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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11-15]
（盐城师范学院 中文系，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００２）
【摘 要】人类对于死亡的关注，可以说是历史久远的。且不谈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就是古老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语言学乃至于新近成熟的人类学、神话学、文化学、心理学等不同时期发展起来的诸种人文学科都不同程度、不同视角地涉及死亡这一人的存在的终极问题。本文尝试从艺术创作主体的角度探讨死亡意识给艺术家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他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死亡的深刻理解和审美体现。
【关键词】死亡意识；死亡意境；虚无
The Aesthetic presentation of Death in Artists' Consciousness
MA Jian-gao
(Faculty of Chinese, Yancheng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224002)
Abstract: Human beings have long been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death, their destination. Apar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iology, medicine, genetics and other nature science, man probes into it from more perspectives of ancient philosophy, ethics,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lately developed humanities such as anthropology, mythology, cult urology, psychology. The autho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n artist, tries to find out the death's influence upon the artists and their comprehension and appreciation of death in their art creation.
Key words: death consciousness; artistic conception of death; nihility
科学以其冰冷的面孔向每一个生存个体无情地宣称：人终有一死，生命从一个无法经验的诞生开始，又以必须经验的死亡作为结束。因此，死亡的阴影时时笼罩着每个人的心灵，人类只能求助于情感，求助想象反抗死亡。艺术家作为生命个体，他比常人的心理结构方面更富于生命冲动和生命意识，更具想象力、热情和敏感，对于生命与死亡这一人生主题尤为反应强烈、情思炽热。丹纳认为，“艺术家从出生至死，心中都刻着苦难和死亡的印象”，感悟到：“尘世是谪戍，社会是牢狱，人生是苦海，我们要努力修持以求超脱。”〔１〕（Ｐ３６）这就需要他构造一个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对抗，摆脱对死亡的苦痛的印象，置身于一个生命自由、死亡消隐的完美精神境界。
同时，艺术创造也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既是一种艺术趣味的偏爱，又是对现实界的一种视点的变化和距离的调节，也是艺术家主体对现象界的审美的自由召唤。在本体论意义上，艺术是人类精神结构有价值的自由象征，艺术家可以依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去自由地选择表现对象和呈现艺术风格。某些艺术家具有自然天成的悲剧意识和死亡意识，他们对死亡的表现具有浓厚的艺术兴趣，对于死亡赋予诗意的反思，呈现形而上的哲学意蕴，这源于他们对现象界的审美选择。
正如弗洛伊德所分析的那样，在人的无意识的心理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本能动向。一种是生的动向，一种是死的动向，当某一种动向占上风时，心理就追随它而发挥主导性功能。〔２〕（Ｐ２１４－２１７）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许多艺术家的心理结构中，这两种动向有时强烈地对峙和交织。其中有一部分艺术家往往死亡动向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死亡有一种本能的迷恋。中国伟大的艺术家屈原、庄周、阮籍、嵇康之类，外国伟大的艺术家凡高、海明威、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川端康成之类，他们对生命的意义大彻大悟，也就对死亡生成了审美意义的接受。死亡在他们看来更是美学性质的，具有神秘的诗意内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更加迷恋死亡，在艺术创造中偏爱描写死亡和表现死亡，揭示死亡的神秘意义和情感丰富性，赋予它强烈的美学色彩。
艺术家在心理上对死亡的本能迷恋除具有弗洛伊德所阐述的无意识因素之外，还有介于无意识和意识之间的前意识的因素：
１、死亡即美。“死亡是生命的最高虚无，虚无又是精神的最高的悬浮状态，是接近宗教和诗歌境界的，因此死亡代表了一种精神的美和灵魂的升华。”〔３〕（Ｐ２７３）在某些艺术家的思维逻辑里，死亡代表了一种精神的诗意的存在方式。莎士比亚、海涅、歌德、雪莱、拜伦、华滋华斯、普希金、叶赛宁、里尔克等西方诗人，都歌咏过死亡所包含的强烈而神秘的美。中国的古典诗人，如屈原、宋玉、陶潜、阮籍、嵇康、李白、苏轼等，更凭借对感性自然的隐喻与象征，含蓄而幽雅地表现死亡所蕴藏的玄妙奇特的美感。日本现代作家川端康成“对于死，仿佛比对生更了解”，体悟到“生即是死，死中有生”。“在日文里，‘悲哀’与美是相通的词。”〔４〕（Ｐ１９）死亡在川端康成的审美逻辑里即是最高悲哀的美。他还标举所谓云游虚幻梦境的新感觉主义的审美观，虚幻代表美的至高存在，也是心灵纯粹的瞬间印象，它趋向空灵的哀愁。这种哀愁象征爱的无常和多种可能，只有死才是精神与美的共同终极。川端康成的艺术思维空间，美与死同属一个潜在联系的有机结构。而他的艺术作品，死亡均被浸染了玄幽神秘、哀艳如梦的美。艺术巨匠曹雪芹也将死亡理解为美的极致，是生命状态复归到美的故园。他借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传达了自己诗意的体悟：“……始知上帝垂旌，花宫侍诏，生侪兰蕙，死辖芙蓉……素女约于桂岩，宓妃迎于兰渚。征嵩岳之妃，启骊山之姥。龟呈洛浦之灵，兽作咸池之舞。潜赤水兮龙吟，集珠林兮凤翥。……”含冤致死的晴雯幻化为芙蓉仙子，在如梦如烟的神话世界里抵达绝对美的峰巅。再如他写潇湘妃子的魂归：“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竹梢风动，月影移墙，衬托极度虚弱、哀婉的美的情境。在艺术家的思维空间，死亡是生命的最高的悬浮状态，也是精神的最大虚无体验，因此它属于无思无欲的最高之美，有如空谷幽兰，水中之月，夕阳余霞，晨雾朝露，玄妙空灵，短暂而恒久，属于诗意的存在方式。
２、死亡即自由。死亡是精神通向彼岸世界的风帆，唯有它才引导心灵走入绝对自由的宫殿；也唯有它，生命个体可以穷尽一切知识、真理，可享受到至善的道德人格。当然也可以仰慕到所信仰的上帝的光辉，由此把握到自由的实在性和现实性。而作为生命存在方式的另一种形式，活着却是不自由的，因为活着承担着物质之累、知识之累、道德之累、法律之累等等。庄子这位诗意的哲学家即是这般运思的。生命存在似乎必然要满足自由与幻想这两个精神要求，而居于生存状态，生命意志具有永不满足的欲望。因此精神很难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幻想。除此之外，还由于社会的道德、习俗、法律、宗教、政治、经济、民族等因素的制约，精神的自由和幻想被极大程度地束缚了。所以，活着对精神而言是真正的痛苦。庄子借骷髅寓言描述了生命的累和苦，而死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负担的解脱，即意味着获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自由。“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无疑这是对死亡即自由的一种诗化的理解。西方哲学家对自由的阐释不尽一致，但有部分哲学家有前思维的共通之处，他们在潜意识状态或在诗意的思维状态，把自由与死亡作为逻辑的并列。如加缪、萨特、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等人，他们均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将死亡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方式之一。而作为更注重直觉和体验的艺术家，他们更趋向将死亡与自由联系起来，认为死亡是最直接最高阶段的自由，它象征肉体与精神的最大限度的解放，也是知识圆满、情感圆满的境界。如歌德写浮士德之死，就把死亡赋予了最高自由、最高知识和真理、最高快乐的美学意义。作为艺术家的加缪和萨特，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都将死亡规定为自由的本真状态，抒写了死亡的诗意特征。再如凡·高、高更、爱德华·蒙克、川端康成、海明威这几位艺术巨匠，他们在自我的心理内部本能地迷恋死亡。死亡是他们领悟自由的最终也是最高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免会令人悲哀同情，但更赢得欣赏者的审美崇拜。
３、死亡即超越。诺瓦利斯认为:哲学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精神的家园〔５〕（Ｐ８１１）。借用他的话语，转换到美学视界，死亡也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返回精神的家园。死亡是对生命起点的回溯，是对生命之家园的归返，更是对精神家园的归返。这种归返即被理解为超越。艺术家心理的本能是迷恋这种归返的，因为这种归返在潜意识和意识中均被理解为诗意的超越情怀。这种超越在艺术家的心灵界是指向这几个层面的。
首先，它指向生与死的统一性，死亡超越了时空。艺术家的心理结构以情感的信仰去坚信生死是统一的，无差别的，死超越了时空限定走向绝对的永恒和存在，这似乎接近了神话和宗教，但却是许多艺术家的心理逻辑。其次，超越是指向知识的圆满和智慧的妙悟、真理的降临这一意义的。在许多艺术家看来，唯有在死亡之际，精神才获得完善的知识，才接近悟境，从而把握真理，如歌德以浮士德的死亡体验折射自己的这一心理感受。再次，死亡超越是指向爱与美的完满境界的。生命潜藏着无限的欲望，而爱欲是最大、最强烈、最持久的原欲，它与善是存在矛盾的。而死亡在众多艺术家看来，它消解了所有的欲望，或者说它达到了所有的欲望，其中当然包括爱的欲望，因为死亡是最高的爱欲满足。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艺术家为了爱欲去发狂，去竭尽生命所能去写作，或去自杀，或者在他构想的艺术境界里写为了爱欲而自杀的人物。其实这是自我的写照而已。而在死亡境界，爱欲的满足和善实行了完满的和解，爱也找到最理想的故乡。同时，死亡又达到最高的善，所有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在死亡境界均获得实现，产生理想的光辉。最后，在艺术家的心理深层，往往认为死亡才进入神圣的宗教领域，只有它使自身的存在与上帝连为一体，自我也达到精神的永恒和不朽，才悟出生命的终极意义和获得最高的快乐。这尽管有些虚幻和神学气味，但它毕竟是许多艺术家深层的意识或诗意的思维。因此，就艺术家心理本能而言，他们许多人在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对死亡存在着迷恋情结，至少是用诗意的眼光来对待它。在自我的实际生活中，更多地在创造艺术作品的心灵运动过程，表现对死亡的迷恋，将之赋予美学的意义，予以诗意的阐释与表现。
卓越的艺术家多是人生苦海里没有功利目的地、丧失情感家园的孤舟，他们往往面临货币、爱情、权力的多重匿乏，伴随终生的是生存的艰辛和孤独。弗洛伊德强调“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对艺术家创造心理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伟大艺术家均是人生苦海里颠簸挣扎漫长时间乃至毕生的孤舟，而他们的童年生活大多是不幸的。正是这种从童年、青年、中年至老年这几个时间段的不幸的生命历程，才赋予艺术家深沉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使他们更敏锐地体验生命与死亡，领悟其深刻内涵，并演化到艺术的情境之中。
１、家庭经历。弗洛伊德关于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对艺术家的刨作起重要作用的论点，的确是切中艺术经脉的精妙推断。许多艺术家在童年时期目睹自己家庭的不幸，尤其是亲人的亡故，对他们稚嫩的“白板”一般的心灵产生强烈的情感印记。川端康成即是典型一例。他于１８９９年生于大阪，两年后，父亲患肺病去世。一年后，其母又撒手仙逝。双亲病故，给川端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刺激，死亡阴影从此袭罩在心头。川端随后回到大阪与京都之间的乡下故里，由年迈的祖父祖母抚养。年幼的川端体弱多病，也渐渐养成离群索居的孤独性情。７岁那年秋季，祖母又不幸离世，给他更强烈的死亡意识的感悟，川端从此与既聋又瞎的祖父相依相伴，生活在凄凉愁苦、孤独无助的境遇。三年后他仅见过两次面的寄居在舅父家的姐姐又撒手人寰，１０岁那年，唯一的亲人——祖父也终弃他而去。川端的童年与少年是在目睹家庭亲人的不断亡故的过程中度过的，他滋生了“有种早逝的恐惧”和“少年的悲哀”，造成了他极固执、孤僻的“孤儿脾气”。他沉湎在女人和性变态幻想中，借以摆脱自己的孤独感和死亡恐惧。然而爱的伤痛又时常袭上心扉，川端在悲哀之中相信佛教经典的轮回说，用童稚的心歌唱生命的梦幻，死亡成了最美的爱的抒情诗。正是由于童年的创伤性经验，由于童年与少年目睹众多亲人的亡故，川端康成的心理深层沉积了张力巨大的死亡意识，而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偏爱表现死亡意境的美和他自己最终选择自杀来结束人生，无疑与这种死亡意识密切相关。
另一位值得言说的艺术家是挪威人爱德华·蒙克(１８６３—１９４４年)。蒙克在幼年时代即蒙受丧母的不幸，母亲的逝世给他幼小的心灵以深刻的印象，无意识心理结构中的死亡冲动自此占据了他的精神空间。蒙克刚成年不久，父亲、姐姐、弟弟又相继辞别人间，唯一的妹妹则是精神病患者。不幸的家庭经历对他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我的家庭是疾病与死亡的家庭。的确，我未能战胜这种厄运。这对我的艺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６〕（Ｐ８１１）蒙克所有的艺术创作均贯穿了死亡、爱情、性这样的主题。他的艺术杰作《病孩》、《死亡之屋》《母亲之死》、《呼号》、《午后》（又称《塔克·达拉克》）《圣母马利亚》、《马拉之死》、《忧郁·黄色的船》、《嫉妒》、《吸血鬼》、《心声》、《生命的舞蹈》等等，无不是对上述主题的诠释和表现。不幸的家庭经历孕育了艺术家近乎病态的心理和极度敏感的生存与死亡的体验，也驱使他沉湎于生与死的艺术意境，从而绽放出夺目璀璨的美学奇葩。家庭是感性个体得以理解人生和社会的最初和最敏感的对象，也是“创伤性经验”重要来源之一，家庭经历对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和艺术创作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川端康成和蒙克的例证使我们领略到：体验过家庭的疾病与死亡的艺术家更偏爱表现生存与死亡这个永恒的精神所渴望的主题。
２、社会经历。如果说家庭经历给艺术创造主体最初的生与死的体验和意识，那么，社会经历则进一步丰富和加深这种体验和意识，为他的艺术创造提供更深厚的矿藏和更广泛的契机。如果我们稍稍比较这两种经历所带给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感受，就会发现某种差异性。如果说前者经历一般赋予艺术家有关死亡的感性经验，偏重于直观的印象和情感的近距离投入，较少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没有沉重的理性逻辑的分析，缺乏形而上的哲学思索，那么后者的经历则往往提供艺术家有关死亡的理性知觉，偏重于理性的逻辑分析和冷静的适度距离的旁观，有关社会历史的种种观念便与死亡现象产生密切的联系，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也往往置身其中。这两种经历对艺术创作而言，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前者有助于艺术家表现死亡意境的经验的感性直观，有助于幻觉与想象的拓展和情感的宣泄;后者有助于艺术家对死亡意境展开社会历史观念的理性思考，并赋予深刻的形而上的哲学意义，这两方面经历的综合更易使创作既具艺术的审美特性，又具艺术的理性知觉。
在上述简略的比较分析的前提下，我们进一步描述社会经历对艺术家死亡意识的形成及其选择死亡意境的审美表现所起的作用。
建安时期的“七子”、蔡琰等众多诗人，经历社会的战乱和黑暗，饱览悲惨的死亡景象，其诗作慷慨悲凉，充溢着死亡意识。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７〕（Ｐ９３）被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所作《七哀诗》，即是诗人由长安避乱荆州时写途中真实景象。诗人亲目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悲惨景象，形之于诗篇，对由帝王意志引发的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悲剧予以深刻的揭露和强烈的控诉！
距王粲之后不久的阮籍，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与黑暗内幕看得十分清楚，历史只不过是杀人和被杀的交叉演绎，死亡意识浸润他的心头。“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８〕（Ｐ３３２）他将寓藏内心的痛苦用诗歌形式宣泄出来，将他由社会历史所赋予的死亡意识形诸艺术，表达对生命的关注和对死亡的无可奈何的谦卑和接受。卓越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有着极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从１８５１年起，他到高加索沙皇军队当下级军官，曾亲身参加了１８５４至１８５５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目睹众多生命的伤残和毁灭，他的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即是这段生活经历的艺术记录。他的军旅生活为《战争与和平》这个史诗般的巨著提供了生动宝贵的素材，也为艺术家对死亡意境的精彩刻画奠定了基础。像“安德烈之死”这样鬼斧神工的艺术画面也唯有亲临战场的刀光剑影、烽火硝烟的艺术家才能传达出来。再如以“迷惘的一代”著称于世的海明威，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前线负了重伤，亲身目睹了无数生命的流血和死亡，对战争有极深刻的领悟。他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谴责毁灭生命的战争，呼吁世界应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海明威在他丰富的社会经历中形成了所谓的男性势能，它代表艺术家内心与死亡意识抗争的力量。“海明威的生平事迹，正可 为男性的势能——体力、狞猎同性力——勾画出一幅明显的图画，他本人的死亡意识很强烈，尤其到了六十岁左右性无能时，死亡对他更构成了强烈的威胁，最后他便以戏剧性的动作结束自己的生命，以肯定自己的势能。”〔９〕（Ｐ９６）无论是所谓男性势能还是死亡意识，这均是艺术家丰富的人生经历所带来的精神存在，尽管有些是属于潜意识的本能部分，但更多是社会现实所赋予的。它们均对海氏艺术创作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助于死亡意境的审美表现。
死亡不是呈现出具体的现实性存在，而是转换为审美情感体验可能把握的艺术化的对象，成为精神自我观照和沉思的境域，而属于这一境域的艺术家心灵则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形式和情感逻辑去阐释死亡和抒写死亡，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艺术结果就获得了。这个结果，就是艺术家所构想的死亡意境，这个死亡意境也相应地凸现艺术家所持有的独特的美学趣味。
如界说心理的本能迷恋和个体的生命经历属于艺术家得以感受死亡、滋生死亡意识并获得表现死亡意境的心理契机，那么对于死亡的审美情感体验和艺术传达则是构成死亡意境的独特的美学趣味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艺术创造主体的审美情感体验和艺术传达方式是多姿多彩的，审美选择充满个体的趣味和风格，很难以几个简单的逻辑归纳达到涵盖和包容，为了理论描述的方便，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视点，综合某些艺术创造主体有关死亡意境表现的美学趣味。
１、神游山水。这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心灵表现死亡意境的美学趣味之一。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物我两忘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也影响到古典艺术家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表现。中国古典诗文表现死亡意境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趣味就是偏爱写神游山水，对山水景物的审美观照，流露出生命暂时性和自然永恒性的忧愁情绪，或以对山水的心神向往之乐冲淡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将死亡意识隐藏或消解于自然美景之中。此种美学趣味，一方面透出古典心灵对于死亡的智慧性解脱，另一方面也反映古典艺术对于死亡的情感回避和审美静观。诗人似乎用槛外人的目光淡泊超脱地静观死亡，他置身于幽美奇丽的山水之中，与死神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尽管死亡的阴影间或袭上意识，带来忧思和烦恼，但死亡的愁云被大自然的风花雪月、鸟语花香所驱赶，心灵终究在山水美景中找到超越时间的永恒休憩的家园。这类美学趣味的代表作有，屈原《九歌》，汉无名氏《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陶潜《饮酒》，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苏轼《赤壁赋》，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等等。
２、沉醉酒药仙。中国古典诗人对死亡的审美情感体验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沉醉于“酒、药、仙”这三样工具性存在之中，凭借这三样东西来逃避死亡畏惧，或凭借这三样元素去构想诗文，营造一个忘却生死、精神麻醉而得以幻觉性自由的天地，由此摒弃死亡之思，并获得审美快感。这种美学趣味尤体现在魏晋时期的诗人及其作品方面。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有精湛之论。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饮酒及沉醉冲动绝不亚于尼采所描绘的狄俄尼索斯精神。魏晋大诗人几乎无不沉迷于酒，诗文也多与酒有关。有关酒与沉醉的诗文既是对黑暗现实的暂忘，也是对死亡意识的暂忘，借写酒及沉醉来表达对死亡的审美情感体验，并呈现独特的美学趣味。阮籍《咏怀》、刘伶《酒德颂》、嵇康《酒会诗》、陶潜《饮酒》等诗作，以抒写酒的沉醉来衬映淡隐的死亡意识，以享乐主义和精神麻醉手段展现死亡意境所描画的独特的美学趣味。服药是饮酒的补充和递进，同为魏晋文士的雅好。服药起于道家哲学的卓越阐发者——何晏，他改进了“五石散”。以石钟乳、石硫黄、白石黄、紫石英、赤石脂为成分配制成所谓能“身轻行动如飞”（王羲之语）、“可长生不老葛洪”（《抱朴子·金石篇》）的“药”。暂且不论这药的功效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具有麻醉神经和致幻的功能。正是对于这一功能的需求，魏晋名士在生活行为和艺术创作上都与“药”结下不解之缘。在生活行为上，用服“五石散”来放旷畅神，蔑视专制阶层的“礼法”和“名教”，放任自然，发言玄远，行为遗世而独立。在艺术创作上，以药刺激神经，激发想象力或幻觉，进入到与天地共生，万物齐一，生死两忘，荣辱皆无的化境，药成为超越生死乃至人生万象的审美工具，也成为审美情感体验的手段和艺术内容。当然，这种与药密切关联的艺术文本就成为品位独特的艺术审美对象。突出的诗人仍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古典诗歌另一沉醉对象是“成仙”，这同样也是抵消死亡意识的途径之一，也为表现死亡意境开拓了另一片空间。“成仙”既可能出于一种半迷信、半宗教的神话思维心理，更可能源于一种假想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感寄托的缘故。诗人借诗歌所幻想的羽化登仙的审美情感体验来遮蔽死亡意识，或者与死亡进行非现实性的沟通，嵇康《圣贤高士传》与《游仙诗》，郭璞《游仙诗》等均是这类美学趣味的杰作。
３、寄寓性爱。此为中西古今的艺术家逃避死亡之畏的共同喜好的精神对象。有所差异的是，中国古典艺术家及其作品偏重于对女性的纯粹的审美迷恋，关注精神的超越性和内在和谐，往往升华为女性崇拜或女神崇拜；西方无论古典或近现代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偏重于对女性的感官沉醉，倾慕灵与肉相统一的性爱欢乐，使审美掺杂了欲望和享乐，女性往往被降低为性爱的工具或玩偶，当然，有些情况下，也有对女性的崇拜，不过这种崇拜不排斥性爱的成分。中国古典诗人往往有较明显的恋美情结，可以说屈原开了一个浪漫的先河。这种恋美情结一是指向大自然的山水草木之类的美之存在；二是指向外秀内慧的“美人”，而这种“美人”一般是女性形象。对于美人的沉醉是暂忘死亡之忧的绝佳途径，女性的美引导精神步入纯粹的审美情感体验，诗意的情怀自然孕育，一种本能化的艺术创造冲动得以张扬。屈原《离骚》，香草美人生发了诗人生命永恒的情思。陶潜《闲情赋》，绝美佳丽令诗人忘却时空，忽略生死，沉湎在爱情的审美幻觉。美升格为诗人的神灵一般的崇拜，女性不再是简单的性爱对象，而是超现实的幻觉化的审美对象，是一种排斥了性爱感的纯粹的爱与美的化身。她象征一个没有死亡、没有恐惧、没有忧愁的完满世界，诗人通过对女性美的沉醉抒写对死亡的拒绝，以形成一个特定的艺术风格。西方艺术家倾慕女性之美，注重形与神、灵与肉的和谐统一，对她们寄寓性爱观念，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中以此与死亡概念抗衡，创造独特的审美意境。如但丁《神曲》描绘的贝阿特丽彩，歌德《浮士德》描绘的海伦与甘泪卿，劳伦斯小说中的厄秀拉，海明威小说中的凯瑟琳等女性，她们不同程度作为性爱的象征品，成为艺术家超越生死之限的精神工具，构成独特的审美景观。
４、向往虚无。艺术家对死亡意境的表现还显示向往虚无的美学特征。“虚无作为精神最高悬浮状态，是主体对一切存在的怀疑和否定，是精神无限可能性对于客观现实性的介入和改造，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功利和概念顽强拒绝的审美活动。”〔１０〕艺术家向往并表现这种虚无是他对死亡现实性的怀疑和否定，他试图以绝对的相对主义逻辑否定存在的现实性，将世界归于“虚无”。生死、美丑、真假、善恶等差别复归于“齐一”大道，一切均不可知，不可把握，主宰世界的不可知察的异己力量是“荒谬”，而这也是“虚无”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在艺术观念及其实践上，艺术家写生死之虚无不定，夸大了宿命论和神秘力量，以情感逻辑否定世界的现实性，怀疑整个世界事物的存在意义与价值，遁入空洞的玄思和情感的迷幻，创造一个空诸一切的审美境界，这一境界当然无生无死，只有精神的自满自足和对自我的说明和提问。能达这一艺术与美学境界的艺术家及作品少之又少，中国的庄子，西方的尼采，日本的川端康成等人可入这一审美殿堂。
５、反思历史。这是最广泛的艺术家表现死亡意境的美学选择，这种审美趣味普遍地显现在艺术文本之中，艺术家以死亡意境透视历史的残酷和不合理，从而表现对历史的怀疑和否定。
艺术家对死亡意境的关注寄寓着一定的现实感和历史感，而这两方面是有机交融的。一方面他从现实走入历史，以所处的文化境域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来审视历史。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回归现实，以历史的经验和知识来明鉴现实。就死亡意境而言，艺术家以对人物的生死描绘为纽带，联结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观念和价值标准，将死亡置放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去反思和品鉴，以期发现和阐释它的新的意义与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死亡意境均是走入历史的，任何一种死亡意象均具有反思历史的意义和功能。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罗贯中《三国演义》，狄更斯《双城记》，雨果《九三年》，萨特《墙》，海明威《永别了，武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格《第五号屠场》，等等，它们所描绘的死亡意境均是相关于历史的，也可以说是对历史的某种残酷性和荒谬性的揭露和否定，同时也是对历史公正性和合理性的大胆怀疑。
６、走入哲学。哲学是艺术的根基和灵魂，因为哲学代表了精神的最高悬浮状态，也寄托了心灵最自由的幻想，只有那种缺乏智慧的实证型的机械哲学，才沉湎在可悲的单纯的抽象逻辑之中而窒息灵性。最高的哲学是走入艺术幻觉和想象的，也是富有生命激情的；最高的艺术是面向心灵思辨和独悟的，它关注精神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的提问及回答，也是富有理性逻辑的。高超的艺术家在描绘死亡意境的过程中，使艺术与哲学达到近乎完美的契合与和谐。死亡是最高的哲学问题，也是最高的美学问题，艺术表现死亡意境必然使自己走入哲学的怀抱，把握它深刻而敏感的心灵。但丁《神曲》与歌德《浮士德》这两部杰作所呈现的死亡意境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甚至是一般哲学著作难以媲美的，它们关系到形而上的生存与毁灭的精深思考。近现代诗作，如波德莱尔《恶之花》，瓦雷里《风灵》，里尔克《旗手克里斯朵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叶芝《芦丛之风》，艾略特《荒原》等诗作，对于死亡的勾画均程度不同地赋予哲学的意味，显现出独特的艺术格调。其次，部分艺术家又兼哲学家的身份，具备极高的哲学素养，其作品是艺术与哲学的高度叠合与交融，如叔本华《生存空虚说》，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萨特《墙》、《苍绳》、《恶心》等作品，它们所呈现的死亡意境的本身就相关于哲学，具有诗意的思辨或哲学化的艺术这样的美学品位。
７、回归神话与宗教。神话与宗教是人类精神永远依附的庭院，一个是前庭，一个是后院。它们代表人类的精神信仰和情感慰藉，既是一种诗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一种审美性质的本体论和价值论，更是艺术得以诞生和永恒发展的渊源和驱力，它们永远保留在人类的文化心理的无意识结构之中，形成永不枯竭的精神创造的冲动势能。艺术家在走入艺境之后，进入艺术创造的迷宫，他的思维与情感接近神话和宗教，更依赖审美情感体验去把握世界与自我。在对死亡意境的表现方面，艺术家更发挥神话与宗教的幻想和直觉的心理功能，以神话与宗教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内容去诗意地抒写死亡意象，尽管他们在实际生活里以科学的实证的眼光看待死亡现象。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家多以神话与宗教的审美情感体验去表现死亡意境，在思维方式和情感信仰方面对神话与宗教均作出重返与回归，他们的小说独树一帜，美学风格怪诞而富魅力。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家长的没落》，阿斯图里亚斯《总统先生》、《玉米人》，鲁尔弗《佩德罗·帕拉莫》等作品，有意混淆了过去——现在——将来，现实与梦境，此地与彼地，人间与幽冥，活人与鬼魂，对话与独白，此人与彼人，原因与结果等等界限，种种的现实逻辑被拒绝，因果律、时间律被神话思维的心理幻觉所取代，死亡在神话与宗教的奇异背景中烘染一层谲怪奇妙的色调。在近现代的许多文艺作品里，艺术家有意地回归神话与宗教的情思魔圈，将死亡赋予非科学非现实性的审美意义，获得一定的艺术独创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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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罗洛·梅《死亡论》〔 〕广东 广州文化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１０〕 颜翔林《美即虚无》〔 〕湖南师大学报 １９９５，（６）：９７
【作者简介】马建高（１９７４— ），男，江苏涟水人，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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