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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11-15]
杨黎是个勇敢的人，至少在语言上如此。在他和何小竹一手操办的《２０００中国诗年选》的最前沿，他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以下简称《打》）作为序充分表明了这种品质。是的，勇敢——因为这篇以９个阿拉伯数字统领的文字除了“勇敢”没有让我们看到其他更好的品质。今年初，这篇文章刚刚出炉时，曾在网上广泛流传，也影响了很大一批青年诗人。针对这篇文章的虚妄本质，我曾经在“诗生活”（www.poemlife.com）论坛贴了个网络风格的《对杨黎八句话的翻译》戏谑了一番。
我不是评论家，也不是某个诗歌阵营的旗手，戏谑的目的仅仅是想让周边的网友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希望他们不要把任何煞然介事的诗歌理论或宣喻当真，继续按照自己喜欢和需要（这种喜欢和需要是随时变化的）的方式去写，成败自有也只有天定。因此，当时我觉得，如果我对杨黎的《打》板起面孔狠批一通，不免也会显得很虚妄很ＳＢ。促使我在一年多以后再来仔细解读一下杨黎的《打》一文有两件事：其一是我在新浪认识并颇为喜爱的一位年轻网络诗人在一篇非正规的诗评中，居然把杨黎在《打》中提出的“废话理论”当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新诗理论加以引用来品评一首诗的价值，后来他的诗作也一改原先极端无厘头、极端自由的风格，变得和竖、乌青们一样弱智、无聊——看来是把废话当真了。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杨黎信心万丈的勇敢语言对心智难以发育健全的中国青年具有何等巨大的蛊惑力！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李宏志对许多中国知识群（我不能称他们为“知识分子”）的蛊惑上，因为有对时政的批评和不满（一大拨青年诗人对当前的中国诗坛也充满疑虑和不满），于是一个信心十足的异类声音就具有足够的号召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中国，一个心智健全而坚定的知识分子或诗人实在是太难找了。
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件事纯属一个私人事件。我一直比较景仰并敬重青年评论家张闳，并有幸和他通了几次Email。为表明我对杨黎“废话理论”的立场，我把《对杨黎八句话的翻译》给他发了过去，谁知竟再也没有收到他的回信。这其中也许有其他什么原因，但我也重新审视了一下我戏谑的《翻译》，觉得在一个严谨的知识分子眼里，它可能更像是一篇人身攻击，刻薄有余而言之无据。为了挽回和我景仰并敬重的张闳老师的友谊，我也必须把我在《翻译》中对杨黎《打》一文的批评直觉“具象化”，我只想证明，这不是文人相轻或人身攻击，这甚至有点像我一直避免陷入的“微言大义”。就让我虚妄或SB一回吧！我们就从《打》一文的文本入手（方括号内的原文来源于橡皮文学网《橡皮１号》）。
［１、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２０００中国诗年选》是惟一的“诗选”，而不是客观的、面面俱到的“诗选”。这本“诗选”，呈现着诗的全部，而拒绝（不，准确地说应该是擦掉）了混迹于诗与诗之间的，假冒于诗与诗之间的非诗的一切：这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甚至正经确定为法律准则的公正、多元、风格、民主、兼容和重要等等。这本“诗选”，是喜爱（除了喜爱，我们还有什么在这之上的理由呢？）和真诚的集合，而不是为了市场营销战略所设计的企划方案，也不是在“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正确指导下结出的硕果。它代表的是诗，还是诗，永远是诗。它反对的不是诗，还是不是诗，永远不是诗。］
我不得不承认一开始就是一段漂亮的文字，具有强烈的征服力。然而，你不觉得它显得有点矫情么——“这本‘诗选’，是喜爱和真诚的集合”（还是让读者自己评价吧），“它代表的是诗，还是诗，永远是诗。它反对的不是诗，还是不是诗，永远不是诗”（瞧这绕来绕去的，跟一个初晓文字魔法的兴奋的女中学生似的）。
问题有二：
１、作者为什么这么急于强调“《２０００中国诗年选》是惟一的‘诗选’”呢？或者说，他干嘛为《年选》的惟一性如此担心呢？如果这本《年选》如他所说那般优秀，如果杨黎正如自己宣称那般坚守诗歌的立场，他应该说希望这样的诗选越多越好才对，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正常的逻辑演绎。然而，杨黎在“惟一性”上却显得非常狂热，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年选》本来就不是惟一的，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同期出版的还有一本“定位”与《年选》相近的《中国诗年鉴》，二者在图书市场上自然会形成同型竞争的局面。所以，杨黎在强调了《年选》的惟一性之后，又急不可耐地强调“不是为了市场营销战略所设计的企划方案”便好理解了。事实上，在商业意识如此深入人心的今天，出一本好书并试图盈利有什么可指责呢？杨黎为什么要演饰自己的利益动机呢？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是：他要让自己显得高大、无私，他要靠一种虚假的形象加强自己的声音。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一种蛊惑。于是，整篇文章出现那么多煽情、矫情的语言也好理解了。
２、有了上面的分析，第二个问题也就好解释了：作者为什么莫名地提到“也不是在‘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正确指导下结出的硕果”呢？作者不是一直在强调自己与政治无关么（“拒绝……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甚至正经确定为法律准则的公正、多元、风格、民主、兼容和重要等等”）？作者为什么要刻意标榜自己反政治、反主流（包括下面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等等）的立场？试想，当你试图说服一个人接受你提供的事物或观念时，你会在开头和中间刻意而不露声色地说些什么话呢？当然是对方喜欢听的那些话，即所谓“拨动心弦”。李宏志的许多“专著”里也广泛使用了这种技巧。中国的政治一片黑暗，要说它或影射它几句简直易如反掌。然而，作者在这里影射得也太唐突太拙劣了，反而显得有点别有用心。因为他的这篇文章不是写给心智坚定的知识分子、评论界供研究或启示用的，而是为了拉笼一批有点玩世不恭又有点愤世嫉俗的年轻诗人，这批年轻人在网上有一个他们肯定不愿接受的称谓：“愤青”（即愤怒的青年）。“百花齐放”也好，“政治协商会议”也好，对这些字眼进行反讽就拨动了他们的心弦，其他再说什么话（只要把握好自我、反叛、偏执的基调）都声声入耳了。我们再往下看：
［在诗学上，我从来就是一个绝对主义者，我认为我喜欢的诗，就是诗；我不喜欢的诗，就不是诗。我绝对无法理解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的诗，但又认为这个人的诗非常重要。重要的含意究竟是什么呢？我可以武断地说，这种人对诗的评判和掂量，肯定在诗之外。在诗之内，客观与公正，风格与民主，都已经成了虚伪的借口和平庸的托词。《２０００年中国诗年选》让人高兴的是，它所编选的诗，都是编者喜爱的诗。所以我说，这是一本惟一的“诗选”，而不是面面俱到的。面面俱到的，不是“诗选”，只应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杨黎的理解力不是太低下了就是太暴戾了，我就不喜欢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但我依然认为它很重要；反过来说依然成立：尽管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很重要，但我还是不喜欢。人的判断力有很多种，如果用情感判断代替所有其他的判断，人类全部都要回到童年时代。这不是我的发现，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反对情感判断的“统治”并不是反对情感判断的存在，比如对于我来说，我的写作就会向我认为重要又特别喜欢的伟大作品（感谢上帝，这种复合选择也让我找到了不少）学习。什么“诗之外”“诗之内”，什么“客观与公正，风格与民主”，这些八杆子搭不到一块儿去的词他也敢往上整。所以我说杨黎勇敢，是真勇敢。
下面这句话也有问题：“面面俱到的，不是‘诗选’，只应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唐突地影射和反讽政治，动机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我们再来看看它的逻辑：“不是……”——“只应是……”构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但“诗选”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么？显然不是。二者之间，可能还有《今天》、《倾向》、《终点》等等，至少还有那本《年鉴》。作者故意把二者说成“不是——只应是”，有种含沙射影的味道，言外之意至少有：《年鉴》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还含有“诗坛各门派力量均衡、最后还是一家之言说了算”的暗喻，真是一语双关。我真想给这位勇敢的作者再加上聪明的头衔，但他仍然犯了一个愚蠢的常识性错误：面面俱到的恰恰不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而应该是美国的众议院或英国的下议院。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既需要独具慧眼的编者推出的“诗选”，也需要兼容并蓄的编者推出的“年鉴”，对于后者而言，“面面俱到”绝不是一个贬义词。遗憾的是，我所看到的《年选》《年鉴》在“独具慧眼”和“面面俱到”上都乏善可陈。
［２、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年选”是一种标准，而不是一个流派。近些日子以来，我听说有人将“年选”称之为“年选派”。这真是一个阴谋。可笑的阴谋。在此派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另外的派呢？或者说，你封我为“年选派”，我是不是应该还你一个“年鉴派”呢？以及“年度派”，“年终派”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年选”所要做的工作，就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同样，“年选”以及进入“年选”的诗人们所追求的诗歌理想，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肢解了，被“解构”了，这是多么可怕的后现代，它已经成了许多江湖混混最为顺手、最为自得的武器。当然，它也是最为古老的武器。过往岁月中，它让我们目睹了庸才是怎样混迹于天才之间的。］
“年选”与“年鉴”的利害之争在这里已经表露无疑了，二者之间的恩恩怨怨可能应该是另一篇论文的内容，在这里不想就此再说什么了。这时候，作者开始捍卫所谓“天才权”。“过往岁月中，它让我们目睹了庸才是怎样混迹于天才之间的”——理直气壮的漂亮句子，不过它仍然是一句陈词滥调，说过这话的人并未因此成为天才。
［流派问题，或者说风格问题，从来就是诗学上一个虚假的命题。承认流派，或者承认风格，就等于承认诗歌的多元，承认了在天才的世界里，也应该有平庸的一席之地。我承认人权，正如我坚决拥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但是，我同样也承认天才权。因为我深深明白，在创造性面前，并不是人人都能平等的。诗歌是最富创造性的，诗歌的事业就是天才的事业。用流派不同，用风格不一样这样的借口，企图想遮掩创造力的贫乏，被损害的，最终只能是诗歌，以及自己。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流派呢？没有。或者说，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流派呢？肯定还是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诗人派。所有天才的灵魂集合在一起，正快乐地干着一件人生大事。］
在这里杨黎再次表现了他的勇敢，他抖出了两个惊人命题：１、诗的世界里没有流派、风格；２、天才权。这是两个无比巨大的命题，人类关于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艺术流派、风格的论述我想至少有数千万言，估计任何一位艺术大师都曾毫不犹豫地使用过这两个概念，现在，２０００年中国的杨黎用两三百字否认了它们的存在，不知道过往三千年是一场幻梦，还是今日痴人说梦！（你看咱还正襟危坐拿痴人说梦来批，是不是忒虚妄忒ＳＢ？我ＴＭ吃饱了撑的！）
何为风格？一个人行为（行文）方式的特征。何为流派？一拨行为（行文）方式特征相近或相似的人以及在这种相近或相似方式下产生的作品。世界上没有个体的特征么？没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共性么？这些和天才又有什么关联？我知道聂鲁达是天才，我知道叶赛宁也是个天才，我知道他们的作品是绝对不同的两种——风格。这种表述有什么问题么？我亵渎了两位天才么？没有。评价天才与平庸的标准绝不是风格或流派，而是别的更复杂的体系，否则要评论家干嘛呢？至于说“天才权”，更是无稽之谈——天才有什么特权么？没有。如果有，我想也只能是希特勒和毛泽东曾经热衷于捍卫的那种。严格意义上讲，天才永远只能是过去完成时，作为现在时的我们只能埋头做事，如果心存某种幻想，也只应让我们把手上的事做得更好，更出色。对“天才权”的企望无异于望梅止渴。
那么，作者为什么这么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呢？因为他以为天才总是（其实是有时）惊世骇俗的，于是他刻意营造着这种“语感”——他想叫人相信：杨黎是天才。当然，他演砸了。
［３、我要说的第三句话是：在整本“年选”里，写得最好的、写得最多的、乃至基本上写的，都是废话。废话是“年选”的标准，也是诗歌的标准。诗歌写作的意义，比如乐趣，就是建立在对语言的超越之上。超越了语言，就超越了大限。<有点法轮功的味道>超越语言的“语言”，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期待的废话。废话是语言的极限、盲区和“永恒的不可能”。］
超越了语言的语言，我只知道是更好的语言。超越了语言的语言会变成别的什么吗？我只知道废话就是可有可无的话，可有可无的语言不是超越语言的语言。超越了色彩的色彩会变成光芒——一种更好更亮丽的色彩，它不会变成大粪。
至于说“诗歌的标准”——谁敢为诗歌制定标准？谁这么做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无法描述废话的状态，正如我无法描述“年选”中的任何一首诗一样。我的描述，只能是对这些诗篇的曲解和误读，是对废话的背叛。但是，我知道废话的“生长”必须遵循语言的基本规律〈不是已然超越了么，为何还要遵循它的基本规律？另外，这算不算一种“描述”？〉。在这个全面语义化的世界里，任何“出格”的行为，都将导至语义的结果。无论这种结果怎样的丰富多彩，怎样的包涵着过去的、现有的、乃至将有的一切，但它永远没有诗。而没有诗的结果，就是一颗苦果。我们已经吃够了这样的苦果。<别故弄玄虚，你到底想说什么？>
所以要超越语言。
语言是神秘的，它永远不可解释；语言又是最为具体的、形象的，它看得见，摸得着，也听得清清楚楚。语言就是我们的一切，手、眼睛、心跳、性冲动、宇宙和上帝，语言又是简单的点撇横捺竖弯勾和声音。是语言让我们生下来，又是语言让我们死去；是语言为我们设置了物质的重，又是语言使物质毁灭后让我们变得轻。还是语言，让我们做爱，然后又让我们承担爱后的空。语言，它是最大的不该，它是最应该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所以，要超越语言。］
这些似乎都没错，但它们并不导向杨黎的结论。其荒谬性就如杨黎对一个女人说：你是女的（没错），你有生殖力（没错），你有柔软的脂肪和阴道（没错），你使我老二翘翘（没错）……所以，你要爱我（扯淡！）。这里“语言是……”一连串的亮词都没错（地球人都知道），但接下来得到“所以，要超越语言”就是扯淡，而说“超越语言的语言，就是废话”更是瞎扯淡。
［超越语言的语言，就是废话。我认为，废话首先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Ａ、老老实实，准确、具体、简单。〈首先要指出的是：Ａ=Ｂ,所以Ａ或者Ｂ是不折不扣的废话。其次要声明的是：“老实、准确、具体、简单”是地球人公认的写作基本原则，写废话的可以不管，不想写废话的做到这些还不够。当然，我们决不允许任何狂妄之徒用一个臆想的词（更何况是一个下三滥的词），偷换、窃取这个人类共有的知识产权。〉
Ｂ、能够准确写出的可以写，能够具体写出的可以写，能够简单写出的也可以写；相反，不准确、不具体、不简单的，我们必须遵守写作的原则，就是放弃。］
“主要成分：广藿香、紫苏叶、白芷、白术、陈皮、半夏、厚朴。功能与主治：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头痛昏重，胸膈憋闷，脘腹胀痛，呕吐泄泻。”（摘自６克袋装藿香正气丸背面）老实么？准确么？具体么？简单么？可它不是文学作品，更不是好的文学作品。因此，我说做到准确、具体、简单还不够。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有点文学常识的都应该清楚这一点。
［C、它的事件可以被替换，但它的结果却不能被替换；它的对象可以被替换，但它的目的却不能被替换；它的行为可以被替换，但它的方式却不能被替换。〈漂亮的呓语，我不知道它想说什么，它能指什么。〉
人生中多的不是废话，而是有所暗示的话，话中之话，大话和混帐话。每一个人都争着说出一些这样的话，每一个都争着理解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都是“智性”的语言。“智性”的语言是废话最大的敌人，它把我们锁定在语言的世界里，让我们看不见诗。我曾经倡导和得意的语感，是最大的“智性”，也是废话最后的敌人。所以，我要说的第四句话是：反对语感。］
无须多说，大话和混帐话都一目了然。
从某种角度讲，诗人反对语感就像舌头反对味觉一样，纯属无厘头的搞笑版。《打》文通篇除了致力于渲染一种勇敢的、蛊惑的语感（语境）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呢？
［４、１９８６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激情止步》，刊登在当年的《深圳青年报》上。在文章中，我指出了激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包涵有崇高感、英雄主义和浪漫情怀。同时，我更进一步说，激情顺应了语言的生长速度和生长规律，阻止了诗歌从语言中升腾和打开。所以，对诗而言，拒绝激情，放弃激情，是应该的，绝对的和必然的。这个观点，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它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它不全面的原因，就是它放纵了语感。］
“激情顺应了语言的生长速度和生长规律”没错，但是说这种顺应“阻止了诗歌从语言中升腾和打开”则毫无根据。激情并不妨碍思辨，天才的激情往往会使思辨狂飙突进而进入事物的核心，同时使诗歌语言升腾并充分打开。这样的文本范例可以说充斥于大师们的作品中。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有没有激情？激情洋溢！有没有升腾并打开？升腾打开得叹为观止！海子的《太阳》有没有激情？激情万丈！有没有升腾和打开？升腾打开得望尘莫及！那么，有没有不通过激情的狂飙突进而打开并升腾的呢？有。瓦雷里的《海滨墓园》、Ｔ·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等等，但它们也可以说是来自被压抑的天才激情。所以，不是激情“阻止了诗歌从语言中升腾和打开”，如果“诗歌从语言中升腾和打开”被阻止了，一定是天才的激情还不够高涨，或者遇到了暴君。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杨黎在１９８６年就提出了“激情止步”，他也不是最早反对在诗歌写作中滥用激情的人。这是西方现代派（又涉及了“流派”）由来已久的说法之一（用以反对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声音而已，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应该的，绝对的和必然的”“标准”，更没有阻止金斯伯格、聂鲁达、海子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喷射激情的不朽诗篇。
［其实不仅仅是放纵，准确地说应该是放脱。激情中所包涵的语感，无非是语流的轻重把握和语义的排列对应的差异。这是一。其二，语感作为一种诗歌技法，相对于音律、押韵和顺口溜而言，它最多不过是新的音律，新的押韵和新的顺口溜而已。其三，作为一种诗学观念，语感强烈的充盈着、携带着、表达着语言的基本准则。比如它的神秘性和不可解释性。现在想来，这是多年来我无法为语感下一个准确定义的原因之一。其四，我也永远不能苟同这样的一种说法，即“语感先于语义、语感高于语义”。因为，这无疑等于说在语言之前就有诗？那么，是不是也等于说在语言之前就有人呢？
语感的结束，意味着一个写作时代的结束；更意味着，诗人由自发向自觉转换的一种必然结果。作为一个语感的的提出者、实验者，我怀着欣悦的态度迎接了这个结束和这种结果。1993年起，在成都南门上，我和何小竹、吉木狼格等人，开始了新的写作。那是一种全方位打开之后的写作。］
遗憾的是，“语感”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消失。有位朋友曾经跟我谈起读杨黎、何小竹诗歌、小说的感受，他认为他们的东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情节、意义或价值观，玩的就是一种语感——一种看起来大大趔趔、满不在乎的语感，一种文人冒充流氓无产阶级的语感。他强调，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品才有存在的价值——带着这个转型时代的深刻烙印。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真不知道杨黎为何这么不遗余力地反对语感，在把自己假想成２０世纪最后一个、２１世纪第一个斗士的道路上，他还想离题多远？不过建议他还是从基础逻辑开始，老是这么自扇耳光，他不介意咱们也看着难受。
［５、我要说的第五句话是：口语是一种误读。我从来不是口语的鼓吹者，也不是口语的写作者。我认为，将口语作为一种诗歌标准，或者说将我们的诗歌称之为口语诗，是８０年代以来，中国诗歌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澄清这样的混乱，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件必须的工作。
我不知道口语的提出究竟是想针对什么，正如我不知道和口语相对的应该是什么语？《现代汉语词典》在“口语”这个条目里，对口语作了如下两点解释：１、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区别于“书面语”）；２、毁谤的话。从这两点解释里，我也看不出口语的倡导者们所要倡导的又是什么？肯定不是“毁谤的话”，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我也从来不是口语的鼓吹者，但我并不试图澄清口语制造的混乱，因为制造混乱的不是口语，而是谈论口语的人。再说，谁也不曾像公开把“废话”当成诗歌标准一样，公开宣称口语是一种标准。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总是挑战假想的敌人，因为他有一个可笑的英雄梦。杨黎在这里把口语当成假想的敌人，又想成就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要解释口语的实质内涵，我想应该从与口语相应的另外两个概念下手：一个是当下性，另一个是日常经验。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其所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弥漫于80年代中国诗坛的“史诗”。空洞的形而上，虚设的内心焦虑，急迫的表述和华丽的终极关怀，是“史诗”的主要内容。依靠这样的内容，把我们所期待的诗歌，排斥在分行文字之外，显然是我们应该反对的。但是，以当下性对抗形而上，以日常经验对抗终极关怀，是不是有点像以夷治夷、以血还血？在这样的对抗之中，我看不见诗歌的位置，当然更看不见诗歌的获利。轻弱的当下性，描绘不出诗歌的日常经验，它能够描绘的，仅仅是人的、生活着的日常经验。这样的经验，如同终极关怀一样，与诗歌有什么关系呢？
反对“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反对“无字天书”，但我们依靠的不是口语，而是诗。具体地说，我们依靠的是《温柔的部分》（是口语吗？），是《车过黄河》（还是口语吗？）是《不是一头牛，而是一群牛》（也不是口语！）我说口语是一种误读，就是说，口语不关心诗，而仅仅是关心一种非常表面的表述方式。]
也许真有必要把口语的概念弄清楚，否则“不是口语，而是诗”这种“乱劈柴”的话也会成为警句的。既然杨黎查了《现代汉语词典》，咱们就不翻书了：口语是日常谈话用语，区别于“书面语”。这样的解释原意绝不是说口语仅限于日常谈话，而写在纸上的就是书面语。我想，按照这样的解释，至少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口语与书面语并非泾渭分明，二者的区别仅在于语法规范性与修辞格式化的程度不同而已。事实上，目前除了一些正规的新闻报道（尤其是消息类）、公函、红头文件、证明证书、人民日报社论和欧阳江河的诗作之外，大部分的文字（包括大部分的小说、诗歌、随笔、杂文、email之类）都是有口语倾向的，或者说口语的成分更重。回到我们的起点：是不是口语与是不是诗又有何相干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点开何小竹的《不是一头牛，而是一群牛》看看：
那天的确也是这样
先是一个农民牵来一头牛
让我们拍照
后来别的农民听说了
也把他们的牛从牛圈里牵出来
牵到雪地上
让我们拍照
副县长说，够了，够了
别牵来了
记者们没有胶卷了
但农民们还是把所有的牛都牵了出来
他们都想给自家的牛
照一张像
这是不是口语呢？当然是口语。这是不是诗呢？据说杨黎认为是。反正是分行的长短句大白话，有点像废话。但如果说这样的大白话就超越了语言，请给我一闷棍，把我打昏了再说；随便怎么大声说它超越了什么都行，只要把我打昏。
［６、我要说的第六句话是：诗歌与时间无关。
我本来要说的是诗歌无历史，或者是诗歌不存在前进和后退。诗歌与时间无关，是何小竹读了王镜的诗之后，所发的感叹，我认为，何小竹的表述要比我准确，所以，我使用了他的表述。
王镜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１９８０年的春天，我和他一起写诗。１９８４年，当我开始步入所谓的中国诗坛时，他却悄悄的退出。他退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写诗，也不是因为不被理解，而仅仅是因为和我个人关系中有点冲突，这种情况依然可以发生在吉木狼格和小安的身上。换句话说，如果吉木狼格不因为是蓝马的朋友，小安不因为是我的朋友，或者说这种朋友关系在他们步入诗坛之前就中断了，那么，小安和吉木狼格就肯定是第二、第三个王镜。他们优秀的诗篇，比如《怀疑骆驼》，比如《停了又下的雨》，就只有在今天才会被我们阅读。如果这种中断继续下去，他们的作品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我们阅读。对于一个诗人，这肯定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读者的我们的损失。
诗歌与时间无关。一个真正的诗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呈现出来，他肯定就是最好的。相反，一个没有诗才的人，就算他始终依附诗坛并紧随所谓诗歌的前进，他都不可能达到诗歌的高度。对于他，老老实实的阅读，是最好也是最后的出路。如果认为诗歌前进了（诗歌能前进吗？），自己也跟着爬上了天才的肩膀，那他肯定是可笑的。更致命的是，如果认为前进是时间性的，那就不单是可笑了。
诗歌与时间无关。不要以为自己折腾了一个９０年代，自己就进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你最多可能进入了所谓的文学史，但你永远进入不了诗歌。诗与历史没有关系，王镜们那怕从来没有发表过一首诗，但他们的写作，已经使他们成为了诗人。他们内心中的清楚和明白，使他们保持安祥、纯和的诗的至境。同时，他们也提醒了我们，不要以为浮在面上的，就是最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们高喊“坚守”的时候，其实内心是虚弱的。正如莽汉诗人李亚伟说，给他们２０年时间，也写不出好东西。〈“知识分子写作”也可以骂转来：给你们２０年时间你们又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所以，“给谁２０年”这样的话毫无意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为什么九十年代的诗就一定比八十年代好？难道宋朝的诗就一定比唐朝的好吗？诗歌在前进，只有不懂诗的人，才说得出这句话来，我原谅这句话，因为无知者无罪。]
“诗歌与时间无关。”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呵。不过，咱们所说的时间应该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时间，而不是杨黎所指的论资排辈。论资排辈这样的小事还是到酒桌上去说吧，别放在这儿唬人。
［７、我要说的第七句话是：诗歌不是审美。
我所理解的诗歌不具有愉他性。〈这句话如果改成：“诗人创作时可以不以愉他性为目的”就准确多了。〉
我们理解的诗歌写作和诗歌阅读均不是一种审美活动。〈眼睛和心灵需要审美，莫非作者把自己的心和眼都骟了？〉
诗歌的愉悦来自写作自身。最多，来自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阅读，以及他阅读时会心的一笑。〈都会心一笑了，还没有“愉他”呵？！〉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我姑且不计较这句话算术意义上的正确与否，但我必须承认，这是当今诗歌走势的一种形象的描述。写诗的人越来越少了，读诗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同样，诗歌刊物的发行及其相关市场也越来越小了。靠诗歌吃饭，在今天，无疑是白日做梦。所以，万夏说“诗人无饭”，伊沙说“饿死诗人”。
但是我欢呼这样的一种结果。附庸风雅的人走了，急功近利的人也走了，这是好事。诗歌为天才们腾出了更大的空间，为真正的诗人们准备了更加宽阔的跑道：能够飞翔的，他终归要飞翔起来。
诗歌不是审美活动，诗歌也不是文化活动，诗歌更不是“匕首和投枪”。它为我们展示的场景远比这一切更丰富：超越大限，得“道”成“仙”。〈又有点像法轮功了：反对一切现存的，代之以闪烁其词的许诺。〉
所以说诗歌应该是绝对的。常言所谓兴趣无争论，那指的是审美，即：你认为美的，我并不认为美；你喜欢的女人，我并不一定喜欢。肥环瘦燕，各有所爱。这是审美活动中最基本的权力，审美的权力。但正如上帝只有一个一样，诗歌有只有一种。如果我们看见了，我们就应该努力接近；如果我们获得了，我们就会全面呈现。那是光芒的呈现和花朵的呈现。光芒就是光芒，不会有明亮的光芒和灰暗的光芒；花朵就是花朵，不会有丑恶的花朵和美丽的花朵〈注意，作者使用审美词令了：“明亮的”和“灰暗的”，“丑恶的”和“美丽的”〉。重要的是呈现，而不是追求不同。我把这种呈现理解为一种宗教活动和宗教结果。<我开始理解李宏志现象了，人群中确有如此自欺欺人的人！>]
当然要允许人们（包括杨黎本人）通过“喜欢”或“不喜欢”来评价一首诗，只要有心智的评论界有几个不这么做就够了。因为，稍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兴趣绝不等同于审美。审美是一种判断过程，对一首诗的审美就是从立意（道德判断）、修辞（技术判断）、意境（美学判断）、创新（历史判断）、感受（情感判断）等各方面进行的一次综合判断过程。那不是把一首诗肢解了么？是的，肢解，评论家的审美就是干这个的。而一般读者的审美更类似一种直觉过程，这种直觉是建立在足够的相关信息沉淀基础上的——不是先天的，几乎在一瞬间便得到了判断结果：这个是我喜欢的，另一个我不喜欢。审美的过程就是一首诗呈现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不是审美混乱了我们的诗歌判断，而是审美经验的普遍匮乏和不足，这种普遍性甚至连国内的评论界也无法幸免。造成这种灾难的，如果要追根溯源，则是1949年以后开始形成的现状……
［８、我要说的第八句话是：自觉与自发。
诗从语言开始，这是一个诗人的自觉意识与自觉行为。换句话说，只有认识到诗从语言开始，一个诗人才完成了他从自发到自觉的转换与升华。
自发的形态有多种多样，但它们肯定都是原始的，而不是最终的。也许是因为阳光下的一片树叶，也许是因为一次失恋，几句分行的文字，伴随着一种韵律涌动出来。这个时候，一个人就有了诗歌的愿望和意识。但是，诗歌不是这种愿望的结果，也不是这种意识的产物。所以，不管其技艺如何趋于成熟，咏叹如何充满魅力，我们依然感到不能尽兴。
自发的写作永远无法满足写作的最终冲动。同样也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关于写作有什么意义的追问。从语义到语义，从一个语义到多个语义，自发的写作，永远处于语义的包围之中。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一个语言的居所，自发的写作者仅仅是、也只能是其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词。对某些人而言，顶多不过是几句话或几个词。到后来，无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生命走到尽头，语言将我们分解成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依然是一只“迷途的羔羊”。］
什么自发与自觉的，把咱唬得一愣一愣的，不就是瞧不起“青春期写作”吗？谁不是从青春期写作起步的？写上瘾了，自然会“自觉”去写；上不了瘾，你总不能关人禁闭弄出个“铁窗文学”吧？这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而自觉的写作是一种拯救。
在前面我已经说过，诗歌写作不是审美活动。相反，我更乐意将之视为“宗教”行为。自觉的写作，就是对语言的超越。超越了语言，就超越了大限，以及苦难，灾劫和生老病死，以及“世界的午夜”和末日〈瞧这玄的，懒得批了〉。这种超越，就是写作的最终冲动；这种超越，就是对我们追问的最好回答。
诗从语言开始，就是说在语言之前什么也没有，包括诗歌。是语言构成了这个世界，物质的和精神的；同样，也是语言构成了我们，生理的和心理的。我所理解的万劫不复的实质意义，就是指语言的极限。诗从语言开始，也就是指对这个极限的突破〈开始＝突破？〉。早在１９８８年，我就在《声音的发现》一文中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惟一不能再被语言描述（锁定，限制，重复和感觉）的声音，就是语言本身的声音〈这句话算不算一种描述？〉。我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诗歌，当然，我希望所有写诗的人，都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诗歌。这是一个自觉的时代，抓紧时间，勤修功德，目的和意义都在于：多写诗。]
“语言之前什么也没有”，一到诗歌又超越了语言，那么语言自身在哪？原来，杨黎提倡的“超越语言”就是语言虚无主义呵？！虚无主义的表现就是玩弄语言于股掌之间——这是我的发现。
“抓紧时间，勤修功德”，这样的话也敢抖？现在风声可紧得狠，别冒充大师往枪口上撞！
［９、我要说的第九句话，也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当然，准确的说，这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从那里看来的，我已经记不起了。好在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曾经启发过我对诗歌的思考。
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很早很早之前，有一个诗人，来到皇宫。他把他写的诗，送给国王，国王看了之后，奖给他一个金牌。国王说，有这块金牌，你在我的国土上，就什么都有了。于是，诗人谢了国王，离开了皇宫。
诗人究意写了什么？能得到国王如此重奖？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这个答案，就是诗人献给国王的诗，这首诗一直流传到今天。诗人在诗中歌颂了日出，感叹了日落，赞美了月亮和星星，描述了男耕女织，抒发了爱与哀愁，一句话，诗人在田纳西放了一个坛子。那是一个需要坛子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需要坛子的国王。秩序的建立，山峰的排列，人类原始之初的命名，在诗人的诗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所以，国王给予了这个诗人最高的奖尝：他把他的国家，与这个诗人共有。但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发展的：２０年后，已经年老的国王在一次外出中，看见一个叫花子很像先前的诗人。于是，他叫手下将这个叫花子请进了皇宫。果不其然，这个叫花子就是原来的诗人。国王很诧异，他问诗人，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给你的金牌呢？而诗人的回答，则令国王更加诧异，他说：我愿意，或者说我必须这样。国王虽然不解，但国王终归是一个大度的国王，他对诗人怀抱着尊重与敬意。国王说：那也行，只要你愿意。然后，国王问到诗歌。他说他想看诗人的近作。诗人承认自己有近作，但坚决不愿给国王看。而我们的国王，被诗人的怪异激发起一种固执的好奇。他一定要看。诗人说：国王啊，如果你一定要看，就请你左右的人退下。国王为了看到诗人的近作，就照诗人的纷附，退下左右。几分钟之后，人们听见皇宫里一声惨叫传出。当人们冲进去时，人们看看，诗人倒在地上，已经死去。而国王手里拿着一把剑，剑上还滴着血，他眼望着窗外，呆呆地站在离诗人三米之近的地方。人们问，国王，究竞怎么回事？国王慢慢将剑扔了，取下头上的王冠，也扔了，然后说：不要叫我国王，我已不是你们的国王。他（国王手指地上的诗人）说了他不该说的话，所以，他必须死；而我听了我不该听的话，所以我必须像他一样去做一个叫花子。从此，一个诗人死了，一个国王消失了，而一个叫花子，没黑没白的在街上流浪。
诗人究竟说了什么，他该死去？而国王又听见了什么，他该去流浪？我认为，这是我们思考的方向。那么我们思考的应该又是什么呢？我们思考的，我想我在上面已经说了，而我没有说完的，或者是我永远无法说出来的，全都在《２０００年中国诗年选》里面。(完)］
我同样可以把这个故事复述一遍，然后告诉你：这就是我要批杨黎和《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原因——如果我想故弄玄虚。
最后作一个总结。
既然《打》文如此漏洞百出、不堪一击，为什么智商还算正常的杨黎敢于抖出这么多妄语，并身体力行、极度亢奋，成功恢复到青春期写作状态了呢？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他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斗士。为什么而战斗呢？说来不好意思——钉头之利：话语权。围绕这个的争夺已经横亘两个世纪了。
附今年初的网络戏文《对杨黎八句话的翻译》：
对杨黎八句话的翻译
１、《２０００中国诗年选》是惟一的“诗选”，希望大家人手一本，以完成我们发行20000册的计划；这很重要，所以要放在第一位。
２、“年选”是一种标准，我们要靠这种标准提高“关”税。
３、整本“年选”都是废话，（废话是没有区别的），所以选不选只有我说了算。
４、１９８６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激情止步》，现在我都没有其他观念。所以，我从来正确，一直正确，永远正确。
５、我们依靠的《不是一头牛，而是一群牛》，我们可以垄断牛肉价格。
６、我要说的第六句话是：诗歌与时间无关。我和何小竹的利润分成也和时间无关。
７、我要说的第七句话是：诗歌不是审美。诗歌是生产力。
８、我要说的第八句话是：自觉与自发。这是我们自觉或者自发的行为，其他人最好不要仿造：
对法轮功和李宏志的态度补充一个声明：
尽管我努力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但无意接受××党提出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两个凡是ＳＢ原则。我只有一个“凡是”：凡事自己思考自有判断。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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