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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3-11]
·曲 风·
最初的方向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中国俗语

  如果说《创世纪》中那泛滥了150天的洪水最直接的行为方式是淹没,那么洪水首先所淹没的便是人的记忆,那些关于始祖亚当、夏娃以及伊甸园的记忆。从此,人类的身世就成了悬于人类头顶上的一个大谜。也许只有来自吾珥地域的希伯来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和他的族人对于洪水之前世界的记忆比别人要些许清晰一些,上帝便只同他以及他的后人保持着单线联系。因而,在那一时期,耶和华于某种程度上成了亚伯拉罕的家神。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创世纪》11:9)人类之所以要在示拿地建城造塔,一定是基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孤独感。然而,尽管人类的语言从此变得四分五裂,尽管上帝把人分散到各地,人类通天的愿望却因为孤独感的加深而娈得愈发强烈了。
  最后,除了亚伯拉罕和他的族人,人类连上帝本身都似乎给遗忘了。最后,只剩下通天的愿望还盘旋在人的头顶,象一只从灵魂深处飞出的色彩斑斓的大鸟,几乎集中了人类全部的视线。因而,人开始崇拜能够与天接近的事物,如山岳、飞鸟、大树等等。这样,人类最初的方向感已然清晰可见:最初的方向不是东,也不是西,不是南,也不是北,而是上。
  对羽毛动物的崇拜证据无论在欧亚大陆还是在美洲的原始文化中都有大量的发现,在史前的中国也是如此。陕西-河南的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以及甘肃的马家窑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的遗存中,绘于陶器上,甚至骨匕柄和象牙器上的鸟纹是十分常见的纹样。鸟形雕塑的出土也有相当的数量,以鸟首为陶器盖纽在半坡-庙底沟文化中不止一次被发现,而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则盛行三足的鸟形陶 ,紧随其后的龙山文化喜欢以鸟首为陶鼎的三足。河姆渡文化曾发现有鸟形的象牙圆雕,辽西的红山文化中也有数枚玉鸟出土。值得提及的是,1990年我在辽宁东部海岸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发现了一枚碧绿晶莹的玉鸟。以玉、象牙等珍贵物品为雕塑材质说明了鸟在原始人精神生活中的神圣地位。
  即使在离上帝选民希伯来人为邻的中东地区,飞鸟崇拜亦十分流行。古代巴比伦人的许多部落都崇拜象鹰隼之类的大鸟。而且,即便是在对其他动物的崇拜中,人们也喜欢为其加上一对鸟类飞翔的翅膀。这样的形象在埃及、西亚、南亚,甚至美洲都有大量发现。后来,当人们在一些原始的彩绘和雕塑上为人类自身插上翅膀,即半人半鸟形象开始出现的时候,人类直指天空的那种向上的意志便更加显而易见了。一种人身装饰着羽毛的巫舞在中国、西亚等地流行一时。殷墟的甲骨卜辞便有数块关于“羽舞”的记载。一百年前的中国清代,官员的官帽上仍装饰有羽毛,并依羽毛的不同区别其官职的大小,这正是古代人类鸟雀崇拜风俗的残留。
  除此之外,人类对高处的向往还体现于其他崇拜物上。
  詹·乔·弗雷泽在《金枝》一著中记录了这样的事实:在欧洲雅利安人的宗教史上,树神崇拜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日尔曼人最古老的圣所都在自然的森林之中。克尔特人的督伊德祭司礼拜橡树之神,他们所用的古语“圣所”一词同拉丁语nemus(小树林,或森林中的一小块空地)一词的语源和语义都是一致的。瑞典古老的宗教首府乌普萨拉有一片神圣的树林,那里的每一株树都被看作是圣灵。北美印第安人、东非的万卡人、新西兰的毛利人以及古印度人、日本人、朝鲜人也均有树神崇拜的习俗。如今,我们在欧洲的民间仍然能够发现大量的树神崇拜痕迹。降灵节前的星期日那天,俄罗斯农民要到树林中去,在那里唱诗,舞动花环,还砍倒一株小白桦树,给它穿上漂亮的女人服装,并扎上各种各样的彩带,然后举行宴会。在瑞典的一些地方,孩子们在五朔节的前夕,每人的手里会拿着一束新鲜带叶的桦树细枝,跟在小提琴的的后面走街串巷,演唱有关五朔节的赞歌。普遍流行于现代欧美各地的圣诞树风俗也是古老的树神崇拜风俗在今天的遗留。五朔节那天在村中树立五朔柱或是五朔树的风俗至今在欧洲的若干地区如英国、法国、德国的农村中仍旧流行。在斯瓦比亚,农民们习惯于五月一日那天把一株高大的无花果树运回村里竖立起来,用彩带加以装饰,然后奏起音乐,围着大树开始翩翩起舞。那棵树就这样常年立在村里的草坪止,直到来年今日再用一棵新树来替换它。北美西北岸的土著人则流行制作高大的图腾柱,立于村中或村外。有关树神敬拜中国人也概莫能外。夏朝人奉松为神木,商朝人奉柏为神木,周朝人则奉栗为神木。在满族等中国北方诸民族中,还有将整个宇宙看作是一棵大树的认识。他们把宇宙称作“宇宙树”、“天树”或是“萨满树”,认为它长在天穹的中心,通贯宇宙。人类对树神的狂热崇拜表明,树或柱是唯一能够象手一样从大地伸出触摸苍天的东西。对于人来说,由于树成了他们与上天沟通的代言人,因而本身也成了人顶礼膜拜的神祗。
  虽然巴别塔被迫停工,但人类制作高大建筑的愿望就一直没有放弃。这一愿望在埃及人那里变成了现实。在巴黎的艾菲尔铁塔被建造之前,完成于古王国第四王朝、高146.6米的胡夫金字塔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而中国侧喜欢在高山之巅设坛祭天。众岳之中,泰山的祭天活动最为有名,并很早就形成了规范的“封禅”仪式。《尚书·舜典》中曾对舜帝于泰山燔柴祭天有过记载,说明这一风俗形成的久远。汉语中“崇拜”一词就是该风俗的活的例证。“崇”字从山宗声,“崇拜”本意即在山上举行拜祭。埃及风俗与中国风俗在南美洲印加人那里得到了结合。印加人喜欢用巨石建筑并流行在高山上建城。最有名的马楚比楚古城址位于安第斯山脉高达2743米的山脊之上。城中的因蒂瓦纳神庙内至今仍保存有石祭台和石柱。由于山崖陡峭,后来侵入秘鲁的西班牙人竟一直未能发现。
  人类这种向上的意志产生了诸多风俗。但风俗只是人类在精神生活中衍生的现象,其本身绝非终极目的。在中国,及至商代,人们已然完成了对大地上四个方向的划分。中国人还把四方同四季起来,把东方看作是春之地,把南方看作是夏之地,把西方看作是秋之地,把北方视为冬之地。人们虔诚地拜四方为四神,然而这四方之神必将服从于一个来自不同于四方的另一个方向的神祗,那就是来自上方的神--上帝。上帝不仅拥有对四方的绝对统治权利,而且他还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神。如果说东、西、南、北四方只是从人类大地上的四个方向,那么,来自天空中的上才是人类真正的方向,地是最初的最本质的方向。正因为此,商代人称宇宙间的最高神为“上帝”。
  商代象形字“帝”恰恰就是由“木”和“方”两部分组成,意为树的方向。树的方向显然是上,所以“帝”字本身就是代表一种方向:上。在商代人看来,上帝就是居住在高高的原始森林中间的一棵最高的大树上面的那个人。他掌管着宇宙间的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质,包括命运、生命,包括天气、星辰等等。这样,我们终于发现了盛行于欧洲竺地的树崇拜的奥秘:对树的崇拜就是对方向--“上”的崇拜,自人类大地始发的通往上空绝对方向的终端就是上帝。而在中国史前上空自由飞翔的神鸟一度间成为上帝的使者。
  因而,洪水之后,“上”成了整个人类世界的精神指向。在中国,本来作为方向的“上”字成了上帝的代名词。中国古诗《乐府·上邪》:“上邪!我欲与群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在这里,我还想提及的一个宗教现象是遍及整个人类世界的太阳神崇拜。在中国人这里,太阳也是一只大鸟,有一三条腿的金乌还居住在太阳里面。美洲印第安人则有着极为发达的天文学,太阳神崇拜不过是他们天时崇拜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天文学再怎么发达,也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十分单纯而明确,那就是领悟上苍。
  而在埃及人那里,太阳之所以成为他们的主神,最初是基于他们对宇宙认识的有限性和原始性。但后来一神意识在埃及的确立则表明其宗教热情此时已超越了他们对天文的有限认识。在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歌颂太阳神阿吞的大量诗歌中,太阳已经成为埃及内外一切生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太阳已不再是一个自然客体,而成为唯一的一个宇宙神。这就意味着“太阳”已由具象意义的词演变为一个抽象名词。正如贡英国一位埃及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有许多词语从抽象意义上被使用,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受崇拜的并非太阳这个星球本身,而是显示其本身的那种存在。这就是说,古埃及人最终已领悟到了来自上帝--那宇宙最高神的绝对力量,而古老的“太阳”一词不过成了至高神的抽象名字而已。这一含混的宗教现象到了希腊人那里终于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划分,宙斯作为宇宙之主的地位得以确立,而太阳神就是太阳神,他司掌青春、畜牧、诗歌及音乐。而这一切,都为上帝对整个人类世界的降临做好了铺设和预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在整个人类世界在为此苦苦求索的时候,那个叫希伯来的小小民族却在迦南(或是埃及的歌珊)那个角落里同上帝耶和华进行着历经数千年的倾心交谈。
  在这悲哀与欢乐、耻辱与荣耀相互交织的大地上,人类直面上天的精神指向终于穿透了茫茫云层,穿透了一切现象的超验性光芒,得到了神的承纳。2000年前耶稣的诞生意味着神向苍茫而哀伤的大地的俯身向下,这一上一下即构成了人神之间的精神对流。如果说指向天空的上升的路是人类所追求的永恒之路,那么,指向下方的人类苦难大地的道路则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道路,而后者恰恰正是神代人受尽苦难并用自己淋漓的鲜血为人类赎罪的爱之路。当埃及的金字塔变成了西方大地上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顶,那陡峭明晰的线条已全然没有了往夕的茫然,它显示出人在承领神恩后的感激情怀。以往的“向上”由于缺乏回应只能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痛苦与不安,即便是对神充满血泪的疯狂的献祭亦无法平息。所以那些指向天空的残垣断壁,那些雕满诡异图像的图腾立柱,那些献出了无数生命作为祭神牺牲的山岳高峰就象断箭一样凝固在半空之中。当往夕的神圣之鸟变成了基督教堂壁画中圣洁的天使,人类的灵魂生命由于有了神的向下惠临便有了真正向神性飞升并皈依的可能。
  不过,在东方的中国人这里,远古的神圣之鸟幻化而成的则是佛教壁画中的飞天形象。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同一类文化现象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其实却并非如此。飞天是东方人逍遥、飘逸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体现于东方哲学、绘画、音乐、文学、书法等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然而,这种逍遥、这种飘逸并不具备西方人那种向上,即向神的指向,而只是人本身的一种现实、功利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同远古相比,中国人那直指上空的精神指向早已被注重“此生本位”的儒道风骨给消解得一干二净,向上的目光早已收回了大地。最初的方向--“上”已经被中国人彻底遗忘,而这种遗忘成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第二次洪水。如果说《创世纪》中的洪水淹没的仅仅是人类关于始祖亚当和有关伊甸园的记忆,那么这第二次洪水淹没的则是方向,人类的最初的最本质的方向。因而,方向在中国人这儿只成了大地平面上的方向:东、南、西、北。如果说人类的痛苦是来自向上空呼求的无应答,那么如今的中华民族由于早已没有了向上的呼求而变得早已没有了灵魂上的痛苦。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连痛苦都失去的民族,神的大爱将如何惠临?那么,在学会接受圣爱之前,我们是不是首先要学会痛苦?
  显然这样的问题令人难以回答。值得庆幸的是,当大多数的中国人仍旧沉浸在唐宋空灵之美的时候,一些人已开始了他们痛苦的思索。我的朋友--诗人野舟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一日,我似乎触及到自古老东方(操干戚而舞的东方)伸出的一只硬朗、洁兆的手。它最使我愧疚的还是那个整体的洁净。它的出现先于永恒事物,先于神祗和大美,而且一开始它就是一个伟大的果实,一只先于鸟的形状而存在着的鸟的内心。那时,我寻遍种种事物、智慧发生的地方,在那个漆黑的源头,我遇见那只洁净之手发出的一片微弱的小光明,我猛然叫出了它的名字:外。”
  在这里,基于对地球为球形的认识,“外”亦即古老的“上”。根据以荣格等人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哲学中“集体无意识”的观点,野舟对于“外”的认识正是“上”的古老方向意识的觉醒。也许,这是题外之言。


(2000.11.2)■〔寄自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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