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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10-15]
一个写作者，在最初解决了“为什么写作”这个门槛之后，随之面临的便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然而事情并不是单线行进这么简单，我们以为早已解决了的“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一直到后来，在某些阶段，会一再出现，搅扰我们的心灵。这也可能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它既不是最初的，也不会是最终的，它伴随着写作的各个阶段，同时也是一个不断生成的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答案。
我们不能为了写作而写作，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总是为了什么而写作。这个“什么”就是我们所苦苦追求的“支点”，也就是支撑我们将这件事做下去的“勇气”。我们越是写，就越会尖锐地感到“写”的理由之重要。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我们的写作是为我们的生命找到一个理由或本原或意义，而没有生命基础作为支点，我们的写作就会失去平衡，变得可疑起来。
也许寻求这答案的过程本身是可疑的。真的有一个答案吗？眼下，“写作”和其他艺术行当一样，已逐渐形成了一个“游戏场”。这其间汇聚了很多聪明人，他们深深懂得，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从这个“场”中取得成功和效益，明察其中的游戏规则，再引入政治手段和江湖行规，在这里可以获得成功，甚至这成功可以与所谓神圣的精神目标无关。他们是这个游戏场中的权势。另一些人则拥有波希米亚人的流浪特征，或本雅明所说的“游手好闲者”，他们是“人群中的人”，当他们独自一个人时就感到不自在，他们的归宿在“人群中”，在一个又一个小圈子的酒桌上。他们拿自己的生命搏击。此时，你问他“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就太可笑了。还是“诗到语言为止”吗？还是“废话”吗？还可以“拒绝隐喻”吗？它远未到文字而结束，它试图达到某种荣誉的顶点，它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废话”，而是浑身充满了“隐喻”，这隐喻指向“成功”。那么成功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你小子算是混出来了”吗？
想到这里我感到全身的虚弱。写来写去写到了现在，如果现在我再问自己一句：你为什么而写作？这个问题依然会令我惶惑。但必须要弄明白这一点，否则，在此之前所写下的一切都是非自觉的，都是垃圾，赝品。这个问题，就是使你自己的写作得以成立的支点。圣人说，不学礼，无以立。在写作的内部，我理解的“支点”并非类似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理由”，也不是某种封闭的个人生命的东西，而是与此都有关的整个创造活动中与生命意义相联系的、诗人本人合理的自我存在，它是贯彻作品始终、内外一致的那个“核”，它宁静如一，它昭示了诗人那通透的灵魂而不是变动不拘的矛盾迭出的风暴之象。我在学诗的过程中发现，“立”是一个人最根本的栖居点，人不立，干下的任何事情都是非自觉的，也都是在重复上帝的旨意，都是非原创的。没有一个可以立的支点，写作就是无意识支配下的乌托邦写作，或虚荣心支持下的可耻的劳作。有些人投身于写作显得那样义无反顾，但即使是这样，也依然无法解决写作的“支点”问题，因为这个支点才能使你的写作有意义。即使是对于个人，我们也必须像波普尔反对“大词癖”一样反对这种“为艺术献身”的乌托邦写作，反对写作中的傲慢与偏见，反对写作中的唯美倾向与极权意识。
昨天刚从一个诗歌聚会上回来。几天不规则的生活大大损害了我脆弱的肝脏，让我重新躺到病床上，头痛欲裂，我几乎绝望。想想人真是可怜、荒诞，小小的结核杆菌就可以将一批十九世纪的天才的生命夺去，从而中止其最伟大的思想。而一些看不见的乙肝病菌也已让我的生活处于半封闭状态，并且随时都可以对我的工作叫停。我参与这些狂热的聚会，对一个生命来说，真是一场滑稽剧。想起三月病隙的一天，我带着三岁的儿子沿大学旁的小河一路走过，给他讲解花草、流水和捕鱼的细节，竟觉得如此的亲切感人。虽然没有文字，但我知道在我生命的一刻，这是一首诗，从容的、有支点的诗。其实对意义的追寻并不是对某种彼岸对象的追寻，使生命有意义也并非以弃绝一切世俗的东西和生活的一切经验内容为代价，而只是要确信：一，有一种绝对的价值存在，如上帝，如本原，如空无、道；二，我们的生命必定无碍地参与其中。
……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杨黎和韩东就“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展开讨论，使我重新拿起了这篇一个月前没有写完就放下的文章。他们两大师般的争论一步步深入，最终也脱离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话题，开始了有关“信仰”的言说，这也是必然的。我感到，他们的思考已与我这篇文章在趋向上有了一致性，那就是，要随时解决写作中出现的“信仰”问题，也就是“本原”、“支点”。我们选择了写作（或被写作所捕获），其实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触及到了某种外物，使我们的生命拥有了一个小小的支点，给我们自己的存在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基础，这是我们的“自救之道”，也就是于坚常说的“获救之舌”，（杨黎的言说，正是在这一范围内的言说）在这个范围内言说很容易进入一个魔圈，那就是，我们写作是为了致力于某种东西，比如幸福、明亮、安宁的真理之光，以此照亮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如何才能确立我们的写作本身？两者是互相支撑的，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必然倒下，那么，应该是哪一个先“立”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虽然韩杨都在言说“信仰”，但杨黎是在语言中说诗，韩东却是在诗之外言说真理（“我的根本问题，简言之就是：写作与真理的关系。”——韩东），两个人在各自的系统里言说，所能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肯定在过程中谁也说服不了谁。虽然韩东的“天才”“永恒”“放弃”等说法很有创意，但他依然是在诗——这个预设的支点之外言说生命的意义，而没有论及诗——这个支点本身的支点。在这个圈中，两人各自在直径的两端相向而行，目标一致，却互不相融。我愿意在诗中说诗。预先设定一个彼岸对象，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写作之外）探究世界的本原，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奢侈的，也是没必要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身边言说，因为我们脱离不了这些东西，我们最终获救，必须是与缠绕我们周围的一切贯穿、融通。
一个诗人，面目清晰的写作、宁静明朗的生活，是其成熟的表现，这些，我在我们时代少数优秀诗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们是我的大师。而我读自己的作品，却时常感到心惊肉跳。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它们的呢？为什么要这么些？写下了又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都必须回答，并且是明确的回答，因为自己很难欺骗自己。自己的写作不能对自己负责，这写作就是危险的，可耻的，应当立即就停止的。
（２００１、５、６，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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