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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4-20]
·王心丽·
跟随他在逃亡路上寻找
--读《灵山》

续前页


读《灵山》之二十一

  北方的风沙来了。太阳变成了一个灰色的亮点。从前很少看到这样灰蒙蒙的天气,这两年常常这样。

  想去外地走走,总是懒得动身。想,盼望,希望,占据了写作以外的空隙时间。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想什么,盼望什么,希望什么。
  惧怕回忆。惧怕思考。回忆和思考充满了失望和无望。断断续续地写着这部读书札记。很多次想放弃。写这些免不了要思考,要回忆。 这个低头思考,转身回头的动作,不轻松,也不抒情。《灵山》、《一个人的圣经》除了文本本身,还有一个附带空间,这个空间已被预先抹上了灰色的基调。
  思考、回忆,让人烦,让人不愉快。不思考,不回忆就能愉快?也不。
  深陷在无法挥去的绝望中。

  如果还有希望,这个希望就是解释命运。但命运是无解的。

  “禅宗”,“空”,“无极”,“玄学”是作家刻意要表现的哲学理念。而我只有在特殊的心情下,才能感觉到有这么一个意思。在大多数时间感到的是沉重和压抑。看到的是人被压迫成扭曲样子,活着。
  肉眼?慧眼?天眼?法眼?佛眼?我开的是什么眼?我能看到什么?

  所有文学作品以外的思考、回忆、说明都不可能完全真实,这是另一个更为广大的悲哀。

  今天早上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书橱里找了出来。1987年的版本,定价3元。以前看过。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把高行健和帕斯捷尔纳克比较的文章,想再次重读。

  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赫鲁晓夫时代“解冻“后的前苏联,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后十年的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遭遇。一个是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灵世界。
  同是共产党集权国家。但是文化背景不一样,时间相距42年。得奖作家的关注生活的角度也不一样。特别是民族个性的差异。这两个作家本身和作品审美视角也是不可比较的。
  一个写的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不曾耳闻,不曾目睹的那些事。
  一个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一个永不离开俄罗斯的土地。
  一个积极地逃亡:“作家一定要有祖国吗?”
  一个是前苏联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是用华文写作的华裔法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身后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积淀是不可类比的。
  不能因此说谁杰出,谁不杰出。

  不戴面具的写作是一个优秀作家写作的先决条件,也是天才作品的先决条件。
  无论他们写了什么,他们写的是他们的认知,他们心中的文学,他们对一切感受的感受,和对一切思考的思考。在观察自我的心灵,表现自我心灵,这一点上他们是相似的。

  1958年秋天,瑞典科学院把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诺,以表彰他在诗歌方面的卓越贡献。“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传统抒情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从1946年开始,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写成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他把这部小说寄给了《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把手稿退还给他,还付了一封严厉谴责的信:“您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作者的一系列反动的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后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一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一场不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把这部小说的手稿寄给了意大利出版商,希望能在西方出版。这部小说以最快的速度翻译成意大利文,当年11月在米兰出版,接着出版了法译本和英译本。在西方引起了轰动。

  最初帕斯捷尔纳克表示愿意接受这份诺贝尔文学奖。他致电道:“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

  西方的“日瓦戈”热和瑞典科学院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文学奖激怒了当时的苏联政府和苏联的文学界。谴责他把手稿交给外国出版商的行为。认为这玷污了苏联作家和苏联公民起码荣誉和良心。

  当时苏联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报纸都向帕斯捷尔纳克开展批判。

  莫斯科作家组织要求政府取消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权,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结队到作家住宅前闹事,投石块,击毁门窗。
  塔斯社发表授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决不再追究。

  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他还给赫鲁晓夫写信,恳求不要对他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发表了公开的检讨。之后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孤独地活了两年,1960年5月30日病逝。
  这些都是读者知道的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前后的背景资料。

  还有一般读者不知道的背景资料。前苏联作家协会怎样和前苏联共产党用行政的手段限制作家的自由创作,一些作家怎样利用行政权力压制文学上的不同流派的纷争,而党和政府又把文学看作什么。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回忆了关于“解冻”时期文学以及对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和做法的后悔。

  1954年爱伦堡发表了长篇小说《解冻》。因为“解冻”,大量的作家艺术家被杀害的事实揭露出来,斯大林时代的走红作家法捷耶夫1956年5月自杀。法捷耶夫是斯大林时代参与迫害作家艺术家的主要人物。自杀前三个月,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对于“解冻”赫鲁晓夫说:“我们的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应该批判爱伦堡的立场,不过没有点他的名。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怎么会把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赫鲁晓夫说:“他写了《日瓦戈医生》并打算把它出版。关于这部小说以及如何处理它,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混乱。我知道这个情况,并有机会对该书是否出版施加影响--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是否接受向我们报告此事人的劝告--但我没有采取行动。我有充足的理由这样讲,(如果我露口风赞成出版)对决定施加影响的话,我会得到支持的。但我没有这样做,现在我很后悔。同搞创作的人打交道,行政措施总是最有害和最落后的。
  ……
  不管怎样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诺贝尔奖金的荣誉,而这里(苏联)却只有行政措施,他的书被打入冷宫,被列为禁书。使用警察手段的决定给这件事蒙上了完全不同的色彩,并在以后长时间内留下不愉快的回味。人民掀起了抗议苏联不让帕斯捷尔纳克出国接受奖金的浪潮。
  ……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书,所以不能作出评价。对我谈到这本书的人说,他们对这部书的艺术方面并不特别钦佩。但这是题外话了。
  ……
  关于《日瓦戈医生》这本书,也有人会说,我对这本书未能出版表示后悔已经为时太晚了。不错,可能是太晚了。但是,晚一点总比不表示好。”
  赫鲁晓夫在这部回忆录出版两年后逝世。
  这是回忆录,也可以说是忏悔录。

  东方人的字典里是没有“忏悔”这个词。
  没有一个参与迫害别的作家艺术家致死的作家会去自杀。没有一个曾经当权的当权者会为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和错误的行为忏悔。从而承担历史的责任。所有的责任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特定的历史环境”是什么?是一个“空”字。
  爱伦堡当年能感抵抗斯大林的命令,拒绝在“苏联没有反犹主义”的声明上签名。
  中国没有一个诗人在自己走红时期,像马雅可夫斯基和叶塞宁一样自杀。
  中国的作家只有不被“朝廷”赏识而自杀。
  帕斯捷尔纳克在那样的环境中都没有自杀。
  民族性格是无法类比的。

  很小的时候,刚刚认识一些字,看大字报,看到郭沫若说:“把我写的那些书,烧掉,烧掉,统统烧掉。”的时候,感到很奇怪。

  后来,在图书馆看那些旧报纸,偶然看到各个特定历史时期那些被文学史记录的那些作家的发言和签名。真想在这些名字上打上问号,他们是作家还是政治工具?他们写的能算得上文学,他们批判不同的声音,他们借助政治的权力和声音把怀疑的,看不顺眼的,和比自己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作为批判对象,把他们置于死地。

  当那些发黄变脆的报纸摊放在眼前的时候,感到不可思议。那些满纸的荒唐事是老一辈人干出来的,那些没有人情,没有人性的口号是他们——当时的成年人喊出来的。
  以至看到每一个走到视野中的老人,都要在这个人身上打个问号,那时候他、她在做什么?他、她做了一些什么?!
  他们总是把所有的邪恶推在某一个时代,和某一个人身上,他们总是无辜的,被动的,到死也不需要忏悔。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

  在这些旧报档案里你发现有一些当年的“右派”是因为激进过头,“左” 过头而成为右派。你根本不知道错与对。你怀疑这个世界是否还有“真理”“正义”“真诚”“善良”“爱”。否定之否定是肯定,邪恶之邪恶是什么?

  当人们说“不和七十年代的人做朋友”的时候,忽略了道貌岸然爷爷奶奶辈,父亲母亲辈的人,上辈的人是那样无情无意,那样残酷,那样疯狂,缺少人性,他们能亲手把自己的亲人,朋友送上监狱和劳改农场。

  无法漠视这段荒诞、丑陋、残酷的历史。
  这个“不愿意承认”就像每次看到街头的花岗岩纪念碑,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京有三十万人被日本人杀掉一样耻辱。
  他们在逃亡,他们没有逃亡得掉,毫无抵抗地死了。

  你要对那个年代的作家打问号,对那段文学打问号,对那段文学史的文字记载打问号,也对你自己现在的生存状态打问号。
  图书馆是坐不得的,旧书旧报也翻不得的。
  因为无法接受废墟一样的现实。因为这些报刊还是“正面”,那么反面呢?你不能阻止思维的轨迹往反面延伸。

  文学是超越的。
  但是,集权国家首先把文学看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是颠覆政权的间接手段。
  文学的空间不是文学固有的,而是给予的。一切写作都必须服从一个大前提。不能危害现有的政权和社会的稳定。
  文学只能在政治和政权的管辖下,而不能独立起来。

  政治家当权者的眼里文学只有一个标准:是不是危害权力和制度,凡是会危及到权力,对政权,对制度不利的文学都要批判,都制止,和适度制止。不容许文学超越政治和权利之上。
  政治家当权者总是强硬的。他们拥有国家机器。只要是真正忠实于文学的作家,没有一个情愿把自己的文学写作变成政治的附属品。

  作家用什么眼光,从什么角度看世界,看社会,看芸芸众生,那是每一个作家自己的造化。至于写实,还是抽象,还是变形,是作家各人和个人审美选择。
  作家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时候,应该藐视一切写作以外的东西。至少是把这样的政治因素和干扰排除在外。不是说回避,而是说藐视。
  “藐视”可以。
  作家可以拒绝一个制度,一种体制吗?

  我知道自己写的是废话。写这些字句的时候,心里非常烦躁。其实只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
  我应该停笔,歇键。我不适合写这些文字。这些文字不适合我。

  我不是在文学理论书里看懂和理解“革命的现实主义”实质的。而是在前苏联一个下台政治家的回忆录里弄明白了“现实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艺术”的特定内涵,以及与之对立的“文学艺术上的现代流派”的内涵。

  正统、传统、革命,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不能接受现代流派中的“自我意识”。也不能接受现代流派中的“夸张”“扭曲”“变形”“抽象”艺术形式。但是他们能接受未来主义和象征主义中的狂热,如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诗歌。
  无论现实主义和现代流派只要为革命,为政权服务,不危害革命事业,对政权和革命事业,革命历史进行“变形”“抽象”就能存在。这个“现实是社会主义的现实,是党需要的现实”

  帕斯捷尔纳克谈到他的诗歌的时候曾说过,各种各样的流派他都不懂。他是只懂自己的心灵、精神集中在自己身上的诗人和作家。爱伦堡也这么评论他。

  或许和作家有关的,除了自己的心灵感受,自己的写作而外是出版商,而不是政权、政府、和政府文化机构。

  文学的价值只在作家自己的心中。
  “认可”首先是作家自己心中的“认可”。别的一切认可都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带着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文学院的审美目光,那么政府的一切文学奖也是带着政府的目光的。在一个集权国家这个目光的前提就是不危及到权力、政权以及社会的稳定。

  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厌恶自己。因为这已经是没有新意“陈词滥调”。因为我否定政治的同时已经不由自主地陷入政治的泥坑。

  文学青年的时候不会理解这些。只知道喜欢文学。只要能发表小说,出版一部小说,就是一个喜悦,就是按照编辑的意思删去一些什么,只要能发表,也就是喜悦。渐渐就不那么容易“喜悦”了,随后“喜悦”被悲哀代替。

  “完全的自由写作”是那样遥远。
  甚至悲观得不知道自己当前的写作是否还有意义。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提到:“对我谈到这部书(日瓦戈医生)的人说 ,他们对这部书的艺术方面并不特别敬佩。”
  说这些话的是什么人?是当时苏联作家协会的人?是一些作家?他们为什么要对当时执政的赫鲁晓夫说这些?是想借助政治和权利压制另一种文学?还是出于政治观点的偏见?还是要扼杀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作家?

  可以肯定:一个行政机构,一个组织,或者一些拥有制高发言权的作家,评论家介入作家的写作,都是不幸的事,其灾难如同扫帚星的降临,他们要扫掉一切不同的声音。至少说他们要扫掉一切自己不喜欢听的声音和不喜欢看到的作品。

  爱伦堡是写《解冻》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解冻》成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在《人·岁月·生活》中他对帕斯捷尔纳克带着另一种目光。爱伦堡肯定了他的诗,否定了他的小说。
  爱伦堡这样写到:“读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以后,我感到伤心……小说中有一些极为出色的篇页——描写自然景色和爱情的篇页,但是作者却用了过多的篇幅去描绘他不曾目睹,不曾耳闻的事物……围绕诺贝尔奖金风暴爆发的时候,我正在斯德哥尔摩,我走到了街上,看到报上的广告,上面只有一个名字:我想了解一些情况,便打开收音机——我听到的也只有一个名字:‘帕斯捷尔纳克’……这是‘冷战’的一个插曲,此城非彼城,此夜非彼夜。而且这种声誉也不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应该得到的。”

  言下之意,是因为政治因素,而不是作品本身。

  对于作家来说,任何作品以外的因素,包括那些说明,解释,无论别人的还是作家自己本人的,都不能作为阐释作品的依据。时间将淡化作品以外的一切。评价作品的依据最终只能是作品本身。
  对待高行健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也是一样。

  就此打住。这样的文字不适合我。我累了。


读《灵山》之第二十二 作家意识


  他说网络是一个浮躁的地方。他那个年龄的人大都不喜欢网络。他不在意网络是他早已不在这个笼子里。
  只有没有蓝天的鸟儿,才更渴望蓝天。我就是这样的鸟儿。
  不知道什么地方才是自由思想的家园和自由写作的家园。原先以为是边缘人就自由了。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后来以为在网络上就自由了,不要稿酬总可以吧。
  这块地方也不能给你。我说“给”这个被动可耻带着奴隶色彩的字。

  我说“离开网络”。
  离开了,又到什么地方去?离开,就像人类回归原始森林,却回归不了猴子的状态。
  朋友的MAIL信箱这两天接二连三地发不出信,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时候感到书中的篇章,书中的文字,全没有读懂。人对于纸质传媒的阅读永远是单向的。是因为书中的时代已经远去,还是书中时代还在延续?因为陌生了,还是太近了无美感可言。连作家自己对那里面的情境都感到厌恶。他说,他已经够了。

  作家是敏感的人。敏感人的情绪和心境此一时,彼一时,过了那一瞬间所有的感觉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就像画家笔下的影象和色彩。只有短暂的一刻永恒。

  开始阅读的时候,感到书中强烈的“作家意识”。并因为这个“作家意识”而感到不自在。
  书中的作家,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无论和别人还是和自己说话的时候,都在提示一个“作家”的存在。在文字的篇章后面作家也总时时提示他的存在。

  作家是什么人?作家算什么?作家是谁?从迷惘的逃亡世界出来的时候,自己竟也像书中的你、我、他一样有强烈的作家意识。

  听一个朋友说,国家供养的作协编制的作家们是很鄙视自由作家的。我记住“鄙视”这两个字。我是自由作家。
  “鄙视”只是一种目光。但是无论在怎样贫瘠的土地上,你生长了。你在这样“目光”的刺激下生长,柔蔓的枝叶下是倔强的根。

  作家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人。这个孤独人面对的世界就是你自己惶惑无助心灵。

  我是作家。我写作。我的写作无须别人认可。我是作家,我的写作与别人无关。

  你用你的眼睛审视世界,审视你自己。你用笔记录自己心灵的感受,无须在乎别人的目光。你看世界,看你自己,你看一切的目光都是一个作家的目光。

  你有你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你的心里。你心里的世界无限宽广无比深邃。无论命运把你抛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都是作家。无论生活是怎样不尽人意,你是作家。无论你暂时用什么样的手段谋生,你是都作家,因为你自己头脑思想,用自己的叙述语言写作。
  你的写作不是模仿的,也不是什么人授意的。

  我有我自己的世界,我是这个世界的述说者。我对我的世界说话,我对我的世界展现赤裸裸的我自己,我的灵魂,我的心灵,我的欲望。我用文字和篇章“裸奔”。
  我是作家。我用文字和篇章抚慰受伤的心灵,用文字和篇章来修补被击碎的梦想。

  你必须是这样的作家,任何主义,任何信仰都是你审美上的羁绊。你固执。所有的指令和暗示都对你不起作用。艺术没有重复,美只能唯一。你就是这样一个唯一,哪怕这个唯一是缺陷美。

  你是这样的作家--因为是作家才写作,不是因为写作才是“作家”。



〔未完待续〕

■〔寄自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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