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小学一年级，头一节课便是学写学读“毛主席万岁”五个字，那时在锢塞的乡村里，不似现如今城市里有幼儿园、学前班等，上学前可是一个方块字不认更不会写，只是在村里地里野跑或帮大人干活儿。于是这五个字写啊写啊真是吃力，尤其那个“席”字，因笔划较多，硬是写不对，我自觉比照了课本上的，写得蛮对，可任课的女老师却总是说错，到放了学我仍未写对，于是被留下来写，不知写了多少遍，也不知写了多长时间，那时全村尚无一人戴上手表，更没哪家墙上有挂钟，连女教师也是刚从外村嫁过来的新媳妇，据讲也就小学毕业。我记不清何时离校，也记不清写了几天“席”字才终于写对，只记得那个“席”字真是难写，好象它跟我有仇。
教室是两间泥土垛就的低矮屋子，屋角有一露天的大窟窿，椽啊，梁啊，全都布满了米粒大小的小窟窿眼。按现下的标准绝对是危房。但就在这两间看去时刻要坍塌的破屋里，村里二十来个年龄大小相差至少十岁的学生就在里面学了三年，那老屋是在几年后某一日才坍塌，幸好那日是星期天，没有上学，所以未伤着人。
那时作业并不多，绝不象现在城里的小学生，课堂外布置那多作业，也不用家长出几十道题，还让家长批改、签字。那时怕如此要求也办不到，因为村里约99%以上的家长大字不识，怎会出题签字，批改作业。作业在课堂上就完成，在我记忆里课外就没做过什么作业，而一旦放学，多半擓了篮子去地给猪薅草，或去地里帮大人干活，决计不会缩家团身趴那儿做作业。
记得第三课便是认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似乎这八字写来没费太大的劲儿。有时我们列队参加村里的批斗会，甚至走几里路去邻村看批斗会，学了大人举起小肉拳喊“打倒”“火烧”等口号，并随大人一起一遍又一遍高呼“毛主席万岁”。尽管那时文革的高峰已过，但其余波尚在，并在锢塞的乡村涌流。批斗坏人——多半是地主富农，有人上去按头，另一人在后面来一脚踢腿窝，坏人立马扑腾跪地，那声音听来象一块木头砸地上。坏人头上还戴了纸糊的又高又尖的白帽子，那上头有黑字，看不懂，因为不认，且黑字上有一个大红叉。而坏人跟村里的贫下中农一样衣着破烂，土头土脸，虽说当时看不出坏人那一点坏，可既然叫人按头挨批，大猜就是坏吧。他们从不反抗
，只一味点头，嘴里吐出的只三字：我有罪！那时对罪的内核尚混沌，只觉罪就是坏，不好。
在那时稚嫩的心灵中，人无非分两种，要就是好人，要就是坏人，即不是敌人就是朋友或自家人。就这么判然两分，课本上这么写的，老师这么教的，电影里也这么演的，周遭的大人也这么作为的。老师有时还给我们念雷锋日记：对敌人、坏人就要严霜或寒冬般决不留情，坏人——阶级敌人时刻想反扑变天，人老老实实地在心却未死，凶着嘞。于是觉着身边总有坏人或敌人的幽灵在游荡，冷不丁地会给你一棒或搞些什么破坏之类的活动，见着不太认识的人总在心里琢磨是否一个坏蛋。有时也做做当英雄的梦，象从报纸上所知及课文上所讲的小英雄刘文学那样，也抓个正搞破坏活动的坏蛋英雄一回，也趁机上上报纸。最好别死，受点重伤就行。只惜没有机会。
晚上，与小伙伴三五成群去外村看黑白电影——电影由村支部掏，我所在的村因太小而掏不起钱演电影。每当有人出场，在心里头冒出的头一个念头便是：好人？坏人？电影里的好人或坏人，有时一出场就能判清断明。不过，有些电影拍的较隐秘，故意使点障眼法，直到电影快结尾时，才露出是坏人或好人的真面目。是的，刚出场时以为是好人的人或以为是坏人的人到结尾时，才暴露出原不是个好人或坏人，这种电影看得才来劲儿。有时我们还为某个出场的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嚷嚷叫着打赌。
那时我还打心眼里希望学校应叫村里某位上年纪而又苦大仇深的贫农登台讲课，忆苦啦思甜啦 ，因为在教师给我们念的报纸中就常提到一些地方的学校请老贫农登上讲台，忆苦啦，讲阶级斗争新动向啦等等。而邻近一个较大村子里的学校就这么干的，不知为何本村未让老贫农进校登台。不过我曾在心里将村里上年纪的老贫民过滤一遍，觉着全不太合乎心目中的标准，因为他们所受的苦据我所知并没有报纸上所宣传的老贫农穷也没有受恁大的苦；村里的地主似乎也没有报上所宣传的地主那么霸道、凶恨，没给村里贫农家造成死亡或发疯之类的让人血热的事情。
大人们有时进行背诵毛主席语录比赛，别看那些成人们大字不识，可背起“老三篇”来却烂熟，真是叫人诧然，有时还比赛谁一口气说多少毛主席万岁万岁......村里的最高记录是一口气说了二十八个“万岁”。而我们的小学课本上的课文也大多是毛主席语录，那自然不用问，是必背的，而且老师会让一个个站起来背，一个字都不准错的，要有个字错，便令从头背起。
那几年出生的孩子，家长们很喜欢起革命性的名字，如卫东、学文、保国啦等等，彼此喊来蛮朗然上口而有力。锢塞乡村里的农民有时也挺会赶时髦。
受了外在影响或传染——不外乎报纸、广播、黑白电影及大人们的言行，我们这些十多岁的人也真诚投入且分了派性，村东头一帮，村西头一帮，两派互不往来，见面连话也不说，下课后也分开玩，有时两派凶吵甚或打架，把对方成员看成了敌人，恨得要死；给敌方人员起难听的有辱人格的绰号，且写在他人易看得见的地方。有时逮了敌方一个成员，便押着他学了大人斗地主富农一样摆了喷气式批斗——那时尚不知那难忍难受的有损尊严的架式叫喷气式。这当中两派成员也变动，我们也学了电影上演的称之为叛变或投靠，只看对哪一派而言。老师在课堂上虽吵过几次，家长们也曾介入并训斥，甚至引起几家大人的凶吵，但终归无效，两派仍是两派。就这样，我们在偶像崇拜中汲取着恨的营养并一日日长大，恨的种子就在那时节在血液、骨髓里埋下且生根发牙。并结束了本该天真趋爱却一味嗜斗嗜恨的童年。自己一天天远离自己，并在这种疏离中葬却了某种宝贵的东西，失却了童年本该有的品性。
在文革的风暴中心，在距风暴中心较近的其它大中小城市，与我年龄相当的人在小学时所学所做所亲睹的怕比在锢塞偏背的乡村里的种种样样要丰盛而野蛮得多，不独批斗辱人的花样，尚有各式各样的文字、图片、言语......至少我在乡下尚未见给坏人——地主富农剃阴阳头......看看我们这一代或比我们稍早的那一代人在今日所作所为：对钱财的鲸吞、对人命的草菅
、对法律的贱踏、对人类道德底线的逾越.......而一旦事发却不以为然或竭力恶辩的那种恬不知罪、无所谓善恶的嘴脸与表演，还会觉着不可思议嘛，还会不明白其病灶在何处吗？
通勤车
我所说的通勤车并不是接送人去郊外上下班的一般大客车，而是专供铁路职工上下班的火车，自由度远比前者大，其空间也比前者宽敞许多，而坐车时间一般并不长，多半三十分钟左右，或许正缘于空间的宽敞与便利，人们较易交谈、活动，于是便生出不少的话题。
我所供职的单位因距离市内较远， 为方便铁路职工上下班，便加了一列通勤车，按说7点半开车正好，但因为7点半正好有趟客车及其它因由，通勤车早上6点40分便开，30分钟到单位，离上班时间约40多分。人们自然可以消消停停地吃顿早餐，在办公室或班组歇会儿聊聊天。但却必须6点半或更早从家出来，如离车站较远，必起的更早。懒觉是睡不成了。
若是白天较短的冬日，无论早上去上班或下午6点乘车回家，多半天光尽隐，可谓披星戴月地早晚上下班。大早上车内冥暗，连人的五官也辩不清，有的男人一上来就吭咔吭咔吐两口痰，然后与身边的人聊新闻、凶杀或谁挣了大钱、谁贪污捞钱被逮等；而女人则家长里短地舞动起舌头，似乎男人女人们因一夜睡觉而未说的话全攒到通勤车上来说。那些大烟鬼们屁股刚一落座便从兜里抽出烟盒，如果身边有相识相熟的则会礼节性的递过去，且多半会说一句：来一支。而对方每每不客套地接住。于是一阵猛抽狠吐，同时会大口大口地往脚边或过道很过瘾地吭咔吭咔吐痰。似乎受了感染，大凡有点烟瘾的上了车也抽，一些本不情愿抽的据讲因受不了烟熏也掏出烟来与他人共吐烟云。毕竟是冷得直跺脚的彻寒之日，窗户不可能敞开，于是车厢内便烟雾弥漫，弄得嗓子涩涩、头目晕晕的难受，却又只有主动或被动地干忍干熬，直到下车方得大赦一般解脱。
于是一些被动吸烟者及一些不太情愿而吸者就颇有怨气，将情况反映上去。乘务员们便做一个牌子，上写：车内禁止吸烟，违者罚款伍元。相牵连的各单位领导也在会上强调，为他人及自身健康着想，通勤车内禁烟，若逮住罚款，应乖乖受罚，有硬抗不交并寻衅者，单位罚其百元，并通报批评。
有一阵子果真车内空气清爽许多，乘务员来来回回巡视，发现吸烟者令其掐灭，并警告不掐灭就罚款伍元，而个别吸烟者却狡辩说不知道车厢内禁烟，不过仍是配合。似乎过了一月光景，便有不自觉的大烟瘾者软抗，嘴里说掐灭却硬不掐，或当乘务员来时把烟放在隐处，乘务员一过又立马搁嘴里有滋有味地吸上。或许因为熟头熟脑，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倒没见动真格的。于是车厢内渐渐又烟气弥漫得呛起嗓子来，乘务员巡视时尽管仍劝或并扬言罚款，可几乎没人听劝，相反人倒无忌地大吸特吸，车厢内青烟浓度又复挂牌警示前的指数。这颇象中国颁布的法规，尽管白纸黑字写着并挂在嘴边，可有几条真的实施，又有谁真的当真，并且有人监督。不知车厢内挂的禁烟牌何时摘下，或许自觉羞惭而尴尬得自行跌落。
冬日由于车内昏晦，打牌上瘾者便用钥匙链将手电挂在行李架上照着：打双升或斗地主，并因某张牌而喧嗓斥耳。个别的因为未睡好便两手在袖里一抄，缩脖团身靠在椅子上眯了眼睡一路。如果人靠椅背上闭眼静听，便会觉车厢里尽是有形与无形的声潮声浪，一股一拔地喧腾，并在车厢内纠缠翻滚，似乎人人嘴不闲地说着吵着怨着，互不干扰又互相干扰谁都听得清可谁也听不清。
在冬日，乘务员每每掂手电每排座每排座照了巡视，从衣着、脸色或眼神来判断是否真的是跑通勤上班的铁路职工。若发现不是铁路职工而是当地的老百姓，便用手电筒明晃晃照着令其买票，起初票价1元，尔后长到1元，现下长至2元。依然给票，但票却是单位自制，票钱自然不会往上交。老百姓一旦混不过去倒也如数买票，毕竟比乘公共汽车便宜，而且较为快捷，方便。何况又无堵车之虞，更无撞车之险。若果碰上一些与铁路常打交道而家又在铁路就近的角色，硬抗了不买票，女乘务员也无计可施，不过此等角色并不多。
在夏季，早上上班或下午下班，天已是大亮，人们提早到了车站也并不急于上车，固为车内闷热的滋味并不好受，虽然开了窗 ，单等给了信号车要开了才登上车，反正车上有座位。夏日，一上车人们的谈兴似乎较冬日更浓更盛，吐痰的虽少，但抽烟者却不见少。车上仍是烟气弥漫，虽然车开起来车厢内不那么涩然呛人。
他们往往会谈论昨晚因太热未睡好，或开空调太久而肚子受凉不太好受，以及晚间的足球赛或其它重要赛事，并对球队或教练或某个队员的表现评头论足，说得头头是道。听上去可以当个好教练，而且某个球队所以输，全在于没有按他的打法去拼。有时还就某个重大新闻无忌地评断，对国际上的纷争、交往颇在行地指手划脚，俨然一副大政治家的派头。
9.11事件后，车厢内声浪较以往更凶然喧腾，甚至听到哈哈地笑乐，人们多半以幸灾乐祸的心态及语调讲着最新获知的信息，并大加评判。在他们嘴里，世贸大厦的人该死，美国人活该挨撞，罪有应得，因为美国太狂兴，处处插手、侵略。还有人说是报应哦，不少人认为拉登真英雄一个，那些劫机者也大英雄，有信仰支撑，置生死于度外，要是中国人试试，有恁大的胆气！......无疑他们不知美国人与美国是两个概念，但却混为一体，他们当然不会想到世贸毁塌时死难的人中，不独有美国人，也有其它国度的人，包括中国人，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也如通勤车里的自己一样，为生存为养家糊口而奔波、操心操肺。美国做出些让人愤然不平的事，他们却并未也无能力插手。设若自己当下正做的通勤车被恐怖分子所炸而车上人全亡，那些憎恨中国的人却欢呼雀跃，幸灾乐祸，把我们这些人等同中国来看待，想想看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你的亲人又做何想。
当然他们才不会做如此想，因为他们已失去了最基本的是非、道德判断力，他们的头脑与血液已中毒太深，他们从报纸或电视上获知的信息是整过容的或删改过的，譬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为何插手南联盟的事，米舍洛维奇在国内都真正干了些什么（他在凶搞民族灭绝）？！事情的来胧去脉报纸、电视上是从未涉及，给人的感觉似乎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突然不问皂白地打起南斯拉夫。在他们心目中，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该支持，美国一倒霉我们理当兴哉乐哉。他们长期浸淫于虚假、变形、扭曲的信息环境中，难怪他们丧失了人类本该有的基本道德判断力。
虽然他们滔滔言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什么也未说，因为他们是一群失语者，一群失语的聒噪者。他们滔滔言说并本非他们在言说，而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按规定的方式以定制好的语言在限定的范围内不倦地聒噪。可悲的是他们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话题仍回到通勤车，但不知通勤车内何时人满满却静悄悄，人们或读书或看报或静思，因为这世界的聒噪声处处充盈。更不知何时车厢内才不会烟气熏人。说到底通勤车不是家里，不是工作场所，而是一个公共场所，一个本该文明的场所，应该有所自控或自敛才是。
老师
在我做学生的学涯中，没有哪一位老师曾对我人生的选择与走向，价值观念有其颠覆性的影响，虽然从小学到大学读了十五年，曾在大大小小的五所学校上学。无疑，大学的学校最大，不独面积、人数，尚有规模及授课的老师人数。
十多年过去，大多数老师的音容禀性甚至名姓已深潜遗忘的深处，但有两位老师因其个性独具使然，使我今日镌刻般难以忘怀，并时时在心头浮现回味。
在学校我应算得上是较为循规蹈矩、不惹是非的一类学生，不过一旦外在与我内里的观念或意志颇为相悖时，或许内在因被压抑而深藏的不蹈规守距的抗力会以一种并不直接、不过烈的方式凸现出来，虽然仅仅那么一次，不是在小学、中学、而是大学。不过，我且先说说初中的一位任课老师。
这位老师姓刘，上初中时教我数学。那时读初中是在离家有五里地的邻村一所学校。教师同学生一样：不单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外村的教师与外村的学生一样，早去晚归，只是学生多半徒步，而老师有专车——自家的破烂自行车。
刘老师个儿中等，双眼鼓凸凸地大且冲人，平平短短的头发中夹几根白发。课教的好，但脾性却不敢恭唯，尤其在初一，他讲课时常掂一个大得吓人的木质三角板，且爱提问，一旦底下的学生不争气而答不上来——十之八九答不上来或答的不对，刘老师愤然一努嘴，眼看去更凸，把手中的粉笔一摔，大三角板在黑板上啪地一拍，嘴里怒不可忍地干哼一声，就横冲冲走出教室，把班上三十几个学生心惊肉跳地晾那儿。于是教室内好一阵哑默无声，连最好动、调皮的学生也垂头不语……
我们那一班学生上小学时，老毛尚在人间主宰，按官方话语：四人帮正横着呐。那年月可是天天讲人与人斗，斗斗斗，如同今日的钱钱钱一样纠缠人心，学生与老师真正投入学与教的精力与时间有多少呐！何况偏背乡下，各村小学教师的水平也令人怀疑，小学的基础怎能扎实。刘老师的提问十之八九回答不出倒也常情。
刘老师怒气冲天，面相愤然甩手而去后，一般没个三五天光景是别指望他来授课的，于是到上数学课，便只有自己看书，但多半看不进，于是教室内乱哄哄如一锅粥。班主任掂了尺把长的旱烟袋有时去教室转一圈，只是叫自己看，并不解释，更不评论，然后悻悻然无奈地离去。一般三五天后，似乎气消了，刘老师才进教室授课。
后来，刘老师在课堂提问而学生又答不上，又要愤然离去时，有几个胆壮的女生便嚷嚷：刘老师，你走个啥呀，你不讲俺咋会。
还有学生说：刘老师啊，谁答不上来叫他出去，别的人可没得罪你，惹你生气，继续讲啊。
但这些嚷嚷、抱怨全归无效，刘老师仍是离去，只是脚步不那么硬横，倒有几分犹豫，脸色也不像先前森然怒气。之后二三天里仍是不上课，而且逢他的课，他偶尔也会去班内背剪了手虎了脸，两腮帮鼓鼓地踅一圈，尔后又冷又硬地默然离去。于是胆大的学生便掂了课本去办公室小了心吊了胆地问。他此时面无表情，用硬梆梆的话来解答。好在上初中二年级时他不再动辄愤然离去。纵然一提问学生答不上来似也憋了火继续耐性讲解，但也并不全憋忍下来，偶尔也会拧身而去，只是不再横然愤然。呆一会儿，或到第二节课时又继续上课或来教室走走，并主动站某位学生跟前讲题，学生便围上一大圈，于是他索性重又登台讲课。
我记得那时节刘老师讲二次方程，他丢开课本，身体侧立，肩对了学生，眼圆睁，两腮鼓胀一会儿，然后在黑板上写上好几道题，让我们解，不会的便耐了性讲，而布置的作业也会在下课铃响时鼓了腮帮，瞪了眼想出来并写在黑板上。有一女生斗胆问他为啥不布置课本上的作业题时。他象攥一迭废纸一样攥起教材抖几下，那样子象要扔废纸篓，一脸的不屑与鄙视：太差劲了，谁编的，只要把我出的题做好做完就成了。这时我们对他敬佩得头晕，几乎无人不敬佩他学问奇深莫测。
想来初二上完要升高中，刘老师深明其要害与大义而不误学习前程，于是象换了另一个人。在升高中时全班有一半人考上高中，这在全公社（现下叫乡）十所初中学校中升学率排第一，而班上数学成绩自然第一莫属。
刘老师的学历相当于现下的高中毕业生，但当时在周遭十里八乡，那学问或学历可是数一数二。据说年青时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好几个姑娘虽然长的齐整漂亮，但因不识字，他便全摇头，说没文化的他可不要，左挑右拣，选上一个上过初中的姑娘，但却长的尖瘦的丑，小眼、头发黄黄地，而且脾性与他一样火暴。当时他老母竭力反对那门婚事，但他却满口应允。婚后俩口子因性子犟又互不相让、相容，常凶吵，而且几乎逢吵必摔盆打碗，只要一见刘老师去店里买碗盆，村里人不用问便得知他俩口必生暴烈勃谿
。后来他退了休，但脾性却依然暴，曾与邻居一老太太因一件并不算大的事而争吵，并愤然将其揍一顿，且扒光了老太太上身。老太太的儿子回来后，并未纠集人寻他，倒是运用法律武器来还击，告到法院，结果刘老师赔了好多钱，家中元气大伤，才六十出头的人头发便全白了，而且背驼，但脾性却不再火暴。
另一位老师姓徐，在我读大学时教电子电路。面孔黝黑而粗糙，大脸大手大脚，走在大街上看不出他是在大学教书的讲师，反倒象一个成天在阳光下干粗活累活的装卸工。他上课时爱跑题，云天雾地，几乎一半时间给用在远离正题的事情上，而且每堂课必跑题，虽然并不来劲，但底下的学生似乎也不反感，一个个规规矩矩坐了静听。他讲课水平班上大多数人认为好，我也不例外；他讲得透彻，讲得到位。但他远离正题而胡侃我打心里恶然厌烦，因为他所讲的在当时的我听来颇无聊而虚幻，跟瞪眼瞎编一样，与我头脑中所固有的相冲突而难容。
他讲的多半是反右、文革中的事情，说郭沫若奴性十足，马屁精，大流氓，说不清结了多少次婚，连屡被相邀参加婚礼的周恩来也有所不耐地说：但愿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你的婚礼。又说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叫老百姓少受罪就成，以及剃阴阳头，批斗；还说要在二十多年前，你们可不是规规矩矩坐课堂听他讲，而是走出校门，在大街上呼万岁，斗我斗老师，并叫我牛鬼蛇神，嘴里喊打倒，火烧，油炸，押了游斗……起初我尚能静声静气听下去，但到后来便百般憎厌，这也叫上课！？我可是来读大学学知识的,不是来听你胡吹乱侃。于是有一次做完作业，我趁了冲上心头的敌视、怨责与不满，随手在上次作业的批改日期后面写下一句话：
课堂上多讲课，少说废话，请改掉胡吹乱侃的毛病！
写后也没多想，更未生什么后悔，我只是担心他看见，虽然一般批改作业的是一位年青的助教。我用唾沫沾上那两页，然后便如往常那样交上去。
到下次徐老师上课时，改作业的助教悄然到我跟前：你在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徐老师生好大的气儿。说完把作业本放我桌上。
那两节课，徐老师正课未讲，全冲了我来，自然，中听入耳的话一句没有，但有损人格，及人身攻击的话却无。我记得最重而最难听的一句是：你不知天高地厚，也不尿泡尿自己照照镜子，你以为你是老几！想当红卫兵？！
那两节课，我只是低了头，不知想些啥，头脑混沌。起初脸尚发烫，后来便发凉，接着象是木然，耳朵里居然听不见他的挖苦训斥，灌入耳朵的仅仅是无任何内涵与意义的声音。两节课下来，我象度了一个世纪。
事后班里的同学就这件事从未有人跟我论及、评断，我也不便问他们的看法。我自觉理亏而且不当，自觉地写份不长的检查递给他：大意是讲自己头脑一热，就手而写，没有别的意思，请多见谅云云。
离期末考试尚有两个月，我便着手复习这门专业课，因为我揪心的是，他可能借机报复我给我不及格。于是我去图书馆借来参考书，并做了大量练习题。当时我心里说，下功夫考好，没错的或少错点，想让我不及格也不成——办不到哦，只要考得好，改卷子硬给不及格我就上门查卷。或许由于事先花了时间下了功夫，上课又专心听讲，且他讲的委实透彻，期末考试题虽然难度大，大多数同学考了六、七十分，且有几个不及格的，但我的考分却出奇的高，高得我也乍舌。那一学期其它几门课考得也算可以，毕竟我抽时间早于他人下了苦功，虽说没有徐老师主讲的这门课上下得功夫深。后来我毕业参加工作，不管干自己专业或转干较近的其它专业，都能游刃有余，我想我应归功于那一学期唯恐徐老师给我不及格而下的一番苦功，起码与那一学期有关联。
抑或由于作业本上“抗议”或“指斥”，有一段时间徐老师课上极少偏离正题，但一下课却旧“病”复发，过一段时间，仍复如旧。此时我象班上其它同学一样静声静气地听，有时听得心里深重、压抑，的确，他的题外并不有趣。
大四时，有一次与班上一位同学在校园路上碰见他推一辆婴儿车，一个尚不满周岁的胖娃娃坐里头埋头嗍指头，他老远便与我们打招呼，到彼此走近，同学问徐老师：您的宝贝孙子吧。
哪呀！徐老师脸上仍乐哈哈笑：我儿子，宝贝儿子。
同学脸上烫红，未聊几句忙告别离去。回宿舍，同学说：真想不到，五十开外的人才当爸爸，唉！——唉唉。
自那之后我才获知，徐老师年青时给打成右派，后又被打成牛鬼蛇神，尔后去劳改，这期间整整耗去他二十年的大好光阴。五十岁平反，人已华发丛生，这才得以结婚生子。当我后来读到有关反右、文革时的文章及图片时，我才察知那一拔又一拔的摧残对人的心身伤害之深之残之恨之毒。这比徐老师言说的题外话要悚人惊心的多，而徐老师们被剥夺被耽误多少东西啊，而且耽误的不少东西永难弥补。内心的那份苦涩那般冤抑，自然会寻了时机泄出来，或许有意或许下意识说与不知其情的我们这一代人，好使我们知悉并铭记。尽管所言说的有些东西难免失真，但这怨他吗，因为真相到今日仍有不少被捂得严实无缝，他人不得窥探。
现今想来，我当时为何就听不下去且不耐烦呐，或许与我从小学到高中这阶段生存处境过于锢塞只知循规蹈矩相关，或许与周边的知情人的沉默与课堂上老师只一味上课讲授专业知识或如何应付考试升学而不跑题有关。我本应早些知悉那些人与事，因为那不陈旧，更不过时。徐老师的题外话并不跑题，因为并未过去，因为在身边时时发生着。如果说日下腐败成风，道德滑跌至底线之下，人心思恶思坏等等是学生的话，那么无疑，反右、文革是其老师，而延安整风与红军时期的AB团又何尝不是反右，文革的老师呢！再深里问：它们的老师又是谁呢？......
有时深里思量，设若像徐老师那样吞冤含曲，失却自由二十载，五十多岁才得有机会娶妻生子，内里憋忍太多的东西却不寻机往外冒不寻机会倾吐为快，且不管他人是否愿听或不愿意听，不管有意或无意保持沉默而唯恐后人知悉，那样才畸然异常。而另一种过来人却滔滔然变相回忆那个年代，并且有意或无意地美化，并为个人行为百般辩解，横说什么无悔，那倒更显其畸常。
徐老师的题外话虽然有些失实或道听途说的成份，但大多却是他所亲历亲睹，那话题不可能有趣，动听，换谁讲也是沉甸甸地，如果那人尚存良知，并未失却基本的善恶判断力的话。只惜，这大半生中我只遇着一个徐老师。
火车
由于故园地处偏背一隅，不仅不通火车，迄今连汽车也不打身边路过，于是我起小便对他人嘴里或黑白电影里轰然威势的火车这一庞然巨物，揣有莫名的痴迷，巴不得能早日一睹那神秘的、庞然巨物的真容实貌。
小时听别人活灵活现地讲，因为火车的庞大且速高：比整个村子都长、比风比箭还快，高速奔行时带强悍的疾风，如果人穿了或披了大衣在铁轨边走，那股强悍的风会将穿了或披了大衣的人裹挟而去，象旋风旋走树叶、羽毛一般。而遭此事关生死的厄难突袭,其独一的自救方式是：沉着而快疾地脱下大衣，让大衣随强悍的疾风随车而去，同时人急速趴下，才不致被悍风裹去而得以保命。
说这番叫人心悚而顿起好奇之情的人是同村一个常在外头跑、自称见识过大世面并多次乘火车见火车的人。他当时手脚舞动、唾沫四溅对我们这些尚不足十岁从未出过远门、顶远去几里外的亲戚家的小孩们颇具激情地讲述，并一再叮嘱，要是有机会去铁路边看火车，决然不能穿了或披大衣的，如果你还不想丢掉小命的话。
后来，在我约十岁的光景时终于有幸一睹早就渴慕相见的火车的尊容：我与大哥去百里地之外的大姑家，去前大哥跟我讲，离大姑家不远就有铁路，火车天天夜夜不停地来回过，叫声像猪挨宰时的哀然、凄绝长嗥，火车一过地面连颤带抖，房屋更不例外。
那天在大姑家刚吃过饭，我便急煎着去铁路上看火车，我叫表哥陪我一块去。我说了去看火车的危险，万一叫吸着，表哥好拉我一把。我记得当时未说完，大姑家一家人全捧腹。大姑说：听谁瞎百划，哪会呀！远点看就是了，别离得太近，吸个啥？！
虽如是说，我心里仍是揪心而没底。我一人去了村西边，爬上像大堤样的路基，不敢走近，离铁轨有两米远便再也不敢走近，但见黑油油的枕木，鹅蛋大小的石头子，阳光下明灿灿象眨着眼的没头又没尾的钢轨。当火车在远远的不可见处象将亡命的猪一样长嗥时，我忙趴下来，缩了脑袋贴近路基地面，只觉地动山摇，但见车头上几个大红蚂蚱腿一样的东西一蹬一蹬地用劲儿。那时尚不知是笨重而速慢力小且又污脏的蒸汽机车。虽然耳根有风，并不觉其强悍，但我仍不敢冒然起身，心里头阵阵发憷，担心冷不丁来阵强风悍气将我吸去，尽管我没穿什么棉大衣。当整列车过去时，我才揪了心站起身，感觉上象度去大半个下午，火车真长，长的跟没尾一样，又响又威猛，那悠长高亢的笛鸣不仅仅象待宰的猪哀然长嗥，而且象一根粗圆粗圆的长得吓人的蛇打前方轰轰然飞一样爬过去。当时我心里暗自惊奇：车头内是什么样的神奇而超然的东西生出不可思议的庞然巨力，牵着那长得没尾又盛满东西的铁车厢在轨道上跑那么快！人怎么造出来的？人坐在上面该是什么样的滋味！？要是我造的且在铁道边看着它牵重物飞跑，心里头该怎么想哦......
自然我当时不可能知悉那条线是京广线。之后跨入大学的门槛，才知学校是铁路的，且毕业后要分到铁路部门，且与火车头——机车打交道。于是火车不再神秘，不再威猛，尤其参加了工作后，天天跟机车纠缠，厮磨，反倒生出几分厌来。毕竟铁疙瘩一堆，无血无肉，也实在很难叫人喜欢。我想不独我一个喜欢不上，在我所知，干这一行的也多半喜欢不上，那些几乎泡在车上、长在车上的司机心里，不少人也带了几分厌。毕竟它是一个庞大的工具，甚或可以说是饭碗，它没有思想，更不会爱，怜悯。
有时一不留神，它会“吃人”，虽然它被人所造，只是人是否自知人所拥有的这种能力，并非本有、该有、或必有，而是上帝所赐。这些人类的造物有时会失控于人。不可否认，人自有其限度和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弱点，人免不了会一时心迷或走神或无法自控或他控，因为人并非全知全能，于是偶发的或难以预料的事便发生了。我所供职的单位就有一位正在高压室干活，虽然无电却可能有风压，受电弓却突然生出了自主意志一般升上来，于是触着了上万伏的电网，于是一个火球的亮闪，人被悍然而降电弧击倒，好在人按规章穿戴，人命虽保，但背上、胳膊上皮肤却大坏，且一只胳膊僵硬不灵便。单位的另一位却远未这么幸运，他是上车顶检查受电弓，而隔离开关未打，肉身碰了高压线，结果可想而知，年龄才不过血气正盛的三十岁，丢下了妻子与儿子。抑或这便是科技带来的后果，人必须为此付出的不堪代价。
平日上车干活，尤其是大热天，那滋味可不好受。尽管它难以令人喜欢，但现实的存在中，不少人离不开它，不是单单指那些出远门而手头又不宽裕买不起飞机机票的。而主要是指以修车开车为生的铁路人。他们成千成万地靠它生存呼吸养家糊口供子女上学，于是日日夜夜与它纠缠，一个不得不交的冷冰冰无血性血气的朋友，并且不得不为它服务，给它诊断治病，并对症下药，没法不耗费心血，并万般情愿不情愿地呵护。有时真说不清它是主人，人是主人。有时它伟大，有时又渺小，有时它高效聪慧地快捷，有时笨拙、丑陋般愚昧。不少人大半辈子为它奉献了心血与精力，虽谈不上与它融为一体，但却难以扯开，彼此间扯筋带皮一般强固。它既是美梦、希望，支撑、目的；又是噩梦、破碎，手段。就这样人日渐远离自己，因为已无法成为自己，并且因而使人日渐忘却头顶有神秘的天穹、小鸟、绿叶及神秘的风。
在当今时代，不独以机车以铁路为业为生存背景的，其它职业的人也无一不被可见不可见的无血肉之“物”所缠困，心身受羁不可脱卸。这真情实景，酷如人类坐在奔向前方深渊的列车上，虽然不时有刺耳的喇叭扎耳嘶鸣，但机车却硬是无法减速，也无法变向（因为前方无人搬道岔）。那嘶鸣的喇叭声听来比待宰而死的猪嗥更哀然凄绝无助。
人有时似乎反倒成了机车中有血有肉的某个部件，甚或还不如机车上某些无血无肉的冷硬关键部件——不少人称之为高科技的产品——备受敬重，不仅仅物质上，尚有精神层面。别的且不说，单是人一旦丧命或伤残，其赔偿的金额远没有一些部件的价高。
我也悻然莫名，从童年对火车的神秘向往到成年后对火车的莫名恐惧及黯然无奈，二者竟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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