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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3-11]
·傅 浩·
纯 属 虚 构


  君特·格拉斯在199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奖演说中针对“我是如何成为作家的”这一问题作答说:“我能够持久地做白日梦,对机智的词句和文字游戏感到兴味盎然,热衷于说谎,并非因为这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而只是因为刻划现实将会太过无聊……”他的诗画集《失物:致非读者》(1997)中有一首咏打字机的诗云:“能验知我怎么撒谎成性/以及从草样到草样/在错揿下一字时/更趋近于真实”。
  耶胡达·阿米亥亦有诗云:“我是个大结巴,但自从/我学会撒谎,我的话语就倾泻如水。/只有我的面容依旧沉重,/好像不可能发音的音节,/绊脚石,期期艾艾。”(《我又壮又肥》1973)
  威·巴·叶芝亦有诗云:“叶子虽然繁多,根茎却只一条;/在青年时代说谎的日子里,/我把我的花和叶在阳光里招摇;/现在,我不妨凋萎成真理。”(《智慧随时间到来》1910)
  可见,文学创作家大都善于撒谎,只不过多数人并不像以上三位这样诚实勇敢罢了。靠创作家吃饭的评论家则为衣食父母讳,委婉地把撒谎叫做虚构。创作家以虚构为业,其中大概以诗人为最。华莱士·史蒂文斯不就把诗叫做“最高虚构”吗?
  然而,撒谎乃是人类的习性;虚构并非作家的专利。尤其在我们这个文学空前繁荣的时代,上自高官大贾、下至工仔学童,中有种种明星,三山五岳的英雄,三教九流的人物,似乎人人都可能述而且作,以纪实的名义玩一把虚构。这大概要归功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从一开始就鼓励人虚构。记得七十年代前期上小学时,写的第一篇命题记叙文叫《记一件有意义的事》。那时小学生所能想象的最有意义的事是像雷锋那样助人为乐。似乎当时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范文,或者是经老师统一启发过,记不清了。反正全班的作文内容大同小异,不是乘公共汽车时给老奶奶让座,就是搀老奶奶过马路,或帮老奶奶拎菜篮子之类的。显然多数纯属虚构,大家心照不宣。结果写得流畅的同学得到高分的鼓励,写不出的同学受到放学後留校继续用功的惩罚。这倒不足为奇,我们会以像看待其它重大得多的事件那般世故而轻松的态度说,这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嘛。的确,在后来的批林批孔和评《水浒》运动中,我们已能熟练地虚构连自己都不懂得和相信的文章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二十多年过去,类似情形至今犹然。笔者曾在某乡村小学教室後墙上看到张贴的优秀作文,竟与我们当年所写如出一辙。又据某报载,有一老实厚道的小学生为了写作文,非要搀一位老奶奶过马路不可。过了马路之后,按程式,应该是老奶奶道谢,小学生行少先队队礼,与老奶奶告别。可这位老奶奶却不领情,说,“我本来就不要过马路,是你硬把我拽过来的呀!”这故事难道仅仅令人发笑吗?我们的教育就是如此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言不由衷的人格分裂者。君不见电视节目中受采访的男女老少,哪个不是伶牙俐齿,口若悬河?哪个又不是套话连篇,不假思索?
  我们的新文学似乎一直以虚构为尚,而于今尤甚。王朔声称,没有写过小说的就根本算不上是作家。余秋雨因在散文中运用了小说笔法而引起散文是否允许虚构的争论。唐敏因在其报告文学中虚构得不够而涉嫌诽谤被判入狱。所谓报告文学,现在又叫纪实文学,其实是一个只有中国才有的怪胎。曾经有人争辩说,既然是文学,就允许合理想象,此所谓入乎情理之中。殊不知事实却往往出乎意料之外。照此说来,“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三国演义》就可称得上是最早的报告文学啦!在法制较为健全的发达国家,这类纪实文学叫做“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其内容讲究事事有来历,否则打起官司来麻烦就大了。为了避免打官司,人家务求真实,而我们最好诉诸虚构。笔者曾写有《命题作文》(1991)一诗,其中有这么两句感慨:

    要生存,在这世上,
    我们必须学会撒谎。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已跟香港、新加坡的影视学会了在文艺作品前面冠以“纯属虚构,若有雷同,均系巧合”之类的字样。这虽有点像贼喊捉贼,或真实的谎言,但毕竟是一种进步。其实,崇尚虚构并非仅仅是我国之情。据说,乔治·华盛顿幼时砍树的故事也是虚构的。


(1999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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