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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10-15]
逢上有太阳的日子，又闲着没事儿，我想在阳光下坐坐的欲望就特别强烈。想起以前在乡下，只有太阳在庄稼人心坎上暖过一阵，我才可以在泥墙草堆以及鸟雀的阴影里发觉它们栖息的时辰，一点一点地敲击着谷物芬芳的痕迹。
如若赶上吹拉弹唱的进了村，那眼里的太阳就格外炫亮异常刺目。大伙儿从自家屋子涌向晒谷场，中间隔着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太阳挂在彼此的头上，缓慢地爬升，最后留在我想像的高度，以一种恒古的热力，温抚我欣悦的容颜。我们的前面涌来粗朴的民谣，而后面落满了热烘烘的气息，肩并肩，心贴心，那在弦律里跳荡开来的幸福终将嵌入我的冥想，可我从不多说一句话——我看到他们聆听的醉意宛若真的可以揉成一束一束，罩着二胡唢呐和一根轻巧的短笛，在更远的前方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把深深浅浅稀稀疏疏的心事翻晒得光彩熠熠，玲珑剔透。
元宝叔离开乡村前几年，萍姨就爱上我家院子，倘若母亲刚好外出，她也乐意留下来陪我。阳光下，她开始翕动薄唇，为我讲《红色鱼车》、《梅琪的礼物》，还有《苏·梅的冒险使命》。我不知道她是村里惟一的教师；那时我小，我只记得母亲说那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女人，跟着她不晓得天文地理，也会学得温文尔雅。打那以后，我憧憬着，时刻祈求着，希望在未来里，自己也能像她一样肚子里装满墨水，而不是易于萎缩枯谢的菜根、草屑。
其实，那座乡民们集资筹建的乡村小学就盖在向阳的山坡上。背面是青山，正面是一块偌大的空地。阿根带我去过两趟。那儿的路全是石块，零零碎碎的，既弯且陡，阿根常说我不在时别乱闯，会摔人的。阿根说这话时才６岁，阿根住在我家隔壁，顶好的玩伴。我比他小两岁，可我总不乐意让他喊我“小雄”，宁愿让他摸摸我的大脑袋，或者手拉手做亲密状。我还常常乘他去上学，独自一人窜进他家后院，偷摘桃子，装得满满荡荡的，再鬼鬼祟祟地绕过空地，溜进教室旁的草垛堆里，边晒太阳边吃桃子。有时肚子填得饱得不能再饱，我就不回去吃饭，待阿根他们全放学回家了，我才只身潜入教室，坐到讲台上默默地想着心事，而窗外的太阳光依旧那么鲜亮，酷似让人抹了层油，在轻盈的风中发出诱人的脆响。
转年，母亲为我从城里带回了漂亮的风筝，米黄色的那种（那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颜色），中间还拥着亮簇恣肆的绿。我老在晒日头的孩群中跑来跑去，对着他们笑，露出甜甜的酒窝白白的牙齿。隔着远远的，我总看见那些悠闲的大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的，脸上毫无掩饰的笑意显得平淡无奇，而我依旧快乐着，让那些因钦慕渴望而有求于我的小朋友倍感失落、惆怅。
比起元宝叔，我更深信那种彻骨的忧郁，是什么使它们融化又是什么令它们从一双眼瞳进入另一双眼瞳？我渐渐长大，看着元宝叔异常疲倦地斜依在东屯猪场的那堵旧墙上，一次次地，我被他的沉默打动；有过好长一段时日，我还看见太阳照在他的身上，他的轮廓清晰，往往是从早晨一直呆到晌午，一句话也不说，抽着闷烟，咳得厉害。直到那年秋收完毕，才听母亲说元宝叔即将调到乡里当支书。他走的那天，我绻缩在他家的石榴树下，透过土墙的洞洞，整整数小时，我看见他一下一下地在地上划着圈儿，一圈叠着一圈，划着划着还淌下大颗大颗的泪珠来，可我真的没能听见响声，那抽泣声过于微弱，似乎滑落地上，就沾着粉尘渗进幽深的地壳里，可我记住了那些迷人的圈儿，总觉的那是一轮又一轮从泥土堆里拱出来的鲜艳夺目的太阳。
后来，阿根在我１０岁那年悄然离开了人世。是夏天，那座学校来了新的代课老师，是个男人，二十六七岁的样子，挺年轻。我好几次都听阿根说他不喜欢那老师。可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弄明白。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阿根没有为我留下什么，要知道我和他是很要好的朋友。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起别的，因为我深深懂得，那段岁月，每天的太阳赋予我们的光泽都是有限的，那些被疼痛遮掩着的怀念都在看不见之中，来到暗淡的角落，舔着流血的伤口，而那努力呈现的美好的童年清澄的晒日头的日光总是那么遥不可及。
萍姨随元宝叔搬到乡里后，我再也不敢到阿根的后院偷摘桃子，虽然那树上的果实大都饱满红润、颗粒晶莹，可我躲得远远的——我真的无法避开那些热热闹闹的日子、那漂亮的风筝，还有那被元宝叔划在泥土上的一圈又一圈理想中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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