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東⊙回顧現代漢語

﹒陳東東﹒

回顧現代漢語

●應該在意現代漢語的特殊出生。跟（譬如說）古漢語不同，現在被稱為“現代漢語”的這種語言，並非不自覺地、自然出現的語言。現代漢語的出現基於這樣一個（被我在此簡單化的）說法：由於古漢語的死於“現代”，－－不便於說出，更不用說說對強行湧入中國人意識和生活的“現代”，無從表達對“現代”那過於復雜的感受、感想和感慨（這種缺陷，尤其突顯在古漢語服務於詩歌的部分）；一種要求能夠納入突然擴大到幾乎無限的世界或宇宙，要求有效地表達在那樣一個世界或宇宙間的中國人之處境和心境的新的語言，就被迫生成和自覺發明了。

●現代漢語特殊出生的要點在於，它就是它想要說出的話語。這種帶有鮮明價值取向的革命性語言，是通過譴責甚至漫罵古漢語而確立自己的。在現代漢語最初的話語中，古漢語是負載（更可能代表）著專制政體，吃人道統，封建惡勢力和腐朽舊世界的反動語言。充任這種反動語言的敵人，現代漢語確認自己即“德先生”和“賽先生”，它是一種“現代”精神，一種“現代”文明，它就是中國人的“現代”世界。

●在我看來，現代漢語由被迫生成到自覺發明的標志，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四卷一號上，出現了幾個知識分子詩人用這種語言作詩的嘗試。而這種嘗試，又正標志著萌動於１９世紀中葉（說不定更早）的文學改良，獲得了它的革命性自覺。因此，可以說，現代漢語，首先是作為一種詩歌語言被自覺發明和人為造就的。正是作為一種詩歌語言，現代漢語被自覺發明、人為造就的特殊性才越發明顯，這種語言的價值取向才格外鮮明。最初由這種語言排列而成的詩，不也是生造出來的驚世駭俗之物嗎？對古詩詞而言，“白話詩”正所謂有恃無恐的作亂。那幾乎是在“指鹿為馬”－－也許，那幾個嘗試者僅僅寫下了幾句“白話”，但那幾句“白話”被強指為詩了。－－而強指正意味著這種詩歌語言的不同尋常：它是被“現代”所迫而生成的語言，它是用於“現代”的語言，它是語言與話語的合一。

●現代漢語為自己樹立了古漢語這樣一個未必不是假想的敵人。這是它得以迅速確立的一大原因。現代漢語是以向古漢語挑舋的口氣開口說話的，它出生的自覺，也正產生於要截然不同於古漢語的努力之中。把漢字拉丁化的“進一步革命”的企圖，是這種要截然不同於古漢語的努力之極端。漢字拉丁化已經被証明是不必要的（並非不可能），它的証據之一，我想，是現代漢語的發展已足以令自己相異於古漢語。

●多少年以後，自然而然地使用著當初因拒斥古漢語而變得明確的現代漢語的我們，再去抱那種敵視古漢語的態度已毫無必要、意義和可能。因為，事實上，古漢語已經被替換，－－雖然不能說被打敗。現代漢語拓展語言新疆域的能力，它的開放、包容和對未來的投身，已經跟古漢語如此不一樣。即使最容易將古漢語和現代漢語混為一談的部分，那借自古漢語的，現代漢語中仍在使用的字符和一些詞，在意義上，古今也已大不相同。古漢語之“月”何曾有過現代漢語之“月（月亮）”裡“衛星、荒漠、環形山、風暴洋”這樣一些內涵？而同樣是“皇帝”一詞，在古漢語和現代漢語的不同語境中，其意義又怎麼會一致？

●以不願意有一個過去的方式，現代漢語被發明和造就。作為一種詩歌語言，一種書面語，現代漢語也的確沒有一個傳統，它的傳統是它的發展；而它的發展，並沒有違背其締造和倡導者的初衷，至少，作為一種詩歌語言，現代漢語那朝向“現代”的方向是明確的。正是由於取向“現代”，要與時代進程保持同步，甚至要說在時代進程之前（實際上，就現代漢詩而言，它是常常說在時代進程之前的），現代漢語給了自己一個鐵胃。它甚至也盡可能消化著敵對的古漢語。但這種消化並不意味著古漢語會是現代漢語的一個過去，哪怕是一個未來的過去。這兩種書面語並不同構。現代漢語跟古漢語的關系特征不是“延續”，而是“斷裂”。這種“斷裂”，也最明顯地體現於用這兩種語言寫下的不同的詩。

●由於現代漢語的革命性自覺，由於它那不願意有一個過去的出生，以它為語言的現代漢詩的最初詩藝也是革命性的：“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胡適《談新詩》）對這種新詩歌而言，舊的詩歌以及標準，意義只在於是一個對照。而新詩歌的形式和標準，則需要向它的未來去追尋。可以說，現代漢詩最根本的詩藝，是它對自己未來的追尋。這構成了它的傳統，也命名了它的語言，那被叫作“現代性”的，靠對自己的確信建立的東西。

●不妨說，把以古漢語為依據的“漢語性”或“中文性”用作標準，去判定現代漢語，尤其是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的“地道”或“不地道”（“像不像”中國話），是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想要從被現代漢詩所刻意擺脫的古典詩詞裡尋找范式，來評估現代漢詩，聲稱“衡量詩歌的標準，在今天依然是《詩品》中歸納的那些：雄渾、沖淡、高古、自然、豪放、縝密、飄逸、曠達、流動……”（於堅《棕皮手記：詩人寫作》）則更是自欺欺人。道理如此簡單－－你不能以奔馬為依據制訂交通規則，去限制汽車的速度。

●在一開始和以後持續抗拒古漢語的同時，現代漢語的胃口，一直都傾向於口語的表達方式和對“西方”的譯述，以至當初（甚至現在）“白話文”的范例，要到“白話”的譯述中去尋找。“胡（適）氏自己說《關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而這首詩卻是譯的，正是一個重要的例子。”（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現代漢語的傾向於口語和“西方”，正由於現代漢語那語言與話語合一的出生。說出和說對“現代”的最佳（在當初也是唯一的）辦法就是用“白話文”譯述“西方”。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個人主義、易卜生主義、民粹主義、社會主義……，這些用“白話文”譯述的“現代”才是“白話文”本身，而由“白話文”譯述過來的一個“現代”說法則是：只有用“白話文”說出的“現代”才算得上“現代”。

●“引車賣漿之徒”的口語並不“現代”，但“引車賣漿之徒”的口語可以被借用來有效地說出“現代”，因為，如果被言說的“現代”並不能輸送給“大眾”，它就不是真正的“現代”。現代漢語的締造和倡導者將“白話文”革命性地替換“文言文”的用意，並非要以“引車賣漿之徒”的語言去做書面語，而是要讓它成為“引車賣漿之徒”也能看懂的書面語。對口語的偏向直至傾倒表明的其實是現代漢語要向“大眾”說話的欲望，它的語言與話語合一的欲望。現代漢語自覺地要達於“大眾”，以圖把處身於蒙昧舊世界的“大眾”引向“現代”。

●現代漢語對口語的借用甚至利用，慣穿於它那短暫但卻經歷不少的發展史。口語從來就是令現代漢語充滿生機的根本原因，這種書面語最初的叫法即為“白話文”，它的締造和倡導者似乎要人們把這種語言理解為只是日常口頭語言的記錄。但事實上，現代漢語卻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口語原封不動的書面版本。它大量地消化吸收著日常口頭語，它形成的是畢竟有別於白話的白話“文”。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漢語影響口語的方面，許多日常口語的說法，實際上正來自書面語。可以想一想諸如“罷工”、“克隆”、“牽引”這樣一些說法是怎麼到人們舌尖上的。在說出，尤其說對“現代”方面，應該說，作為書面語的現代漢語要比口語更具活力，盡管，它的這般活力離不開口語，幾乎就是口語的活力。現代漢語跟口語，常常是對話的關系。當現代漢語是一種詩歌語言的時候，這種對話關系就尤其意味深長。

●說現代漢語是一種口語的書面化，不如說它是一種終於深刻地影響甚至左右了中國人日常表達的書面語。被制定了發音標準和語法規則的普通話，大概是口語受到書面語影響的一個極端例子（也許沒有必要專門提及，普通話不應被誤作書面語，它只是一種被制度化的說話方式和誦讀方式，一種口語。）。即便極端，卻也並沒有直接的普通話寫作，因為並沒有直接的口語寫作。現代漢詩的詩歌語言是現代漢語，而不是普通話或者方言。不管後二者的“軟”和“硬”（對不同的舌頭，口頭語言的軟和硬是相對的，漢語相對英國舌頭就一定“硬”，廣東話相對上海舌頭也不見得“軟”），它們都得要被選取、被消化、被變成現代漢語後才可能屬於現代漢詩。當然，由於普通話在很大程度上並非現代漢語的活力之源，而是現代漢語的一個後果，它的被制度化，被附加給標準口音的標準話語方式（反過來利用了現代漢語特殊出生的口語病），使得膽敢將普通話化入寫作語言的詩人必須有更出眾的技藝－－他不僅得有從口語裡淘金的功夫，而且要真能夠點鐵成金。

●所謂用口語寫詩或寫口語詩，無非是說用更多吸收了新鮮活潑的日常表達的現代漢語去寫作。這仍然是一個將口語提純為書面語的過程，至於將口語提純到怎樣的程度，即寫下的書面語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或背離口語（因為不可能完全等同於口語），並不意味著寫作的優劣。在寫作中，正像寫作本身沒有定則一樣，如何使用來自口語的資源也並無定則。也許，“恰到好處”是唯一的定則。回到現代漢語的出生，那幾行被強指為詩的“白話”之所以被強指為詩，重要的也許是“怎麼說”（用什麼語言說），但真正重要的卻在於它是意味著“說出了什麼”的“怎麼說”。如果，現代漢語的口語（化）寫作並不能回到它的這一特殊出生，那它就未必“恰到好處”。

●“西方”包含在現代漢語的特殊出生裡，“西方”幾乎是現代漢語最初的全部話語。跟抗拒古漢語一樣重要，也許更重要，現代漢語得以迅速確立，是因為它力圖使口語跟“西方”“接軌”，這種“接軌”，正是譯述。正是借用口語的表達方式譯述“西方”，現代漢語才能以挑舋古漢語的口氣開口說話。在這裡，“西方”一詞幾乎百分之百地屬於“現代”，盡管“現代”的概念顯然要大於“西方”。正是“西方”，使得現代漢語有了可以被說出的仿佛自我的東西。不過，就像對古漢語和口語一樣，現代漢語對“西方”的譯述也是一種借用，被譯述過來的“西方”，也無非現代漢語的一部分（極重要的部分）。得益於譯述，形成的是現代漢語，而不可能是別的東西。譯述使現代漢語成為一種自覺、主動、開放和不斷擴展著疆域的語言，它要說出的，或意欲說對的，是所謂“世界之中國”。

●譯述曾創造並仍在創造著現代漢語。這種創造，把原先對中國人也許只是“手勢語”的“西方”或曰“現代”用現代漢語說了出來。譯述是現代漢語的主動行為，更像是現代漢語的遠征和殖民。譯述是現代漢語得以在“世界之中國”生存的能力，這種能力，是由現代漢語的特殊出生所賦予的。當一個詩人以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獲取所謂“西方詩歌的語言資源”的時候，他是在把現代漢語的這種能力運用於詩歌。實際上，獲取“西方詩歌的語言資源”的是現代漢語，能不能在詩歌寫作中使用這種獲取了“西方”資源的現代漢語，根本不是問題，問題是你如何使用（這是否跟“寫什麼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寫”一樣有道理？）。

●並不存在一種不含有“西方”語言資源的現代漢語，之所以連有些詩人也對這一點不敏感了，是因為“西方”語言資源如空氣般彌漫在這種詩歌語言裡。詩人在詩歌裡運用“西方”語言資源的能力，也就是一種運用現代漢語的能力，也就是一種寫作能力。指出某詩人在“獲取西方詩歌的語言資源”方面的突出表現，是對他寫作能力的一種讚揚。現代漢語裡有著跟它的出生具來的接通“西方”的軌道，只不過，這軌道的軌制，那扳動道叉的意識和手，是“世界之中國”的。所以，即使滿含“西方”的現代漢語，甚至用現代漢語譯述過來的“西方詩歌”，也並不接納一個十足“西方”的詩歌標準。現代漢詩，在跟古詩詞相對照和跟現代漢語內部的“西方詩歌”相砥礪之中，追尋它自己的詩歌標準。

●必須－－並且不是作為補充－－指出的是：用現代漢語譯述或獲取“西方”這樣一個說法裡，一定含有甄別、篩選和揚棄的意思。另外，現代漢語裡的“歐化句”和“翻譯腔”是讓人皺眉的問題。我想說的是：並沒有絕對的“歐化句”和“翻譯腔”。現代漢語是邁向它越來越開闊的未來的語言。“中國人習慣於這麼說”的現代漢語是一種漢語，是這種語言的過去和現在；“中國人還不習慣於那麼說”的被指為“歐化句”或“翻譯腔”的現代漢語也是一種漢語，是這種語言的現在和將來。

●當它被發明的時候－－不妨在此重述－－現代漢語是一種革命性的詩歌語言；它是要用來“打敗”被當作舊世界之沒落腐朽的過時的古漢語和古詩詞的語言；它是要說出和說對“現代”，為“開啟民智”而大量吸收口語的語言；它是要將世界，尤其是現代世界譯述給中國，讓中國跟世界－－當然是現代世界－－對話和交流，從而使中國成為“世界之中國”的語言。這種語言有一個朝著未來的方向，並且被賦予了在朝向未來的進程中言說中國的現代化、創建中國的現代性傳統的使命和責任。所有這些，都具有那麼顯著的“知識分子性”，足以讓人把最初的現代漢語看作一種知識分子的話語語言。在回憶現代漢語特殊出生的時候，它的這種“知識分子性”是不能被遺忘的。現代漢語自覺的發明者，也正是一群“覺悟於現代”的知識分子。

●除了“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林琴南致蔡元培函》）之類來自古漢語陣營的挖苦和斥責，對年輕的現代漢語常感不滿的，正是使用甚至參與締建這種知識分子話語語言的知識分子。在不到百年的現代漢語發展史上，每一次“變革”它的努力，實際上只是要“變革”它的“知識分子性”。瞿秋白就因為有感於“括括叫的真正的白話（文），也只是智識階級的白話（文）”而要以“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的革命，使現代漢語成為屬於“大眾”（而不再是知識分子）的“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不久後熱鬧一時的“大眾語”運動，也正針對現代漢語知識分子化或精英化的一面，要還（？）這種語言給“大眾”，聲稱為了讓“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來，看得下”，應該“把白話（與）文的距離縮到最少甚至零”（陳望道《大眾語論》），進一步使現代漢語成為更徹底白話化的、等同於口語的書面語。這樣的書面語當然是虛枉的，就像用羅馬字母取代漢字的沒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拉丁化”企圖和“大眾語”運動想當然地代勞“大眾”的做法，那其實是過份知識分子化的。這種做法的不會成功，也正由於它們過份知識分子化的脫離現實：想要在不“變革”現代漢語話語的情況下“變革”現代漢語的語言表達（造成混亂的另一面則是，想僅僅通過“變革”現代漢語的說話方式來“變革”其話語）。但語言和話語的合一才是現代漢語的特殊出生和現實。後來“毛語”的形成和大行其道，跟對這一點的確認有關。“毛語”的要害，正是對現代漢語“知識分子性”的整肅、清洗和專政。從建立語言（文風）秩序和話語（思想）紀律入手，“毛語”使有著“知識分子性”出生的現代漢語獲得了“黨性”的成熟。

●詩歌語言即不斷返回其根本的語言。這句話對現代漢語也一樣適用。返回現代漢語的特殊出生，它作為一種詩歌語言的“知識分子性”，那言說“現代”的語言與話語的合一，使現代漢詩的寫作展現為所謂的“知識分子寫作”。當“毛語”取得了絕對統治，當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不再被允許返回其特殊出生的“知識分子性”，詩人們不約而同地喪失了他們的詩歌能力，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他們不結舌束手於現代漢語的“黨性高度”，又能怎麼樣？

●也許某些人說得不錯，“知識分子寫作”真是“可怕的”。“知識分子寫作”不僅是現代漢詩的寫作立場，而且是它的寫作宿命。現代漢語的特殊出生，規定了以它為詩歌語言的詩人不會有純粹的“詩人寫作”，或者說，“知識分子寫作”才是真正的現代漢詩的“詩人寫作”。放棄了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那“可怕的”“知識分子性”，而去用“黨性”的或所謂來自“工農兵”語言的現代漢語寫作，譬如五十到七十年代的穆旦（查良錚），寫下的就只能是一些糟詩。但在同一時期，在其譯述的普希金和奧登身上，穆旦卻創造了現代漢語的詩歌范例。穆旦詩藝的反差正由於現代漢語語言與話語的合一。在“說什麼”還是一個疑問的時候，“怎麼說”也不可能有效，而當“說什麼”成為一種必要，“怎麼說”才意味著“說什麼”。現代漢詩的“知識分子寫作”，實際上，是被語言和話語的合一所規定的意味著“說什麼”的“怎麼說”。

●怎樣令“毛語”進入“新詩”？問題的關鍵也是“怎麼說”。但“毛語”卻從未成為“新詩的”，也不可能有一種“毛語新詩”，正像一種舊白話文（《金瓶梅詞話》語言或還珠樓主語言）的現代漢詩不可能成立。“毛語”帶給詩歌的好處，正像當初古漢語和古詩詞給現代漢語和現代漢詩帶來的好處。對“毛語”的反叛和挑戰，令“今天”派以來的詩歌迅速返回了現代漢語的“知識分子性”。

●說“知識分子寫作”是現代漢詩的寫作立場和寫作宿命，因為它是被現代漢語的革命性自覺規定的寫作，但實際上，它也是對這種革命性自覺深感困惑的寫作，－－尤其當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越來越在“世界之中國”的時代生活裡“由於疏忽、擱置、缺乏尊嚴、淡忘或被強令扼殺而死亡時”（托妮﹒莫裡森《剝奪的語言與語言的剝奪》），當這種語言之詩歌的話語力量越來越只不過是一個詩人個人化表達的現代漢語時。“知識分子寫作”，它被現代漢語的革命性自覺所規定的，也許，就是以盡可能陌生於當初語言的現代漢語，讓那種革命性自覺在未來出生於此刻的詩中。如此，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仍須不斷回到它特殊的出生。要知道，現代漢語被刻意“變革”、改頭換面和在日常廣泛的、近乎遺忘的習慣性應用中漸漸喪失的“知識分子性”，總是能夠在一首以這種語言寫下的“好詩”裡全面恢復它的記憶。

（１９９９．７）■

現場＠非虛擬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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