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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0-11-01]
我和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走到世纪末，早已不能仅仅用视觉艺术来破译它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从世纪初超现实主义把生活的实用品放入画面起，到六十年代普普艺术广泛地使用，观众的视觉所得到的艺术家摆设的场景只是一座桥，许多这样的桥是在努力把观众引向思维方式的彼岸，这座桥到底有多美已经不是主要的目的了，这时候的视觉必须与艺术家设定的彼岸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而达到作品的整体效果。再加上艺术家把人本身也当做作品的材料用在表现的过程中，就使艺术现象更加多元化了，这种多元当然也造成了许多观众一时无法适应，因为传统的审美依然在进行它色彩及雕塑形体的说教，可挂于墙画上的作品依然陪伴著大多数人家居的生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许多现代艺术的表现过程分成了两部份，第一部份是展出时的三维的空间形式，第二部份是拍成照片或录像带的两维的记录，後者就可以挂在墙上或在电视上欣赏。再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观众的收获是在观看时发生的，而不一定要像一幅画那样挂回家里去欣赏，这一点对理解新艺术的表现形式极其重要。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不就是看一场短的话剧或电影吗？它既是又不是，作为一种生活观念或精神传达是一样的，但作为形式它是不一样的，它更多的是用形式本身的张力，而非话剧或电影的情节和故事。
现代艺术确实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了，它不可能不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同步，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发展的原因是世界性的，那就是竞争，竞争所造成运用智力和开发智力的压力使人类“前进”，我之所以用一个引号在前进这个字眼上，是因为前进带来的繁荣使人口突破了六十亿，科技在摆脱大量的体力劳动的同时，增强了对脑力劳动的需求，人类拥有的是一个不会增大体积的地球，人类在这种生存形态之下不得不面对竞争强度的增加。所以一边是竞争造成的繁荣，一边是危机感的不断侵袭，我们毕竟是在和同类竞争，那麽当反省自我的时候，我们所受到的人文教育就会带领我们去考虑现代社会的问题，我在作品中就不得不表现这一类的题材。
艺术表现手法虽有新旧之分，但依然是百花齐放的，你不可能说牡丹比向日葵好，或者玫瑰比郁金香高贵，它们各有各的特色，不过有时候在某个阶段会有一些主流的花朵扑天盖地，但这都是暂时的，人类有喜新厌旧或追随潮流的天性，人类也有保守的不接受新生事物的心理障碍，所以我认为，心理素质很重要，也就是说要学会在任何人类表现的现象中吸收营养，从而充实自己。
现在我就来讲讲自己最近的画是怎麽一回事，我的画依然是平面的，画在画布上的色彩之作，我认为采用什麽样的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麽样的形式和题材以及对自己生存的这个时代有什麽样的看法，因为每一代人只能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负责，也只能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有身体上的接触。
我的画被自己命名为“补丁系列”，我于１９８５年从北京来到纽约後，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洗礼，加上我在中国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就有了两种制度的比较和经验，我发现整个人类面临著一场从物质到理想的危机。当时我曾用文字来表达这种危机，在１９８６年底我写了名为“还给我”的诗来表现人类社会在两种制度下都普遍存在的问题:“ 还给我！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哪怕没有房间也请还给我！还给我！请还给我早上叫醒我的那只雄鸡，哪怕已经被你吃掉了，也请把骨头还给我！还给我！请还给我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哪怕已经被你录在了磁带上，也请把幽扬的笛子还给我！请还给我，我与我兄弟姐妹的关系，哪怕只有半年也请还给我！请还给我爱的空间，哪怕已经被你污染了，也请把梦想还给我！还给我！请还给我整个地球，哪怕已经被你分割成一千个国家，一亿个村庄，也请还给我！”这首诗所表达的观念当时并没有让我找到如何用绘画语言来表达，也因为我还没有从受美国艺术潮流的影响中沉淀下来，所以我于以後的几年里一直在寻找新的材料，我把旧唱片当做材料制作了不少作品，但总是有一种并不过瘾的感觉。不过我知道绘画应该有它表达我上面那首诗之主题的途径，只是还没有被我发现，比如历史上的印象派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尤其是超现实主义首先是从诗歌上开始的，我以为它会有这麽一天让我找到，能使我尽兴地用颜色和线条来表现，而不仅仅局限在文字上。
随著时间在九十年代的逐渐流失，我更加意识到人类使用地球以及人类本身已经很多个世纪了，在物质和偏激的理想刺激之下，从感情到物质，都已千疮百孔，呼吁拯救的声音在近十几年以来可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既是事实也是无奈，无奈的是人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中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顾及其他。但是我认为一个人睡不了两张床，膨胀的物质欲望需要人类的紧急反省。我还于１９９７年在香港居住了一年半，加深体会了人类在狭小的有限的空间中生存的感受。我们丧失的东西越来越多，而需要修补的程度与日俱增，於是我在１９９８年年底回到纽约後，更觉得必须找到一种绘画的表达方式来让习惯了现代广告电视电影视觉语言的人类看到。我在１９９９年２月的一个晚上想起了我去世的奶奶赵洁梅，她是一个标准的中国老式的家庭妇女，我从小是由她带大的，她曾给我讲过一个她自己的故事，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结婚的时候，为了节省，向我爷爷提议不要买金戒指，而是买一个金的顶箍来替代，是套在手指上缝补衣裳时用的，现代的年青人可能已经不太知道了。她的这一要求既象征了结婚的神圣也表达了节省的习惯。她的这个情节令我突然找到了“这个世界需要修补”的概念，我马上用画笔操作起来。
（１９９９．３．３０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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