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現場＠吳晨駿☉寫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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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8-15]
一
三年前，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台灣國家圖書館講堂，中央日報“百年來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我注意到上午十點二十分有朱西寧先生作講評人。我第一次到台灣，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見一下心儀已久的朱先生，準時坐在下面。
雖見過照片，台上七位幾乎都是七十上下的作家，要確認出誰是朱先生真不太容易。我盡力猜想，把心思隨目光遊，其中一位頭發白得無一絲灰黑，面貌慈祥而平靜，顯得仙風道骨，我希望是他，希望。
散會了，簇擁這些老作家的人不斷，我只好去餐廳吃盒飯。
通過信，未曾見面的弦先生在專心用飯，我沒打擾他，擇裡桌坐下。這時那位頭發全銀的老先生進來，恰好就在我的桌邊。我站起來，問他是不是朱先生？果然是！
他馬上從隨身包裡取出四本書送給我，皆是朱家二輩人的。看來他早就準備好見到我，我也將事先備好的一本散文集送他。不必客套寒暄，像約好一樣。
我喜歡地看著書和扉頁上的簽名，他叫我我把書收好，免得人看見，孩童般笑著。
午餐後，一起去國家圖書館會議廳，台上在討論中國戲劇，我們在台下輕聲交談。這時，我才仔細打量他：戴著眼鏡，卻遮不住眼睛裡的光彩。我從未見過誰有他那種光力，吸引著我，使我思想放鬆，心情歡欣。我覺得好像到台灣見到一位失散多年家裡的長輩，從小就親炙教誨，慈愛關懷，今日突然重見，其樂何如。
二
朱先生年齡比我大三輪，同屬虎。我想我們是有緣份，注定要見面的。
早在八十年代初，趙毅衡在伯克利大學讀博士時，他的導師白之教授（Cyril Birch），有長篇專文研究朱先生的《破曉時分》。趙讀完白之文，再讀朱先生小說，再回頭讀白文，越讀越高興。朱西寧小說重讀《錯斬崔寧》，卻用的是現代小說方式白之稱為“壓低故事。抬高敘述”。錯判冤案的舊主題，成為一篇全新的小說。白之文結尾說：墮落的過程，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是如何開始的？這是任何文學作品所能承受最沉重的主題。
擊節讚嘆之余，趙把白文譯出，附上朱先生原作，一九八七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恐怕是大陸見到有關朱西寧先生作品的最早評介。我和趙都覺得朱先生此作，比他膾炙人口的小說《鐵漿》更出色。到英國後，我就讀了倫敦東方學院能找到的他的全部作品，以及天文天心的全部作品，而且由於他們，進而偏愛他們家的好友胡蘭成，雖然胡的狂勁兒，我不太喜歡。
由此，九五年我讀到朱先生評論我在中央日報得獎小說《六指》的文章《才華與功力兼美》後，我立即給這位一直愛戴的作家寫信致謝。沒想到，立即收到朱先生回信，飄逸的書法，行間是對晚輩的鼓勵和鞭策。
三
這就是他，寫過吞吃鐵漿而爭霸道的民族靈性，寫過為生存而助惡的民族弱質，寫過橫掃中原的戰亂腥風。我總認為他是個剛烈漢子，至少是見過太多流血和殘酷的硬心人。可是，此刻坐在我身旁，卻是睿智、自然，而令我傾服的是他的安寧慈祥：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世上尚存極少數極少數的大慈悲者，是我多少年來都在苦苦尋找的那種人。
整個下午，我們違規地在國家圖書館會議廳後排椅子低聲交談，源源不斷，那麼多話需要說。他始終懷念家鄉，曾帶一家子去山東探親，而這刻他正在編一個山東籍台灣作家集子。給我看長長的名單，其中有管管、馬森、王鼎鈞、初安民等人。工作量很大，費時還得費心。他眼光中有幾分不安，或許有太多的對故土故人的念情，而在台灣已經太不“時髦”？
他從山東到南京，從南京又上溯長江，重新走舊時路，大江南北，那麼多的地方，那麼多的記憶。我告訴他文革時，我還只是小女孩，一場大火後，在廢墟中拾到一個瓷貓，想出了《六指》的故事。
他到過重慶，即帶一家子回山東那一次，那時我與他已有書信往來。他吃到聞名的重慶火鍋。他喜歡山，任何地方的山，尤其是水，那種沒有污染，帶潮濕的氣味。
他喜歡薰幹花草，清清淡淡談的。談到前些時期生病，良性腫瘤誤會癌症。為一場“虛驚”。他喜歡動物，連無家可歸的狗也收養。我知道若有一天我沒有了家，他也會收留我。我未見他吸煙，他說以前抽煙不少。
那個下午，不時有人走過我們身邊，向他悄聲致意──研究生，更多的是朋友。大地出版社負責人姚宜瑛女士送給他一本剛出的《張愛玲與賴雅》，他看到我翻得愛不釋手，知我肯定也是張迷，定要給我，說他在台灣能弄到這書。
於是，話是自然轉向張愛玲。張覺得自己名字俗氣，而我名字也如言情小說家，更何況字不吉利：《毛詩注說》“虹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況女子有行。又當遠父母兄弟。”
他笑著看看我，說他家鄉也有種說法：“東虹風，西虹雨，北虹出來動刀兵，南虹出來賣兒女。”
反正見虹無好事，哪個方向都不行。
他安慰我：你和趙毅衡在教堂結婚，上帝會保佑。趙毅衡在哪兒？
我望望巨大的會場，豈能輕易尋這家伙，從來參加會，我倆各有朋友。雖在一起，吃飯也分開坐，已成好習慣。
他始終微笑，我們談話的內容從個人生活延伸開，從二二八跨入八九，從台灣新辦的雜志到大陸作家。
那天，我們連續談了幾乎六個小時，言猶未盡。和朱先生告別時，我突然想起ＡＤ﹒霍普的詩句：
紙老虎在正午咆哮……
叢林虎猛醒，發出真正的吶喊。
我的孩子，把恐懼丟在一邊：打開門，邁步走出！
真正的老虎守在那兒，
他金色的眼睛為你指路。
四
為了和朱先生一家見面，我和趙毅衡放棄會議安排的台灣中部觀景之旅。二天後，即六月四日。朱先生特意讓他的老朋友、作家舒暢，來六福客棧接我們。街道如棋盤格子的台北，不容易弄錯。但電話裡朱先生堅持這個安排。舒暢先生來了，一頭白發，可以與朱先生比美，會說地道的四川話，爽直脾氣，火爆言語。
我們在朱先生一家經常去的酒樓先喝茶。在舒暢先生離開的一會兒，朱先生對我和趙說，四十五年前舒暢來台灣時，支身一人，匆忙中只得把妻子和襁褓裡的兒子留在武漢，此後音信全無。等了三十多年，允許訪問大陸時，他趕回大陸，尋找親人。妻子文革中跳樓自殺，已有十多年，兒子已過中年，有家有小，到台灣來住過，父子合不來，離台回國後幾乎再無聯系。等到的失望，比等待的希望更加殘酷。舒暢這才發現，留在這世界上的本態，是單身一人。
我天生有個缺點：怕見生人，與人相處時間稍長就緊張。才間隔二日，從下午二點到晚上十點多飯余，我一直和朱先生在一起！先是天文來，後是天心，小盟盟和慕沙夫人來。從來沒有說那麼多話，許久沒有那麼打心眼裡高興。我很少真正能親近一個人，對有的人是簡單的喜歡，我心裡清楚：對整個朱家不僅是深刻的喜歡，而是敬愛。
那一日別後，我們回倫敦，回大陸，彼此信件傳真沒斷。我保留著朱先生的信：“一般所謂的‘一見如故’只是一種夸張渲染，你們伉儷與舍間的初晤，才是名實相符，真的是有緣。”
他這樣的信，令我溫暖，而心裡最想的是，不久就會有一日再見。
五
果然，九七年年末，我在台灣的出版人、作家隱地先生，在電話裡告訴我《飢餓的女兒》獲獎一事，在電話裡與我商量去台灣的計劃，說完，他卻“順便”告訴我：朱西寧先生患癌症，住了醫院。
我特意去店裡挑了張祈禱的卡片寄去，心情沉重，母親重病已有些時辰，日日牽掛裡多了一個人，那就是朱先生。我一心想早點有台灣再次行。
馬上到了第二年，即九八年一月，收到天文在這月二十一日信和一冊蘭草小年歷，說她父親去年十二月中旬住院，元月上旬恢復順利，出院。又說他父親在醫院得知我的書與天心的《古都》一起獲聯合報九七年最佳書獎，非常欣悅。
這封信，使我鬆了一口氣：原來又是一個“誤診”！讓朱先生知道他對我寫作的一慣支持，並沒有“看走眼”，也使我欣悅，還有些說不出來的安慰。
台灣再次行被擱淺，被其它事給隔開了，謝謝隱地先生說，有一張飛機票為我留著。
卻不料三月下旬，隱地先生來傳真，提及朱西寧先生已走。看著傳真，我即刻呆了：整個台灣突然被削去一半，那個有位親人長輩的一半，余下的一半，又重新陌生了。我真是非常非常明白，以後再去台灣，台灣已不再是有親人長輩的台灣；我也不會有安全感，像以前曾想的，若有一日我沒有家，朱先生會收留我，但朱先生現在不在了。
六
我就是這麼來看待朱西寧先生。說實話，我不知道別人怎麼看他，我對台灣文壇完全不了解。想起那次臨離開台北時，與初安民一起喝咖啡，說起與朱家的見面與長談，他十分驚訝，說他們是隱士，受人尊敬，卻太孤傲，不輕易與人來往。我想他們對我優容有加，只是對我的褒攜。
現在回想，除了朱先生對我──一個熱愛文學的大陸人，兩次在中央日報隱匿姓名小說評獎中力爭，並寫評論，使我這個在大陸從不受賞識的作家無法不感慨，尤其是之後，他寫了那連載中央日報整整三日的長文《寫自己？還是寫自傳？──看虹影的〈飢餓的女兒〉》，可能那時癌細胞已找上他。在他生命的盡頭，寄來三頁剪報，錯排處──朱筆修改。
如此長文，我讀了之後，感動之余，可能反而覺得生分了。我給他寫回信，寫得很短，似乎有點不知所措。
但我總以為有機會再見到他，就像在國家圖書館第一次見到那樣，而一切可能的“隔”，會重新消失。
而現在講，已太遲。在倫敦的日子，只與趙一個人相處，清靜，淡泊，生活也逐漸簡單。趙去大學教書的時候，我一人坐在桌前，寫作前想的就是朱先生文章裡的話，事實上，那的確是朱先生在世留給我的最後的話。
他讓我不要學“外在世界萎縮，不得不凝視內在，微觀自我”的所謂“新生代”作家，而保持“廣闊的宏觀視野”。他對“新生代”的總結真是一語中的，我很慶幸我沒有廁身任何一“代”。
他又說，“落葉自歸落葉，落影自歸落影，空裡東飄，地上西移”。這幾句禪語似的話，玄機極深。我想了一年，覺得是想通了。但禪語的理解，是不可言說的，只能放在心裡。
七
重讀作品，是對一個作家的最好紀念。我一直在讀朱先生的作品，他在我的閱讀裡返回，不再走了，不再離開我。多好，有此妙方，就能常常見到他，與他說話，告訴他那些無法對人說的話，失去他的心，不再發出痛喊。
朱先生在評論我的書時，借用《神曲》中的例子說，如果心靈不能相通，“就那麼老是錯身，以至穿身而過，休怨緣慳一面。倒是這憾相逢相絕相渾而不相識，尤難相知。”
每想起朱先生時，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們見了面，相識了，而在作品中，我們真正相知了。
白之當年研究朱先生的《破曉時分》時，開場用了一首當代詩人默溫（Ｗ﹒Ｓ﹒Merwin）的詩，題為《挽歌》，只有一行：
我拿給誰看呢？
朱先生不在了，我這點文字拿給誰看呢？這麼點猶疑，使這篇小文耽擱了一年多。這點文字不是給慕沙夫人和天文天心天衣看的，他們的悲痛終究要平復，而我這點文字只能使他們回想起痛楚。
是的，是給我自己看的，我的心路歷程上，朱先生曾經給我指點一段路，誰再會指點我？在前面，那個岔路口，會是他嗎？
（１９９９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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