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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0-11-01]
我和現代藝術
現代藝術走到世紀末，早已不能僅僅用視覺藝術來破譯它的各種各樣的現象了。原因很簡單，因為從世紀初超現實主義把生活的實用品放入畫面起，到六十年代普普藝術廣泛地使用，觀眾的視覺所得到的藝術家擺設的場景只是一座橋，許多這樣的橋是在努力把觀眾引向思維方式的彼岸，這座橋到底有多美已經不是主要的目的了，這時候的視覺必須與藝術家設定的彼岸的思維方式聯系起來而達到作品的整體效果。再加上藝術家把人本身也當做作品的材料用在表現的過程中，就使藝術現象更加多元化了，這種多元當然也造成了許多觀眾一時無法適應，因為傳統的審美依然在進行它色彩及雕塑形體的說教，可掛於牆畫上的作品依然陪伴著大多數人家居的生活。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許多現代藝術的表現過程分成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展出時的三維的空間形式，第二部份是拍成照片或錄像帶的兩維的記錄，後者就可以掛在牆上或在電視上欣賞。再有很重要的一點是，觀眾的收獲是在觀看時發生的，而不一定要像一幅畫那樣掛回家裡去欣賞，這一點對理解新藝術的表現形式極其重要。有人會說，這樣的話，不就是看一場短的話劇或電影嗎？它既是又不是，作為一種生活觀念或精神傳達是一樣的，但作為形式它是不一樣的，它更多的是用形式本身的張力，而非話劇或電影的情節和故事。
現代藝術確實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豐富了，它不可能不與社會和科技的發展同步，我認為最大的一個發展的原因是世界性的，那就是競爭，競爭所造成運用智力和開發智力的壓力使人類“前進”，我之所以用一個引號在前進這個字眼上，是因為前進帶來的繁榮使人口突破了六十億，科技在擺脫大量的體力勞動的同時，增強了對腦力勞動的需求，人類擁有的是一個不會增大體積的地球，人類在這種生存形態之下不得不面對競爭強度的增加。所以一邊是競爭造成的繁榮，一邊是危機感的不斷侵襲，我們畢竟是在和同類競爭，那麼當反省自我的時候，我們所受到的人文教育就會帶領我們去考慮現代社會的問題，我在作品中就不得不表現這一類的題材。
藝術表現手法雖有新舊之分，但依然是百花齊放的，你不可能說牡丹比向日葵好，或者玫瑰比鬱金香高貴，它們各有各的特色，不過有時候在某個階段會有一些主流的花朵撲天蓋地，但這都是暫時的，人類有喜新厭舊或追隨潮流的天性，人類也有保守的不接受新生事物的心理障礙，所以我認為，心理素質很重要，也就是說要學會在任何人類表現的現象中吸收營養，從而充實自己。
現在我就來講講自己最近的畫是怎麼一回事，我的畫依然是平面的，畫在畫布上的色彩之作，我認為採用什麼樣的手段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樣的形式和題材以及對自己生存的這個時代有什麼樣的看法，因為每一代人只能對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負責，也只能對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有身體上的接觸。
我的畫被自己命名為“補丁系列”，我於１９８５年從北京來到紐約後，經歷了資本主義的洗禮，加上我在中國所經歷的社會主義，就有了兩種制度的比較和經驗，我發現整個人類面臨著一場從物質到理想的危機。當時我曾用文字來表達這種危機，在１９８６年底我寫了名為“還給我”的詩來表現人類社會在兩種制度下都普遍存在的問題:“ 還給我！請還給我那扇沒有裝過鎖的門，哪怕沒有房間也請還給我！還給我！請還給我早上叫醒我的那只雄雞，哪怕已經被你吃掉了，也請把骨頭還給我！還給我！請還給我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哪怕已經被你錄在了磁帶上，也請把幽揚的笛子還給我！請還給我，我與我兄弟姐妹的關系，哪怕只有半年也請還給我！請還給我愛的空間，哪怕已經被你污染了，也請把夢想還給我！還給我！請還給我整個地球，哪怕已經被你分割成一千個國家，一億個村莊，也請還給我！”這首詩所表達的觀念當時並沒有讓我找到如何用繪畫語言來表達，也因為我還沒有從受美國藝術潮流的影響中沉澱下來，所以我於以後的幾年裡一直在尋找新的材料，我把舊唱片當做材料制作了不少作品，但總是有一種並不過癮的感覺。不過我知道繪畫應該有它表達我上面那首詩之主題的途徑，只是還沒有被我發現，比如歷史上的印象派立體派和超現實主義，尤其是超現實主義首先是從詩歌上開始的，我以為它會有這麼一天讓我找到，能使我盡興地用顏色和線條來表現，而不僅僅局限在文字上。
隨著時間在九十年代的逐漸流失，我更加意識到人類使用地球以及人類本身已經很多個世紀了，在物質和偏激的理想刺激之下，從感情到物質，都已千瘡百孔，呼吁拯救的聲音在近十幾年以來可說是一浪高過一浪，這既是事實也是無奈，無奈的是人類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之中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顧及其他。但是我認為一個人睡不了兩張床，膨脹的物質欲望需要人類的緊急反省。我還於１９９７年在香港居住了一年半，加深體會了人類在狹小的有限的空間中生存的感受。我們喪失的東西越來越多，而需要修補的程度與日俱增，於是我在１９９８年年底回到紐約後，更覺得必須找到一種繪畫的表達方式來讓習慣了現代廣告電視電影視覺語言的人類看到。我在１９９９年２月的一個晚上想起了我去世的奶奶趙潔梅，她是一個標準的中國老式的家庭婦女，我從小是由她帶大的，她曾給我講過一個她自己的故事，她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結婚的時候，為了節省，向我爺爺提議不要買金戒指，而是買一個金的頂箍來替代，是套在手指上縫補衣裳時用的，現代的年青人可能已經不太知道了。她的這一要求既象征了結婚的神聖也表達了節省的習慣。她的這個情節令我突然找到了“這個世界需要修補”的概念，我馬上用畫筆操作起來。
（１９９９．３．３０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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