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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10-15]
夜已深沉，周遭寂廖。我塞上耳机作着前几天的采访录音整理，磁带的匀速转动令我听到了几天前那次采访的话语。然后我把这机械的听觉最大程度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甚至一开始就仅仅是一种听写似的记忆。我没有借助电脑的打字。我是有点担心会因为五笔字型的拆字思路放慢我的录入速度，其实或许也不仅仅是因为速度问题，还会去担心因为拆字毕竟不如手写的无所思虑，可以尽最大可能地、更快地、更准确地将听觉中的那个文本转变成一个由书写完成的文本。这种相对的无所思虑的抄录状态一结束，便进入了整理的工作。语气词的增删、话语的风格、重点与非重点的突显与弱化、句型的转换、语句的过渡与衔接……一系列非本真的再现，或者说是一种修饰性的，有某种意向性地再现活动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种再现由于其采访的动机所限定的前提，注定就是一种有意向性的呈现。而通过“采访”这种方式所最终整理出来的文本凭借杂志印行，并进入固定的群体之中传阅，进而继续进入这一群体之中和个体的存在之中，他们可能会去谈论、去思索、去反对、去认同、去创作、去颠覆或是保持沉默与遗忘的非存在状态。但无论如何，这一非本真性的呈现的载体——文本作为一个“媒”沟通着，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包括我这个此在在内的存在。
或许我们的视界和世界都可从文本谈起。
从我们学会书写汉字开始，甚至在这之前的学语阶段，我们身边便不断地涌来一个又一个的文本——成人制订的游戏规则：譬如说小孩子要尊敬师长、不能撒谎等等。我们总是在我们行为之前或者在我们的行为后果面前，有选择地但必须面对这绝对命令似的文本。在没有进入流水线生产似的学样教育体系之前，在这样的非解释性的命令文本之中，我象大多数幸福家庭的小孩子一样还能面对一些更有趣、更有启迪性的文本。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枕边为我讲的几乎每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叫《金斧头》的神话故事；我的第一本连环画是《程咬金卖扒》；我念的第一首唐诗是《鹅》。还记得八岁时用水彩笔画了一幅叫《我爱祖国雄伟的万年寺》的小画，当时刊登在了《川化工人报》上。看着那黑白的、缩小的画面和被改动得更加简洁得体的题目《万年寺雄姿》、那黑黑的宋体字标注的我的名字、价值两元的不菲稿费和父母亲友们兴高采烈的神态，可以说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那文本的强大魔力。兴许当时那稚嫩的线条仅仅是表达一种深刻印象的复写。然而一旦当它带着一些别样的意义成为一种非私人的视界之时，画还是那个画，而此时再复归我的视界却变为了一个放大了的意义集装箱，里面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些线条而已了，或者说它已不再是一个纯然的“物”了。
还记得之后用这笔两元的稿费买了第一本没有连续图画的正规出版物《桂林山水的神话传说》，在断断续续、似懂非懂、将信将疑中进行着第一次真正的文本阅读。虽然面对的都是一些非解释性的文本，但是寻求解释的思想却不断地成长起来。它迫切地要求着摆脱那种被动地接受与抄写的功能——这是一种类似于录音的状态。甚至在连其中的语音所对应的字符还根本不会书写的情况下，那先天赋予我们的追问的疑声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的成长。这个时候，家长们会把我们送进学校——这个一切知识尽情盛开着的解释性的花园。在那里有着被称为“教师”的园丁们的悉心照料，他们会给我关于每一朵花每一株草的权威命名与解释。我想每一个小孩子都是绽放着如花的笑颜，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进入那十几年的学校教育的。
通过了识字与拼音，组词、造句等一系列的基本训练之后，在确认了我们基本具备了归纳段意和中心思想的归纳能力之后，一个令人兴奋但也是更艰巨的学习摆在了我的面前。小学四年级开始写作文，这也许便是象我这样的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小孩通向文本呈现存在的道路的第一步。题目点明中心；第一段开门见山（时间、地点、人物）；第二段情节描写；第三段结尾点题的“作文三段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简洁有效的呈现。然而实际上思想不可能认同这种仍然类似于复写的文本。它势必寻求突破，即便这种突破的前提是简单问题复杂化、含混化、语词的大面积误用和替换。小学里的老师常说，中心思想只能有一个，但作文却是因人而异有好坏之分，但偏题的作文就绝对是坏作文。如何才能做到不偏题这个作文的首要前提呢？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在一开始就迫不及待地宣告我的中心思想啊，而后把整个事件说清楚（如果能有几个精彩的形容词更好）之后，最后一段千万别忘了再提醒同学和老师（观众）一次作文的中心思想。原来文本一开始就是这样必须千方百计地让别人想看而且看懂。我对文本的这种初级认识不自觉地强化我心中这样的观念：文本不但是一种呈现，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表现。
于是在一种自然而然的思维作用下，我在五年级的一篇作文中开始了对这种“作文三段论”的否定。呈现开始让位于表现了！这篇作文的题目叫做：《龙泉驿游记》。那是一次班级出游之后的命题作文。还记得那被老师多次表扬的所谓“词类活用”——“我在窗边贪婪地欣赏着窗外那急驰的风景”，“贪婪”与“急驰”这两个语词就是被老师反复表扬的对象。一个是贬义褒用；一个是赋予景物生命力，那是我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我一直引以为豪，而且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地走上文本的表现之路的最初的喜悦。就这样，对文本的表现力的迷恋掺和着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和对社会生活的一些肤浅观察在那学校教育的大花园中静静地伴随着我的成长。思维能力的技术性增长的欣喜一次又一次地掩盖并进而压制着对素朴呈现的本质追问。在高中时代那一篇篇高分作文的解读中，我看到的只是曲径通幽式的古典建筑术的繁复表现和类似名人名言唱诗班的背景音乐。那曾是沾沾自喜的表现物——作为作文的文本而今又何尝不是一种思的呈现呢？只不过这种非素朴的呈现却素朴地呈现出了我当时对文本的表现力理解而已。
高中时代的最后一篇作文当然也就是那带着极大的个人功利意义的文本——高考作文。这又是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很有意思：《尝试》；我写得也很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尝试。很多同学都是写的极具重大意义的尝试，诸如中央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股市、甚至还有毛泽东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史。而我则选择了写我的第一次学游泳的事，在表现技术上高度的个人自信和亲身体会的聚焦式呈现，让我以小见大、着力于情绪感染的文本阴谋取得了我的个人功利意义的实现。那一刻我再次感到了文本的魔力——成为进入高等学府的入场券之重要砝码。但这种魔力却使我已经隐约地感到我必须摆脱它才能得以在思的路途中继续行进……高一的杂文写作中我有一次真实的思的呈现——那是一篇叫作《拜金的社会，困惑的未来》的作文。肤浅但原始的感慨和开门见山似的困惑又再次面临小学生似的呈现了。这么一篇很快隐没在表现式文本的强势之中的呈现式文本把追问的欲求之声纵逸于此在之中。它没有发出过多的声响，甚至于老师对这篇九十分高分的作文也没有给予过多的评价。但在今日这思的回返之途中，我却几乎清楚地听到了它的共振谐响……
进入大学之后，由于一段过早出现的不成熟恋情的出现到幻灭，过多的热情在大一时耗在了情书——这样一个对表现力需要巨大的文本之上，那曾为我立下誓言、绘出蓝图、绽出无穷诗意的文本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却是诸种存在现象（心理现象、物理现象、器具现象……）不可分的共在而已，它的现实意义和思的力量很快就散失殆尽。文本的表现也罢，文本的呈现也罢，随着作文课的最终消失，似乎那种对文本的原始表现欲也随之隐逝。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写作了，它们给我的启示似乎应该到此为止了。我几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抛开它们，现实的生活与学习毕竟还需要更多的精力与思。我试图用一根火柴完成了对所有文本的颠覆，书信、笔记、作文、诗歌甚至最珍爱的三本日记灰飞烟灭时，我以为它们不会再占据装修后的书橱这一现实空间，我本就繁重的记忆也不会有更多的心理空间来装盛这些密密麻麻的文本。然而事实却清楚地证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此在的伟大心灵不但有“回忆”这一简单的但强大异常的呈现性功能，而且还有意向性的“选择表现”与因缘性的“建构表现”——这一存在论上的必然功能。文本不仅存在着，而且还流淌着——如同拉斯科洞穴的壁画，无论是怎样的一种纯粹还是非纯粹的回忆，我们的思维意向性总会为它找到得以表现其存在的源泉。
大学三年级的一次考试让我又一次在文本的魔力中重新去找寻思的可能与路途。那是一次旅游资源规划课的考试，试卷的最后一道题分值很重，而且不是一个靠抄录理论记忆库存就可以过关的题：《试论对格林威治地区旅游资源的再开发》。由于对这道题的独特理解使一向严格的任课老师给我打出了九十二分的高分。在这份答卷中我看到了创造性思维的对一个所谓表现式文本的再挖掘作用，突然间一切的表现方式却显得如此之具有机械性和附庸性，而这单薄的创造性作为思的激情的代表之一却还是给了这已穷途的表现式文本以别样的活力。尽管这活力转瞬即逝，存在的可能性（严格性）与事实的可行性（精确性）都全然不顾的激情显然也只能在想像力的氧吧中苟且了。当然这个文本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它所筹划的那个创意世界能否实现，而是在当时给了我在思的迷途中继续持存的勇气。在我的生活世界与视界中，那蒙头而睡的思突然间开始跳动起来，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开始和“应该怎么”争夺着那属于形式的“表现”。
作为我的第一篇投稿《简论公共关系在旅游管理中的应用》，其实是一篇大学公共关系课的课外作业。大四所必然面临的择业困境对于我这样一个有所运思但无所证明的一般本科生来说，事实的可行性是必然赋予这种以功利实用为目的的文本的唯一属性。这时的表现式文本改头换面，它请来诸多贤哲为它那本不该获得权威性的思想打造铠甲，那浓密的衣甲几乎包裹了所有“表现”。它们总是在故作艰深地证明：表现就是呈现，思就在这表现中栖居着。但铠甲只是无血肉的器具而已啊！在一口气挂出了近十篇这样的铠甲之后，解甲归田的思异样的轻松，它终于促逼着我去完成我的学校教育时代的最后一篇作文：《试论天人合一古代哲学思维在旅游管理中的应用》。东方哲学思想的散化思维与博大显然在我那中西合璧的思之企图中给我设置了大量难以逾越的障碍，毕业论文这一我试图尽思之所能打造的文本迟迟难以落笔。一个思虑过度的夏夜，我又带着那种积累哲学知识——而不是知识哲学的愚蠢念头在书架上寻找——一本叫做《自然辩证法》的书进入了我的视界与世界。 于是，在我的个人生活世界与视界中开始了对哲学文本与语言的追逐，对表现的迷恋嘎然而止。而“思的呈现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已跃然思中，思到中途……
（２００１、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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