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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11-15]
下午六点，太阳慢慢隐在暮色里。
天空的图案越来越少，上帝也变得安静，可城市，却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陷入了恐慌，下班的人群，像是潮水一样，争先恐后地在这个城市退去。
那个老人，金黄色的头发褪成了白色，白种人的脸庞上有几处黑色的斑点，似乎是老人斑，也可能是被紫外线晒伤后留下的痕迹。尽管老人老了，可是他的身材仍然修长，他的胸肌也很宽，他年轻时候可能是个棒球好手，或者，他曾是军队里的中尉，现在，他可能在周末，跟其他大使馆的老参赞一起，去郊区打高尔夫球。总之，他的苍老，不是来自他的身体，而是来自他神情里的那种疲惫感。
这一刻，是六点钟整，他下班了，从大使馆的办公楼里走了出来，皮鞋和西装，干干净净，他走下那幢土黄色调的使馆中心阶梯，一步一步，他向站着警卫的使馆门口走了出来。
那个大使馆，到底是哪国的呢？它被掩映在高大的树木和密封的围墙里头，每次，路人从它门前经过，总是茫然。它的旗帜，安静地飘荡在整洁的使馆小操场中间，可是旗帜的布面每次都卷着，有时被雨淋湿了，有时被风裹住了，有时被夜霜冻结了，它常常会透出一块红色，或是一小块绿色，可始终看不清那面国旗的全貌。是阿尔及利亚吗？或者是摩洛哥？或者是埃及？或者是几内亚？没有人会因此去翻一本世界地图，查那面旗帜，属于哪个政权。总之，那个大使馆，给人的感觉，应该是来自一个小小的北非国家，应该是来自一个靠近卡萨布兰卡那样的有某些故事的地方，而那个老人，或许是那个大使馆里的大使，或者是参赞，或者是一个部门的管理，总之，他应该是那个大使馆里的重要的人，因为，他是唯一的能让路人见到的，在大使馆里的，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何况警卫见了他，都是很礼貌的。
那个老人，不是阿拉伯种族的人，也似乎看不出北非人的特征，他应当是个欧洲人。走到院子的时候，他掏出钥匙，试图去开那辆黑色的车。车是一辆ＡＵＤＩ，稳稳当当的，车身上，玻璃窗上，没有一丝残存的冬雪，也不留一丝灰尘，就像整个大使馆的风格，就像老人的风格。可是，老人在那辆黑车边站了两秒钟，开车去哪儿？哪儿都不去，去哪儿都是无意义的，就在这两秒钟之内，老人决定了把车钥匙放回西裤口袋里，他走出了大使馆。
警卫还站在那儿，笔直地，目送着他的背影。警卫知道老人在下班后总是往同一个方向走去，可警卫并不知晓他要去哪儿。
老人步履稳重，缓慢，他的背影孤孤单单，残存的冬雪堆积在黑色而潮湿的路面。他走在三里屯街，两旁是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有的庞大，有的精致，尽管大部分都显得空洞冷清，但里面总是能看得见人，或是亮着三五支日光灯，不像老人的大使馆，清淡地从来就没见到过第二个人，第二盏灯。现在，老人往西走，那儿有一条河，河环绕着整座城市，河岸旁种着柳树。河的对岸，正是喧闹的城市，下班骑车的人群，正在城市里退潮。看见河了，老人就往左拐，对，他并不过桥，他并不准备进入到这个正在退潮的城市里去。左拐，过了一百米，就出现一家叫Schiller's的酒吧，是一家德国式的西餐厅酒吧。
就像每天回家一样，老人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在那个德式酒吧的柜台边，高脚椅上唯一坐着的，是那个老人。是的，他不坐下面的桌椅，因为，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四人座的餐桌上，多少显得滑稽。
老人就坐在那张高脚椅上，要了一瓶嘉士伯，他慢慢地，开始喝。几年以来，他坐在柜台从东头数起的第三把高脚椅上，已经坐了将近一千多个夜晚了。
一千多个夜晚，他让自己在这儿喝醉，从六点半开始，他先喝一瓶啤酒，喝完后，他要一道菜，通常有土豆和沙拉，然后就着另一瓶啤酒，他喝将下去。喝完两瓶嘉士伯，他最后点一个威士忌。其实，他的酒量一点也不好，他是容易醉的那类人。到了晚上九点半，酒吧里的人多了起来，有单身姑娘，也有商人，有落魄的艺术家，也有跟他一样的呆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却都是有朋友在一起，说说笑笑。这时，老人不看他身后的世界，径直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柜台上，然后，他醉意盎然地，走出酒吧。他回家。回到一个大使馆工作人员应该住的地方，一个仍然有警卫站岗的地方，一个正正规规的套房里去。
他始终是一个人。他非常孤单。可他也许只是孤单，并不孤独。
没有人能看透他。
他从来没有带过一个女人，进去那家酒吧。而酒吧里的女侍者，男侍者，都是认识他的了，晚上六点半，他一进来，酒吧里的某一个侍应生就会说：你下班了。然后等他坐定在第三把高脚椅上，脱去那件过于正式的外套，那个侍应生已经给他掀开了一瓶嘉士伯的瓶盖。
酒吧里的所有侍者都知道，那个不知名的大使馆来的老人，从六点半到九点半，两瓶嘉士伯，一顿主食，最后，一个威士忌，然后，他会一个人回家。
这个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
酒吧里的侍应生还都知道，每逢下雨天，老人会拍着他的右肩，他感到痛。
“他的右肩在下雨天会作痛。”侍应生都这么说。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女人呢？或者说，这个老人，他是没有家庭的吗？他的夫人，难道一直住在卡萨布兰卡，或者是阿尔及尔，或者是突尼斯？或者说，他的夫人早就死了，老人长久地单身。或者，老人根本就没有夫人，他没有结过婚，他单身着，捱过身在异乡的日子，反正，在哪儿都是单身，所以，去一个异乡，去中国，过彻底一个人的日子，是一样的。
或许，老人是爱过什么女人的。深爱过。老人把沉默的往事埋在心里，埋得非常深了。她是一个北非人，或者，来自地中海，或者，是个东方人，是个日本姑娘，或者，是个台湾女子。不知道。谁能知道呢？那面飘荡在大使馆里的国旗，能知道他的秘密吗？那终日站在门口的警卫，知道他的秘密吗？或许，他的那辆黑色的，同样沉默的奥迪车，能知道他的秘密，后坐的椅背上，曾经遗落过一根女人的长头发。老人，一定是深爱过什么人的了，要不然，几年来，他为什么在那个德式酒吧里买醉？一个人，喝下去那些黄色的液体，然后，在夜色深重的时候回家？
老人，就像是一块岩石，一块感觉不到悲伤的岩石。
老人，一定是听过保罗·西蒙的，PAUL SIMON的《I AM A ROCK》，他一定会唱那首歌，不是吗？
“我是一块岩石，我是一座孤岛，
岩石感觉不到悲伤
孤岛从不会哭泣
不要谈什么爱
我曾经听说过这个字了
它正沉睡在我的记忆里
我不愿惊醒 那已经死去的爱的酣眠
假如我从未爱过
我将从不会哭泣
我是一块岩石
我是一座孤岛”
当老人每天下午六点钟，从大使馆的门口走出来时，他的脚步那么慢，他的身影那么孤单，我想，保罗·西蒙的那首歌，应该是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准时地，为他的背影唱起来：
I am a rock，I am an island.
And a rock feels no pain,
And an island never cries.
这个忧伤却节制的歌声一直持续着，持续了一千个黄昏，一千多个买醉的夜晚。终于，这个歌声在某一个夜晚忽然变奏了，或者，从那个夜晚之后，保罗·西蒙的歌声消失了。
差不多是晚上九点半了，城市还在下雨，冬天的雨，阴冷，粘稠。在那家毗邻大使馆的德式酒吧里，柜台高脚椅的周围，客人却渐渐多起来，似乎来这儿是为了相互取暖。浓妆的女孩子，胡子拉渣的落魄艺术家，也许早已认识，也许在一秒钟之前认识，他们相互温暖，在这个城市的冬夜，在这个城市的夜晚九点半，他们渴望更亲密，肆意的笑容，绽开在这些年轻人的嘴唇边，可是老人呢？酒吧里的侍者似乎从来没见过老人笑呢，他的脸庞，似乎从来没有笑容，要是他忽然笑了，那他嘴角的皱纹，他眼睛附近的皱纹，可能会马上裂了。
老人坐在高脚椅上，他的右肩又开始疼了，他甚至连握那杯酒的力气都没有。女侍应生给他擦了擦酒杯落在桌面的水印，心里知道，这个雨夜，老人的右肩又疼了。
忽然，一个女孩，在老人身后的桌子上，大声笑了起来，她喝的是一杯果汁。老人，终于扭头看了她一下，哟，一个非常年轻的，像果汁一样的女孩。她笑的时候，像那杯果汁也笑了。女孩的笑声落下去的时候，老人将身体转过来，他面对着酒柜，酒柜的每一格架子上，摆着数不清的洋酒瓶，连酒吧的侍者都记不清全部的名字，可是，老人能记得清。每个夜晚，他都是面对着那些酒瓶，在旁人完全无法进入的内心世界里，他一一地，数过那些酒瓶，识别着那些商标，将手中的液体慢慢灌入腹中，他不再笑，也不再流泪。他像一块石头。不是像，他，就是一块石头。
那个女侍应生走了过来，两瓶嘉士伯都喝完了，她不动声色地，给他换上了一杯威士忌。忽然，老人的手抬了起来，是一个拒绝的手势，女侍者被吓了一跳，在她的经验里，这个大使馆的老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手势呢。
那杯斟满了的酒杯，晶莹地，被老人和女侍应生拦在空中。
老人从钱包里掏出钱来，慢慢地说：“我要走了。”
女侍应生愣了一下：“这个不喝了吗？”
老人忽然笑了，那种笑容，那么浅，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浅的一种笑容，那种笑容，像等待了许久的昙花一样，弥足珍贵，无法留存。可是，尽管那种笑容是那么地浅，那么地脆弱，可它毕竟真实地在这个女侍应生眼前绽放过。
女侍应生被老人的笑惊呆了，可她马上意识到，她得找给他零钱。
女侍应生看看外面的街道，说：“还下着雨呢。”
老人从高脚椅上起身，他并没有接那零钱，他披上外套，摇摇头：“不用了。我明天回国。”
女侍应生手里拽着几张零票，看着老人。一动不动。
老人走了，如同往常一样，他走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一人离去的背影。
冬天夜晚的城市，小雨，却寒冷无比，老人戴上手套，走到酒吧门口的黑色的奥迪车前，坐到了驾驶坐那儿。
老人慢慢地开着车，车子的雨刷器缓缓地刷着潮湿的玻璃，可以感觉到夜雨中的街道在结冰。老人在酒吧前那条临河的街道上开着，忽然，他左拐，开上了桥，他经过了河，他开到了城市里去。
几年以来，老人一天里的终点站的前一站，都是在Schiller's，他不想进入到这个城市的深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任何兴趣，进入到这个城市的深处，而今天，下雨的夜晚，右肩疼痛的深夜，他让车开到了河的对岸。
河的对岸那条街，叫新源街。路边充满了韩国式的烧烤店，或是朝鲜族的餐厅。
老人慢慢地把车开在这条街上，他似乎想多看清这个城市，在这个下雨的冬夜，他似乎要抓住一些温暖的东西，可冬雨的街头，只有一些暧昧的霓虹灯在寂寞地闪烁，一两个喝醉的男人，跌跌撞撞地，站在街头拦出租车。四周仍然冷清，老人把车头掉了回来，他似乎要往家的方向开，当他快要回到河边的时候，他的车灯照亮了路边的一个女人，非常清楚地照亮了她。她穿得非常少，冬天，还下着雨，她下身竟然只穿了条皮裙，黑皮裙很短，膝盖露了出来，她的腿上裹着黑色的丝袜，一双黑色的高跟鞋，老人在车窗里打量着那个女人，她站在一个灯箱前，她的面容不算好看，化妆显得她有些俗气，她的一双戴了黑手套的手抱住已经淋湿了的黑色皮夹克上衣，她的身体在发抖，老人看到她眼睛里的一种期待，对，一种可怜的期待，而不是欲望。
老人看看四周，街道上没有一个人了，那个女人，是街道上剩下的最后一个人。
老人犹豫了那么几秒钟，把车停在了那个女人面前，打开了车门。
那个女人一把跳上了车，黑色丝袜的最高处露出她白色的大腿。
女人伸出三个指头，口音很重：“便宜些，三百。”
是个朝鲜族妓女。
当女人看清楚车里是个外国老头以后，稍稍地愣了一下，但立即开始享受车里的暖气，她摘下手套，把腿翘在暖风前，呵着手。
老人不说什么，他把暖风调到最大，让雨刷器一直开着，过了河，经过三里屯街，他把她带回了自己住的公寓。
一路是沉默地。就像一辆无人驾驶的车，驶过夜晚的城市一样。
老人的家，墙壁上最显眼的，是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
那个鲜族妓女站在那幅世界地图前脱衣服，先是她沾了湿泥的鞋子，然后是她的毫无热气的黑丝袜，再是她的皮夹克上衣。
老人也脱去他的西装，他的右肩似乎比刚才更疼了，他摘下领带，脱了衬衣，他想洗个热水澡。
女人扫了一圈房间之后，开始打量着那幅地图，让她觉得有点好奇的是，在地中海的南北两侧，有两个国家，被红色荧光笔描画了出来，北边的，是法国，南边的，是阿尔及利亚。
女人抽出一张卫生纸，擦了擦她轮廓已经模糊的口红，漫不经心地继续看着红色荧光笔描画出来的两个国家。这时，她听见老人从卫生间里出来了。
老人光着上身，他的右肩，到他的背部，有四处疤痕。
老人倒了两杯热水，在沙发上坐下，歇了口气。鲜族妓女走了过来，在他身边坐下。这样，那张世界地图，就完全地展示在他们对面的墙壁上了。
女人用手指慢慢地划过老人右肩那一溜伤疤。
老人轻轻地叫了一声。
“痛？”女人的手指停在老人右肩下面两公分的一处伤疤上。
“这个弹片没取出来。四十多年了。”老人说。
女人惊讶地把手缩了回去，凑近了去看那个伤疤。
“你以前当兵？”女人说。
老人点点头，站起身，指着地图上那两块划了红色荧光笔的地方：“我从法国，去了阿尔及利亚打仗，后来，再也没回去过法国。”
老人的手指一下子划过地中海，从北到南。
女人喝下一口热水，似乎明白过来了：“那你是法国人。”
老人似乎决心不再说话，他走到壁橱那儿，吃力地，把两个巨大的行李箱拉了出来，女人则坐在沙发上，打着哈欠看着他。
老人把桌子上已经叠得整整齐齐的书，衣服，文件，逐一地放进了行李箱。
那个鲜族妓女，身上裹了一个毯子，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老人站在客厅里，最后审视了一眼两个放满了物件的行李箱，他换上了一件睡衣，他的留着弹片的伤疤，再也看不见了。
老人拉了客厅里的灯，没有惊醒女人，他走进卧室，在床上躺了下来。
第二天傍晚，那家傍着使馆和河岸的酒吧，那个酒吧的高脚椅上，再也没有了老人，那个女侍应生站在柜台后面，擦着香槟酒杯子，感觉比平时少了些什么。外面已经不再下雨，酒吧的生意还没开始，河对面的妓女还没有上班，侍应生心不在焉地擦着手里的杯子，心想，今天不下雨了，那个每天晚上来买醉的外国老人，肩膀应该不疼了吧。
但愿他的右肩，这辈子再也不疼。
女侍应生这样祝愿着，擦了擦柜台从东头数起的第三张高脚椅上的桌面，仿佛那儿还遗留着一个酒杯的水印。
（２００１年５月）■（寄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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