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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1-05-25]
一
９５年下半年的一天，我站在垃圾桶边，开始放火。那时我刚大学毕业，替一个私人老板做马仔，老板冲着堆积如山的证券资料弹了弹手指，吩咐我：“没用了，烧掉。”我立刻拎起垃圾篓跑得屁颠屁颠。这算不上一件好差事，至少我汪了满眶的泪，对那些被烧掉的资料我倒没什么阶级感情，烧纸在童心未泯的我看来甚至是一件乐事，只是黑烟滚滚，不去冲斗牛却偏生依恋我的眼眶，我躲到哪儿，它就不依不饶飘到哪儿，然而我毕竟不是一砣腊肉啊！这令我走投无路悲愤难当。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差事对我来说几近于受虐。我企图苦中求乐，黑烟过处，眼泪却止不住地吧嗒吧嗒坠落，让许多路人误解我正在祭奠先人，孝道可嘉。后来我终于给自己找到一个乐子，我把自己幻想作秦始皇手下的焚书一吏，这让我在恼怒之外更有一种焦躁迫切的使命感，我把一张又一张Ａ４纸恶狠狠地扔进烈焰里，从中汲取一些复仇的快意。
这时我看见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中年汉子，我没有在意他的存在，但５分钟后我不得不认真打量他，因为他一直站在那里定定地瞧着我，一动不动。我不认为我做了什么稀罕的事情能留住他的视线，事实上我只是眼泪汪汪地把纸往火里愤然砸去。我留意到他是一个普通的货郎，穿着土得掉渣但是干干净净的青布衫子，肩头上挑着担子，担子里放了梳子镜子皮筋此类的零碎玩意儿。他的注目礼令我严肃审视自己，除了泣而无声外，我找不到多余的醒目之处，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猜到我只是被烟子熏到了，仅此而已，我想不通他的好奇是从何而来。
于是我不管他，继续往火里愤然砸纸。这人看上去３０来岁，弓着腰，满脸的皱纹，总之横竖不像个歹人。我对他丝毫也没有戒心，只觉得他脑壳似乎有点shot。在其后的半个多小时里我们保持这样令人惊异的僵持，我恼怒地机械地不停地烧纸，他站在原地安安静静看着我，我猜我们彼此都含有浓厚的兴趣但又羞答答地欲语还休，至少我是如此，我甚至开始怀疑他是一个偷了别人担子挑着玩的沉默的疯子。
然后，我大吃了一惊，他冲我走过来，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的工作明显艰巨而漫长，这让他终于失去了耐心。看着他走来的时候我茫然不解，手足无措，他走过来，停在火堆旁，我无法再假装漠然于他的存在，只好抬眼直视。这是我第一次和他照面，他脸上的皱纹远远多于我刚才的一瞥，沟壑纵横的眉宇之间却看不见多少愁苦，我怀疑我看错了，但他的确是微微地笑着，略带点胆怯和不好意思。
“那个，那个，那个，你不要的话，能不能给我？”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在没烧完的纸堆边落着一张破旧的角票，那是一毛钱，甚至还缺了一个角。
“你拿去吧。”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
货郎捡了那一毛钱，对我道声谢，欢喜地走开。我看着他把钱在膝盖上蹭了又蹭，然后小心翼翼地，心满意足地塞进怀里。他挑着担子佝偻远去，我继续烧纸，却少了两分愤然。我的心态陡然间平和了下来不再怨气冲天，我想，也许，我的处境并不算那么糟糕，也许。
这样的想法很快在狂笑声里蒸发无踪，那是当大堆资料终于烧光的时候，所有的同事一手指着我的脸，一手使劲地捂着肚子。
二
９７年夏天，我考进检察院的第二年，作为司法警察技能培训，我们处里１２个法警被安排到体育运动学院训练擒敌配套动作。在体院搞法警培训是一件比较离谱的事情，但鉴于我们曾经在小巷里拿了空枪瞄对面的墙，吓得骑车窜过去的人叽呀叽地叫，也曾经在工地前打了两周的擒敌拳，差点和嘲笑我们的工人互致飞腿，那么在体院这样至少有操场有草坪的地方训练擒敌配套，所有人也就甘然受了这优遇，发自脏腑地觉出心安理得。
训练在９７年最热的７月进行，很苦，不停地摔倒爬起，爬起又摔倒。处长用大功率怒吼着号子，我却恨不能变一个不倒翁——至少也要变个无锡泥娃娃，跌碎了就再不用腾的弹将起来。作为训练的犒劳，每天限量矿泉水两瓶，咕咚咕咚灌下去，水立刻化作汗，汗立刻化作烟，在灼烧般满弓疾射的阳光下冉冉飘升。
那个老太太出现在训练的第一天上午，没有人注意她，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朴素，干净，穿着７０年代的蓝布衣服。她坐在树荫下看着我们训练，瞧上去慈眉善目，这样的观众并不会引起我们反感，至少她没可能向我们吹口哨，吐唾沫，或者坚挺地竖起中指。休息的时候，我们直了脖子将矿泉水往喉咙里倒，然后顺手一扔——这种行为的确是不大好，但老太太竟然站起来去捡那砰砰乱滚的瓶子，扔瓶子的人立刻红了脸。
“扔你妈耶，你看人家太婆还帮你捡瓶子，你他妈混蛋呢！”
瓶子还没扔出手的人有资格教训那些手快的家伙，虽然自己也存了这样的心思，但思想尚未具体为行动，就满可以骂得畅快淋漓。挨骂的人呈现一种自知理亏的呐呐，老太太捡完了地上五六个瓶子，颤巍巍走了过来，扔瓶子的人纷纷出神地望着天空，探索ＵＦＯ，老太太却走到我的面前，小声问：“你的瓶子，喝完了可不可以给我？”
喝完的空瓶放在脚前的台阶上，我愣了愣，下意识地回答："可以，可以。"老太太拾起了瓶子，又走向下一个留着瓶子的人，或者明确点说，走向下一个空瓶子，直到一个不漏全部收完了，这才颤巍巍走了回去。
一个同事终于忍不住问：“哎，太婆，你收这些瓶子来干啥子哦？”
老太太犹豫了一下，回答：“可以卖点钱……”刚说完，又生怕我们后悔地快速补上：“很便宜的，很便宜的。”便匆匆走远了，不再回头。
所有的人都沮丧，痛失这个最忠诚的观众。用某种视角来看，１２个生龙活虎的司法警察居然比不过１２个废弃无用的塑料空瓶。一个家离废品收购站很近的同事站出来证明，每个瓶子最多只能卖一毛钱，或者八分，总之不会超过这个数，大家于是纷纷摇头，摊手，长吁短叹，七嘴八舌。
这天上午出现了另一桩逸事，将训练的气氛引向一片欢乐。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走过来，想报名参加我们的武术队，最终在大面积哄笑里失落离去。这个不幸的人儿，他注定将成为悠长的笑料，在下午我们甚至用“武术队”带来的愉悦稀释双肘着地的疼痛，老太太便在淡漠与遗忘里远远走来，坐在树荫下，等到我们休息时喝完水，走过来挨个儿慢慢地收瓶子。这个世界的节奏总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很容易认可了老太太的存在，我们客气地把空瓶子递给她，老太太感激地接受这份廉价的馈赠，回报给我们沧桑的微笑，摊开在每一根皱纹的枝梢。
第二天上午，老太太很晚都没有来，而我遭到了处长严厉的训斥，因为将训练口令引申为“出拳喊‘打’，踢脚喊‘嘿’，倒地吼‘哎唷哇’”。最后一句是我的创造，显然的，这牢骚和训练精神背道而驰。虽然我的本意只是调剂一下郁闷的气氛，结果是郁闷的挑战者比任何一个同事郁闷了三倍有余。自此没有人再敢轻易开腔，大伙砰然倒地，默默发出妈哟娘呀的真心惨嚎。一屁股幽怨中我看见另一个陌生的老太太颤巍巍走来，在树荫下坐了一会儿，等到我们休息时喝完水，就过来挨个儿慢慢地收瓶子。疼痛和沮丧往往使神经变得麻木，我懒得去想个中缘由，只有气无力地把空瓶递给她，对着相似的沧桑笑脸勉强一咧嘴——天保佑我的笑容不会令她老人家毛骨悚然。
“预备——倒！”１２条汉子像中了枪一样直挺挺倒下去，又跟压在弹簧上一样硬邦邦站起来，如此循环往复，无穷匮也。在上午收队前发生了要命的花絮，一个大爷不知把穿着迷彩服训练的我们当作什么鸟，居然问我们能不能去他家里疏通下水管道！处长不耐烦地打发了他，大爷在２４只怒目里飘然远去，２４只怒目余恨未消地追杀他的背影，这老头以为人民警察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昨天那个老太太忽然出现在余恨的边缘，她蹒跚地走来，很快发现这次来晚了，一无所获，眼里便流露出悲伤的神情，老人们总是很容易就这样沉溺于悲伤。
第二天下午，当我们列队来到操场，两个老太太几乎同时映在了眼睛里，她们一左一右地远远分开，坐在树荫下，眼巴巴地望着我们。那时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有些不祥的预感一闪，又一闪，令我黯然无语。我知道我的乌鸦嘴很容易不幸而言中，我也知道即便如此，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什么也无法改变。
那天下午我训练得心神不宁，无精打采，我总是忍不住回头去看她们，她们远远地分坐着，姿势说不出来的僵硬。漫长的训练终于暂告一段落，我大口大口地喝水，喉结抽动。喝完水我把空瓶子放在台阶上转身离开，我不知道该把它递给谁，而这时她们已经走近了过来站立着等待，既倔强，又紧张，苍老并且衰弱，神情就像如临大敌的两只驯善的兽。我用了很长的时间试图忘掉那表情，但我未能如愿，正如我难以忘记她们随后的争执，她们愤怒的眼神并没有刺伤对方，却折射般地刺伤了我，那印记残留至今。
我总是记得她们哆嗦着争抢所有的空瓶，在两双干瘦的手触到同一个瓶子时，两位老人吵了起来，用最难听的话相互攻击，甚至破口大骂，没有人可以把她们劝开。
三
让我把时针倒拨到１９９６年１２月一个无风的冬夜，成都市中心的主席像下，两个幽怨的汉子并坐在台阶上，喃喃不休。显而易见的，男一号是我，男二号是我的同事南海鳄神，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这出百感交集的戏里，我的地位微乎其微。
我和南海那天晚上为什么坐在那里？大约是无聊。我和南海坐在那里聊了些什么？大约是女人。这个勿需讳言，我本来就有些花痴倾向，朦胧点自谓“多情无处流症”，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两个傻不拉叽的寂寞孤男，痴痴地聊一些爱情啊伤痛啊初恋啊单相思什么的，偶尔也聊点性话题，抱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
彼时的浮躁愚蠢早已成为岁月的泡沫，说实话我有些羞于面对，我甚至不愿意相信自己也曾经如此这般地过来，那让我难堪得满脸溅朱。那时，大约在晚上８点钟左右，我不能十分地记得当时和南海正在聊着些什么，姑且算作南海激动地嚷：“爱情！啊！我相信了爱情，爱情背叛了我！”一扬脖子灌下一大口可乐，而我一贯忧郁地感伤：“伸出手，它从指缝里滑落；张开臂，它从臂弯里溜走；我永不停息地向它微笑着走去，它竟然掉过脑壳，落荒而逃。”这分明是两个沉迷在春情里的傻子！幸好一个沙哑稚嫩的嗓音及时响起，阻止了我们就这样丢人现眼下去。
“哥哥，你们喝完了水，瓶子留给我好不好？”
啊呀呀，我的爱情组诗……我从忧郁里跳出来瞪着眼前这小孩，他大大方方地笑，“好不好嘛，我们捡来可以卖钱。”我就算是花痴，也不至于堕落到欺负小孩子。“唔。”我哼了一声表示答应，他愉快地蹦开了，这时我才发现身边不知什么时候聚起了七八个破衣烂衫的小孩子，看年龄都不超过１２岁，我的诗兴顿时截然而断。对爱情的咏叹就像剪完彩的红丝带，软软地耷拉在身旁，我大为扫兴，爱呀痛呀什么的哽塞在喉头，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再看南海，也是如此，呆板个脸一语不发，刚才的激情陡然间烟消冰释，只晓得相对无言，大眼瞪小眼。
“是流浪儿吧？”半晌，我小声嘀咕。
“可能，也许，多半。”
南海三口并作两口喝完了可乐，招呼刚才那个孩子过来拿走。他一蹦一跳地过来接过瓶子，说了声“谢谢哥哥”，又蹦蹦跳跳地回去，南海叫住了他。
“你从哪里来的？”
“邛崃县。”小孩一点都不怯生，想来早已被人问惯了，大方得很。
“邛崃？你咋个跑到成都来了呢？”
“我爸爸老是打我。”
我和南海对望一眼，类似的故事在新闻报道里见过许多，各自不同却又异曲同工。其他几个小孩子正聚在一旁打扑克，有的还抽起了捡来的烟头，嘻嘻哈哈的，很是快活。他们令我想起了见过的同龄的孩子，生活的舒适艰苦简直天壤之别，只有脸上的快活是一样的，同样兴高采烈天真无邪。
“你现在咋个过呢？”
“我们几个在一起，晚上睡火车站，白天就走过来，到体育场去捡盒饭吃，晚上又过来捡空瓶子卖。”小孩满不在乎地回答，抽了一下鼻子，又补充：“日子过得还可以，就是火车站那边有人要打我们，讨厌得很。”
“为什么不回家呢？”
“不回去！我不回去！”小孩固执地嘟囔着，又警惕地看了我们一眼，检查我们可有把他拎了就走的意思。
“那你以后准备怎么办呢？”
“先这个样子嘛，现在我们小，人家不要我们打工，等我们长到１６岁就出去打工，挣了钱，就自己开铺子，当老板。”
小孩的口气自信老练，虽然不知对多少人说过了，眼里仍是不自禁地流露出向往的光芒。这光芒让我和南海不大好受，我掂了掂钱包，南海接着公式化地提问。
“你们想不想上学呢？”
“想，咋不想呢，”小孩顿了一顿，又机械地重复：“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唉。”我叹了一口气，准备摸点钱给他，这时南海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咋个不去要钱呢，这样捡瓶子好辛苦的。”
“我们不去要钱。”小孩坚决地摇头，“要钱，人家就要骂我们好吃懒做，要骂我们不做事光晓得偷懒。我们捡东西吃，自己养自己，人家要给我们钱，我们就拿着，不给，我也不去要，我们就靠自己过。”
我的表情在１２月的暮色中顿时僵硬，这回答摇撼我的良知。我想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他，记住这个褴褛瘦弱面有菜色的小孩，他看上去还不到１０岁；他明显发育不良地弓着腰；他的鞋咧开大口子，脚趾头乌黑；他头发凌乱，衣衫单薄；他嘻嘻哈哈的，蹦蹦跳跳的，满不在乎的；初冬的寒气拦不住他欢喜地跑到同伴身边坐下，也冻不僵他脸上不掺杂半分污秽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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