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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3-11]
·聂作平·
云霄中的羽毛


  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于中原大地十数载的大诗人杜甫来到了成都锦官城外的浣花溪畔结庐而居。那时候,杜甫常沿着清澈的浣花溪,走到离他的草堂数箭之地的武侯祠。武侯祠--这座祠堂的正式称呼应该是汉昭烈庙,因为它奉祀的是蜀汉的创立者刘备,但不论是在杜甫的唐代还是在我的今天,人们却习惯地将它称作武侯祠,好像诸葛亮不是沾了刘备的光才得以在此占据一席之地,而刘备反倒是托了诸葛亮的福。
  这时候,杜甫已经年近花甲了,大半生中,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奔走于长安的豪门富贵之间,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一切屈辱和辛酸,原本都是为了翼求到一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最终,可怜的老杜只当了几天无权无势的左拾遗,政治上可谓极度失败。因此,当这位杰出的诗人面对武侯祠中肃穆庄严的诸葛亮的塑像时,遥想起同是文人的诸葛亮在历史上留下的赫赫功名时,老杜心中一定感慨万千,不能自己。
  是的,诸葛亮的确是历代文人梦想的典范,面对他,又有几个文人不感到无地自容乃至痛不欲生呢?除却那些立志要作世外逸民的隐逸之士外,所有抱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文人,无不希望能有一个像诸葛亮那样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诸葛亮已成为历代文人的一块心病,面对诸葛亮,大概很少有文人不感到一种莫名的艳羡、婉惜共同交织的复杂情怀。
  杜甫在他的诗作中,屡次写到这位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的英雄:

   “岁暮阴阳催短景,     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     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几家闻战伐,     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     人世音书漫寂寥。”(《秋兴》八首之一)    “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宵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     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之五)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227年,诸葛亮在第一次出兵讨伐曹魏前夕,向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在这份奏折中,诸葛亮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生活方式与人生理想:“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番话到底是不是诸葛亮年轻时生活理念的真实写照,现在已经不大可考,但估计其中有一定的矫饰成份:作为一个儒者,修身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而诸葛亮本身即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他在南阳隐居,一则避乱,二则是等待机会,就像姜子牙在渭水垂钓一样。从他所选择的隐居之地南阳就可以看出他的深谋远虑:南阳离首都洛阳的距离既不是太远,也不是太近,这使诸葛亮能准确及时地获得朝廷的最新动向,却又不必卷入其中的纷争。南阳同时还是一个人文渊薮之地,当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时人未之许也,唯有南阳那批和他一道隐居的朋友们深以为然。
  正是在南阳那看似悠闲的隐居生活期间,诸葛亮和他的朋友们规划了东汉灭亡以后如何重新整治中国的方略。对此,诸葛亮有他一整套的想法,这些想法既具有战略的高度,同时也具有战术的可操作性。
  我们看到,在东汉末年诸侯并起之际,知识分子--或曰士大夫,或曰儒者,或曰文人--比以往江山一统的年代更能拥有发挥自己才华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因为他们有较多的主公可以投奔,可以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那样,此地不合则另走一家,因此,东汉末年事实上是一个人才大流动的时期,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奔走于诸侯之间,以求谋得终生的福贵和死后的英名。
  但令人惊讶的是诸葛亮却一直在隆中隐居,从来不曾跑到任何一家诸侯那里毛遂自荐,与他相反,他的好友,同样为东汉末人杰的庞统却是自个儿跑到刘备那里去的。而诸葛亮则沉静地坐在隆中的草堂上,坐在他的书桌前,好像算准了刘备会来一个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
  其实,如果我们想起庞统自已跑去找刘备,却因为外表不佳而备受刘备冷落时,就可以明白诸葛亮为何隐居不出,不主动地寻找主人--因为他要的是一种机缘和地位,只有当刘备三顾茅庐并聆听其教诲后,诸葛亮才能以一个比刘备年少近二十岁的青年人的身份迅速成为刘氏集团中的二号人物。很难想象,假如当年诸葛亮自已跑到新野县追随刘备,刘备会对他有多大的信任。
  东汉的灭亡是迟早问题。就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样,东汉灭亡之后,割剧的群雄必然要为万里江山拼个鱼死网破,刘备以其颇有作秀嫌疑的虔诚邀请诸葛亮加入了他那个风雨飘摇的小集团,诸葛亮以他对天下重建的长期思考结果立即打动了刘备,成为他最大的砝码。诸葛亮的设想是曹操占据天时,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诚不可以争锋矣,而江东孙氏,国险民附,占有地利,也只能引为外援而不能图之。因此,刘备最好的办法是结束多年的颠沛流离,占有一块根据地,而这块根据地的最佳选择是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如同汉高祖当年以四川起家得天下那样,只有占据了益州这块富庶的根据地,将来才有逐鹿中原的本钱。
  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想法,而且也是一个很具操作性的想法。事实上,正是这一想法,使刘备从此摆脱了寄人篱下的悲惨处境,虽然仅有一州之地,但也足以三分天下了。
  诸葛亮在离开隆中追随刘备时,曾再三告诫他的兄弟要看好家园,他将来还要回来的,而多年以后,当他位极人臣,身为蜀汉的第二号人物时,他在给后主的奏章中又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嬴财,以负陛下。”这时的诸葛亮再也无法回到青年时的隆中了,但他却希望子孙能够自食其力,囿于农桑。这到底说明了诸葛亮性格格的淡泊(他曾过淡泊以明志,宁静坐而志远的话),还是说明了他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在打一场根本没有可能赢得胜利的战争,在从事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知之的事业?
  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组织》一书中,以现代企业为喻,为诸葛亮和他一生的事业作了一个形象的定位分析,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为,他没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钱少了一大半,没有想到要开拓软市场,也没有想要借贷。但是因为董事长做错事,刘备把荆州的这笔本钱压在赌桌上,一把输光了。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百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换句话说,诸葛亮收拾了残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钱,做一倍半的买卖--当然办不到。刘备董事长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却要由诸葛亮来收拾残局,诸葛亮送掉了一条命,却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汉之所以败,并不是败在阿斗手上,是败在刘备的一场豪赌,使得诸葛亮总经理无法挽回。诸葛亮也晓得难以成事,他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四岁就死了。其实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结果也未必改变。”
  刘备对诸葛亮有知遇之恩,将他和自己视为鱼水关系,这自然令身为儒者的诸葛亮会生出士为知已者死的决心,而诸葛亮偏偏在人格上又是一个执着隐忍而且一板一眼皆有度的人,这当然更使这种决心从下定之日起就其坚如磐石。不知晚年的诸葛亮在锦官城外,浣花溪旁,是否为他一生的选择感到后悔过?因为当刘备一意孤行不但失掉荆州而且失掉了蜀汉最基本的国力之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远大前程早已没有实现的可能,诸葛亮是否会为此感到当初跟随刘备是一种人生的错误选择呢?
  在东汉末年那样一个群雄割据的岁月里,诸侯间的地位应该说是平等的,都是东汉的臣子,都是因为天下大乱才雄心勃勃地拥兵自重,因而从本质上讲,刘备也并不因为他和东汉的皇帝同一个姓,而且据说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这种后裔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早已血淡于水),从而就具有更大的号召力或凝聚力--将刘备称为皇叔,并认定百姓对他一往情深乃是罗贯中小说家言而已,原本当不得真的。因此,诸葛亮在隆中隐居出山之前,他完全可以投靠当时的任何人,在这些“任何人”中,曹操身为汉室丞相,本人亦雄才大略,算得上是诸葛亮投靠的最佳人选;此外,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乃至当时据有河北方面的袁绍,每一位主公都比刘备要有势力得多--刘备在起用诸葛亮之前,一向惶惶如丧家之犬,先后投奔过公孙瓒、吕布、曹操等人,在新野亦只是在刘表手里分得一杯羹。
  因而,如果我们像许倬云那样以现代企业来形象化三国的话,那么诸葛亮显然进了一家业绩相当差劲,且后续泛力的公司,相反,像曹操和孙权这样的强势公司,因为他的董事长没有对诸葛亮来一番虚伪的礼贤下士,诸葛亮竟轻易地将他们放过了。他决心为刘氏集团打工,并不是出于这家公司是一只绩优股,有着如何光明远大的未来,而是出于它的董事长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对自己求贤若渴。
  因此,诸葛亮感动了。他改变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生规划,遂许驱驰,从此绑上了刘氏集团的战车。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也感动了,从此认定士为知已者死,哪怕这个知已乃是谬托,乃是作秀,乃是披着羊皮的狼。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在缅怀诸葛亮这位士之楷模时感叹生不逢时,没有运气遇到刘备那么礼贤下士的主子。
  因此,没有找到好主子的奴才们总是自怨自艾,在诗词歌赋里发着怀才不遇的酸味牢骚。

  诸葛亮的《出师表》是千载以来最优秀的文章之一,它曾长期使那些处于逆境下的孤臣和愤懑之士诵读不已,为之怒发冲冠,一千七百年后,它甚至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它是要教我们成为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忠烈之人吗?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即是针对出师表而发出来的。它的全文如下:

  “恍然,错觉那是一个远行的父亲对留在家乡的儿子的谆廓教诲。
   然而,篇首的“臣亮言”三字,又无情地表明了这只是一个出征的臣子向君父所上的奏章而已。
   从指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的危机到“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的规劝,诸葛之心可谓人神共鉴。其一生擒孟获,定南方,出祁山,伐中原,的确做到了他所许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然而,恐怕诸葛亮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自己一生苦心扶持的蜀汉王国,在他死后仅二十来年,就败在了自己曾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君主刘禅手上。
   刘禅的平庸无能与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是人所共知的,连先主刘备临终向诸葛托孤,也不得不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刘备的意思似乎是说,如他的儿子刘禅不能胜任的话,诸葛亮可自己作蜀国之君。不少人读书至此,大多称赞刘备的宽宏与气度。实则大谬也!这一招正是刘备把诸葛亮推向死心塌地为他的傻儿子作儿子(臣子)卖命的一条毒计。
   以刘备一生之虚伪狡诈, 安能不知诸葛亮知识份子气质中的那种恪守臣道,投桃报李的愚忠思想?岂能不知自己的儿子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刘备这一招欲擒故纵手法便使得诸葛亮绝不敢动废主自立的“贼心”。是时,“孔明听毕,汗流满面,手足无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见《三国志》)
   从此,以诸葛亮之智、之聪、之能,竟不得不听从于刘禅之蠢、之愚、之笨;
   从此,一代贤相为了君臣父子那套鬼花样,竟把自己卖给了刘家王朝,把自己的命运绑在一个平庸王朝的战车之上……设若当初诸葛亮不为愚忠思想所囿,择贤主而尽其能,甚或自立为蜀中之主,三分天下究竟归谁之手,亦未可知也!
   尽管诸葛亮一生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事必躬亲,最终也只落得五丈原一夕秋风,锦官城片片降幡!何也,只因他所从事的事业成功概率几近于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人格上是可敬的,在现实和历史中则是可悲的!
   历史是公正的。它让刘备之类任何想家天下万世一系者在愚子笨孙身上作了了结;历史却又是不公正的,它让本该作君主、作父亲的人作了大臣、儿子……”
  窃以为,旧文虽短,但大体也算说清楚了刘备如何以虚伪之举赢得了诸葛亮毕生的忠诚,大而化之,整整一套二十四史里,帝王们总是有相当的办法使那些怀着一腔热血随时准备货卖帝王家的知识分子为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哪怕他们所忠诚的对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王八蛋。在这种惯性式的忠诚中,知识分子的人格萎缩了,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消失了,甚至连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而变得湿润起来,把那厚厚的历史弄得潮乎乎哭兮兮的。
  刘备死后,诸葛亮更成为蜀汉的里里外外总当家,刘阿斗是不成才的,他对于诸葛亮这位相父除了感到敬畏外便是依赖。刘阿斗本身既无才能治理天下--在诸葛亮总理国事时,大概也没有多少机会治理天下,实质上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名誉上的国家元首。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朝代如果君主年幼,其手下必然就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顾命大臣事实上掌管着国家政权,这些顾命大臣,乃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政出其门,法出其手,他们往往已达到了能废立君主的地步。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因为心怀异志或是时势使之然而凌驾于君主之上,或成了旧王朝的掘墓人,或成了幼主成年后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绊脚石。但诸葛亮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外: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于他,他是理所当然的顾命重臣,但恐怕他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废了阿斗自立或重新另立君储;刘阿斗恐怕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设计铲除这位相父。应该说,他和刘阿斗之间的关系要比古往今来众多幼主和重臣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多,也和谐得多。
  但是,以我们现在的立场来猜测,对于身边有这么一个严肃到了刻板程度的相父,刘阿斗当然只能恪守他父亲临终的嘱托: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说不敢穷奢极欲地过把帝王瘾,恐怕就连花天酒地一场也担心会挨相父的批评。刘禅本无人君的素质与志向,从他后来的乐不思蜀更可以判断出这家伙是喜欢纵情于犬马声色之中的,但在诸葛亮去世之前,我们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刘禅作恶的证据。而诸葛亮刚一死,刘禅就看上了某位大臣的妻子,并以皇后召见的名义将这女子骗进宫去,“天地一家春”也;且开始日益倚重宦官黄皓这个蜀汉著名的奸臣。总之,当诸葛亮这位伟大的相父去世后,刘禅人性中的恶在如同岩浆般地压抑了十数载后,终于喷涌而出。
  鼎立的三国中,蜀汉原本最弱,到这时更是雪上加霜。此外,我们是否也可据上面的原因进一步猜测:其实刘禅一直希望诸葛相父早日归天,以便能尽早得享帝王之乐?那么,当诸葛亮出师北伐死于军中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后主刘禅一边假惺惺地抹着眼泪,一边肚里却在想:妈妈的,老子总算是熬出头了哟。
  这种猜测并非毫无理由,我们可以从诸葛亮死后的一个细节看出刘禅对诸葛亮的态度。《三国志》引《襄阳记》称,诸葛亮死后,蜀人怀其德而请求朝廷为他立庙,但刘禅却以礼秩不合而坚决不同意,于是百姓们只好在成都平原的阡陌间祭祠这位贤相。不久,又有言官向刘禅建议,即使不在全蜀为诸葛亮立庙,那也该在成都立一庙,但刘禅还是不同意。步兵校尉习隆和中书郎向充等人再次上表,认为“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古人如此,而当代则是“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小善小德也立庙,诸葛亮劳苦功高反不得立庙,这其中难道不说明刘禅和相父之间有着某种耐人寻味的暧昧关系吗?这两位上表者也很聪明,他们可能也体察到了刘禅的这种心态,因此在表折中劝刘禅为诸葛亮立庙,并不强调诸葛治国之功,而是说立了庙可以“尽顺民心。”这样,刘禅总算疙疙瘩瘩地同意了。多年以后,当杜甫来到成都时,犹自感叹: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方面显示出了他天才的管理能力。七擒孟获,这位蛮人领袖输得口服心服,从此蜀国后方安定达数十年之久;他所施行的严厉的法治,也使从来都是天下末乱蜀先乱的四川终于成了天下未安蜀先安。但令人惊讶的是,诸葛亮在他注入了几乎后半生大半心血的北伐战争中,虽然两出祁山,五进中原(《三国演义》中云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乃作家罗贯中信口开河,误也。)但这些连绵起伏的战争,不但没有出现在隆中对时他替刘备所想象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的大好局面,恰恰相反,北伐非但无功,反而造成了蜀汉国力的严重透支。以蜀汉之弱势而不断进攻强势之曹魏,并将其作为一种战略方针,无论如何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但是,这一严重错误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真的是因为诸葛亮如陈寿所言“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是由于诸葛亮对军事的不成熟而导致的轻率举动吗?但诸葛一生唯谨慎,岂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那么,原因就只有一个,即诸葛亮的勉力北伐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他忠于自己当初的诺言,忠于当年和刘备在隆中对所立下的生死盟约。一言以蔽之,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是为了道义上和理想上的坚守。诚如是,当我们联想到连年北伐战争所造成的蜀汉后期朝无直言,民有菜色,而不知祸之将至的可怕现状时,不能不对诸葛亮的执着和忠贞既感到可敬可叹更感到可怕可畏。
  诸葛亮终于死在了北伐的军营,其实他本该死在锦官城的相府,死在丞相府的书房中。一个最高级别的文官死于战场上,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因此后人才会评价说:“战争是可怕的危险之事,治理国家的人不务必保境安民,让百姓休息,而热衷于开辟疆土,征伐天下,不能称为是明智之举。诸葛亮的确有辅佐君王的大才,但蜀国地处孤绝之地,士兵不到五万,原本可以闭关自守,这样就可以天下无事。但他却没有一年不征伐魏国,其结果是师疲兵老,却没有得到一寸土地,更没有开创帝王的基业,反而使蜀国深受其害,人民都为了征伐带来的劳役而困苦不已。”(兵者凶事,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但是,后来人又怎能洞悉诸葛亮那内心的苦衷呢?他并不是不知道以小国而击大国乃是一种下策,也并不是不知道蜀汉的国力无法经得住这般折腾,只是他为了那位三顾茅庐礼贤下士的主公,为了青年时代一个金属般的诺言,他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五丈原的秋风中,当诸葛亮终于闭上了太累的眼睛,蜀汉的丧钟已然敲响了。从此,日益腐败的蜀汉面对的是虎视眈眈的司马氏集团;姜维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北伐更是让蜀汉雪上加霜。诸葛亮之死,同时还意味着自东汉以来数十年间的英雄时代的终结,下面接踵而来的将是一个后英雄时代。在后英雄时代里,阴谋代替了韬略,卑琐代替了磊落,谎言代替了真理,促狭代替了宽容。当钟会和邓艾的西征大军翻越了摩天岭,诸葛亮的儿子和孙子都将在绵竹城下血染沙场,为蜀汉这个撮尔小国献上了最后一滴殷红的血液。
  某野史中载,某大将军为一位受伤的士兵吮战疮,这位士兵的母亲听说后痛哭不已,她认为将军的此举已将他的儿子推向了绝路,因为他的儿子一定会为了将军的这种超乎寻常的关怀而为将军效命至死的。事实果然如同这位聪明而不幸的母亲所料:这个士兵在不久的追随将军的战斗中战死了。以诸葛亮而言,当年刘备三顾茅庐和在白帝托孤时,他就该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儿孙的结局--刘备就是那位吮战疮的将军。但据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诸葛亮,却无法知晓自己的命运。这枚云霄中的羽毛虽然轻盈而能恰到好处的乘风飞行,但最终当大风静止下来时,它仍然只能坠落于污浊的大地。
  污浊的大地是一切高尚或卑鄙,纯洁或污秽的事物的最后归宿。在污浊的大地上,除了腐朽,你别无选择。


■〔寄自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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