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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比抒情更遥远的路
面对批评，有时侯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路，那样的缓慢，那样毫不拘束的漫漶四溢，或许是跟诗歌的要求相悖逆的。可是，当电话的那端传来我故乡凄凉的消息，有人五十几岁就瘫痪在床，无力照应一家老小；有人年仅三十就被厄运带走，留下年纪幼小的儿子。在电话的这头，我良久无言，曾经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忽然离我而去了。死神的打扰让我们永不安宁。在长长的惊讶之后，是我的反思，对于我的诗歌，对于我对那片如今远在千里之外的土地的认识。我知道我做的很不够。一直以来，我都在向她索取，索取写作的所谓“灵
感”和题材。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书写会与他们有什么深切的关联。
当我写作《春天的葬礼》时，读者只知道在一个古朴的村落里发生了悲伤的事情，却永远都不知道事情是发生在哪里。我是想把一片朦胧的或真或幻的地方描画成人类普遍的宿命之地。我把真实的死亡放进虚幻的时间和空间里，只不过是表达自己对于生命的悲剧性的认知。
当我写《槐树下，一次想象中的谈话》的时候，我试着把“薛家庄”的名字放在纸上，尽管在此之前，有类似“江家寨”、“温泉峪”的朴素地名落下我的笔端，可那是别人的土地，我从那里路过，是个不折不扣的过客。薛家庄，仍然是一个虚无的村庄，但她义无返顾地承担了我对于逝去的岁月的不尽怀念。当诗歌能容纳虚构时，我知道仅仅有抒情的热情是不够的，至少对于我和我被赋予的责任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要走的路更远。因为我知道我不能仅仅表达我一个人的悲欢，就像弗罗斯特诗中的“喑哑的部落”或者“沉默的族群”一样，在我们生者的周围，日日夜夜埋伏着众多的灵魂。他们无时不在寻找，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为他们言说。要是一次死亡就永远死去，那我们努力接近的终点将是人世里最为悲凉的地方。所以，我得相信他们生命的延续，要把这飘渺的事实变成内在的信仰。这就是我的诗。
落在纸上的就不容更改。所以我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要在《父亲们》中施展偷梁换柱的小技巧：在“父亲”的后面添加了一个复数的“们”字，我想的是通过表象的置换而轻松地从具体走向抽象。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是我没有使用细节的描写，没有伏笔很深的叙事，就那样径直地走去。我没有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得不半路折回。
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弗罗斯特的诗越写越长，一定不是诗人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控制他的词语和句子，只是需要他来关照的事物越来越多，他的诗人之眼目睹的东西越来越多，是它们在发出这样的指令，是它们在要求他这样做。如果一个自信的读者自作聪明地删除托尔斯泰或雨果作品中的关于十九世纪的风俗人情的描写和记录，他们只会看到干枯的情节之树，却体会不到完整的伟大作家的意蕴。当然不是自比伟者，我要做的，就是要把叙事当成主要的“事业”进行下去，只要我把真实的感情均匀地、毫不保留地融入诗中，她们中的每一句就是我派出的身体的一部分，谁也不能任意地将她们砍伐。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在很早写《一九九八年在洛阳看牡丹》的时候，我曾经有意识地引用过白乐天的这首《买花》。当时在我的诗的末尾，情绪已经到了很伤感的时候了，我忽然想起了白居易，这个偶然的想法阻止了我继续向悲哀的方向发展，我让自己的心情力求平静下来，最后决定把他开头的那句镶嵌在我的诗里面。“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两个强烈下沉的尾音自有其惊人的气势，但是两个轻音节叠词的插入又起到了抵消这种力量的作用。于是开篇便向我们预示了如此充满力量的沉着和冷静。
这里我想分析的是此诗的第二句——“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在我看来，全诗中最动人的就数这一句了，因为这几乎是白居易风格的写照。越往后，白居易古风中的责任意识就越强，诗的说教性也就越强。尤其是当诗人写到“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和“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时候。所以在诗里最为纯净的也正是此句。理解这一句，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此诗的叙述者是谁？
在这里，作者仅仅是买花这一事件的记录人，却并不一定就是买花人。买花人没有出现（虽然后文的“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一句中这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田舍翁”很可能就是虚化了的白居易，但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可以理解为并非如此），这给理解造成了小小的困难。不过等你读过几遍之后，就会发现，买花人这一意味深长的缺席其实给我们的解读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这也就是说，你几乎可以任意地来插入一个隐含在词语和语调中的主人公。
我想起了我们“薛家庄”里那些永远不会长大的女孩子们——在我今后的诗中（比如《悲恸之地》）我会写到她们。她们盼望着春节的到来就像唐朝时候的洛阳人盼望牡丹花盛开。等待春节真的临近时，她们催促自己的父亲们到集市上为她们买来鲜艳的纸花，然后由母亲温柔的手仔细插在她们的发间。于是几乎是一夜之间，“薛家庄”的女孩子们个个美丽无比，霎时间把那些灰头土脸的男孩子们衬托得无地自容。买花，买花，是她们一年中最大的期待，是她们最天真动人的梦。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应该由她们来说：在岁月转折的时候，她们争相传告，“插花的日子到了，买花去，我们买花去！”
在我把生活理解为波澜不惊的河流的时候，白居易悄悄出现，不可避免地打动了我。同样的浅显清楚，杨万里的诗里毕竟有些刻意，甚至还有俗气的地方。白居易很纯净、不露痕迹，他不动声色地走进了那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生活的细小角落。我理解的白居易是日常生活的歌咏者，书写的是对于人类童年时代的不尽追忆和细致生动而又宽广的人世情怀。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恩之情，我试着把他的那首《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翻译”成白话文，这也就是《白居易与弟书》。我不得不动用我们“薛家庄”的全部名词和我对于故乡的全部情感，虽然三秦边地和齐鲁故国风俗地理截然不同，但是大地上生长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和作物，所以我相信我的改写并没有也不会辱没白乐天和他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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