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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3-11]
·曲 风·
图腾的没落


  人人都有飞翔的欲望。然而人终究不是鸟雀,如果不依赖其他物件而只是靠人类的体能自身,飞翔只能成为人类永久的梦想。人属于陆地动物,但人类的好奇心比任何动物的都要强烈。人不仅要在大地上行走,人还想入水神游,还想在太空中展翅翱翔。一个人会轻易地学会游泳,却不能学会飞翔。据说这是因为母亲在孕育胎儿时子宫中充溢着羊水,胎儿在羊水中漂游着渐渐成形。当婴儿告别母腹后,在他成长的任何时期他都会通过学习和回忆而学会游泳。这样,我们会不无遗憾地意识到,假如母腹中充满着的不是羊水而是空气,胎儿象小鸟一样在母腹中飞来飞去,那么人在出生之后,就一定会象学会游泳那样学会飞翔。那一定是比游泳更令人神往的事情。
  生命的缺憾构筑了美。于是,在很久远的年代以前,人类的鸟雀崇拜就成为及其自然的事情了。仅仅因为鸟会飞而人不会飞,人类就愚顽地相信了鸟身上所具有的神性。人们把太阳也想象成了一只大鸟,并让它集中了所有鸟雀的神性光辉,来照耀我们这些只能在陆地上行走的可怜的人。
  崇拜和虔诚的祈祷并未使我们的两肋生出翅膀。至今,我们这些东方大地上的鸟雀和太阳的信徒仍在大地上匆忙行走。我们脚下的文化土壤则随着原始巫术的滥殇而越堆越厚,因为这些土壤处处散发出飞翔愿望给我们留下的扑鼻的气息,宛如已被时间的烟尘熏染了几百年而发出腐旧香气的红木橱柜。考古学家们异常钟情于这片堆积着厚厚的黑色腐殖土的大地,他们象犁铧一样不时为我们翻出一些史前人类崇拜鸟雀的确凿证据。在我所处的辽宁省以及附近的山东、河北,还有更远的一些地方,如山西、河南、陕西、浙江等地的史前文化遗存中都有大量的鸟的雕塑和绘有鸟纹的陶器出土。沈阳的新乐遗址曾发现一只木质权杖,权杖之首雕刻着一只颇具威严的鸟头。有学者认定这就是这个部落的图腾。鸟图腾在东方大地上的流行使我们得知,我们的祖先是在群鸟的荫护之下一步步走到了文明的晨烟晓雾之中。这样,东方文化在滥觞之时就透出飞翔动物所特有的轻盈和飘逸。
  当欧洲人在有关人首狮身司芬克斯的神话典籍中乐而忘返之时,东方的中国人则陶醉于捏制那些人首鸟身的“人鸟”形象。在汉唐的墓葬中随时都可能发现这种人鸟合一的雕塑实体。最有趣的是在西安玉丰村发现的西汉铜制羽人。羽人肩背生出一双翅膀,但双翼后拢,尚未展开。羽人透出一种茫然的神态,因为他似乎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振翅一飞究竟能飞多高,能飞多远。这是一枚精致的艺术珍品,当也然是精心策划的一个东方“羽化”之梦。
  在史前那个多神崇拜的古老年代里,人类对任何事物的神化和崇拜都是可能的。为了祈求人类自身的繁殖,远古的东方大地上还广泛流行着女阴和男根的崇拜。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人们共同顶礼膜拜的对象,鸟与男根合二为一,成了一种东西。人们是如何完成了这种思维定型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鸟在很多时候是以男根的象征物的面容出现的,赵国权先生在他的《生殖崇拜文化》一书中曾为我们提示了这一点。飞翔的愿望不再是人们唯一的倾述,与生育和做爱有关的神秘的联想被赋予到了鸟的身上。由于鸟成了主宰人类命运的生殖神,它的形象变得愈加神圣和光彩照人。
  多少年以后,人类的飞翔之梦在西方人那里被制作成了金属的飞机,用于作战、运载货物和人。而东方人却从来不肯这样作践这些比生命本身更为重要的神性之鸟,他们用梦想的枝枝蔓蔓为鸟们构筑了精致的巢穴,并与之在树上树下共同栖息,承担起共同的文化命运。
  一位当代的诗人在为她编写的萧红传记命名时,她想到了《人鸟低飞》这个题目。因为她深知人与鸟在命运上的休戚与共。在鸟被看作是人类的一神生殖器官的的一刹那起,这一切就被注定了。
  鸟雀坦然地走进中国人的审美图画之中。我们曾在不止一处发现了绘于史前陶器上的“鱼鸟图”情形往往是一只鸟怡然自得地捞着一条鱼。当史前的鸟被定义为男根的时候,鱼也被赋予了女阴的巫术含义。半坡文化中曾大量流行着鱼纹装饰,那是对女阴所具有的生殖力量的最直接也是最委婉的赞美“鱼鸟图”中的鸟就是男人,而鱼就是女人,鱼与鸟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两性世界。在这富于巫术色彩的生殖祈祷的背后,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东方人那古老的爱情。
  史前表达女阴的方式有鱼,也有花朵。对花朵和鱼的歌唱都是基于母性的光辉。也许花朵更能充分地表达女性的神秘魅力,鱼不知从哪一个古老的纪元开始被花朵完全地取代了。当鱼鸟图这股清澈的溪水流至唐宋时,花鸟画诞生了。到了这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是歌颂爱情的了。它独特的存在方式为东方文化涂上了一层极其明亮和绚丽的色彩。五代西蜀的的黄筌被首推为花鸟画的大家。他的传世珍品《珍禽图》对中国国画至今还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那种富贵吉祥的格调使东方文化不断完善着它的端庄与雍雅,象黄土之上蓝天之下的琉璃瓦覆盖的皇家宫苑,也象宫殿中端坐于桌几之上的釉里红青花瓷尊。花鸟画的成就远远超出了装饰的含义,它为中国人的审美精神确立了基本的框架。
  从原始的生殖意义出发,鸟就已经被认定与爱情有关。这样,当它怯怯地走进《诗经》的时候,就俨然一位爱情大师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这优雅的和鸣之声中,鸟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融于一体,或者说,鸟在中国人情感的屋檐之下找到了温暖的巢穴。鸟的缠绵悱恻使中国人成为伤感和多情的疯狂迷恋者。有关鸟的一个有名的爱情故事发生在遥远年代里的四川。古蜀国帝王杜宇与一位美貌女子相恋,但却不能将其纳入宫中,得以耳鬓厮摩,因为她是宰相之妻。望帝既不能平息内心中情爱的波涛,出于伦理和善心他又不能摆脱他的羞愧之情。最终,他竟郁郁成疾而死。之后,其魂化为子规鸟,亦叫杜鹃。每年春二月,杜鹃在山野丛林之中鸣啭不已,其声哀怨,声若“不如归去”,悲切之极,杜鹃的嘴角还会有鲜血溢出。望帝曾为蜀国除水患有功,深得百姓爱戴。蜀人怀念为爱而死的望帝,于是把杜鹃也叫做杜宇。这个不太复杂的故事却蕴含了及其复杂的超出情感以外的东西。除了人类率真淳朴的情感欲望之外,东方还存在着森严壁垒的人伦道德,连帝王都无法突破。爱情只能化作悲剧中的一只个鸟,在泪水编制的两季里飞来飞去。礼教以及与之相关的习俗和制度成了人类爱情无法跨越的栏障。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尾,这几乎成了中国千百年来永不衰竭近乎雷同的文学题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在《玉台新咏》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之中,一对情人焦仲卿和刘兰芝虽已结缡,却又被焦母无端活活拆散,最终两人双双殉情而死。为人们千古传唱的爱情故事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梁祝”。梁山泊与祝英台由于父母的门户之见虽相爱而不能成婚。前者忧愤致死,后者在出嫁路上路过梁坟时,天空忽然雷电交加,梁坟轰然而裂,英台遂入坟中,与有情人终得相聚。俄耳天晴,送亲的人看到一双彩蝶从坟中翩然飞出,循香而去。人们在这个故事里为爱情安上了更为斑斓的翅膀:蝴蝶的翅膀。在这千古不变、内容大同小异的爱情故事的述说之中,汉语语言渐渐出落得精致动人,东方文学的羽翼亦日日丰满。爱情有如雪水,滋养着中国人充满悲切缠绵之情的艺术生命。“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徜徉在这样的情感倾述里,谁能不为之怦然心动!司马相如、白居易、李商隐、李清照、王实甫、曹雪芹,正因为这些爱情主义的大师们仍那有如杜鹃啼血般的歌唱,才成就了璀璨夺目的东方文学。
  鸟所具有的空灵自在的情情使中国哲学无法将其排斥在它的家门之外。鸟雀的遨游功能在庄子的学说里得到了最充分的舒展和发挥。《逍遥游》成了东方鸟雀们最神往的辽阔长空。鲲、鹏、鸠、斥纷纷展开双翼,酣畅淋漓,舞风弄影。庄子梦中的蝴蝶其实也是一只色彩斑斓的大鸟。“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也,不知周也。”庄子就象玉丰村的铜羽人一样,在梦幻中生出翅膀,开始他的精神遨游。这样,我们终于可以知道,对飞翔的渴望绝不仅仅是源于中国人的好奇心。人类脚下那真实的大地就是庄子的“有”,而虚妄混沌的太空就是“无”, 挣脱“有”的羁绊和束缚飞往“无”的太空之中,这飞翔之梦的实质其实就是人对自身的反动,是人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是人渴望着与宇宙对话乃至冥合。所以,与其说是鸟在人类情感中找到了巢穴,毋宁说是人在鸟的羽翼之下找到了借以依赖的精神寓所。
  月夜或者黄昏,或是朝阳初醒之时,鸟群在东方精神和情感的大森林中飞起飞落,这几乎成了东方文化的全部景象。在鸟群的一起一落之间,时光已经把东方推给了现代。
  现代文明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进步,但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水土流失、森林被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事情。工业污染使大气不再纯净和无毒,人们陷入到了一种对物质文明疯狂创造的现代激情之中,在这种疯狂创造的激情背后,隐藏着的是人类对生命自身的疯狂毁灭。
  对生命最大的亵渎来自于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摧残。人类生存的环境历来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另一种是文化的。现代文明在赐予我们以空前物质享受和科学空前发展的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化环境带来了疾病与火焰。审美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再被遵循,艺术的田野里污水横流,杂草丛生。绘画和音乐粗制滥造,诗与小说中充满了淫欲和暴力,作家的笔端流露出一片聒噪之声。在东方,森林早已不知去向,鸟再也不是人类心灵与物质之间、天空与大地之间、“无”与“有”之间穿梭往返的神性使者,而仅仅成了文学辞典中的一句骂人话。人们把鸟还原成史前的生存状态,即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物。然而,原始的神圣意义却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无耻下流的想象装点成鸟羽最后的光辉。如果说东方文化的大森林还在苦苦挣扎的话,那么那些关关而鸣的灵性之鸟却早已没有了踪影。树影之下,只余一层厚厚的鸟粪,即古老文化的昨天。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何怆然而独悲”文化的生存历来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千五百年前的陶渊明早已为我们揭示了文化总是处于“田园将芜”境地的危机,而失去心灵之鸟就意味着东方家园的崩溃,也许没有人比陶氏更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现代东方人所面临着的文化危机和精荒芜是陶氏所难能预料的。现代文明的穹庐之下,我们心灵中的空余地带已经所剩无儿,心灵的沙漠化已令我们触目惊心!即使单单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在现代文明的巨大压力之下,重新构建东方文化已是今天的人们所不能回避的责任。任何在鸟粪中淘金的行为都是美的徒劳。东方呼唤着更多的人抗起铁锹加入到植树的行列,在我们心灵的原野上培育出一片更为迷人的文化森林,并借以期待灵性之鸟的回归。我们需要象英国人治理泰晤士河那样去清理我们的语言之水,然后继续我们的飞翔之梦。
  春秋之时有萧史者,善吹箫。秦穆公把爱女弄玉嫁给他,他就教弄玉吹箫。有一天,夫妻两人一同吹箫,竟召来一龙一凤,于是弄玉乘凤,萧史乘龙,飞升而去。
  东方有箫。只待我们的森林遮天蔽日、再度葳蕤蓬勃之时,我们只需象箫史、弄玉那样,把箫举至唇边,轻轻地吹起。


■〔寄自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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