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

已经很少如此带着让自己身体颤栗起来的激动心情去读一个人的小说了，上上个月，我读到了北方的小说，它给我带来了惊讶和喜悦；上个月，我读到了杨黎的小说，它使我体验到语言的澄静和简单中所蕴涵的巨大可能性；这个月，我刚刚读完冯唐的《万物生长》，有好几个朋友推荐我看这本书。我很舒服地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很聪明的文字，很好的学养，但也就是看完了而已。我正在怀疑自己这个月的小说阅读是不是就已经到此为止，并为此感到沮丧的时候，我读到了张小波的小说，花了两天的时间，读完了他那本早在1996年就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整个的阅读过程，于我而言，简直是一种自虐，一方面是文字的迷障无处不在，使你的阅读变成一次艰苦的旅行，而另一方面，却有一种惊人的魔力使你欲罢不能，使你即便头昏脑涨头痛欲裂却仍然心甘情愿地一头让自己栽进去。从后往前看，当我看完最后一篇小说《法院》的时候，我关上台灯，拉开窗帘，我已经可以断言，张小波的小说，是我所读到的，最优秀的华语小说之一。我愿意拿过来与之相提并论的，大致有马原、朱文、王朔、王小波、韩东等几人而已。
如果不是2001年第5期的《花城》杂志刊发了张小波的旧作《重现之时》并引起了我的注意的话，我大概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打开这本早就搁置在书架上的《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而我认识的张小波也依然只是一位前诗人张小波，每日纵情酒色，灵魂孤苦无依。而我并不认识那个躲藏在他西服画皮下的作为一名天生的诗人和优异小说家而存在着的张小波，那是一种在幽暗中燃烧并且孤芳自赏的张小波，其灵魂的极致和边界早已不是那些与他一起声色犬马着的看客们所能体会的。这个时候的张小波，如同他的小说一样，构成了一个迷津和深渊，而一旦真相大白，一旦阳光照射下去，你会发现，其实一切又是那么简单而明亮——张小波从来就没有变化过，他只是像对待他的小说一样，让你在他为自己设置的情境中疲于奔命，耗尽精力，而他自己，只不过在原地转了一下身而已。
张小波把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命名为《煞有介事》，在阅读者跟着“煞有介事”的张小波穿过“此在”、“彼岸”、“存在”、“死亡”、“时间”等早就被他预设好了的死胡同一一对应地钻进去，并且如张小波所预料的那样一一碰壁而归时，张小波这才“煞有介事”地翻出了他最后的底牌——一个玩笑，一个恶作剧，一个恶作剧牵引下必须完成的小说。当然，这个恶作剧是张小波自自编自导的，他完全可以振振有辞地说，这是他情节设置的一部分，并且已经成功地将整部小说的精神氛围导向了最后的“虚无”、“荒谬”和“滑稽”。但是，这有关系吗？这能说明你在人类存在境遇问题上的探索有了新的进展吗？这能说明你已经挪动脚步了吗？当然不是，张小波仍然是那个张小波，最多只是转了身让你看不清他脸上得意地微笑着的表情而已，张小波小说的本质就是“煞有介事”——而实际上有没有这回事呢？也不能说没有。
一个“煞有介事”的作者最需要并且渴盼着的是那种同样“煞有介事”的阅读者，比如说，你可以认真地分析说他的小说指向中有相当的卡夫卡的成分，他的结构推进中西方推理小说的成分，他的对白中有西方话剧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成分，你甚至还可以联想到古龙、温瑞安和马原。这样你就很清楚了，他是在用一种生活中没有的西方经典台词的话语方式来达到一个同样的西方式的经典追问——对“存在”的追问。而每一次追问的结果都是指向巨大的荒无和滑稽，在《法院》当中，张小波鞭打的是作为个人的“存在”的理由，脆弱的，莫名其妙的理由支持着人的“存在”，而它却随时会失去；《重现之时》则是对“存在”本身的嘲弄和不信任，与卡夫卡一样，张小波在讲述一个真切的童话，它指向的是“存在”的滑稽和随时面临的被篡改；而在《煞有介事》当中，“存在”干脆就是一个假象，是梦境和臆测，是恶作剧和玩笑，是不曾“存在”过的“存在”。我这样对张小波的小说进行阅读是不是已经足够“煞有介事”了呢？张小波本人是不是正在如此期望呢？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在小说中刻意地袒露那些关于“存在”，关于“时间”，关于“死亡”等纯粹的西方式命题呢？他写的是机关算尽的小说，是为像朱大可这样的批评家预设的小说。但幸亏的是，张小波的天性并不象卡夫卡那么枯燥，他并不是一个冥想狂，他只不过是早靠自己的智商来尽可能的支撑出一个“存在”的极致和边界，这也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哲学能力所能到达的极致和边界。我所感兴趣的，是他进行“支撑”的方式和能力，尤其是在《煞有介事》、《重现之时》和《检察大员》中，张小波在推进和支撑的过程中又在不断地进行着否认和消解，并且是在一种近乎调皮的，侦探小说似的推进中完成的。这种调皮和灵动与整体的诡秘和玄奥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种近乎夸张的张力，这时，他的小说便再也跟别人没有关系了，他独属于张小波自己。与汉语中枯燥的概念化的卡夫卡比起来，我当然更喜欢张小波的这种绝望中的童心（这太重要了）、晦涩中的明亮、枯燥中的湿润。
对于我来说，我真正认可的不是那个“煞有介事”的张小波，我承认他确实部分地解决了“存在”的极致和边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是所有作家所面临和试图解决的共同问题），我承认他的小说揭示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普遍的精神境遇，这当然难能可贵，但于我——一个多年之后的阅读者有什么关系呢？我甚至可以把那些跟“存在”、“时间”、“死亡”等有关的东西嗤之为陈词滥调。我并不认为这些是张小波小说的核心和本质。我并不认为他小说的本质来自于那些该死的概念，恰恰相反，我认为张氏小说的核心和本质是他的语言和语言能力。我认为张小波的小说中的确存在那种他所醉心的所谓“迷津”和“深渊”，但这并不是那种真正的“迷津”和“深渊”，而是他的语言具有一种类似于诅咒的“黑暗能力”，他的语言像乌鸦一样，黑得光彩夺目，让你情不自禁地跟着它们走向“旋涡”深处，甚至误以为自己真的进入到“存在”的极致和边界，进入到“迷津”和“深渊”，其实你哪里都没有去，你只不过是被他的文字所带来的某种绚丽而腐烂的气息所笼罩，不能自拔而已；就像张小波自己在《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里所写的那样，有一次，狱外有人捎给他一本书，名叫《燃烧的迷津》，他并没有看，直接锁到抽屉里，自己重新写一本名叫《燃烧的迷津》的书；在《法院》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他企图靠想象来复写罗贝尔.L的《人类》。这是多么奇妙的充满想象力和魔法的行为，而我们。在阅读张小波的小说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在进行着一项令人激动的复写行为？
评论家李吉力（后两个字合起来）认为，张小波的小说没有摆脱诗人的积习，句式太精巧，气息太华丽，不是小说的走法。我却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华丽得近乎黑暗的气息，张小波的小说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什么叫“不是小说的走法”？我看见太多的小说家，在写着毫无诗性的匠人的小说，他们确实是“小说的走法”，但却都沦为了平庸的小说匠。张小波的华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华丽，是天才的宿命的华丽，是绝望的黑暗的华丽，并不是那种三流蹩脚诗人轻浮的华丽。张小波对语言的醉心以及它对小说中诸多细节的感受，甚至对人们命运的把握，都是诗人式的，而他却用它们构成了杰出的小说。事实上，任何艺术门类，最杰出的作品无不是“诗性”的，那些没有诗性的作品，即使看起来再像回事，也只不过是匠人之作。

200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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