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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神圣化”一词来自斯宾诺沙，它的含义就是重新愿意从“永恒的方面”看待人，或者从中世纪基督教的统一的概念中来看待人。在中国诗歌写作至当今这种状况，日常主义写作的泛滥；不负责任的言行四处喧哗；不去专注人在当下生存困难处境下的抗争、不屈和不可磨灭的良知，而沉溺于华而不实的词语垒叠、不着边际的语言游戏。在这种状况下，明确地提出诗歌的“再神圣化”是十分必要的。诗人这项桂冠不能献给专事投机取巧、视野狭隘的码字匠或偷窥者，更不能献给心胸狭小的占山为王的草寇。“再神圣化”对诗人和诗歌的期待就是在完成一个完整的人的概念上，在当下生活和写作上的努力和艰难的展开。
为人的完整性写作
为人的完整性写作，在这一理念下写作、生活，诗人会立即发现要这样做困难重重。首先要完成对完整性的理解，这需要诗人的天赋、勇气和持久耐力，它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完整性包括灵魂/肉体、勇气/怯懦、责任/得过且过、创新/抱残守缺、生/死、光明/黑暗这些对立统一的事物。两者的界线在多元化的语境下有时候变得十分模糊，它需要诗人的良知出来发言，才能认出通往美的方向，而不是确确相反。譬如：生与死，在什么时候，什么处境下，哪一种行为更具勇气。勇气指向的就是美，就是人的完整性。这是一个如何处理的问题。它更彻底地考验一个诗人的真诚。对完整性的理解，十分需要诗人对事物产生的背景的认识，任何不了解背景的认识都是空穴来风。
当前中国诗人更多的是关注表象生活的写作。他们喜欢片断、事件和在处理这些事件过程呈露出来的“诗意”。他们在观察一个人时，不是看到神圣的、永恒的、象征的意义，而是短暂的、具体的、庸俗化的一面。他们完全放弃对人的完整性的发现的努力。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 Maslow 1908-1970)在概括青年人的心理症状时，他说“当今一些青年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防卫机制，也就是去神圣化防卫机制。这些青年怀疑价值与美德的可能性，他们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受了欺骗或挫折。”他在《引向自我实现的种种行为》一文举了一些例子，我认为与当今中国诗坛一些诗人的心理症状十分吻合，其中一个例子是谈到“性”的，他说“这些青少年已经使性‘去神圣化’。性无所谓，它是自然的事。”他的意思就是“年青人把性弄得过于自然，使它在许多场合已失去诗意，也就是说，性已失去几乎一切含义。”他们已不习惯从一切大写的意义上看待人和事物。
而完整性的期待就是要去除这种心理学所称谓的“去神圣化机制”，从表象的幻象回到人本身的神圣、永恒的一面上来。而它必须通过努力和漫长的抗争才有可能完成。
矛盾性的人更值得信任
正因为追求完整性的艰难，所以具有矛盾性的人更值得信任。这是一个诗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生活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在二次大战后，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诗学观点，就是“奥斯威辛之后，诗歌是野蛮的”，他指的是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已在炮火中破坏殆尽了，诗人无视这种生存现实不加批判地歌唱，便是对美的践踏。世界的伤口在已进入另一个世纪的今日，还远未修复，外部世界和人心内部遍布废墟。贪婪、残酷、怯懦和物质化的欲望一直折磨着我们，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眩晕”的欲望一样，人总是有一种向下堕的冲动，它使人感到和风拂面，不需有任何抵抗和自我克制。这是人不断弱化的过程。
从人道主义角度，人有权选择任何他愿意选择的生存方式，但作为诗人，作为人类的良心和警醒面，他必须承担起责任，他的生活和诗歌必须有理想主义的光芒。必须声明，本文是献给这个时代严肃的艺术家而非普通的大众。基于这点，我不必讳言在文艺美学中不可或缺的理想色彩。只有守住这份理想色彩，才能使人的完整性呈现出来。
当下的社会生活，物质已成为衡量“生存真理”的唯一标准，各种谎言在精美的包装下肆意横行，人们为生存、生活放下尊严和良知，而民间偶尔的骚动也仅是为混碗饭吃的揭竿起义。从人道角度，这无可非言。当今的诗人们事实也深陷这种生存现状之中。我深知他们陷入这种尴尬局面言说的艰难；我深知他们为柴米油盐，为儿女的学费和妻儿的住房伤透了脑筋，但诗人必须从这种境况中抽身出来。诗人的责任并不是为某一集团伸冤，或为他们的生存涂脂抹粉。那是政治领导、记者、律师干的责职，诗人必须为更高的律令发出声音。
诗人这声音，可能与诗人的现实生存有些微的矛盾，这并不可怕。作为人，作为一个在平凡世界生存的人他顾及的事情实在太多，这是导致我们怯懦的根源，但这千万不要成为我们非一致性的籍口。一个诗人必须对一致性，即他的声音和生活的一致性怀着深深的期待。但我清楚，这是难的，它要求一个诗人必须用一生的努力。
在当下，基于人性怯懦的一面，我对矛盾性的人是信任的，但我也看到另一种一致性的人，那就是自甘平庸、麻木、甚至残忍的人，他们以种种借口，在日常中实践着他们的行为，这是可悲的。
因丰盈而写作
好了，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诗人的写作动机，或者说一个高层的写作动力。过去我们一直提“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这都是对于不满、挫折、痛苦而写作的动机的描述。诗人的这种情绪是因为内外的矛盾所引起的反应，这也是上节提到的矛盾性的根源。中外许多诗人、作家都是以此为写作原动力的。但我认为有一种更高的写作动力，那就是来自诗人内心的丰盈——他自满自足的内心世界。
贫乏的内心是无法产生诗的，然而我发现现在有些贫乏的内心假借一些方法、技巧和当前诗界的混乱，大言不惭地以“诗人”的名义到处发言。但真正的诗歌必然产生于丰富的心灵。我把愤怒和丰盈同视为都是产生于丰富的心灵，但我更提倡丰盈的写作，这是基于我对人的完整性的追求，而不是一种普适的道德感。我相信这世界有丰盈的心灵。它可以不与外部对抗，而事实它与外部世界融在一起。丰盈的心灵充满宁静、厚实感，它与天空、大地、人群和无数的生活细节，甚至与生命中无法逃避的黑暗友好地相处，就像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黑八月》一诗中所说的：“我已学会爱黑暗日子同光明的日子一样，/爱黑的雨白的山，而从前/我只爱我的幸福和你。”因内心的丰盈，诗人的诗歌世界变得十分坚定，任何我们称为“黑暗”的事物都无法对诗人构成威胁。丰盈的心灵能吸纳外界一切瞬息万变的信息，并做出很好的断判。举个例子，我有一个诗人朋友，他曾在北京居住了10年，经历了许多挫折、争斗，当然，这些事情更多的是在一个公共的领域内发生的。后来，他回到南方一座小城。我去拜访他，他说他现在每天早晨睁开眼，看见窗外的树叶、阳光、鸣鸟，他便感到无限的宁静和喜悦。这样的心灵，我们已可以称为丰盈了。它敏感、开阔，能随时随地接纳身外的悸动，满怀欣喜地在一个朴素的环境中体验，言说，写作，而这又是在他经历了人生的风暴之后的沉静。我把这种体验与一生生长在田野的农民的平静体验区分开来，前者我称为“知的宁静”，后者我称为“无知的宁静”。在“知的宁静”的心灵下产生的诗歌，它肯定是清澈、丰满，充满着明亮的。波南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拉夫·米沃什晚年写作的《天赋》一诗可算这方面的代表。
天 赋日子过得多么舒畅。
震雾早早消散，我在园中劳动。
成群蜂鸟流连在金银花丛。
人世间我再不需要别的事物。
没有任何人值得我嫉羡。
遇到什么逆运，我都把它忘在一边。
想到往日的自己也不觉得羞惭。
我一身轻快，毫无痛苦。
昂首远望，唯见湛蓝海上点点白帆。(韩逸译)
一颗心灵，经历过苦难，抗争过，失败过，胜利过，但一切已不再重要，置身在那些简单、朴素的事物中间，就能感觉到隐隐的喜悦和无边的开阔、宁静。丰盈的心灵是没有障碍。
当下性的追求
伟大的心灵都必须产生于当下，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无宗教的民族，神的世界与我们无涉，神性的世界有时候我们无法触摸，但通往人的完整性的道路，却从来没有向我们关闭。人可以在自己的现实世界通过认识、抗争，直到自我实现。这是现实诗学的必经之路。
事实上，诗歌是没有进化论的，只有保持和随时代变化的创新：保持的就是诗性中永远不能或缺的良知、尊严和存在感；创新的是因背景不同，诗性产生的方式不同而形成的新的形式和语言。浪漫主义时代，诗人像夜莺一样歌唱大自然，歌唱爱情和为一切自由而战的骑士精神，便是最高的美学；而经历了一、二次大战后，如果艺术失去批判精神，美也就无法产生。这就是不同时代的不同美学。而中国当下的现实生存也一样，任何与现实合谋的诗学都是可疑的。但诗歌必须与当下结合，与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结合，这一点无可致疑。而诗意如何在此产生而不是丧失?这不能靠一厢情愿的附着，或装模做样的挖掘，它必须通过批判，最终达到发现和丰盈的体验。关于当下性的论述，还涉及一个本体的问题。政治、知识、表象化生活都对诗人本体的呈现构成威胁，任何沉溺于其中的写作都会使诗人受某些非本体的价值道德因素引向歧途。在这里重提当下性写作是十分有必要的，由于过去的政治因素和稍微松绑之后的得意忘形，使中国诗人一直对本体的体认能力低下不堪。本体的缺失使诗人作家展现的当下生存比时间消失得更快，更早地模糊不清。文革时期有关热火朝天的劳动生活的作品就不用说了，当前关于“肉体在场”的诗学写作也是同样本体缺席的写作。从来——在像动物一样呼吸的每时每刻，无论高尚，或卑劣，“肉体”都是“在场”的，这一单方面的在场，还不能构成整体性的呈现；只有“肉体”和“灵魂”同时“在场”，本体才会呈现。
可以这样概括：诗人必须怀抱整个人类，人类的苦难和欢乐一起，他所触摸的事物，他坐的椅子，他喝水的杯和呼吸的空气中，都是诗。当下性就体现在他与他生活的周边的事物的关系，他依靠本体发言。
诗歌是抒情的艺术
当我目睹叙事和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写作艺术”统率诗歌写作，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写作技法和写作方向时，我便知道，这个时代，连一个诗人的最后情感也被彻底“解构”了。没有人再相信自身的真诚，相信他们对世界的爱，就连他们对自己曾经历过的事物的爱与恨也被瞬间的无关痛痒的“细节”取代了，诗歌已不是我们诚挚感情的载体，它变成了与酒翁毫无差别的技艺练习。这种现象是诗歌艺术的堕落。
写作，实质上就是在唤醒人的内心，无论人如何活着，活到何种境地，都必须保持必要的良知、怜悯、羞耻和爱，并以此面对自身和周遭人们的生存，并用自己的心说话，向世界说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忧伤和愤怒。这种说出，就是抒情。抒情永远驻留在真正的诗人心中，那些不相信抒情的人，实际上是些不相信自己心灵的人。我们在这儿生活，我们对那些与我们相逢的事物所怀抱的诚挚感情，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地触摸自己的心跳，触摸血液的流动，感知它们的安静和咆哮，我们不能算活着。而如果我们活着，就有权力抒情。
当前中国诗坛，除失去才华或不真诚的诗人用词汇的堆切来掩盖他们对诗歌本质缺乏触摸能力，更多的青年诗人，那些故意放弃抒情，或把抒情献给下半身，放弃永恒、价值、道德、追求的写作，从心理学角度，仅是一种青年性的防卫心理，一种心理病理。一个真诚和有勇气的人，他必须自觉去除这种防卫机制，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他应该相信永恒、神圣的存在，而“再神圣化”就是要求诗人寻求勇气来抛弃这种防卫心理，去追求和建设更阔宽和更具有永恒性的诗意。而只有这样，中国诗歌才能出现大气象的作品。
200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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