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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11-15]
⊙刘继明⊙
“80年代人”,或不合时宜的痛苦




  按照一些社会进化论者的观点,历史的演变或曰进步,常常是以一代人的退出和另一代人的“登上历史舞台”为表征的。尤其在市场趋利原则业已成为一个社会普遍价值标准的时代,这种观点差不多像电脑更新换代一样,渗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倍受推崇的文化时尚和美学趣味。这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一直热衷于用“新”“后”“进步”“落后”“保守”“前卫”和“××年代出生作家”等诸如此类的字眼,来阐释和划分各种各样文化现象的原因。我们不难从这种思维和言说方式中,嗅到一股类似于商业广告说辞的气息。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是:思想被思潮所遮蔽,个人为人群所取代,独立、冷静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则让位给了粗糙简单的集体“命名”。由于出版物和大众传媒的炒作,一些明星式的“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像贴上标签的商品一样,应运而生;但表面的热闹纷争、新潮迭起,无法掩盖“众声喧哗”的表象下,隐藏着极其浮躁和贫乏的病症。这就是曼杰尔斯塔姆所说的“时代的喧嚣”。在这种情势下,通往历史和人的存在真相的路径,不是获得了有效的拓展,反而被泡沫般的话语聒噪堵塞和掩盖了。这使人们不得不开始怀疑:面对大量经过精心制作和包装的出版物以及一些姿态和语调都充满做秀味儿的写作者,我们“时代的阅读是否是不成功的不奏效的”呢?(郎毛著《传说中的痛苦》序言)

  对于那些沉溺在话语狂欢之中难以自拔的人士而言,这样的质疑是刺耳的,也是不合时宜的,同时也许有足够的理由忽略不计。但疑问并没有消除,反而更加突出了:如果说这种质疑由于其声音的刺耳、势单力薄、不讨巧乃至乖张,而难逃被“忽略不计”的命运,那么,侧身在时代的 “强势话语”或“流行话语”的庞大阴影下跌跌撞撞、举步维艰、鲜为人知的那些不合时宜的写作者和思想者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陈寅恪、顾准是如此,王小波也是如此。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作为不合时宜的人或异己分子被所处时代的强势和流行话语所忽略、排斥,甚至迫害过的。但时间的仲裁,恰恰是这些人的写作和言说,为我们揭示出一条更为有效地逼近和洞悉历史和人的存在秘密的蹊径。历史真是既严酷,又慷慨,终于给予了这些命途多舛者诸如“自由思想家”或“自由骑士”等一系列高尚的称号。他们的确受之无愧。就此而言,顾准和王小波既是不幸,又是“幸运”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不合时宜者”都有此“幸运”的。郎毛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作的人,无论是文运还是个人际遇,似乎都格外地“不济”。作为诗人,他几乎参与了80年代中期狂飙突进的先锋诗歌运动的全过程,并且以“存在客观主义”诗学主张和创作,在民间诗界独树一帜。但你无论是从当时的诗歌评论界,还是后来总结那一时期先锋思潮的评述文章中,都很难找到郎毛的影子。他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些执掌诗坛话语大权的权威们的垂青和哪怕是最低限度上的关注。是他不那么具有“代表性”,还是未能像“非非”“莽汉”和“他们”那样,造成足够的声势?不得而知,反正他就这样被“思潮”毫无道理、轻而易举地忽略和湮没了!这样,到了1988年秋天,当我们作为插班生同时靠进武汉大学中文系时,我在宿舍的楼道里见到的郎毛头发凌乱、风尘仆仆,仿佛一个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士兵,身上似乎还残留着一股浓烈的羁旅气息。如果不是他那双桀骜不驯、炯炯发亮的眼睛,我很难相信这位来自河南禹州的同学是一个特立独行的“青年诗人”,而更愿意把他当成流浪汉或“社会闲杂人员”。事实上,那时候郎毛的确刚刚参加一个自发组织的“考察团”,徒步沿黄河浪迹了一圈回来,入学之前,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属于那种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拒之于门外的“编外人员”;无独有偶,我也是只身一人去新疆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走了一圈回来不久……

  这样的个人经历,是否能够为郎毛始终不渝地坚持与“主流”异质、疏离、甚至对抗的写作姿态,提供一种“血缘“上的证据?回答“是”与“否”,也许都失之简单。但无庸讳言,“个人经历”与时代状况的联系从来不是偶然的、无关紧要的,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彼此纠缠不清的“互文”关系。实际上,像郎毛这样被迫或主动地“游走”于体制之外的吉普赛生存和写作方式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歌界和文化界,实在屡见不鲜。我记得,与我们同时考入武汉大学的还有曾经以《死城》等作品名噪一时的四川诗人廖亦武,但他在武大只读了不到一年就莫名其妙地被校方开除,再次“沦落”到江湖上去了。在主流和体制之外游走、流浪,差不多成了那一代诗人们无法摆脱的宿命。然而,正是这种“宿命”,造就了那一代人生机勃勃,富于怀疑和叛逆,毫不妥协的精神气质。郎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时候一个青年诗人顶得上10个教授,教授这字眼听上去就有一股冬烘气,青年诗人却热烈,高大,天才,那是青春、追求极致和爆发力的象征……”

  郎毛诗意的描述,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事实,即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是属于青年的,在这儿,“青年”不仅仅是一种“年龄”上的划分,而是整个80年代人的普遍心理特征。这一代人刚刚从僵化沉重的意识形态阴影下走出来,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激情和勇于挑战的阳刚之气。他们既怀疑文革时代的乌托邦神话,也反抗对人性解放和自由构成压抑和束缚的现成社会体制。“怀疑”与“反抗”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词,就像萨特、加缪和金斯堡、克鲁亚克这些西方作家和诗人,曾经是80年代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反体制的文化英雄一样。

  关于反抗,加缪在《正午的思想》一文中说:“反抗的逻辑是为正义效劳而不是为处境的不公正作补充,是尽力使用明了的语言不为普遍的谎言增色,并且面对着人类的痛苦为幸福作担保。”显然,对中国80年代的“反抗者”而言,他们的动机不是在摆脱了旧的乌托邦之后寻找新乌托邦的意识形态诉求,也不是单纯为了释放如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所说的被压抑的“利比多”冲动。他们甚至没有明确的“目标”,始终“在路上”。但正是这种“无目标”和“在路上”,恰恰使一代人的思想和言说,具有了鲜明的行动特征,并且以一种个体存在的方式呈现出向世界“敞开”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中期一度风行全国的“漂流”和“探险”热,就具有了某种精神和地理上双重突围和历险的象征意味。郎毛这样总结80年代的探险热:“这意味在1985年有点像先锋艺术,有点像是行为画派。”并且在回顾自己的那段“走黄河”经历时,用他惯有的自嘲口吻写道:
  重要的是我正好也是一个游走者,或者是一个游走爱好者,衣食无着,茫然四顾,突然发现了这么一条解脱、超越和放逐自我的捷径。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大而无当啊。千年的沉积,一万里的长征,难以触摸的厚度,困苦和落魄,豪气与诗情,连李白的传统也一块儿承袭下来了,再加上背对文明的出走,一如佛祖最初的叛逆^符合多少人对于苦旅的想象!(《传说中的痛苦.河边的游走》)
  多么自在洒脱、狂达不羁!典型的80年代风尚。因此,当郎毛出现在1988年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时,他那种我行我素,不拘形迹的个性,很快使我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整整两年的时间,我们差不多形影不离,一同进出于图书馆和各种学术讲座、沙龙,一同攀珞珈山,游东湖,一同外出旅行。我们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也许还存在根本的分歧,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在一起各抒己见,自由探讨在80年代后期的大学校园和思想文化界受到广泛关注和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些重大思想文化命题,深深浸淫在80年代后期激情澎湃、空前自由地探求真理的的文化氛围里。但这一切何其短暂!接踵而至的那场剧烈的社会震荡,飓风一般将我们连根拔起,那种由于“一脚踏空”带来的虚空、失重和茫然,对于凡是经历过那一特定历史事件的人们,大概都会有一种铭心刻骨的感受。大学毕业后,郎毛几经周折,总算得以幸免“牢狱之灾”和被开除学籍的厄运,去郑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报到了。一个在体制的大门外徘徊多年的“游走者”,最终被体制所接纳和“安置”了。这种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结局,显然是郎毛未曾预料到的。此后的几年,我和郎毛之间鲜有联系,只是从偶尔的通信中知道,由于档案上留的“尾巴”,他上班不久即被下派到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水利站去“锻炼”,由此可见,即使依附于体制,郎毛也还是一个需要“改造”的异己分子。当他被“放逐”于他所熟悉的荒芜空旷的黄河滩和漫天漫地的风沙之中时,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孤独和苍凉?我无从想象。而转眼之间,我们就置身于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里了。1992年,当我从海南岛转了一圈回来,走进武汉大学时,已经有了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满校园看见的都是一些赶集那样步履匆匆,表情淡漠,老气横秋或涂着口红,百步之外就能嗅到一股刺鼻香气的男女大学生。我置身在他们中间,一种‘戏剧性’的沧桑感油然而生……”(刘继明:《桃花源》)

  是的,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了。中国社会正在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型,随着股票在上海和深圳两地的上市,一家家民营的股份制公司仿佛雨后的春笋冒了出来,许多国有企业也纷纷改制转轨,企望借助股民们的慷慨投资的东风,一跃走出举步维艰的困境。原来单一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分离,新的社会阶层开始重组。不少投机家凭借某种特殊的社会优势或嗅觉,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以至短短数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富人阶层,这个占中国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所谓“新富人阶层”据说掌握了全社会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财富。他们以成功人士的形象频频出没于公众的视野,身上佩带着诸如“著名企业家”或“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各种闪光的头衔,成为既被主流政治认可又受到普罗大众膜拜的先进模范或致富英雄。尽管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牟其中和禹作敏因其攫取财富的不为人知的秘密被曝光而中箭落马,成了阶下囚,但他们所引导的致富理想,逐渐影响到90年代公众生活的更广大领域,以至成为了一种“新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随着大部分财富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中,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日益增大,下岗工人的数量和农村贫困人口,并没有随着经济指标的逐年上升减少,反而在呈几何级地上升。正如上海学者王晓明在《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一文中所描述的: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们的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如果再走进譬如淮海路、衡山路一带的一些会员制俱乐部,目睹其中的浩大气派和奢华场面,看那些“新富人”如何兼营数“道”(所谓“红”、“黄”、“黑”道),一掷千金,你就更会坚信,若干以巧取豪夺为特色的经济新秩序,事实上已经运作得相当有效,你也因此能明白,那本该属于“第二次分配”的巨大的财富,是如何经由这些新的秩序和渠道,转入了“新富人”的口袋的……
  王晓明在敏锐地指出这一社会现实隐含的畸形蜕变的同时,忧心忡忡地说:“ 回想八十年代知识界的热烈鼓噪,我实在是感到羞愧。怎么会那样一厢情愿,竟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市场化”,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市场化”,整个社会就能够逐步获得全面的解放?为什么就想不到,某些垄断和腐败的权力完全可能制造出别样的“市场化”,并以此展开更堂皇的欺瞒和更多样的侵吞?……如果在八十年代是那样做了,也许,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就不至于这么缺乏抵抗力,这么容易被耍弄?”

  很显然,王晓明先生将造成90年代这种畸形现实的一部分责任,归咎于80年代知识界对“市场化”的狂热呼唤。但我的看法也许相反。所谓对“市场化”的“狂热呼唤”,是同80年代知识界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启蒙”的主题正是为了消除“权力腐败”所发出的对“民主”“公正”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热切吁求。80年代思想文化界滥殇的反体制热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乃至“寻根文学”和“先锋艺术”思潮等等,都附膺于这一总体吁求之下,人们憧憬的经济“市场化”,是“民主”“公正”条件下的“效率”和“竞争”,而不是90年代以来推行的撇开这个“条件”的畸形竞争。也就是说,造成90年代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的深层原因,恰恰是因为现行制度和知识界抛弃或中断了80年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后,共同结出的一枚苦果。因此,我倒情愿做出另外一种假设:如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没有出现那场意外的“断裂”,而是继续沿着“启蒙”的思路,从根本上解决阻碍“民主”“公正”和导致“权力腐败”的社会基础,我们现在是否会避免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畸形“市场化”现实呢?

  当然,面对历史的“意外”突变,任何假设都是苍白乏力的。我们需要探寻的是:在这场风云突变的社会转型过程中,90年代的知识界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认,从“市场化”启动的那一天开始,知识分子就将自己加入到这支合唱队伍的行列里了,他们的声音洪亮、悦耳,脸上充满“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乐观表情和诱惑力,游刃有余地穿梭往返于主流政治和市场舆论的前沿地带,不断地给尚处于观望或犹疑的公众以各种美妙的承诺,他们甚至采用文学的想象,像催眠一样虚构出一幅幅“后现代”社会场景和中国一步跨入“现代性”和同“国际接轨”的幻觉。在他们卓有成效的叙说中,一种“新意识形态”或曰“市场乌托邦”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形成了。知识分子也从一度“失语”的状态中找回了他们的“声音”,这种“声音”由于隐匿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撑之下,而成为了某种“强势话语”,具有凌驾于其他话语之上的不容置疑的威力,与90年代所谓经济成分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陈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中国现代史上,这可能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处得最亲和、最默契的时期之一。正如有人曾经描述90年代中国令人惊奇的表现之一是“国家公司化”,90年代的知识分子同样呈现出这种态势:他们也不知不觉成为了一种“国家知识分子”和“公司知识分子”。而他们本来的身份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人文学者”等等,则蜕化成了其说话的“声带”。至于他们作为个人的面目就更加模糊暧昧,难以让人辨识了。

  就这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存在,被“市场化”的汪洋大海消解得支离破碎。而没有了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没有了对自我的反省,没有了对历史的追问,没有了对社会良知的探询,“知识分子”还能成其为“知识分子”吗?一种巨大的空虚和失落骤然袭来。那是一种丧失了真实身份的“失落”。而知识分子失落的也许不仅仅是自我,还有整整一个时代。是的,80年代。时间不过相隔10年,可我们却觉得仿佛过去了一个世纪。那个时代充满激情和理性的怀疑、批判、反抗和探求真理和良知的义无反顾的精神到哪儿去了?我们一方面津津乐道地从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等西方作家那里寻找关于“遗忘”的启示,一方面自己却如此善于“遗忘”。多么荒谬的悖论!无论如何,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全的,因而也是匪夷所思的。历史从来不以断代的形式书写,不同历史段落之间的互相联系、纠葛和影响,从来是当代史得以续写的逻辑前提。而面对一个时代或一代人从整体上的失落或被遗忘,我们不由也像历史学家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那样发出疑问:20世纪80年代多么富于反抗和批判精神的那一代人,真的从当代史中失踪了吗?莫非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为了90年代“国家知识分子”或“公司知识分子”的一员?抑或他们躲在喧哗与骚动时代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仍旧以其特有的方式孤独、困难,悄无声息地地存在着?

  “反抗者应该同时拒绝对虚无的愤怒和对整体的赞同……同时逃避形式的狂乱和现实的极权美学。”加缪的话也许可以被用来解释那一代人“仍然存在”的理由。但这显然不是我希望寻找到的答案。在整个90年代中后期,我都在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去“寻找”或“想象”着那一代人的下落。在一篇小说中,我曾经这样描写过80年代的先锋诗人山涛在90年代的境遇:
  ……现在呢?山涛们身上咄咄逼人的锋芒如同砂布打磨下的瓷器,日益灰暗。至今活跃在当代人生活中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像断了线的珍珠,纷纷从人群中消失了,很少有人再提起他们的名字……


  我承认,在诗人山涛的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郎毛的影子。但真实的情形果真如此吗?我深感疑惑。这样,到了2000年,20世纪最后的一个年份,我突然收到了郎毛寄来的一沓厚厚的打印文稿,我无法形容读完这纪录了郎毛近十年来“文体试验与思想历险的” 数十万字文稿后的复杂感受。不久,这些文字先后以《流浪的诗学》(经济日报出版社)和《传说中的痛苦》(花城出版社)结集问世了。我忽然意识到,郎毛的著作为我这些年来始终在困惑和寻找的那个“疑问”,提供了一次表达的契机。

  我惊讶地发现,8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先锋诗人郎毛,已经变成了一个冷静,理性的“思想者”。他那些超逸规范文体的写作,带着一股从荒野里发掘出来的金属的冷硬光泽。锋芒和尖锐依然一如既往地存在,他依然“在路上”“游走”,话语间弥漫着一缕缕风尘仆仆的过去年代的气息;他所关注的也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被普遍关注过,而在90年代几乎早已被遗忘殆尽的那些命题,当他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出时,就具有了一股苍凉的意味。郎毛显然意识到自己的言说注定不会为深陷于“市场化”狂欢中的当代人所认同和青睐,所以选择了“寓言”,他将这些“寓言”称之为“前小说”和“后随笔”。坦率讲,我并不高估这些“前小说”和“后随笔”在文学文体上的探索意义,也不愿意将它们与文坛流行的所谓“跨文体试验”混为一谈。实际上,郎毛大概也无意于此。他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讲述方式,也许出于“不得已”的无奈?也许是那些长期纠缠并挤压在心底的思考、沉淀,经过岁月的发酵和变形,成为了有血有肉的生命,而迫使郎毛赋予它们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郎毛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尖刻、诡谲和高超的寓言讲述者。在他的寓言中,许多我们熟悉的历史主体(或理念)、历史和虚构人物、乃至现实情境都成为了叙述的主角。如“革命”“乌托邦”“暴力”“幸福”“人民”“上帝”“集体”“个人”“理想主义”“普罗米修斯”“知青”“金训华”“瑞恩”等等,郎毛仿佛一个冷峻的外科医生,用锋利的手术刀从容、耐心,以至无情地将“主角”身上一直被遮掩、蒙蔽或扭曲的部分一一剔除和剥离出来,其描摹的一幅幅阴郁、荒谬和梦魇般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啼笑皆非。他使我们恍然发现,这些“主角”并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消亡,成了可以忽略不计和遗忘的历史陈迹,而是仍然像幽灵似的 “存活”着,并且乔装打扮地活跃在我们时代的每一个角落……

  郎毛的“寓言”写作是辛辣的、幽默和充满讽喻意味的,但他的“幽默”不是那种符合当代审美趣味的绅士式的调侃,而隐含着一种透彻心扉的无奈和痛苦。

  他自己称之为“不合时宜的痛苦”:
  在轰轰烈烈的集体狂欢中,有一种痛苦不为人知。那是一种琐屑的痛苦,由于琐屑而且孤立,痛苦者甚至感到惭愧不安,像是性交竞技中的阳痿患者。痛苦使人失败,使人只好把头夹在裤裆里,以避免日益高涨的大众嘴脸。

  集体狂欢往往为盲目的神秘意志所推动,因而一浪高过一浪,这样就把那种不为人知的痛苦吞没了,像是偶尔落下的头皮屑被土地所掩埋。然后集体又前进了,集体甚至没有节奏和起伏,没有丝毫的踌躇,没有回顾。集体从来都和钢铁、光明、未来以及永恒相关联,而个人则是属于过去的,属于河流里一个卑微的水泡,属于田野里的土坷垃,属于瞬间……

  这样,那种不合时宜的痛苦就产生了。
  就对“个人”的压制和漠视而言,集权和大众常常会彼此联手,殊途同归,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好兄弟。遗憾的是,这样的状况在我们的时代一直被视而不见,或者默认了,接受了。但郎毛拒绝接受,并且固执地相信:“哪怕最不为人知的痛苦也是一种存在。在集体狂欢的整齐脚步中,它的声音细小尖锐,不断被掩饰,又不断刺破铁幕,穿透所有的神话……”这在郎毛,的确是一次少见的乐观。我从中又窥见了那种80年代人特有的毫不妥协的怀疑和反抗精神。它们在“市场乌托邦”的狂热声浪中显得那么刺耳,不和谐,但我却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欣慰和喜悦。我甚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乔姆斯基,这位20世纪60年代就曾以反体制著称的著名语言学家,当许多曾经站在与他相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后半叶的“后冷战时代”,纷纷向“右”转时,他始终坚持着与西方主流政治“不合作”的立场,并且在北约因“科索沃事件”向南联盟狂轰滥炸时,挺身而出,对美国的政策和西方价值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从而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敢于揭露谎言,维护真理的良知。

  当然,郎毛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只是一个游离于任何思潮之外的“个人”,一个在物质发达,精神却极度萎缩,真理遭到搁置和冷遇的时代里,坚持发出自己声音的“寓言讲述者”。这样,郎毛写作的意义得以顽强地凸显出来。在我看来,郎毛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在90年代初期那特有的沉寂里,知识界还不知道如何使思想和表达能力康复的状况下,一个特殊的有力的声音、一个一直不成功的写作者在说话了,他使用寓言和虚构故事,来处理那些至今看来仍无力触及的主题,来描述一种复杂的新的文化经验,为智慧的痛苦、为讽刺诅咒,为良知的失声痛哭提供了一种语言”(耿占春:《写作的伦理——〈传说中的痛苦〉序》);它还表明,当时代为某种“神秘意志推动,一浪高过一浪”,对历史的逻辑进行有意无意地改写或删节时,一种不合时宜的写作,仍然会穿过各种强势和流行话语网络的缝隙,挟带着被忽略和遗忘的一代人和“另一类人”的痛苦体验与沉思,对时代的文化面貌做出有力的补充或修正。

  但日益冷漠浮躁和自私功利的当代“知识界”和文学大众,会停下匆匆前行的脚步,耐心倾听这种刺耳的、不和谐的声音吗?如果我在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种种文化情状不是无的放矢的话,对于郎毛或郎毛们的写作,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当代人的精神视野,我们就没有理由表示过于乐观的期待。好在郎毛也许早已对自己的“宿命”具有清醒的认知,他压根儿就没有指望进入“主流”和“时尚”,或者成为某种“热”,这从他将自己的两本著作取名“流浪的诗学”和“不合时宜的痛苦”看得出来。但正如耿占春先生指出的那样,“对这些非规范的文本保持沉默,或忽略其价值不再是郎毛这样执著于‘不成功的写作’者的损失……在文学市场的夹缝中,还存在着一种读者的伦理。一本‘诗人之书’所检验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知解力。”

  重要的是,郎毛以自己的写作,证明了一种存在的秘密:即无论人们怎样善于“遗忘”,历史和个人的真知,都会以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复活,并且顽强地参与到当代史的建构中来。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01年8月18日)■(寄自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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