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追溯

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女性诗歌，其中包含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段。在过去多种
版本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著中，有关诗歌的章节，无论长短或以何种标题着重论
述，多以几个大时间段来划分：1）五四时期至1949年；2）建国后至文革前；3）文革
期间；4）朦胧诗时期；5）八、九十年代诗歌探索时期，并且，在这普遍的以时间为经
轴，以文学现象和事件为纬线的概貌论述中，我们留意到，除了在近期出版的某些文学
史论著，曾就八、九十年代一些突出的女性诗歌现象（如女性自我世界的独白）辟专章
论述外，在过去的对五四以来中国女性诗歌发展的研究中，多把女性诗歌纳入了传统的
以各个文学思潮为主要划分线索的时间背景中，如此导致了不仅把五四以来的女性诗歌
的发展个性嵌入了整个文学时代的共性中，同时，更因为文学意义的相同而使女性诗歌
作品的评价标准时代化、男性中心化、价值观单一化，因而抹杀了女性诗歌作品的特殊
的文学意义。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划分合理吗？如果站在以男性、女性为
不同主体的个体立场，这种貌似共性的文学意义是否忽略了某些因素？站在以男性中心
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而展开的对五四以来中国女性诗歌的研究，是
否遮蔽了女性诗歌天然具有的一些重要的本质？

2．      文学作品中意义的产生和内涵的时间问题

在此，我们分别从文学作品中意义的产生和内涵的时间问题展开论述
从人类的本性来看，意义的产生，源于“匮乏”或“欲望”，在西方心理分析学中解释
为“阉割情结”，但究竟是否真的如此呢？可以说“阉割情结”目前只是一个类同于
“宇宙产生于大爆炸”的假说。但从日常的生活经验中，我们也能推理得知，生活中，
语言的产生，来源于内心表达的欲望。语言意义的产生，来源于表达出来的语言是否能
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他人造成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以及他人理解后对自己的评价。中国
几千年的封建父权专制社会，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自足的意义产生的系统，并产生了
表达反映这个意义系统的文字语言的象征系统，而这个象征系统反过来又控制、评价着
这个意义系统里的每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及行为标准。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父权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人的生命意义的象征”从来就是以封建政治
体制下的男权为中心并专有的，这个意义的象征物也即是菲勒斯中心文化的“阳具崇
拜”。在这个“人的生命意义的象征”体系中的中国女性从来都是缺席、无言、面目模
糊的。尽管古往今来，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五四时期男诗人笔下的“最是那一
低头的温柔”，乃至“恶妇”如“母夜叉”，乃至“愚昧者”如“祥林嫂”，绝大多数
由男性作家的笔下写出。 而透过文学史的记载，人们就是从这些文字记录中去观摩，
然后再塑造中国女性形象。由此，传统道德审美中的“女性美”及行为“善恶”的评判
标准，就被镶嵌在由男性所构建的女性作为男人的附属的人的“生命意义的象征”体系
中，内容也越来越臃肿，而透过这个象征体系所显现出来的女性的面目则越来模糊且日
趋雷同与重复。

“父亲的时间，母亲的种族”，的确，当人们思及妇女的名称和命运时，比之时间、生
成或者历史，人们更多地考虑繁衍和形成人类种族的空间。“女性主体（female
subjectivity）似乎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尺度，本质上维持着文明史所共知的多种时间之
中的重复和永恒。一方面是周期。妊娠这些与自然的节律一致的生物节律的重复出现，
这种自然节律提出一种时间，其一成不变可能令人吃惊，不过，它的规律性及其与被体
验为外在于主观的时间、宇宙时间的统一，带来令人眩晕的幻觉和不可名状的快感。另
一方面，也许作为结果，是永恒时间的具体存在，不可分裂，无可逃避，与线性时间
（流驶着）几乎毫无关联，以至“时间”一词根本不合：这种时间像想象空间那样广阔
无边、不可置限……让人联想到形形色色的复活神话，在所有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
中，复活神话都将某一先前的或者相随的母性偶像永恒化……”，“如果女性主体置身
于‘男性’价值的构建之中，那么，就某一时间概念来说，女性主体就成了问题”，这
表现在“这种内在于任何给定的文明的逻辑的及本体的价值之中，清晰地显示其它时间
试图隐匿的破裂、期待或者痛苦……”，而“这种线性时间也是语言的时间，语言被视
为语句（名词+动词；论题——评说；开章——收尾）的发出。这种时间止于自身的阻
碍——死亡。心理分析学家将它称作‘强迫性时间’，在对时间的掌握中看出奴隶的真
实结构”。①

以上的分析基本道出了女性个体的时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线性时间中的相错、相分又相
合的秘密。同时也道出了女性个体语言生成、隐匿及被长期埋没的秘密。这是一个带有
普遍意义的规律。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把五四以来的女性诗歌嵌入以时间为顺序的中国文学的发
展史去研究，是欠妥当且不符合女性诗歌的本质特性的。在此，笔者提出了应以研究各
时段女性诗歌的本质特性为重点的研究方法。它虽然也无可避免地以时间为经轴，但在
文学意义的研究上是偏离了已被普遍命名的各时代的文学意义，而尝试以女性为主体去
进行文学意义的定性。

3．      男性象征意义系统中的五四时期女性诗歌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机遇下出现的。当时的中国是一
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军阀混战，国弱民穷，屡遭外族侵略，而且屡战屡败。在这
种局面之下，初步具有了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文化已到了不变革就无法再生存的地步。而这个现象背后的
的矛盾本质，是以封建父权专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进化的对抗已到了白
热化阶段。

“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出了文体与语体的改革，其精神实质是“人的发现”。在这个时
期，少数受过教育并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知识女性，开始用写作进行精神的探索，加
入由男性思想先驱所倡导的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文学改革运动的行列。冰心是这个
时期女性诗歌写作的代表，她的代表作品是《繁星》、《春水》，母爱、童真与自然是
其诗歌的基本主题。也就是说，她的作品中的对主题意义与同时代的男性诗人作品中的
“人的发现”是相一致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推测，在五四后期至解放前的被称为鸳鸯
蝴蝶派的城市文学也许曾出现过一些与“人的发现”平行潜行的作品，但却因背离了传
统道德而被误读，从而被后来的文学史记载忽略，这也是可能的。因为，在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社会专制制度的“人的发现”，其社会的通行的道德律令必然也是带着潜在（或
更隐藏）的封建皇权的本质意义的。

因此，我们认为，五四时期的女性诗歌，是一种汇合在文学改革思潮中的对于传统父权
文化的对抗性再书写。尽管这个时期的女诗人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自己、写女性，但却
还没到达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体的写作。

4．      极权象征意义系统中的二十七年女性诗歌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时期结束，是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巩固时期。在这段时
间，中央集权更加加强，对国民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采取高压及单一化的手段，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而产生的文学，必
然是意义高度象征和统一的，其绝对的高度归于唯一的、等同于宗教领袖的偶像，同
时，意义也由他来命名。这已成了不争的事实。诗歌创作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政治抒
情诗特别发达，生活风情诗丰富多彩，长篇叙事诗林林总总。但我们也发现，在这个时
期中却鲜有女性参与诗歌的写作（或者有，但却几乎没有在这个时段的诗歌史上留下痕
迹），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被称为时代半边天的女性，在一个极度专制的政
权下，是如何怎样丧失了她自己的诗歌语言的？

5．      男性象征意义系统后续部分的朦胧时期的女性诗歌

文革结束后，从1977年至1985年之间，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拨乱反正时期，在文化思想
上，是“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期，沉思劫难的历史，呼唤人的尊严和权力，感应时代
的大变动。经过反思、文化寻根，摆脱了以政治审美为文学作品评判标准，提出了以
“人”为核心的美学原则。在男诗人北岛写出《回答》、江河写出《祖国啊，祖国》、
杨炼写出《诺日朗》等充满阳刚意识的诗歌力作的同时期，女诗人舒婷写出了《祖
国》、《致橡树》等该时期的女性诗歌名篇。从这些诗歌的名字到内容，女诗人书写的
是一种延续了五四“人的精神”的发现的奉献于传统文化意识的高昂之歌，但从中，我
们听到的更多的是“致敬”的姿势和心态。女性的主体意识的书写，仍在逃离和掩藏的
状态之中。正如评论家程光炜在他的《闲谈近二十年的女性诗歌中》说到：“历史在一
夜之间促成一代人的成熟，然而人的成熟不等于有思想自省的能力，它构成反抗历史的
冲动，但能够产生多少有思想史价值的成果，仍旧值得人们在今天重新检讨。”

6．女性身份确认的八、九十年代诗歌探索前期

1985年之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经过了多年的锐意改革，进入了发
展期。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伴随着经济的开放，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西方现代思想和
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1985年、1986年，在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热正走向高潮的时候，
知识界也同时出现了狂热接受西方各种外来文化并激进反对（放弃、抛弃）本土文化的
现象。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与西方现代思潮相呼应的美、
英、法等国女诗人的诗歌作品迅速地被中国的女诗人接受并竟相仿效。美国女诗人西尔
维亚?普拉斯的诗歌作品是当时主要的模仿对象。普拉斯的诗歌以独白作为她的主要叙
事方式，语言尖锐、热烈，她的人生态度是严肃、认真、虔诚近乎苛刻的，表现在她诗
歌中透露出来的坦率和真诚，但在生活中，她又是自弃和自虐的。这些在作品中反映出
来的个性的矛盾，使她的诗歌具有一种弥漫着死亡意识却又无法真正自弃的令人沉迷的
气息。也许正是这种迷失自我的生命状态，深深吸引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已初步觉醒，
正在努力地寻找自我身份的中国女诗人们，所以，这个时期的女诗人的诗歌作品大多带
有“中译” 普拉斯的语言风格。毕竟生命状态有可能相似，但生命感觉却必定无法雷
同，表现在诗歌语言的风格上，过多的模仿痕迹，只表明了生命体验的贫瘠和表面化。
这时期女诗人的诗歌作品显现了一种语言表层的冷漠、嘲讽和诡异，而内容上又透露反
叛、排他和面具性（表演性）。缺少自我反省和思辩的力度。

所以，这个时期的女性诗歌，属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身份确认时期。她同时也是在
中国传统文化象征意义动摇后的第一次自我的探索和选择——中国女诗人们就在此时选
择了西尔维亚?普拉斯作为自己的意义的寄托。这是一次有深意的尝试，是一个起点，
是中国女诗人在脱离了男性文化先驱的带领下，摆脱了一直遮蔽着女性主体言说的传统
文化话语，第一次以独立而让人颇感陌生和惊讶的面目，写出了自己的诗歌语言。尽管
带着模仿的痕迹，但这一步在中国女性诗歌发展的路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7．女性身份迷失的八、九十年代诗歌探索后期

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渐扩大化，经济上的外资同文化上的西方现代
思想的进一步内化，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早些年已出现的人的“异化”现象，中国
思想界，文化界也出现了“异化”的危机，至今仍在持续着。而思想文化的“异化”必
然带来的是人性迷失、沦丧。

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小说创作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人数众多的“美女作家”的大胆的性描
写、性诽闻暴露，诗歌创作则出现了大批女诗人作品中的“闺房宣言”式的诗歌，和
“下半身”（相对于“上半身”）的性意识、性叙事、性描写等诗歌写作。这些文化现
象，其实也是与人在经济社会中的“异化”同步发生的。出现在女性诗歌写作中的这种
现象，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女性诗歌创作的身份确认后的迷失或继续深入寻觅时期。是一
个必然的过渡时期，并非如某些保守的评论家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也非一些激进的女性
主义者所描述的，“性”就完全代表了以女性为主体的对抗传统道德叙事的反抗力量，
是名副其实的女性主义立场。

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建立的逻格斯中心的象征意义，在尼采断言“上帝已死”后，一直在
寻觅着意义的出路（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仿佛必得知道人生需具有某种意义才能过得安
心），哲学家们从存在与时间、结构与解构、精神分析、心理分析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
研究，试图勾勒出人类存在的意义之迷。文化上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多中心、
交叉并行等局面。反映在现代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共性的表现：创作的繁荣与读者
的冷漠形成强烈对比，语言探索和写作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哲理性和抒情性相互渗透，
散文诗和格律诗并行不悖。由此可看出，这些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当今的中国诗坛，其中
当然包括中国女性诗歌。

8．期待中自我完善的新世纪女性诗歌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女性诗歌的创作变得沉着而安静。各种流派、各种观点（如
新叙事、元诗歌写作等）的争论，混杂在以男性诗人为主体的各种峰回路转、持续时间
不长的争论中，表达着自己并不鲜明的诗歌观点，像一种潜流，仿佛也是一种大浪前的
暗涌。我们观察到，就连一直以来令人们神经敏感的女性诗歌的“身体写作”现象，无
论创作者和评论者，包括读者，都变得含蓄起来（或是见惯不怪？）。而这些现象，不
期然让人对新世纪的女性诗歌充满了好奇和等待。

值得探讨的一个现象是，在当今中国西学日渐昌隆，各种主义和流派的传入令人目不暇
给的今天，传统文化思想非但没有显现出日薄西山的样子，某些传统文化思想在与西方
现代思想融合后，反而能把人们的思考引向新的出路。

由于信息科技的进步，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密和直接。但由于处在不同的国家
政治体制之下，其中有时也会出现思想先于体制的局面。表现在文化思想上，中国目前
仍处在意义象征系统单一（甚至有时被人为地强化）的国家政治体制之内，而多年经济
变革所造成的思想多元化格局，并未能够在现实的层面真正付诸实施，这于中国的女性
诗歌的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幸的是，中国女性诗歌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如今正走向主体的独立、成长和成熟，她
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书写真实的自己，而非男性象征意义系统中的女性。她
在经历了漫长的缺席，被遮蔽后，已从幕后的黑暗走了出来，走向新世纪的大舞台，发
出了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己的歌声。也许，离真正成熟的歌唱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
中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值得期待和应该为之拍响鼓舞的掌声的。

正如克里斯蒂瓦说的：“然而，不管妇女作家的这些近作的结果怎么模糊，征兆却
是——妇女正在写作，空气因为充满期盼而显得沉重，这一期盼是：她们将写出什么新
东西。”
2003年6月17日

①参见朱莉娅·克里斯蒂瓦《妇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