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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世界的誕生/敬文東著


[Posted on 2001-04-20]
開篇:老百姓的金庸
5 金庸的絕路之一
續前頁

  正史世界是在正史邏輯的驅使下得以建成的;儒道互補的底蘊使這個王化、父子、君臣的世界,毋庸置疑兼無可奈何地罩上了 一層令人嘆息的黑紗。武俠小說要大力展現的義,在正史邏輯的逼迫下也有了在正史世界中的涵義。“義者,殺也”是金庸與幾乎所有武俠小說家都在著力宣染的一個命題,但在正史邏輯的籠罩下,殺誰,為什麼要殺,怎樣殺,殺之後會帶來什麼後果,卻有自己的特殊性。在金氏營造的正史世界(而不是所有世界上)上,義是絕對二分的:凡是有犯正史邏輯 、與正史世界的說教相觸、與無人稱真理相抵的一切人事,都是不義的;除去這些不義,就是有意識地維護正史邏輯,當然也就是義。在此,義與不義是截然兩分的。義的絕對二分性,帶來了恩、仇的絕對二分性。正史邏輯的價值評判,結果似乎只有如此。儒、道兩家都強調的中庸,中庸實際上在這個世界上連影子也看不見;道家強調的齊生死,泯滅恩仇更是無跡可求。中國歷史上何曾有過什麼真正的中庸之舉,何曾有過什麼真正的恩仇泯滅?世仇、世交才是通常的說法,才是最能得到談論的話題。恩、仇其實正是義的兩極。在所有的恩中,正史世界大力凸現的則是君父之恩和民族大義,這在金庸處則轉化為師門之恩、父子之恩與大漢中心主義並舉。武林中人同仇敵愾反金(《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反元(《倚天屠龍記》)、反清(《書劍恩仇錄》《鹿鼎記》),正是作者大力喧染的主題,而對許多黑白兩道人物義與不義的最後評判標準也在這裡。
  《碧血劍》裡有一個小腳色叫洪勝海,本是打家劫舍的強人,因不堪忍受華山派穆人清徒孫孫仲君的逼殺,一怒之下淪為清國的奸細。他後來落在袁承志手中,因受感化改邪歸正。如說誤入歧途是不義,改邪歸正、重新為我漢人效力,就既可以洗刷不義,以免義者殺也而加諸頸上的寶劍,而且也分明是在行義了。至於父仇要報,除了金庸讓楊過不要去找俠之大者郭靖復仇外,其他有殺父之仇的人都獲得金庸允許,想盡千方百計,歷盡艱險曲折報得大仇;即便是商家堡中的商寶震更為死得並不光彩的父親報仇而投身滿清,成為作者筆下痛斥的人物。金庸為了加深此人帶給讀者的更大惡心,也不惜寫出他在滿人面前卑恭屈膝的一面。這自然是作者為了解決正史邏輯自身矛盾的自圓其說,更重要的則是試圖導引全部精力,鞏固民族大義來為義與不義下最後判斷。於是乎,商寶震的報父仇肯定有正史邏輯鼓勵下的合理性,但他又分明抵觸了正史世界極力說教的大漢中心主義。在武俠小說義者殺也的公理下,其下場可想。
  義與不義的絕對二分性,引出了正反人物的絕對二分性。郭靖、胡斐等主要人物自不必去說他,即使是次要人物如駱冰、平阿四又何不如此:他們連一件壞事都未曾做過!作者筆下極力渲染的壞蛋如張召重、丁春秋、鳳天南、李秋水呢,從頭至尾,沒做過一件好事。正史邏輯要求下的正反人物絕對二分性一至於此。
  金庸曾說,胡斐是他自己最喜愛的少數幾個人物之一。“富貴不能淫貧,賤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金庸認為,他筆下的武林人物對貧賤富貴並不放在心上,更加不屈於威武,這三條大丈夫標準,他們均不難做到。而在《飛狐外傳》中,金庸說,他想給胡斐增加一些額外的要求,要他不為美色所動,不為哀求所動,不為面子所動。胡斐果然全都做到了,他因此差不多成了完人。
  不為美色所動,對於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的確不容易。但正史邏輯會擺出一個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榜樣讓胡斐學習,最不濟也會拉出莊周的鼓盆而歌讓胡斐明白生死其實是一回事。這一點暫且不去說它。不為哀求和面子所動,誠如金庸所言,對一個江湖草莽,更不容易。但是,《飛狐外傳》一書差不多以胡斐追殺殘害人命的鳳天南為主要線索,而鳳天南通過朋友的面,向胡斐說盡了好話,道盡了人情,也就是給足了面子,但胡斐謝絕了,他大聲說:“我若不手刃此人,我胡斐枉稱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第13章)這是一聲有若獅吼的喊聲。如事情僅是鳳天南殘殺平民鐘阿四一家的話,也還罷了,更讓胡斐與正史邏輯氣憤的是,鳳天南居然卑鄙無恥地要參加天下掌門人大會,要投向滿清懷抱,這就更變得罪不容誅了。一方面是一件好事也沒幹的鳳天南,其罪在有違正史邏輯的大漢中心主義,一方面則是幾乎沒做過一件壞事的完人胡斐,他們後來終於以性命火拼,最後以鳳天南身首異地的可卑下場而告終。這是一個正邪不兩立、正邪絕對分峙的鮮明意象。
  在正史邏輯的龐大力量下,金庸可謂使出了渾身解數,想盡了千方百計要盡力彌補該邏輯帶來的漏洞。這一點在敘述的內在緊張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駱冰是《書劍恩仇錄》裡紅花會中一位女英雄,她為反清出盡了全力。在一次外出中,她的馬不行了,但事情又十分緊急。剛好有一匹十分壯麗的白馬栓在客店馬廄,女英雄順手牽手地將它偷走了。此舉明顯有違女俠身份,也絕不是正史邏輯所要求的那種人物該幹的事。金庸深知此節,於是他寫道,在駱冰盜走馬後,解開白馬背上的口袋,才發現這匹馬是清延爪牙韓文沖的(第四回)。這樣,盜敵人的馬,客觀上就阻止了敵人的行程,也自然成了俠義道人的義務。問題是,假如駱冰偷的這匹馬剛好又不是韓文沖韓大爺的呢?因為駱女士在盜馬之前並不知道這是誰的馬呀。這就是作者在敘述中的內在緊張感:既要在無巧不成書的巧合中推動、構築情節,又要在正史邏輯的驅使下劃清人物正邪的絕對界限,於是作者有此手忙腳亂的狗尾續貂。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問,要是張召重、丁春秋、李莫愁、孫仲君……這些惡人也偷馬的話,還會不會有此等描寫?正如洪七功在痛斥裘千仞時義正辭嚴說的:

  “不錯,老叫化一生殺過二百三十一人,這二百三十一人個個都是惡徒,若非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就是大奸巨惡,負義薄幸之輩。老叫化貪飲貪食,可是生平從沒殺一個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射雕英雄傳》第39回)
  洪七公當然是絕對的好人,在他看來被他殺死的都是該死之人,合乎義者殺也的正史公理。貪官污吏、大奸巨惡、土豪惡霸且不說,或許他們罪本當死,可是負義薄幸之人呢,只能是死路一條麼?在洪七公眼裡(其實是在正史邏輯的眼裡),答案是湯清水白的;然而,反過來我們可以問,這種義的絕對性絕對合理麼?義天然地要讓人分為兩個陣營,其霸道性也正在此。裘千仞也只有死路一條了,因為他最大的罪行尚不在欺壓良善,而在於勾結金人圖謀我大宋趙家河山。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不但洪七公認為他該死,就是裘千仞自己也認為自己該死了,方有拼命跳崖以求自行了斷那一躍。在這裡,沒做過一件壞事的洪七公和沒做過一件好事的裘千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他們的共同可悲都在於:他們不過是正史邏輯巨網上,號稱絕對的兩條同樣大小的魚而已。
  正反人物的絕對性,導致了人物的平面化。魯迅曾說《三國演義》“狀諸葛之智而近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洪七公尚有好吃好喝的白玉微瑕,楊過也有用情太重有時不分主次的毛病,郭靖卻不同,他天生就木訥、穩重、活脫脫一付四書湯罐中泡大的形像。從他在大漠上長大,幫義兄拖雷打架,明知不敵也要上前,到完全憑其天生的正心、誠意帶來的美好素質一步步學成絕世功夫,於此過程中,不獨武功在增長,而且義也在他身上插隊、落戶並且長大,與他的功夫聯在一起,真正成為正道功夫。
  更重要的或許是,郭靖也不是一開始就知道,正史邏輯所規定的義的真實內涵,只是從小就記住了什麼是義。如果說這僅僅出於自發,當他獨立門戶時,就完全是自覺地行義了。當他誤以為是未來的岳父殺了自己的師父時,馬上反目成仇,兵刃相向,並不顧他深愛的黃蓉投來的淒迷的目光。是自相矛盾的義讓他昏了頭,也是該義讓他出盡了洋相;但在正史邏輯的炯炯獨眼裡,這是合理的,是值得高聲讚美的。
  這一切,在金庸筆下轉化為一個極大的特徵:大團圓。【140】金庸的大團圓並非只出現在書的結尾,它體現的方式並不僅是有情人終成眷屬,更是在正史邏輯的要求下,正終於壓倒邪,義最終戰勝了不義。邪不壓正,在正史邏輯的驅使下的涵義是,合乎正史大義的正面人物對反面人物的最終勝利。因此,郭靖學成絕世武功不是大團圓,當他們夫婦共同抗金、抗元而雙雙戰死襄陽才是大團圓;張無忌歷盡磨難學成九陽真經不是大團圓,而是他以慈愛的至誠之心在光明頂打敗所有武林中人,申張民族大義,團結正邪人物合力抗元才是大團圓,同樣,誅師叛門的丁春秋的多次敗北不是大團圓,而是他被本門的青年高手虛竹徹底擊敗才是大團圓;投靠清延甘為鷹犬的張召重擒得反清好漢文泰來,為乾隆立下汗馬大功不是大團圓,而是他被紅花會逐入狼坑身骨無存才是大團圓……邪不壓正,正不負邪,必須擺在正史邏輯所要求的精義在王的基礎上才能成立,這是金庸武俠小說對傳統大團圓的改造,也是正史邏輯的必然要求。可是,天下真有什麼邪不壓正的狗屁說法嗎?


續見下頁


【140】本書認為,大團圓是在正史邏輯驅使下,正義戰勝邪惡的一個結果。正邪絕對二分,天然使人處於不同的陣營,而必以其中正的一方戰勝邪的一方為結果不可。因此,我們可以說,大團圓是義的絕對二分性、正邪的絕對二分性等等的直接運作的後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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