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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11-15]
按照一些社會進化論者的觀點，歷史的演變或曰進步，常常是以一代人的退出和另一代人的“登上歷史舞台”為表征的。尤其在市場趨利原則業已成為一個社會普遍價值標準的時代，這種觀點差不多像電腦更新換代一樣，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倍受推崇的文化時尚和美學趣味。這就是為什麼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和文學界一直熱衷於用“新”“後”“進步”“落後”“保守”“前衛”和“××年代出生作家”等諸如此類的字眼，來闡釋和劃分各種各樣文化現象的原因。我們不難從這種思維和言說方式中，嗅到一股類似於商業廣告說辭的氣息。由此帶來的負面後果是：思想被思潮所遮蔽，個人為人群所取代，獨立、冷靜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則讓位給了粗糙簡單的集體“命名”。由於出版物和大眾傳媒的炒作，一些明星式的“作家”、“批評家”和“學者”，像貼上標簽的商品一樣，應運而生；但表面的熱鬧紛爭、新潮迭起，無法掩蓋“眾聲喧嘩”的表象下，隱藏著極其浮躁和貧乏的病症。這就是曼傑爾斯塔姆所說的“時代的喧囂”。在這種情勢下，通往歷史和人的存在真相的路徑，不是獲得了有效的拓展，反而被泡沫般的話語聒噪堵塞和掩蓋了。這使人們不得不開始懷疑：面對大量經過精心制作和包裝的出版物以及一些姿態和語調都充滿做秀味兒的寫作者，我們“時代的閱讀是否是不成功的不奏效的”呢？（郎毛著《傳說中的痛苦》序言）
對於那些沉溺在話語狂歡之中難以自拔的人士而言，這樣的質疑是刺耳的，也是不合時宜的，同時也許有足夠的理由忽略不計。但疑問並沒有消除，反而更加突出了：如果說這種質疑由於其聲音的刺耳、勢單力薄、不討巧乃至乖張，而難逃被“忽略不計”的命運，那麼，側身在時代的 “強勢話語”或“流行話語”的龐大陰影下跌跌撞撞、舉步維艱、鮮為人知的那些不合時宜的寫作者和思想者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陳寅恪、顧準是如此，王小波也是如此。他們無一例外都是作為不合時宜的人或異己分子被所處時代的強勢和流行話語所忽略、排斥，甚至迫害過的。但時間的仲裁，恰恰是這些人的寫作和言說，為我們揭示出一條更為有效地逼近和洞悉歷史和人的存在秘密的蹊徑。歷史真是既嚴酷，又慷慨，終於給予了這些命途多舛者諸如“自由思想家”或“自由騎士”等一系列高尚的稱號。他們的確受之無愧。就此而言，顧準和王小波既是不幸，又是“幸運”的。
然而，並非所有的“不合時宜者”都有此“幸運”的。郎毛就是其中的一位。這個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期就開始寫作的人，無論是文運還是個人際遇，似乎都格外地“不濟”。作為詩人，他幾乎參與了８０年代中期狂飆突進的先鋒詩歌運動的全過程，並且以“存在客觀主義”詩學主張和創作，在民間詩界獨樹一幟。但你無論是從當時的詩歌評論界，還是後來總結那一時期先鋒思潮的評述文章中，都很難找到郎毛的影子。他幾乎從來沒有得到過那些執掌詩壇話語大權的權威們的垂青和哪怕是最低限度上的關注。是他不那麼具有“代表性”，還是未能像“非非”“莽漢”和“他們”那樣，造成足夠的聲勢？不得而知，反正他就這樣被“思潮”毫無道理、輕而易舉地忽略和湮沒了！這樣，到了１９８８年秋天，當我們作為插班生同時靠進武漢大學中文系時，我在宿舍的樓道裡見到的郎毛頭發凌亂、風塵僕僕，仿佛一個從前線撤退下來的士兵，身上似乎還殘留著一股濃烈的羈旅氣息。如果不是他那雙桀驁不馴、炯炯發亮的眼睛，我很難相信這位來自河南禹州的同學是一個特立獨行的“青年詩人”，而更願意把他當成流浪漢或“社會閑雜人員”。事實上，那時候郎毛的確剛剛參加一個自發組織的“考察團”，徒步沿黃河浪跡了一圈回來，入學之前，一直沒有“正式”的工作，屬於那種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拒之於門外的“編外人員”；無獨有偶，我也是只身一人去新疆繞塔克拉瑪幹大沙漠走了一圈回來不久……
這樣的個人經歷，是否能夠為郎毛始終不渝地堅持與“主流”異質、疏離、甚至對抗的寫作姿態，提供一種“血緣“上的証據？回答“是”與“否”，也許都失之簡單。但無庸諱言，“個人經歷”與時代狀況的聯系從來不是偶然的、無關緊要的，二者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隱秘的、彼此糾纏不清的“互文”關系。實際上，像郎毛這樣被迫或主動地“遊走”於體制之外的吉普賽生存和寫作方式的人，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先鋒詩歌界和文化界，實在屢見不鮮。我記得，與我們同時考入武漢大學的還有曾經以《死城》等作品名噪一時的四川詩人廖亦武，但他在武大只讀了不到一年就莫名其妙地被校方開除，再次“淪落”到江湖上去了。在主流和體制之外遊走、流浪，差不多成了那一代詩人們無法擺脫的宿命。然而，正是這種“宿命”，造就了那一代人生機勃勃，富於懷疑和叛逆，毫不妥協的精神氣質。郎毛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那時候一個青年詩人頂得上１０個教授，教授這字眼聽上去就有一股冬烘氣，青年詩人卻熱烈，高大，天才，那是青春、追求極致和爆發力的象征……”
郎毛詩意的描述，無意中揭示了一個時代的文化事實，即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文化是屬於青年的，在這兒，“青年”不僅僅是一種“年齡”上的劃分，而是整個８０年代人的普遍心理特征。這一代人剛剛從僵化沉重的意識形態陰影下走出來，充滿了蓬勃向上的激情和勇於挑戰的陽剛之氣。他們既懷疑文革時代的烏托邦神話，也反抗對人性解放和自由構成壓抑和束縛的現成社會體制。“懷疑”與“反抗”是那個時代的主題詞，就像薩特、加繆和金斯堡、克魯亞克這些西方作家和詩人，曾經是８０年代許多中國人心目中反體制的文化英雄一樣。
關於反抗，加繆在《正午的思想》一文中說：“反抗的邏輯是為正義效勞而不是為處境的不公正作補充，是盡力使用明了的語言不為普遍的謊言增色，並且面對著人類的痛苦為幸福作擔保。”顯然，對中國８０年代的“反抗者”而言，他們的動機不是在擺脫了舊的烏托邦之後尋找新烏托邦的意識形態訴求，也不是單純為了釋放如弗洛伊德和馬爾庫塞所說的被壓抑的“利比多”沖動。他們甚至沒有明確的“目標”，始終“在路上”。但正是這種“無目標”和“在路上”，恰恰使一代人的思想和言說，具有了鮮明的行動特征，並且以一種個體存在的方式呈現出向世界“敞開”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８０年代中期一度風行全國的“漂流”和“探險”熱，就具有了某種精神和地理上雙重突圍和歷險的象征意味。郎毛這樣總結８０年代的探險熱：“這意味在１９８５年有點像先鋒藝術，有點像是行為畫派。”並且在回顧自己的那段“走黃河”經歷時，用他慣有的自嘲口吻寫道：
重要的是我正好也是一個遊走者，或者是一個遊走愛好者，衣食無著，茫然四顧，突然發現了這麼一條解脫、超越和放逐自我的捷徑。多麼冠冕堂皇，多麼大而無當啊。千年的沉積，一萬裡的長征，難以觸摸的厚度，困苦和落魄，豪氣與詩情，連李白的傳統也一塊兒承襲下來了，再加上背對文明的出走，一如佛祖最初的叛逆^符合多少人對於苦旅的想象!（《傳說中的痛苦.河邊的遊走》）多麼自在洒脫、狂達不羈！典型的８０年代風尚。因此，當郎毛出現在１９８８年的武漢大學校園裡時，他那種我行我素，不拘形跡的個性，很快使我產生了一種相見恨晚之感。整整兩年的時間，我們差不多形影不離，一同進出於圖書館和各種學術講座、沙龍，一同攀珞珈山，遊東湖，一同外出旅行。我們之間的觀點不盡相同，甚至在某些問題上也許還存在根本的分歧，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們在一起各抒己見，自由探討在８０年代後期的大學校園和思想文化界受到廣泛關注和引起激烈爭論的一些重大思想文化命題，深深浸淫在８０年代後期激情澎湃、空前自由地探求真理的的文化氛圍裡。但這一切何其短暫！接踵而至的那場劇烈的社會震盪，颶風一般將我們連根拔起，那種由於“一腳踏空”帶來的虛空、失重和茫然，對於凡是經歷過那一特定歷史事件的人們，大概都會有一種銘心刻骨的感受。大學畢業後，郎毛幾經周折，總算得以幸免“牢獄之災”和被開除學籍的厄運，去鄭州的黃河水利委員會報到了。一個在體制的大門外徘徊多年的“遊走者”，最終被體制所接納和“安置”了。這種帶有黑色幽默意味的結局，顯然是郎毛未曾預料到的。此後的幾年,我和郎毛之間鮮有聯系，只是從偶爾的通信中知道，由於檔案上留的“尾巴”，他上班不久即被下派到黃河邊上的一個小水利站去“鍛煉”，由此可見，即使依附於體制，郎毛也還是一個需要“改造”的異己分子。當他被“放逐”於他所熟悉的荒蕪空曠的黃河灘和漫天漫地的風沙之中時，那會是怎樣的一種孤獨和蒼涼？我無從想象。而轉眼之間，我們就置身於９０年代市場經濟的大潮裡了。１９９２年，當我從海南島轉了一圈回來，走進武漢大學時，已經有了一種恍若隔世之感，“滿校園看見的都是一些趕集那樣步履匆匆，表情淡漠，老氣橫秋或塗著口紅，百步之外就能嗅到一股刺鼻香氣的男女大學生。我置身在他們中間，一種‘戲劇性’的滄桑感油然而生……”（劉繼明：《桃花源》）
是的，這是一個新的時代了。中國社會正在實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急劇轉型，隨著股票在上海和深圳兩地的上市，一家家民營的股份制公司仿佛雨後的春筍冒了出來，許多國有企業也紛紛改制轉軌，企望借助股民們的慷慨投資的東風，一躍走出舉步維艱的困境。原來單一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分離，新的社會階層開始重組。不少投機家憑借某種特殊的社會優勢或嗅覺，一夜之間暴富起來，以至短短數年出現了一個新的富人階層，這個佔中國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所謂“新富人階層”據說掌握了全社會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財富。他們以成功人士的形象頻頻出沒於公眾的視野，身上佩帶著諸如“著名企業家”或“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等各種閃光的頭銜，成為既被主流政治認可又受到普羅大眾膜拜的先進模范或致富英雄。盡管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牟其中和禹作敏因其攫取財富的不為人知的秘密被曝光而中箭落馬，成了階下囚，但他們所引導的致富理想，逐漸影響到９０年代公眾生活的更廣大領域，以至成為了一種“新意識形態”。而另一方面，隨著大部分財富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中，中國社會的貧富懸殊日益增大，下崗工人的數量和農村貧困人口，並沒有隨著經濟指標的逐年上升減少，反而在呈幾何級地上升。正如上海學者王曉明在《９０年代與新意識形態》一文中所描述的：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這些新的階層正和原有的階層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裡，父親正為國營工廠那一點菲薄的工資不敷日用而發愁，剛從外資企業下班歸來的小兒子卻春風得意，暗暗憧憬著將來攢錢買一輛轎車；從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們的簡易棚房更是和高牆圍住的豪華樓宇遙遙相對。如果再走進譬如淮海路、衡山路一帶的一些會員制俱樂部，目睹其中的浩大氣派和奢華場面，看那些“新富人”如何兼營數“道”（所謂“紅”、“黃”、“黑”道），一擲千金，你就更會堅信，若幹以巧取豪奪為特色的經濟新秩序，事實上已經運作得相當有效，你也因此能明白，那本該屬於“第二次分配”的巨大的財富，是如何經由這些新的秩序和渠道，轉入了“新富人”的口袋的……王曉明在敏銳地指出這一社會現實隱含的畸形蛻變的同時，憂心忡忡地說：“ 回想八十年代知識界的熱烈鼓噪，我實在是感到羞愧。怎麼會那樣一廂情願，竟以為世界上只有我們想象的那一種“市場化”，一旦實現了這樣的“市場化”，整個社會就能夠逐步獲得全面的解放？為什麼就想不到，某些壟斷和腐敗的權力完全可能制造出別樣的“市場化”，並以此展開更堂皇的欺瞞和更多樣的侵吞？……如果在八十年代是那樣做了，也許，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就不至於這麼缺乏抵抗力，這麼容易被耍弄？”
很顯然，王曉明先生將造成９０年代這種畸形現實的一部分責任，歸咎於８０年代知識界對“市場化”的狂熱呼喚。但我的看法也許相反。所謂對“市場化”的“狂熱呼喚”，是同８０年代知識界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啟蒙”的主題正是為了消除“權力腐敗”所發出的對“民主”“公正”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熱切吁求。８０年代思想文化界濫殤的反體制熱和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乃至“尋根文學”和“先鋒藝術”思潮等等，都附膺於這一總體吁求之下，人們憧憬的經濟“市場化”，是“民主”“公正”條件下的“效率”和“競爭”，而不是９０年代以來推行的撇開這個“條件”的畸形競爭。也就是說，造成９０年代權力腐敗和社會不公正現象日趨嚴重的深層原因，恰恰是因為現行制度和知識界拋棄或中斷了８０年代思想文化啟蒙運動後，共同結出的一枚苦果。因此，我倒情願做出另外一種假設：如果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之間沒有出現那場意外的“斷裂”，而是繼續沿著“啟蒙”的思路，從根本上解決阻礙“民主”“公正”和導致“權力腐敗”的社會基礎，我們現在是否會避免這種令人觸目驚心的畸形“市場化”現實呢？
當然，面對歷史的“意外”突變，任何假設都是蒼白乏力的。我們需要探尋的是：在這場風雲突變的社會轉型過程中，９０年代的知識界扮演了一種什麼樣的角色？應該承認,從“市場化”啟動的那一天開始，知識分子就將自己加入到這支合唱隊伍的行列裡了，他們的聲音洪亮、悅耳，臉上充滿“找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樂觀表情和誘惑力，遊刃有余地穿梭往返於主流政治和市場輿論的前沿地帶，不斷地給尚處於觀望或猶疑的公眾以各種美妙的承諾，他們甚至採用文學的想象，像催眠一樣虛構出一幅幅“後現代”社會場景和中國一步跨入“現代性”和同“國際接軌”的幻覺。在他們卓有成效的敘說中，一種“新意識形態”或曰“市場烏托邦”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形成了。知識分子也從一度“失語”的狀態中找回了他們的“聲音”，這種“聲音”由於隱匿在國家意識形態的支撐之下，而成為了某種“強勢話語”，具有凌駕於其他話語之上的不容置疑的威力，與９０年代所謂經濟成分和社會結構多元化的陳述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在中國現代史上，這可能是知識分子與國家意識形態相處得最親和、最默契的時期之一。正如有人曾經描述９０年代中國令人驚奇的表現之一是“國家公司化”，９０年代的知識分子同樣呈現出這種態勢：他們也不知不覺成為了一種“國家知識分子”和“公司知識分子”。而他們本來的身份如“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人文學者”等等，則蛻化成了其說話的“聲帶”。至於他們作為個人的面目就更加模糊曖昧，難以讓人辨識了。
就這樣，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存在，被“市場化”的汪洋大海消解得支離破碎。而沒有了對現實的懷疑和批判，沒有了對自我的反省，沒有了對歷史的追問，沒有了對社會良知的探詢，“知識分子”還能成其為“知識分子”嗎？一種巨大的空虛和失落驟然襲來。那是一種喪失了真實身份的“失落”。而知識分子失落的也許不僅僅是自我，還有整整一個時代。是的，８０年代。時間不過相隔１０年，可我們卻覺得仿佛過去了一個世紀。那個時代充滿激情和理性的懷疑、批判、反抗和探求真理和良知的義無反顧的精神到哪兒去了？我們一方面津津樂道地從米蘭﹒昆德拉和哈維爾等西方作家那裡尋找關於“遺忘”的啟示，一方面自己卻如此善於“遺忘”。多麼荒謬的悖論！無論如何，這是不正常的，不健全的，因而也是匪夷所思的。歷史從來不以斷代的形式書寫，不同歷史段落之間的互相聯系、糾葛和影響，從來是當代史得以續寫的邏輯前提。而面對一個時代或一代人從整體上的失落或被遺忘，我們不由也像歷史學家朱學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中那樣發出疑問：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多麼富於反抗和批判精神的那一代人，真的從當代史中失蹤了嗎？莫非他們都搖身一變成為了９０年代“國家知識分子”或“公司知識分子”的一員？抑或他們躲在喧嘩與騷動時代的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仍舊以其特有的方式孤獨、困難，悄無聲息地地存在著？
“反抗者應該同時拒絕對虛無的憤怒和對整體的讚同……同時逃避形式的狂亂和現實的極權美學。”加繆的話也許可以被用來解釋那一代人“仍然存在”的理由。但這顯然不是我希望尋找到的答案。在整個９０年代中後期，我都在試圖通過自己的寫作去“尋找”或“想象”著那一代人的下落。在一篇小說中，我曾經這樣描寫過８０年代的先鋒詩人山濤在９０年代的境遇：
……現在呢？山濤們身上咄咄逼人的鋒芒如同砂布打磨下的瓷器，日益灰暗。至今活躍在當代人生活中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像斷了線的珍珠，紛紛從人群中消失了，很少有人再提起他們的名字……
我承認，在詩人山濤的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郎毛的影子。但真實的情形果真如此嗎？我深感疑惑。這樣，到了２０００年，２０世紀最後的一個年份，我突然收到了郎毛寄來的一沓厚厚的打印文稿，我無法形容讀完這紀錄了郎毛近十年來“文體試驗與思想歷險的” 數十萬字文稿後的復雜感受。不久，這些文字先後以《流浪的詩學》（經濟日報出版社）和《傳說中的痛苦》（花城出版社）結集問世了。我忽然意識到，郎毛的著作為我這些年來始終在困惑和尋找的那個“疑問”，提供了一次表達的契機。
我驚訝地發現，８０年代那個充滿激情的先鋒詩人郎毛，已經變成了一個冷靜，理性的“思想者”。他那些超逸規范文體的寫作，帶著一股從荒野裡發掘出來的金屬的冷硬光澤。鋒芒和尖銳依然一如既往地存在，他依然“在路上”“遊走”，話語間彌漫著一縷縷風塵僕僕的過去年代的氣息；他所關注的也仍然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被普遍關注過，而在９０年代幾乎早已被遺忘殆盡的那些命題，當他以一種“過來人”的口吻說出時，就具有了一股蒼涼的意味。郎毛顯然意識到自己的言說注定不會為深陷於“市場化”狂歡中的當代人所認同和青睞，所以選擇了“寓言”，他將這些“寓言”稱之為“前小說”和“後隨筆”。坦率講，我並不高估這些“前小說”和“後隨筆”在文學文體上的探索意義，也不願意將它們與文壇流行的所謂“跨文體試驗”混為一談。實際上，郎毛大概也無意於此。他之所以採用這樣一種講述方式，也許出於“不得已”的無奈？也許是那些長期糾纏並擠壓在心底的思考、沉澱，經過歲月的發酵和變形，成為了有血有肉的生命，而迫使郎毛賦予它們一種“有意味的形式”？
郎毛因此而成為了一個尖刻、詭譎和高超的寓言講述者。在他的寓言中，許多我們熟悉的歷史主體（或理念）、歷史和虛構人物、乃至現實情境都成為了敘述的主角。如“革命”“烏托邦”“暴力”“幸福”“人民”“上帝”“集體”“個人”“理想主義”“普羅米修斯”“知青”“金訓華”“瑞恩”等等，郎毛仿佛一個冷峻的外科醫生，用鋒利的手術刀從容、耐心，以至無情地將“主角”身上一直被遮掩、蒙蔽或扭曲的部分一一剔除和剝離出來，其描摹的一幅幅陰鬱、荒謬和夢魘般的場景令人毛骨悚然，啼笑皆非。他使我們恍然發現，這些“主角”並沒有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隨著時間的流逝消亡，成了可以忽略不計和遺忘的歷史陳跡，而是仍然像幽靈似的 “存活”著，並且喬裝打扮地活躍在我們時代的每一個角落……
郎毛的“寓言”寫作是辛辣的、幽默和充滿諷喻意味的，但他的“幽默”不是那種符合當代審美趣味的紳士式的調侃，而隱含著一種透徹心扉的無奈和痛苦。
他自己稱之為“不合時宜的痛苦”：
在轟轟烈烈的集體狂歡中，有一種痛苦不為人知。那是一種瑣屑的痛苦，由於瑣屑而且孤立，痛苦者甚至感到慚愧不安，像是性交競技中的陽痿患者。痛苦使人失敗，使人只好把頭夾在褲襠裡，以避免日益高漲的大眾嘴臉。就對“個人”的壓制和漠視而言，集權和大眾常常會彼此聯手，殊途同歸，成為一對親密無間的好兄弟。遺憾的是，這樣的狀況在我們的時代一直被視而不見，或者默認了，接受了。但郎毛拒絕接受，並且固執地相信：“哪怕最不為人知的痛苦也是一種存在。在集體狂歡的整齊腳步中，它的聲音細小尖銳，不斷被掩飾，又不斷刺破鐵幕，穿透所有的神話……”這在郎毛，的確是一次少見的樂觀。我從中又窺見了那種８０年代人特有的毫不妥協的懷疑和反抗精神。它們在“市場烏托邦”的狂熱聲浪中顯得那麼刺耳，不和諧，但我卻感到一種“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欣慰和喜悅。我甚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喬姆斯基，這位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就曾以反體制著稱的著名語言學家，當許多曾經站在與他相同立場的知識分子在２０世紀後半葉的“後冷戰時代”，紛紛向“右”轉時，他始終堅持著與西方主流政治“不合作”的立場，並且在北約因“科索沃事件”向南聯盟狂轟濫炸時，挺身而出，對美國的政策和西方價值觀提出了尖銳的批判，從而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敢於揭露謊言，維護真理的良知。
集體狂歡往往為盲目的神秘意志所推動，因而一浪高過一浪，這樣就把那種不為人知的痛苦吞沒了，像是偶爾落下的頭皮屑被土地所掩埋。然後集體又前進了，集體甚至沒有節奏和起伏，沒有絲毫的躊躇，沒有回顧。集體從來都和鋼鐵、光明、未來以及永恆相關聯，而個人則是屬於過去的，屬於河流裡一個卑微的水泡，屬於田野裡的土坷垃，屬於瞬間……
這樣，那種不合時宜的痛苦就產生了。
當然，郎毛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只是一個遊離於任何思潮之外的“個人”，一個在物質發達，精神卻極度萎縮，真理遭到擱置和冷遇的時代裡，堅持發出自己聲音的“寓言講述者”。這樣，郎毛寫作的意義得以頑強地凸顯出來。在我看來，郎毛的意義不僅在於他“在９０年代初期那特有的沉寂裡，知識界還不知道如何使思想和表達能力康復的狀況下，一個特殊的有力的聲音、一個一直不成功的寫作者在說話了，他使用寓言和虛構故事，來處理那些至今看來仍無力觸及的主題，來描述一種復雜的新的文化經驗，為智慧的痛苦、為諷刺詛咒，為良知的失聲痛哭提供了一種語言”（耿佔春：《寫作的倫理──〈傳說中的痛苦〉序》）；它還表明，當時代為某種“神秘意志推動，一浪高過一浪”，對歷史的邏輯進行有意無意地改寫或刪節時，一種不合時宜的寫作，仍然會穿過各種強勢和流行話語網絡的縫隙，挾帶著被忽略和遺忘的一代人和“另一類人”的痛苦體驗與沉思，對時代的文化面貌做出有力的補充或修正。
但日益冷漠浮躁和自私功利的當代“知識界”和文學大眾，會停下匆匆前行的腳步，耐心傾聽這種刺耳的、不和諧的聲音嗎？如果我在本文開頭所描述的種種文化情狀不是無的放矢的話，對於郎毛或郎毛們的寫作，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進入當代人的精神視野，我們就沒有理由表示過於樂觀的期待。好在郎毛也許早已對自己的“宿命”具有清醒的認知，他壓根兒就沒有指望進入“主流”和“時尚”，或者成為某種“熱”，這從他將自己的兩本著作取名“流浪的詩學”和“不合時宜的痛苦”看得出來。但正如耿佔春先生指出的那樣，“對這些非規范的文本保持沉默，或忽略其價值不再是郎毛這樣執著於‘不成功的寫作’者的損失……在文學市場的夾縫中，還存在著一種讀者的倫理。一本‘詩人之書’所檢驗的不只是一個時代的知解力。”
重要的是，郎毛以自己的寫作，証明了一種存在的秘密：即無論人們怎樣善於“遺忘”，歷史和個人的真知，都會以某種令人驚奇的方式復活，並且頑強地參與到當代史的建構中來。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８日）■（寄自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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