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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世界的誕生/敬文東著


[Posted on 2001-04-20]
開篇:老百姓的金庸
4 小罵大幫閑
續前頁

  正史邏輯、正史盛宴、正史世界還包括道家一極。很多學者已經深刻地意識到,秦始皇焚書坑儒,為何單單放了道家一馬?這一焚一放之間實在大有貓膩。至晚從董仲舒起,事情開始變得明朗起來:董氏力圖在《易傳》的基礎上使儒家倫理綱常置於天道的絕對統攝之下;這正是對道家之道的一個呼應、召喚。不是《易傳》的天人合一表達了儒道互補,毋寧說,董仲舒更是儒道互補發展鏈條上的一環:因為董氏的理論運作,那對人的本能沖動的殘酷壓抑,使人們對道的需求、對出氣閥門的渴望顯得更為迫切。把董仲舒聯系起來,我們或可看出秦始皇一焚一放的深意。金庸在自己的創作中,從天理的盛宴出發所遇到的難以解決的毛病,在他看來,或許可以從無為的盛宴處找到救命的茯苓首烏丸?
  劉若愚滿懷鄙夷地告誡我們,把易發脾氣的好事之徒遊俠同超然物外,冥思苦想的道家聯系在一起,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不過,他又無可奈何地說,話雖如此,他們還是有某些共同點。【137】我們不妨同意劉先生的疑問和自我安慰,至少金庸筆下的周伯通(《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就與道家很有些相似之處。周伯通號稱老頑童,與莊子大聲疾呼的真人、聖人簡直只有字面的區別。周伯通做事任性無為,全憑自己的天性出發。他與師兄王重陽作客大理國段皇爺家,與段妃無意間行男女之好,其中厲害並不清楚,也從不考察;在他看來,男女之間關系親密,這樣做做又何妨呢?雖“相好”生有一子,幾十年間,周伯通卻茫然不知。周伯通分輕視輩份的羈絆,這是十分明顯的反儒之舉,他與自己差兩輩的郭靖結為兄弟,又與比自己差三輩的楊過桃園結義,讓他的師侄丘處機在與郭、楊二人的稱呼上左右為難。不過,郭楊二人仍按天理盛宴的要求和丘處機相稱呼,就反証出,在金庸筆下,相對於天理的盛宴,周伯通不過是個野狐禪而已。此老坐大不尊,整天嘻嘻哈哈,指揮蜂群,及至在海中騎著鯊魚四處狂顛,搓下身上的泥垢假作毒藥用武功逼迫沙通天等四大惡人服下,命師侄丘處機將四人押回重陽宮囚禁,他從中獲得了欺騙惡人的快感,可師侄丘處機卻將師叔之命奉若聖旨,四大惡人在重陽宮一囚就是三十年。周伯通並未做出在天理盛宴看來值得讚揚的大事,關鍵在於他的無為。但周伯通真的做到無為了?
  莊子說:“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138】《充德符》說:“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益生也”。周伯通能和與自己相隔三代的後生金蘭結義,其長壽可想;金庸也不忘給他飾以白髯飄飄的形像。老頑童幾乎可以說能夠適性逍遙了。但適性逍遙果然就是無為的盛宴所要求的德行嗎?換句話說,周伯通的出現能解決金庸已經面臨的緊張感麼?
  道家所說的無為,重點在無不為上。“為無為,則天下大治”。周伯通可說已經做到為無為了,但他到底沒有做到正史邏輯所要求的那種天下大治的“無不為”,這就是說,他沒有把自己落實到道所要求的王字上--而這,才是儒道可以互補,儒道二者共同組成正史世界的精髓所在。開個玩笑,周伯通可謂是真瘋,而不似道家說教的真人、至人那樣應該是裝瘋。正如同打醉拳的人肯定是假醉一樣,要真是爛醉為泥,那也只有上奈何橋了:真人、至人不過是意在打倒對頭的醉拳手。為此,與老頑童作為對照,也為了尋覓內在緊張的解決之路,金氏塑造了兩個頗有幾分道氣的醉拳手楊過和令狐沖。
  聖人無情的說教並非儒家專利,也是道家的老字招牌。楊過與道家有相合的部份是在他的任性無為--此無為當然是從正史的盛宴著眼;更為重要的是,在他的無為中,做出了許多正史邏輯所要求的精義在王的“無不為”。如果說,為慶賀郭靖小女郭襄生日,楊過送了許多稀奇古怪的禮物,這僅是出於自然天性,還有些任性無為的影子的話,那麼,且看這是些什麼禮物!楊過命人燒了圍困襄陽的蒙古兵的糧草,並同時放煙火上天,印出“恭祝郭姑娘多福多壽”字樣,這才叫合乎正史邏輯的“為無為,而無不為”。從楊過的全部經歷和氣質上看,假如把這也看作一個純然的系統,楊過真正的道家特色到了他僅出於個人恩仇轉而狂斬蒙古兵時才完全凸現,在此,他是以“為”代替“無為而無不為”的。至於他與小龍女的師徒戀,他的用情太多及至創下天下獨一無二的黯然消魂掌,都與無為的盛宴無涉。
  在大戰蒙古兵得勝回襄陽時:“郭靖攜著楊過之手,拿起百姓呈上來的一杯美酒,轉敬楊過,說道:

  “‘過兒,你今日立此大功,天下楊名固不待言,合城軍民,無不重感恩德?楊過心中感動……忽然想起:‘二十余年之前,郭伯伯也這般攜著我的手,送我上終南山重陽宮去投師學藝。他對我一片至誠,從沒半點差異,可是我狂妄胡鬧,叛師反教,闖下了多大的禍事!倘若我終於誤入歧途,哪有今天和他攜手入城的一日?’想到此處,不由得汗流浹背,暗自心驚。”(《神雕俠侶》第39回)
  郭靖當然是那種“返身而誠,反求諸己”,天然就能“正心、誠意”的謙謙君子。楊過終於醒悟過來的了;也就在他“暗自心驚”,“汗流浹背”之間,他終於明白了純粹的任性無為、適性逍遙決非正途,而是要在此基礎上做出無為的盛宴所要求的大事來,他與郭攜手進城,正是儒道在金庸作品世界裡互補的一個活生生意象。他們共同在“華夷之辨”中主動站在大漢中心義一邊,天理的盛宴此時與無為的盛宴一起,共同化作正史的盛宴。
  當楊過終於得知乃父那不光彩的死時,他羞愧難當;此時他已順著無為的盛宴的思路來塑造自己了,他請柯鎮惡為自己在楊康墓前意味深長地豎起一碑,上書“先父楊君康之墓,不肖子楊過謹立”(《神雕俠侶》第37回),就已分明和邪惡劃清了界限,主動站在正史邏輯要求下的民族大義一邊。
  劉若愚說:“道家崇尚自然,反對強人所難去遵從強求一律的制度。莊子說:‘鳧脛雖斷,續之則狀;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不管遊俠是否認識到這些道家理論,他們信仰的實際上就是順其自然的原則。”“道家和遊俠一樣,無視政府和法律,取的是無政府主義態度。”【139】這些言論,顯然只是從字面理解道家的書本;事實上,只有楊過這類人才算得上真正的道家。這讓人聯想起當代作家阿城的著名小說《棋王》。據說主人公王一生是個適性逍遙的人,棋也是道家的棋,果若如此,也就罷了。但王一生最後還是大哭道,人活著還是應該做點事。王一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等同於楊過。就崇尚自然而言,周伯通是好例子;就反政府而言,楊過曾經也是好例子。不過,還是看看楊過其後的表現吧,也許更能說明問題。實際上,正史世界既包括天理的盛宴,亦包括無為的盛宴,缺了任何一個,便也沒有了正史世界。
  令狐沖比楊過走得更遠,也更自覺。他天性放浪洒脫,很有道家之氣;剛好他所在的華山派也正是道家的著名門派。他本性是想做一個獨來獨往的遊俠,他與採花盜田伯光不打不相識,與日月教人結交,偶然也幹點行俠仗義的事情。這一切恰可看作是無為而無不為、任性自然的變種。但他自始至終對師父抱有幻想:被開革出派時,他想再列門牆;看破師父、偽君子岳不群的兇殘面貌時,他仍不相信這是真的,直到愚忠差點讓他命喪乃師之手,才有所覺悟。如果說,楊過與郭攜手入城是正史邏輯的一個鮮明意象,而此意象是由外(郭靖)而內(楊過)並最終落實到楊過身上,那麼,令狐沖則是楊過與郭清的聚合體,他本身就體現了儒(郭靖)道(楊過)互補的全部特質,類似巴赫金說的“人身上的人”。
  在令狐沖身上,其任性自然,無為而無不為的天性與天理的盛宴發生了沖突;這是金庸的高明之處。在他發現天理的盛宴不能解決天理的盛宴帶來的問題後,在他發現無為的盛宴也不能解決天理的盛宴帶來的內在尷尬後,金庸勇敢地面對天理與無為之間的沖突,我們都看見了,那就是令狐沖,讓人驚心動魄的是,令狐沖以他的表現再一次証明了儒道可以互補,盡管它們的沖突是如此之大,盡管看似這二者不可調合。師父有若父子,更有如君臣,這是以天合人的天道觀早已証明了的;但從以人合天的角度看,他也不得不為父子,君臣的名份所限,因為這就是天,就是道、王和父。令狐沖與匪人結交,作恆山派眾尼的男掌門,這既是他任性的一面;他時時想將掌門辭去,重回華上,內心深處對與匪人結交也並非全無自責,則又是他從任性一面向天理的躍遷了。岳不群正是看透了這一點,才能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上,將他作為自己陰謀大棋盤上的一枚棋子。這一切,莫不道出了無為的盛宴的真正嘴臉。
  道觀在金庸小說中照樣是一個小小的正史世界,雖然他們本身是以無為的盛宴現身。華山派不用說了,左冷禪的嵩山派也不用去說,張三豐的武當派又何曾相反!在道家齊生死,獨與天地相往來的說教中,實施的照樣是等極,尊卑森嚴的天理的盛宴。葛洪《抱朴子》卷三《對俗》所引的《玉鈴經》說:“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全真教祖師王重陽雖然“始於業儒,其卒成道”,而每教人必以“先讀《孝經》、《道德經》”為務;托名呂純陽的《三寶心燈》更是明白無誤:“道中之妙,不外大、易、學、庸,性理之書,時時玩味,可悟終始主功”……。凡此等等,並不表明無為的盛宴受到了天理的盛宴的擠壓,恰恰相反,正是無為的盛宴受了自身邏輯起點的驅使主動走向了天理的盛宴,這連投誠也算不上,而是《易經﹒系辭傳下》裡說的:“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大約正是這樣,令狐沖能主動順應正史邏輯;武弟子宋青書因對祖師爺張三豐不利,而在其父眼皮底下命喪同門之手……;既然《孝經》、《道德經》共為法寶 ,丘處機自然要對師叔的哪怕是玩笑式的命令也要奉若至寶。道家一向以熱愛生命、與天地相參為務,但據《呂祖志》卷四載,呂洞賓也寫過一首殺氣騰騰的“詩”:

    先生先生貌獰惡,
    拔劍當空氣雲錯。
    連唱三回急急去,
    藹然空裡人頭落。
  無為的盛宴與天理的盛宴一樣,共同遵守正史邏輯的“義”。《倚天屠龍記》中許多道家門派(包括張無忌自稱的武當派)在光明頂誅殺了那麼多所謂的明教黨徒。華山派掌門人本來就是個大逆不道之人,卻口口聲聲痛斥明教中人的為非作歹,甚至連讓他們投降也不可,極力主張除惡務去。很顯然,道家也是要殺人的,而且力主屠戮殆盡的正是道家,呂純陽早已為他們作了榜樣,而在正史邏輯的驅使下,他們自以為掌握了義的解釋權,除惡即為行義,可是,明教中的徒子徒孫當真個個都罪不容誅嗎?他們有沒有對義的解釋權?為什麼一定要按照正史邏輯、天理的盛宴和無為的盛宴來解釋義?難道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出路?魔教中的屈死鬼又該向誰去要義的解釋權?
  金庸知道這其中的悖論。他雖然勉強地揭露了華山派掌門人在正義掩蓋下的胡做非為並讓他死無完屍,但也向我們透露了一點,雖然無為的盛宴在運作思路上走著與天理的盛宴相反的路線,但它照樣無法解決天理的盛宴帶來的問題。義的闡釋權還在正史邏輯的法庭上。金庸沒有回避這一點,而是揭發了這一特質;揭發固然是深刻的,但對於解決問題,解決內在緊張感又有多少公斤的力量呢?


續見下頁


【137】劉若愚《中國之俠》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第11頁。
【138】《莊子﹒大宗師》。
【139】劉若愚《中國之俠》,第1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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