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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韋丹文，一個略帶文弱但很精神的高個子，衣著頗為洒脫，我對他幾乎一無所知，相信國內大多數樂迷也是如此。１５年前他就留學美國，進了新澤西州立大學藝術系，兩年後轉入位於紐約林肯中心附近的朱利亞音樂學院，師從馬丁﹒凱寧先生。在此之前，他是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及本科的學生，是一個被師輩看好的少年鋼琴手，這一次，他１５年來第一次回國來參加北京國際音樂節，１１月４日晚在北京音樂廳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出了格裡格的《Ａ小調鋼琴協奏曲》。
韋丹文最富於傳奇色彩的一點大概是：他是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的學生。八十年代末，在霍洛維茨生命的最後時光裡，韋丹文有幸成為他的“關門弟子”，師徒相稱，過了一年多的時間。霍洛維茨被譽為本世紀最偉大的鋼琴演奏家，這位老先生一生有諸多的傳聞逸事（比如身為托斯卡尼尼的女婿），他還有兩個根深蒂固的偏見：一是女人彈不好鋼琴，二是東方人彈不好鋼琴。前一條，容易讓女權主義者們心懷不滿，但他絕對是一個尊重婦女的藝術家，只是認為女子們很自然地會為生孩子而犧牲音樂，難於真正投入無窮的藝術。而後一條，他在生命最後一年多的時間裡終於改變了，最大的原因就是韋丹文的出現。在朱利亞學院有一位教“鋼琴文獻”的老教授大衛﹒杜博先生，此君是霍洛維茨的好友，霍老先生晚年有一個想法，希望每隔幾周請一位年青的鋼琴家上他家去彈琴給他聽，杜比先生就給他介紹一些朱利亞學院優秀的學生，老先生聽了好長一段時間，但是，沒有人能夠第二次踏進他的家門，然後，輪到了韋丹文，至今，韋丹文還清晰地記得那日的情形。
那是１９８８年秋天，韋丹文如約來到位於紐約市內的霍洛維茨家，杜博先生已經等在客廳裡了，他是引見人，第一次見霍大師照例要出面。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坐在沙發上，傳聞中的霍洛維茨，如此真切地坐在眼前，真叫人不敢相信！哪怕在家中會客，他也遵循著傳統的禮節，，西服領帶一絲不苟。那被無數媒體盡情渲染過的“霍洛維茨的客廳”，果然也不同凡響，客廳十分開闊，附有一個供霍洛維茨放樂譜的小間，右邊牆上有個大書架，架上全是大師出過的唱片、獎章、勛章，一塵不染；左面牆則掛著霍洛維茨之前一些偉大鋼琴家的親筆簽名畫像，巨大的窗帘垂地而下，韋丹文說：“那時覺得自己好似進入一本書裡，或是在一部電影裡出現，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象整個鋼琴的歷史就在這個客廳裡展覽，一條根脈清晰地浮現出來，而且一直連接到自己身上。”
他們落座，霍洛維茨的英語帶著濃重的俄國口音，杜博先生還時不時地給重述一遍，霍洛維茨問他一些簡單的問題，比如哪裡來的，喜不喜歡歌劇，都彈些什麼曲子，喜歡哪些曲子等等。然後，韋丹文坐到了霍洛維茨那架著名的鋼琴前，無論到世界上哪個城市演出，霍洛維茨一定要隨身帶上自己笨重無比的鋼琴，因此，這琴也是個閱歷豐富的“人精”，韋丹文反倒鎮定下來，在內行人面前彈奏不必特別表現，因為紙包不住火。他記得那天彈了包括巴赫《意大利協奏曲》、肖邦的《諧謔曲第４號》等難度很大的四五首曲子，每彈完一首，就回到沙發上和霍洛維茨聊一聊，霍洛維茨會給他講一些關於這首曲子他自己的理解，有時還會親自到琴前做示范。
離開霍家後，過了幾天，韋丹文在學校練完琴，已經是深夜，一回到公寓，室友就驚怪萬狀地沖他叫：“你小子幹了什麼了，霍洛維茨要你回電話！”
從此，韋丹文成為霍府座上的常客，除了有一段時間，霍洛維茨閉門謝客，為自己的一張唱片錄音（也是最後一張唱片）外，他幾乎每星期都到霍家去上課，有時侯星期二剛去過，星期四又去，每次上課都花四五個小時，彈兩個完整的曲子，中間講解一下，有關肖邦的講得最多。下完課就已經將近凌晨一點了，霍老先生是一個典型的“夜貓子”，下了課，他還常常要上樓去看個電影什麼的。
大概有兩個晚上，霍洛維茨夫人萬達也在場，她就是那位聲名赫赫的托斯卡尼尼之女，他們相識時，霍洛維茨認為自己得到了一位“天使”而萬達得到的卻是個“魔鬼”，霍洛維茨無論到那裡演出，都要有夫人陪同。老太太與霍洛維茨年齡相仿，卻是個“社會活動家”，晚上經常在外面忙於應酬，她很懂音樂，是霍洛維茨當仁不讓的批評權威。他們上課時，她就在旁邊聽著，偶爾也出出主意，比如彈哪首曲子，怎麼樣處理更合適等等。
那時侯，霍洛維茨的身體狀況很好，而早在他三十歲時，他的醫生就曾經警告過他，如果再不顧一切超負荷運轉，就可能再也上不了台了，他一生退隱過四次，１９３６－１９３９，１９５４－１９６４，１９６８－１９７４，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幾乎每一次都是激流勇退，讓世人無從掌握他的規律。第一次因身體原因離開舞台開始，他對健康就十分看重，八十五高齡的人了，除了視力有些不濟，胃口還很好，腦子也很活絡。而隨著年事的增長，霍洛維茨養成了一些人所共知的“怪癖”：比如前面提到的他的斯坦韋大鋼琴得隨他周遊世界，調琴師和廚師也是貼身的，有時侯還得帶上他的濾水器。他不喜歡坐車，所以必須住在離音樂廳最近的地方，這樣他就可以慢慢地走著去音樂廳，他住的飯店也有講究，有時侯還得掛上和家裡一樣的窗帘，總之，一切都是為了讓他感到舒舒服服，沒有一丁點兒不對勁的地方，直到上台的那一刻為止。“作為一個獨奏大師，在台上，燈光底下，四周那麼安靜，無疑會感到格外孤獨，他得承受得住一切壓力，以保証演出的每一個細節都無懈可擊，所以他那些看似荒唐的要求都可以理解，也是必須的。”韋丹文這麼為乃師說話。
韋丹文本人呢？他還年輕，剛過了而立之年，藝術生涯還處於上升階段，回想起自己當年和霍洛維茨在一起的時候，他還是一個二十歲來歲的毛頭小伙兒。而霍洛維茨是出了名的率性的演奏家，他的一生，在張揚個性與飛舞音符中度過，從來不因為哪個名樂隊或大指揮委屈了自己，哪怕是自己後來的丈人托斯卡尼尼。和這樣的老師在一起，每天，韋丹文都處於極端興奮的狀態，發了瘋似地練習，惟恐跟不上大師授課的進程，至今，他還心有余悸，上霍洛維茨的課，必須做好一切準備，把他可能拿出來當教材的曲子盡可能地準備好，如果他發現你對這些曲子一無所知，他會理都不理你，相反，也就算是打開了他的話匣子，他會給講出來一些精彩絕倫的東西，將他多年積累的經驗精華和盤托出，霍洛維茨善於在眾多的聲音中挑出最合乎自己個性的那部分，而這，往往能夠充分地抓住觀眾的心。韋丹文忙不迭地記住大師所教授的細節，他知道，這可能是一生中唯一的機會，但是，和這樣一位“裡程碑”式的人物，這樣一位個性鮮明、極富人格魅力的人物在一起，總會不知不覺地被他吸引住，總不可避免地要去模仿他，在霍洛維茨事業最顛峰的時期，世界上有不少年輕的演奏家在表現方式上會不知不覺地走入霍洛維茨之路，甚至去模仿他奇怪的姿勢，比如指頭平放在琴鍵上的，琴凳調得很低等等，往往是舍本逐末。所以，作為他的弟子，常常得有一種警惕，防止自我被霍洛維茨那種巨大的吸力吞沒掉，我們只羨慕像韋丹文這樣身為大師弟子的榮耀，卻往往難於體會他的一些深沉的憂慮，這大概是局內人才會有的憂慮吧。
那是１９８９年的９月底，他們上課時，霍洛維茨拿出錄制好的新唱片，把唱片上的全部曲目單獨給韋丹文整個地彈了一個晚上。還十分高興地向韋丹文說他的演奏狀態很好，還計劃再錄一盤。而他們會有一段時間不能見面，因為他有些事情要忙一陣子。誰料想，這一簡單的告別竟是永別。１１月５日那天，老兩口在一起聊家常，站起身時，霍洛維茨忽然說他肩膀有點疼，剛一坐下，就離去了。
這之後漫長的歲月，在大師辭世之後，韋丹文在追憶和回想中逐漸明白過來，太像霍洛維茨，是危險的。大師是什麼？是這樣一個人，他能夠在紛繁復雜的現象中一下子抓到最重要的東西，能夠從高處看問題。作為大師的弟子意味著什麼？最劣等的是欺世盜名，次之是亦步亦趨，最好的是學得精髓。這精髓可不是大師那些不可模仿的演奏技巧，更不是每一個樂音簡單的復制，而是隱藏在聲音之後更大的東西，是大師所以成為大師的方法。在霍洛維茨那裡，聲音的變化無窮無盡，因為在他漫長的演奏生涯中，他已經探索過多種可能性，有過各種各樣的樂曲處理方式的記憶儲存，他的功夫已經醇厚之至。而正如西方人所說的，離開森林後方能看到森林，韋丹文正是在大師謝世後才真正受益的，沒有了霍洛維茨那巨大光芒的照耀，一切細節才慢慢地重現出來，一切思考才成為可能。
韋丹文是幸運的，１９９２年，他剛剛從朱利亞學院碩士畢業，就與一家著名的國際藝術經紀公司簽約，先是在走遍美國本土三十多個州作演出，而後又到歐洲亞洲各國。歐美的藝術市場要打進去並不容易，尤其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但他發現哪怕在西洋音樂鼎盛的歐美，少的不是音樂家與觀眾，而是音樂會。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古典音樂，１９９８年，他發起組建了一個非贏利性的國際音樂會同盟（INTERNATIONAL CONCERT ALLIANCE），現在已經有四位音樂家加盟，他們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四場獨奏音樂可同時在三地進行，這樣，可以大大地縮減成本。
“一個男人，穿著黑衣服，坐在黑鋼琴前彈奏一些莫可名狀的曲子，誰願意為這付一筆價格不菲的門票錢呢？”韋丹文說得很實在，的確，而今古典樂壇的“美女風”鋒頭正健，不夠“美”的人靠什麼來吸引觀眾呢？只有實力，一切外在的東西只是裝潢，從廣告到音樂廳購票點，觀眾拆開層層的包裝，最後暴露無疑的是演奏本身，此事無法回避。當然，像韋丹文這樣有頭腦的人不會僅僅局限於彈琴，他還善於“給咖啡加點糖”，比如在他們舉行的一次紀念肖邦的音樂會上，他們在演奏之前介紹一下肖邦的生平，中間還插上了肖邦與喬﹒治桑情書的朗誦，音樂會後，給聽眾們準備一些紅酒和小點心，讓他們和演奏家一起聊聊天，大家皆大歡喜，而高雅藝術也變得可親起來了。可見，霍洛維茨的時代過去了，新生的音樂家對事業已經有了新的理解。
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１９０４年生於基輔，，俄國出生的鋼琴家。在基輔音樂學院求學到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１年在哈爾科夫首演。接著從費利克斯﹒布盧門費爾德深造。後赴歐洲各地巡回演出。１９２８年首次在美國演出，定居美國，和托斯卡尼尼的女兒結婚，１９８９年卒於美國紐約。
■〔寄自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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