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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10-15]
三月八号是妇女节，大伙儿都知道， 妇女们当然就更知道。 我现在说的是２００１年的三月八号，它不仅仅是妇女节，它还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妇女节，我老婆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新世纪的第一个ＸＸ节很多，妇女节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在离三月八号很远的时候起，老婆就不断地提醒我，三月八号妇女节，她单位有很多妇女要到我们家来玩，要来看看我们的新房子。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新房子和新娘子一样，总要被人看的，否则它永远是新的，摆在那儿让人不舒服。后来老婆又说，那天来玩的不仅是妇女，还有不少男爷儿们。他们上午就来，中午吃一顿，主要是打牌，打一天的牌。
──那天你有什么事吗？老婆这么问我。
我揣摸不透老婆的意思，她是希望我在家，还是希望我不在家？于是我试探她，说，我和你们那些同事不熟，何况我又不会打牌，我在家，他们玩得肯定不自在。
这倒是的。老婆说。
那我就，出去玩儿？
男主人不在家，人家会不会觉得不礼貌？
这倒也是。我说。
我来看看，这天我有没有课。我又说。
我郑重其事地查了一下日历，三月八号这天是星期四，我上午三、四两节有课。
那好，老婆说，你照上课，下了课回来，陪他们吃顿饭，下午随便你干什么，在不在家都没关系了。
我点点头。老婆的意思，我总算大致摸清楚了。我这么揣摸。
下面，似乎应该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房子。
位置：较偏；环境：较吵杂；层次：六楼（顶层）；建筑面积：１１５平米（另加小阁楼４０多平米）；价格：约１５万人民币。
对这个价格，人人都说很便宜。究其原因，大概有这么两条：一是它的地点、环境较差，又是顶层、期货房，好讨价还价（原价约１９万）；二是我那个在法院工作的姐夫找人压了点价。至于钱的来源是这样的：我们用新房子做抵押，向银行贷了１０万，我和老婆双方单位按政策补贴，加起来近６万，再简单装璜，花了近６万，目前除了银行贷款外，还欠外债３万元。
我至所以这样详细交待经济账，也是有原因的。按我老婆的说法，自从有了新房子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嫉妒她，包括她的同事，领导，亲戚，朋友，甚至怀疑到她的哥哥姐姐和我的姐姐弟弟。我说这有什么可嫉妒的呢？因为这样的房子他们都可以买得起，只要贷款加补贴就够了。我老婆说，你以为人人都可以办贷款、拿补贴的吗？不少企业都快倒闭了，哪有钱补给你？银行哪肯贷款给你？我老婆还说：“你姐姐最近见到我一次就说一次，她单位垮了，她要买断工龄了，她要失业了，还说什么，我们的房子现在是全家最好的──那她以前单位效益好的时候、她住最好的房子的时候，她怎么不说自己呢？现在我们欠了十几万的债，她怎么就不记得呢……”我说好了，既然如此，你就少带些人到家里来“参观”吧。我老婆说，偏不，他们越嫉妒，我越要带他们来参观，我这房子，一不是贪来的，二不是分来的，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所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们辛辛苦苦了大半辈子，都四十出头了，才头一回住上个像样的房子，我躲着藏着干嘛呀……
对这套房子，我最满意的要算顶层的小阁楼了。我把电脑即写作室放在了阁楼上。这样一来，我就和老婆孩子相对隔开了。他们在楼下再有多大的动静，我也可以充耳不闻了。以前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一家三口各有各的房间和空间，既相互独立又藕断丝连。你想，三个人成年累月牙齿靠舌头地挤在一起，不出点血才怪呢。
在三月八号来临的前几天，我巴不得这天我有点事才好。我曾打电话给我的朋友野渡，问他这天下午能不能出来喝茶，他说最近厂里失了火，搞抢修，控得很紧，别说白天，晚上都不让请假。我说那就算了吧，也没有什么事。也确实是没有什么事。我说的是实话。野渡是个机修工，整天陷在那个快倒闭的破厂里，干那种又脏又累的力气活，且光干活不拿钱，还常失火，我真替他着急。
我也曾打电话给我的老校长。老校长春节前刚办的退休手续。春节期间我打电话给他拜年，他说他现在闲在家里没事干，很无聊，希望我有空常去坐坐，陪他下下围棋。当时我是满口答应的。于是我就想，我何不凑三月八号这个时间呢？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家都没有人接。到了三月八号这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的样子，我再次打了电话过去。开始是他老伴接的，后来转给了他。听那动静，老校长好象还没有起床，声音懵懵懂懂的。我是这么问的，我问他今天下午在不在家，有没有事，我准备下午来玩，或者改日来玩？老校长说，改日吧。那好，那就改日联系。我说。我估计今天老校长家的情况大概和我家差不多的。
转眼就到了三月八日。这天上午，我还没来得及出门，第一批客人已经到了。听见门铃响，我赶紧跑到房间里，关起门来穿裤子──我是指最外面的一层裤子，上面再套上一件外套。然后赶紧出来接客。见是两个妇女，其中一个好象是大姑娘，还没有结婚。平时经常听老婆提起，说这个老姑娘还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大专生，问我们学校里有没有合适的对象。一番客气寒喧。她们口口声声说打搅了，我说欢迎打搅；吵闹了，我说欢迎吵闹……老婆说，你要上课就快去吧，别迟到了。还是老婆了解我，晓得在关键时刻放我一马。我换上出门的皮鞋，拎起公文包，说句失陪了，就打开防盗门滋溜了出去。
我下到楼下，迎面又碰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壮汉，也是老婆单位的，他们都喊他老牛，我也喊他老牛。我说牛科长，欢迎光临。老牛问，他们来了没有？我说来了来了，来了好几个了，你先上去吧，我去学校上课，马上回来。噢噢。
我骑车没多远，又碰见一个小巧玲珑的妇女，正骑着一辆小巧玲珑的车迎面而来，我不但认得她，还能叫出她的名字。我减慢了车速，笑着向她招招手，说欢迎光临。她也减慢了车速，笑吟吟地问，他们来了没有？我说来了来了，来了好几个了，你先上去吧，我去学校上课，马上回来。噢噢。
到了学校，我一看表，才９：４０，离上第三节课还有２５分钟。我用钥匙打开我们教研组的办公室，见里面一如既往地脏而乱：窗台、桌面上落满了灰尘，地面上就更不用说了，满眼是废纸、瓜子壳、水果皮和烟蒂什么的，有的是男人的作品，有的则肯定是女人的作品。我们教研组有四个男教师五个女教师，由此可以推断，女人作品占多数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这样的地方，让人进来了就立刻想出去。
我拿了自己那只雀巢咖啡玻璃瓶做的茶杯，跑到系办公室，往里面倒了点开水，再找个空位坐下来，定定神，喘口气儿。系办公室的环境并不比我们办公室好多少，地面和桌面要干净一些，但里面的东西放得杂乱无章，到处是报纸、杂志、教材、作业本，粉笔盒、小黑板这类东西。信件被扔得东一撮西一迭的，多数是广告印刷品。我还是分别从报纸堆里、橱柜顶上、粉笔箱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几封信，有一封不知被谁撕开了（或是自己破损的？）。此外，我还找到两只寄刊物的大信封，一只是《上海文学》的，一只是《萌芽》的，而里面的刊物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当时办公室里有一个男教师在看报纸，一个女教师在打电话，还有两个男教师扑在电脑上玩扑克牌正玩得起劲。我问他们，有没有看见我的信，和我的杂志。一连问了好几遍，我还将两只破信封举到他们眼皮底下，晃来晃去。还好，那个女教师搭了他的腔，她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见有人拆信，以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嘛，谁会做这种事呢。我从心里很感激这位女同事，毕竟女人的心软一些，毕竟她搭了我的腔。我问她有没有看见宁夏（即系秘书，也是女的，平时负责拿信的），女教师摇摇头。然后她冲电话最后说了几句，放下了电话，对我解释说，系里不少女的都到工会那边去参加扑克牌比赛了，不知道宁夏有没有去。扑克牌比赛？宁夏会打桥牌？女教师一听就笑倒了，章作家你真会开玩笑，桥牌有几个人会啊，她们都是打八十分，妇女节，娱乐娱乐嘛。我点头，作恍然大悟状：应该的，应该的。
打电话的女教师走了，把电话留在了我的眼皮底下。那只电话是红色的，很醒目，让人看着就有打的欲望。打给谁呢？这是个问题。后来我终于想到了一个人，小旗。她是电台的一个播音员。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很亲密。后来就渐渐淡了。女人大概都是这样，很实际的，她不能和你更亲密，便会和你更疏远。上次通电话忘了是什么时间，只是听小旗说，她们单位三八妇女节要组织部分妇女到上海去玩，当时我说，玩什么，还不是逛商店，满足你们的购买欲，小旗说是啊，多庸俗啊，小旗还说了她真不想去的话。
此刻，我打的是小旗的手机。接通后大约过了二十秒钟，有人接听了。是小旗。她说她现在正在上海。我笑了，说你终于还是去了，她说单位集体活动，不去不行，我说去的好，好好玩吧，她说街上乱哄哄的，挤死人，没意思，我说在家也是婆婆妈妈的，更没意思，不如到上海去挤一挤，她问你有事吗？没事，没事，我说，今天不是妇女节嘛，就是向你表示祝贺，她笑骂了一声：神经病。然后就关了机。她最后这句骂，倒是让我心里甜蜜了一会儿。
我上的课是两个班合并的大课，教室是可容二百人的阶梯大教室。上这样的课，仅有一副好嗓子是远远不够的。调皮捣蛋的大多是男生，当然也有少数女生，他们花大钱在中学里调皮捣蛋，然后花更多的钱，进了我们这个末流大专，还是不忘调皮捣蛋。好多老师都说，跟他们上课，真有对牛弹琴的感觉。有时候，我看着他们傻乎乎地坐在下面，有的努力在听，但听不懂，有的装着在听，更多的是心不在蔫。我早就向他们声明过，上我的课，可以睡觉，可以看言情武打小说，也可以不来教室（自学），但千万别在教室里嘻嘻哈哈，调皮捣蛋。我还告诉他们一个秘密：你们在教室的每一分钟都是付了钱的。但他们照旧嘻嘻哈哈，调皮捣蛋。一付没心没肺的样子，也着实可爱。反正我是做不到的。
今天也是，上课铃响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底下还是不肯安静下来。我不禁有点好奇：他们在关心些什么？议论些什么？什么事情那么可笑、可乐？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点下课，少点作业。今天我准备满足他们的这个愿望。我喊了声上课。没反应。只好自己又喊了声起立。这次还好，谢天谢地，这些学生们终于稀里哗啦陆陆续续地站起来了。请坐。我说。不用说，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稀里哗啦。
──今天是三月八号，是什么节？我问。
──妇女节！底下答。
──很好，我说，为了表示庆祝，也为了，让不是妇女的同学，享受到同样平等的待遇，今天，我准备，提前下课，我希望（大家能珍惜这很少的上课时间，学出更高的效率……）（注：括号里的话被学生们的欢呼声淹没了。）
这就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内幕。
第四节课没上，我给学生放了假，其实也是给自己放假。上这样的课，等于是把自己放在夏天的太阳底下烤火。
下课以后，我忽然感到肚子很饿，才记起，今天早上好象没有吃早饭。我急急赶去食堂，食堂已经开午饭了，好在多数学生还在上课，因此人不是太多。我打了一份三元钱的盒饭。我坐在桌边，一边闷头吃饭，一边思忖，下面的时间该如何打发。因此，我也不记得我闷头吃进去的是些什么菜。后来我想到了古人的一句名言：臣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说，我准备打个电话回家，说我下午在学校里有事，看老婆如何反应。我是这么设想的，如果老婆不坚决反对的话，我就准备去古运河边的梅樱园转转，听说那里面的梅花樱花什么的已开放多时了。对，就这么办。
我本想悄悄地溜走（以免让同事发现我提前下课），不料刚出食堂，就碰上了系办公室主任，人群中，我头一低打算蒙混过关，他却一声断喝叫住了我：
──章老师，你老婆打电话找你！
……什么、什么事？
──我哪知道，什么事要你去交待呐！
……什么、什么时候？
──半个小时前吧。
……谢谢，谢谢……
幸好，他没有发现我提前下课（抑或发现了故意不说？）……我暗自揣摸。
我赶紧跑上三楼去打电话，可系办公室门已经关了。我又往下跑，跑到二楼，一楼，终于找到一间没有关门的办公室，好象是外语系的，里面一位秘书模样的妇女挺年轻挺漂亮的，但我不知道她叫什么。我只好来一番自我介绍，我是文秘系的章老师，立早章，我们系办公室门关了，想借你们的电话用一下，是打、打回家的。那个漂亮的年轻妇女一脸冷冰冰的，没什么表示，继续把头埋在眼前的电脑屏幕上。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将头伸过去看了看，见屏幕上满是扑克牌，不知是什么新式游戏。我心里重重叹了一声，真的，刹那间，我真为她感到惋惜，长得如此年轻漂亮，什么事不能干，偏要将青春消耗在这玩艺儿上？比如说，她对男人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兴趣么……
电话通了，是老婆的声音。我问她打电话找我干什么？
刚才家里扑克找不到，她说，后来又找到了。
这么说，没事了？
没事了。她说。你怎么说，什么时候回来？
我撒了个谎，说，中午我们系里几个老师要聚餐，你看……
你看着办吧。老婆匆匆说了一句，就挂了电话。也许，她正忙着她的三八大餐吧。
中午，大约１２点的时候，我骑车来到了古运河旁的梅樱园公园。
记得以前这里不要门票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要花５元钱才能进去了。
我还记得，以前的梅樱园很小，现在一看更小了，原来它后面的大片地方都盖起了住宅楼，据说要卖三千多元一平方，是小城最贵的楼房之一。它的住户凭出入证便可以自由地进出园门。有人戏称它为小城的中南海。
我沿着青砖小道，往里面走了一圈，沿路无非一些梅树樱树，桃树柳树，和一些说不出名的树木花草，一些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些石桌石凳，池塘草坪，都给人一种残缺不全、自然衰败的印象；只有那条流着污水的古运河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散发着一股股腥臭的气息；河对岸便是热闹的马路，车水马龙，烟尘滚滚，喇叭声马达声或高或低，声声入耳……
这天的太阳很好，但风很大，尤其当你静止下来的时候，无私免费的风便吹冷了同样无私免费的阳光。我沿着青砖小道，沿着草坪河岸，走了足有八十个来回，想找到一处可以坐下来晒晒太阳、看看书的地方，可惜没有找到。主要是因为寒冷的春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还因为古运河里散发的那股难闻的气味。还因为周围的那些小环境：肮脏的纸片，果皮瓜壳，痰迹甚至狗屎（人屎），更有那些油腻污浊的塑料袋儿，在大风的助威下扬起扬落，得意洋洋，它们像彩色的雪花一样飘飘洒洒，像彩色的旗帜一样在枝头迎风起舞……
上楼的时候，我特意看了看表，是下午１点半钟左右。我感到有些口渴，也有些瞌睡，我想回家先喝上一杯热茶，然后平展展地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刚才那顿被寒风吹的，浑身的骨头似乎都要缩成一团了。
为了不惊动客人们，我掏出钥匙打开了防盗门──客厅里的一桌人正热闹着呢——他们一抬头发现了我，便纷纷说，老板回来了，章老师回来了，打搅了，吵闹了，我一边换鞋一边笑，一边说欢迎打搅，欢迎吵闹……
老婆闻声满面春风地从厨房里迎出来，露出一脸惊讶的神情：咦，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说你们学校中午聚餐吗？
我说是啊，聚到一半，想到家里有贵客，我就提前、请假、回来了。
老婆却立刻发现了破绽：聚餐你们没喝酒啊？
喝啊，我说，他们喝了，我没喝，我喝了，回来怎么陪客人啊？
桌上的男人一听都欢呼起来，来来来，再开一瓶，先生回来了，要敬酒，不可不喝，再开一瓶！……
你们不能再喝了，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还喝呐？不能把酒给他们喝了……这是桌上的妇女们发出的微弱的声音。
我注意看了一下，桌上只有三个妇女（包括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却是女人的一倍（其中一个还带着个孩子），其中四个男人喝白酒，另外两个喝啤酒，虽说喝的品种不同，结果却是相同的，即均已面红耳赤，舌头打卷了；看来三个妇女没喝酒，人手一杯可口可乐，而且在劝男同事别再喝了。然而我想喝，我想我现在喝酒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尽地主之谊，二是可以去睡觉，而不被客人怪罪。于是我从厨房的柜子里找出大半瓶沪州特曲（还是上个星期野渡带来的），来到桌上，将酒平均分成五份，然后我拿起自己的那份，分别和其他四个碰了，又和桌上的其他五个碰了，最后一干而尽。然后，我又坐下来，喝了一小碗我老婆熬的鸡汤，真是好喝啊，又解渴，又解馋──若不是三八妇女节，若不是家里大宴宾客，今天中午我怎能喝上这么鲜美的鸡汤……我感到我的脸在迅速烫起来，我一喝快酒，就有这种反应。老婆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桌上，指着我大惊小怪地说，呀，你看我家老章，平时从不喝酒的，一喝就醉，你们看他那模样──去去去，你还是睡觉去吧！
我心里很高兴，又是老婆来解了我的围。还是老婆了解我，体贴我，不知不觉就和我唱起了双簧。
阁楼上摆的是我们以前的旧家具，包括一张大床。这天下午，我在这张大床上睡得很香。一觉醒来，是下午３点半钟的光景。算起来，睡了一个半小时还不到，可感觉上好象是睡了很长时间了。可能是被一泡尿憋醒的，我估摸，也有可能，是被香烟熏醒的，我对这玩艺儿很敏感──我发现这些烟雾是从阁楼下面冒上来的。我这才想起家里有客人这回事儿。我醒来后，发现眼前的电视机上正在进行乒乓球比赛，是刘国梁对塞弗。我看了会儿，赶紧起床，打开阁楼上那扇通阳台的门，通风，然后下楼去上厕所。
厕所门关着，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我等了会儿，里面没动静，我上前敲了敲，里面还是没动静，我再次用力敲了敲，这次有动静了，是个女声：就好，就好。我闻声赶紧走开了。
我发现客厅里烟雾弥漫，却没有人，于是我偷偷打开防盗门，想通通风。后来我看见客人了，他们全窝在我的书房里，围着那张小圆桌在打扑克，桌上亲自操刀的是二女二男，其他的则围在旁边看“斜头”。钓鱼的和提鱼篓子的同样紧张、兴奋，同样激动。除了妇女，男人们似乎都人手一烟（怪不得烟雾那么大呢），却没有一个人对我漂亮的书橱及里面那些漂亮的书籍感兴趣。怪不得我老婆平时经常发牢骚，说她们文化局没有一个有文化的，应该改名叫文盲局。当然，她说这句话时是把她自己排除在外的。老婆这句话我还是比较相信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推理：平时几乎不看书不写字的她能当文化局的文化科长，还兼什么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音乐工作者副主席，群众文化协会副主席，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老婆正窝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强睁着眼睛在看电视。平时，她总是说她在外面从不打牌，说她不会、也不喜欢打牌，今天我算是亲眼所见，不得不信了。我说你怎么不在外面陪陪他们？她说，他们只要有牌陪就行了，这些牌痴。她还说，他们一天到晚打牌，一天打到晚，都打疯了，怎么就打不够呢？我说你管他们呢，打牌总比打架好吧。我又说，你怎么把他们安排在书房里，客厅里不行么？她说他们嫌客厅大，冷呢。她又说，你在阁楼上别下来，下面没事的，估计再有个把小时，他们就走人了，你再忍一下吧。我说我没事的，我刚才睡了一觉，睡得挺香的。
这时候电话响了，是找我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那篇小说他帮我打印好了，想送给我，要我十分钟后在装饰城门口等他。我脱口说道那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他有点诧异，说，你这家伙，忽然跟我客气起来了……
在装饰城门口，我如期等到了我的朋友。他说，我本来要送到你家里去的，在电话里听见你家好象有客人，就不去添乱了。我说，我家里有客人你都听出来了？他说，怎么听不出来，闹哄哄的，在打牌还是打麻将？我说，你在电话里没有闻见香烟味吧？我的朋友闻言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目送我的朋友和他的轻骑消失在马路的人流之中。我发现外面的风更大了，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似的。我拿着朋友交给我的一只大信封，里面装着我的一篇小说打印稿和一张储存着若干小说的软盘，往回走了几步，又站住了。我拿信封的那只手被风吹得有点发麻，我不得不换了另一只手。站在原地，抬起头，可以清楚地看见我的六楼的家，它长长的阳台上蒙着蓝色的玻璃，阳台外面支着不锈钢的晾衣架儿，这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四周的房子大都没有装修，没有住人，因此还看不到上述的那些玩艺儿。站在这儿，还可以看到，我们那幢楼房孤伶伶地陷在一片破旧厂房的包围之中。这里原是一家老牌子的国营罐头厂，规模很大的，近几年，它不得不靠卖自己的地皮来维持生计，听说两年之后，这个厂就要被卖光了，不再存在了，这片地方将会变成一个新兴的住宅小区。只是现在，它脏乱吵的环境让人望而生畏。这让我想起了古运河边上的那个梅樱园住宅小区，那花园式的建筑，花园式的环境，它的房价要超过我们整整一倍……
从这里步行到古运河，也就十多分钟。梅樱园在古运河的北面，过一座小桥就到了。
和中午相比，梅樱园里多了一些老人和孩子，当然也有青年人和中年人，他们几乎都是小区里的住户。比之中午，天上的太阳明显偏西了，阳光自然减弱了许多，而寒冷的西北风却一点没有减弱，甚至刮得更凶了。
和中午一样，我沿着青砖小道，沿着草坪河岸，在里面走了足有八十个来回，想找到一处可以坐下来晒晒太阳、看看书的地方，可惜还是没有找到。主要是因为寒冷的春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还因为古运河里散发的那股难闻的气味；还因为周围的那些小环境：肮脏的纸片，果皮瓜壳，痰迹屎团，更有那些油腻污浊的塑料袋儿，在大风的助威下扬起扬落，得意洋洋，它们像彩色的雪花一样飘飘洒洒，像彩色的旗帜一样在枝头迎风起舞……
再次上楼的时候，我特意看了看表，已是下午——不，晚上六点半钟了。我再次感到了有些口渴，和一阵阵的倦意，我想回家先喝上一杯热茶，然后放一浴缸热水，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要知道，刚才那阵被寒风吹的，浑身的骨头似乎都要缩成一团了……
我伸手按了门铃，我听见门铃在呜啦呜啦地叫唤，现在我不用担心惊动什么客人了。是老婆来开的门。可奇怪的是，她不让我进门，反而把我往门外面推──我正要抗议，她却做了个嘘──的手势，示意我不要作声：他们还没走呢，他们还要在这里吃晚饭──说晚上不喝酒了，说晚上只要吃点稀饭、罗卜干就行了……
不是喝不喝酒的问题，我有些沉不住气了，不是说好了、只吃中饭的吗？
唉，你不知道，他们打牌打上瘾了，输的不服输，赢的还想赢，膘上了，不肯走了，我能怎么办，总不能赶他们走吧？
……
最后留下来打通宵的，实际上是四个男人。晚上这顿他们果然没喝酒，只吃了两碗稀饭（前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就又回到书房里甩老Ｋ去了。他们关上了门，关照我们千万不要管他们，千万别把他们当外人，他们会一切自理。
晚饭后，儿子回他的房间做作业，我帮老婆把家里大致收拾了一下，又陪她看了会儿电视。电视上关于三八妇女节的新闻报道还真不少，而且预告说，中央台将在九点左右播出一档妇女节大型专题节目，主题是：“我关注，我记录。”老婆很兴奋地说，这档节目我要看的，我一定要看的……
然后，大约九点一刻的时候，我从阁楼上下来上厕所，回头顺便进老婆房间看了一下。电视上正在播着那档主题为“我关注，我记录”的妇女节大型专题节目，而床上的老婆却已打起了很响的呼噜。我走过去，替她关掉了电视机，然后轻轻地走了出来，带上了门。
（２００１、３）■（寄自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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