了治病,家中不时变卖些财产和粮食。而我则在父亲“读得书多当大丘,不须耕种自然收”的嘱咐中,一边刻苦读书,一边与村中伙伴抱成团,抵制“反革命事件”后其他生产队的小孩对我的欺负。不久,城里的小姨送给了我一支乌黑发亮的玩具手枪,可以射出塑料子弹和打响“洋炮子”,这使许多同学团结到了我的周围,在各个生产队的小孩子们的冲突中,我们开始占据上风,一路的石头泥巴仗最终我们都勇敢地取胜。为了征服另一股和我们势均力敌的邻村队伍,我设计了一个伏击战,在公路必经之地、利用转变弯处山势一侧的陡坡准备了大量的石头和用荷叶包好的烂泥,想给敌人一个狠狠的打击。然而,那个村的小孩不知是否听到了什么风声,那天他们没有从公路经过,而是穿越山林溜走了。就在我们等得心烦意乱之时,一辆货车驶进了我们的视线。于是,小伙伴们商量着像电影里一样,打击这辆货车,汽车飞驰到眼前,我如同一名指挥官,扣响了手枪扳机,并大声喊“打!”,与此同时,两个荷叶烂泥包飞落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玻璃上顿时涂满了淤泥,同时,又有两包用纸包着的土灰包丢进了驾驶室……我不知司机是如何幸运及时地踩了刹车、如何避免翻下陡坡车毁人亡的惨剧的,我只听到一声凄厉刺耳的刹车声,随即看到他们气愤地打开车门,急冲冲地往坡上冲。我试图用石头击退他们,而小伙伴们已作鸟兽散。他们把我逮住了,司机扬起拳头欲痛揍我一顿,好在同行的一位供销合作社的人认识我,忙喊:“打不得,这是鲁营长的崽!”幸免挨揍的我被他们用汽车送回了家。父亲听完情况后,气愤到了极点,用竹篾片将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此后,我隐隐听说为了赔偿汽车的损失,他们从我家里挑走了两担谷子。  辞去公社民兵营长一职后,父亲开始在房前屋后栽培一些果树。少了许多烦恼事,日子变得悠闲起来,父亲的气色渐渐好了起来。此时,大队新开办了一个铁厂和一个砖厂。炼铁炉和烧砖窑开始大肆吞噬四周绿色的山头,为了炼铁打些锄头、镰刀等农用工具,缺少煤炭燃料的厂子不得不挖树,因为树蔸作燃料烧起来火力持久。周围的大队也竞相开起了这种无规划、目光短浅的企业,暂时的微量经济效应带来了环境的严重恶化。父亲痛心疾首地看着一座座山成荒坡,他只是更辛勤地将自家屋后山中空空的树坑里植上桔树苗。在周围山坡几乎褪尽绿色时,我们家仍在翠绿掩映中。在这种视差对比下,邻近村寨也有人开始种植果树绿化荒坡。第三年,我们家获得了大丰收,满坡的桔子黄橙耀眼。这一年,喜讯频传,母亲年底落实政策回城,我于次年初也幸运地赶上了回城的末班车,成了一个有城市户口乡村孩子。
  当我极力去弥补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时,故乡无法带给我与城市孩子平等的权力和尊严。我在伤感与儿时伙伴分别的时候,无法也不可能去理会父亲的感情。他在为我们母子庆幸之余也常常自卑,我虽然没有目睹过父亲哭泣的场面,但现在足以回想他如我面对城市时一样,是怀着恐惧与不安的。
  母亲顶替外婆进入工作单位后,我们一家挤在外婆三十多平方米的屋中,加上舅舅们一起达八口人。父亲在狭窄的居住环境中更加感到自己是城市的多余人,执意回乡下生活。家乡有责任田、自留山地,生活可以过得容易和自在些。此后,父亲的生活就成了两半,总是城市和农村两头地跑。
  次年暑假,与城市隔阂很大的我回到乡下探望父亲。走完十八里山路,我看到故乡村中标志大樟树和袅袅升起的炊烟时,那一刻,我怀着无比的亲切奔跑起来。跑到家门口,却有一种莫名的冷清和孤寂直逼向我,少人居住的房屋显然失去了生机,这一切加上已经成林的竹子给了我一种当时无法准确表述的古典情境。走近时,犬吠唤出了虚弱的父亲,他满脸堆起的笑意却无法掩盖他的病态。父亲把我迎进屋,就忙着生火做饭。父亲止不住地咳喘着,火光的明灭中,我看到父亲不时忙着用草木灰遮盖咳出来的酽痰。我心酸地上前给他捶背,父亲似乎感激地夸我:“好崽,你长大了!”
  那餐晚饭,父亲做了我最喜欢吃的火焙鱼和蒸米粉,并一个劲地给我加饭。但我总忘不掉他一边咳嗽、一边弯腰往灶中添柴的情景,明灭的火光映衬出了一张饱经风霜的容颜,我甚至惊诧于自己多年来越来越深刻的记忆。那几天我与父亲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
  回城后,我更加清晰地体味到了家境的贫寒和父母的不堪重负,便央求外婆为我购置了一个泡沫冰箱。此后,我就靠着卖冰棍维持每一年的学杂费。那时,我已十岁。
  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常来长沙城中求诊。为了避免外婆家的闲言,深谙世事的父亲常常不顾病弱,扛来大米、蔬菜等,尽管如此,母亲每月三十余元的工资仍捉襟见肘,父亲自知没有治愈的希望,只好“无钱命挡”地捱日子。这样熬了五年,生计日渐艰难,甚至没有了曾经在乡村的欢颜。那年冬天,当我坐在教室中准备迎接统考复习时,邻居的脸在教室外晃了晃,就简洁地唤了我的名字。老师先我一步出了教室,我预感到了什么似的,迅速地跑了出去,来人急切短促地告诉我:“你爸爸今天早上死哒!”一闻此语,泪水就涨满了我的眼眶。我原本准备寒假时回家乡看望病中的父亲的,孰料他走得如此之快!
  送父亲上山的时候,下了一场雪,我依传统披麻戴孝为抬灵柩的十六金刚分送白毛巾和草鞋,并逐一叩头致谢。一路上,鞭炮爆得异常地响,三眼铳更是震得排山动地,我捧着父亲的遗像逢人便拜,无暇顾及满头满脸的雪花。我没有听进去村中人对我表示的怜悯,倒是喊礼的风水先生每次断喝都真真切切地响在耳边:“左边虚悬空,后面要留神啊!……”每一声都在敲击着我几近麻木的神经。
  安葬父亲后,我没有随母亲处理后事,匆匆赶回学校去读书迎考。走前,我无比眷恋地回望故乡。父亲巨大的影像从老屋中静静升起,慢慢地隐入竹林,隐入山水之间,越来越淡……
  几年后的清明节,我回乡为父亲扫墓。那天天气意外地晴好,老屋只剩下变卖后拆剩的一堵土墙,父亲所植的满坡桔树在他去后的第二年,因倒春寒无人看护全部冻死,山中的树木与竹子因无主也被村民逐一砍伐。我呆立在满山杂草的老屋后,瑟缩地掏出了香烟和火柴,点燃烟后,我将火柴随意一扔,不料想野草竟噼哩啪啦地烧了起来。我面对着突然蔓延的火势一时不知所措,这时,我看见了父亲在火光中微笑。野火将杂草烧光后自然地熄灭了,我在有些焦灼味的老屋附近走动,脚不觉触到了地上一个坚硬的东西,我忙拨开草灰一看,竟是一支刚冒尖的春笋,我想起当年与父亲一起植下的竹鞭,它们竟在默默中生长着、挺进着。我知道,不管怎样砍伐,只要地下的竹鞭仍在,要不了多久,它们又会蔚然成林的。
  我细心地用泥土将竹笋理好,起身时,我仿佛看到了一片松竹相间的树林,林中有我依稀的老屋,我又见到了父亲出没其间的淡淡的身影。那一刻,我对着父亲笑了。


■〔寄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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