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距离和速度：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科教片里面的镜头，通过显微镜拍摄一
个美女的皮肤，本来细若凝脂吹弹得破的光润表面变得沟壑纵横，每根汗毛都象剑
麻的叶片一样粗壮狰狞。由此想起小时候读到《格列佛游记》里的男主角在大人国
王后的酥胸上目睹到那些骇人的粗大毛孔。这样的镜头和文字使我们有机会通过一
只螨虫的视角观察人类，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美感的脆弱--一旦观察距离稍有变化
即告瓦解。
然而我们的小说毕竟是写给人类的肉眼而不是螨虫和显微镜看的。所以从习惯上我
们通常把叙述的距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否则就会出现可怕的后果，即便可以揭
示某种真相，而真相终究不是一个以虚构为当行本色的小说作者可以辩明的对象。
再者，所谓的真相又是什么？因此如无特殊需要，我们大可不必象弗吉尼亚．吴尔
夫那样全神贯注，死死盯住墙上的一块斑点，直到观察主体掉进显微镜视场的漏斗，
变成寄居在叙述对象上的螨虫。同理，萝卜隔夜（Alain Robbe-Grillet）式的“新
派小说”做法可以带来一时的新奇，却不能成为后来者效法的示范。这就象我们阅
读的是做为符号的文字，而不是纸页上的墨迹或者电脑屏幕上的荧光粉。我认识一
个人，从小趴在地上看蚂蚁，结果成了深度近视。
当然，观察距离过远也会造成问题。最近看过一本小册子，该书的作者宇航员穆兰
（M. Mullane，曾做为“发现”号指令长，三次升空执勤）说他搭乘航天飞机沿地
球轨道飞行时，唯一能够看到的人造景观是1991年伊拉克军队点燃科威特油井时的
浓烟。需要说明的是，航天飞机的轨道半径不过是一个以第一宇宙速度就能达到的
距离。对小说而言，过大的距离会使观察者漂浮在虚无主义的茫茫太空，一切都将
失去意义，而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根本无须劳神去写小说。

由观察距离还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叙述的速度。然而复杂的是，一切还要视各种
参照关系而定。过大的距离会使叙述速度加快，对任何事件一言以蔽之；反之，当
距离过短，我们则会在叙述对象迷宫般的的分子结构中艰难而缓慢地穿行，否则便
会造成阅读的晕眩。这就如同光谱中的红外、紫外部分都是不可见光。当然这些极
端情况对小说而言毫无意义。小说的叙述对象，即人物在事件中动机、行动和关系
的变化，必须处于文学语言可以描述的时间之内，否则有关速度的问题则无从谈起。
小说的速度只能在显微镜的目镜，也就是社会活动的一端加以测度；假如叙述者是
一个值勤中的宇航员，它的对象应该限定于机舱和基地指挥中心的范围之内，因为
遥远地面上的人类生活对他来说已处于速度为0的的静止状态，除非征调一枚间谍卫
星做为他的中介视角。现举一则通俗寓言为例：当西西福斯将石块推上陡坡，如果
他两眼紧盯面前的石块，就会觉得上升速度加快，而当他仰首眺望山顶，则整个过程
立刻放慢，近乎停止。
现代人大多患有一种自我强迫症，极力拥抱生活中的一切表象，以信息通胀为代价，
获得一种生命延缓的幻觉。表现在小说里，局部的快速和不稳定性似乎使结构容纳
了更多的细节；而一旦假定细节不可压缩，便意味着结构得到了扩大。这种“类函
数关系”导致了叙述泡沫的产生。结构并没有扩大，细节也没有增加，是我们过于
接近叙述对象，甚至到了猥亵的程度。我们属于一种缺乏分寸感的文化。我们在生
活和审美活动中遵循奥运精神，要更多，更快，更强烈。报刊连载的出现使得小说
每隔不到两千字就要出现一次平淡无奇的小高潮，然后且听下文分解。于是有人又
让小说慢慢慢，盯着墙上的斑点一动不动，以时间静止的途径只争朝夕。这样的小
说具有一种休闲气质，就像生态旅游、减肥中心和乡间别墅，向我们提供虚拟回归
自然的符号胜地。我们都是西西福斯，巨石已经内化成为我们的内心，象陷入泥沼
的车轮般飞转却又原地不动。

作家与作家：往往，我们热爱一个作家，是因为他的风格或人格为我们自己的缺欠
提供了狡辩的口实；往往，我们憎恨一个作家，是因为他在我们自己选定的方向上
走的更远。对于前者，我们称之为“作家中的作家”，而后者，我们则动用各种委
曲的隐喻乃至激愤之词宣泄晦涩难言的怨愤。这里要说的是，不要贬低自己所不具
备的东西。

十一月女郎：八十年代初，圈子里流行过香港出版的一本叫做《十一月女郎》的小
册子，大家奔走相告，辗转传抄，复印。那是一个名叫山姆. 哈斯金的南非人的人
体影集，里面配了一组不分行的素体无韵诗，讲一个姑娘在十一月里等待情人，然
而那个男人已经死了。那组短诗很见才气，虽然不时流露出生手的粗疏，通篇使用
口语，没有任何象征性的意象，却把日常的都市景观表现得十分抒情。当时圈子里
的写作充斥着各种浮华矫饰的语言摆设，于是更加年轻的一代写作学徒开始酝酿一
场以pass某些人为口号的变革，《十一月女郎》恰逢其时地为他们提供了“第一推
动”。当时的变革者中有些人现已小有斩获，然而每当大家谈及所谓的“口语”和
“日常生活”，却都有意无意对那组短诗，做为一种质地不纯的“催化剂”，避而
不谈。究竟是什么样的考虑使这些大言不惭之辈变得如此羞涩？还有一个问题，即当
时的中国尚未出现那种国际风格的都市景观，那么，当我们声称返回日常性的生活
本身，而实际达到的也许仍是一种远在别处的生活。

专注：很多人的诗歌或者小说写作并不见得出色，然而一旦写起影射谩骂同行的文
学随笔却表现的才华横溢。这一发现使我在很长时间里对随笔写作敬而远之，以至
失去很多机会为我们的文学提供义务劳动。如今我自认为发现了“问题的核心”，
即我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热爱自己的工作，而只是在致力于“围场政治”的时候才偶
尔具备写作所必需的专注。于是，我开始在写作中采取一种向内叙述的态度，背对
观众，只和进行中的文本对话，为的就是保持专注。这并非上佳之策，而且往往在
作品中造成一种多余的“后设效果”。一个真正成熟的作者，即使在目光游移斜视
之际也能保持专注。

理想的读者：《集梦爱好者》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遇到一些看过那本书的人，
尤其是女人，问我书里写的是否全是自己的经历，不等我表态，就啧啧叹息着说你
这人可真够花的。这时我碰到的读者就不是非常理想。与此相反，真正和我关系亲
密的女人倒不提这类问题，而是正心诚意地就文学问题谈出自己的感想，包括一些
十分中肯的意见。一个小说作者花或者不花，纯粹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同时小说
根本就不该用来讲一些无聊事。我写的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比如我的猫在故事里会
说话，演电影，而我本人做为叙述甚至驾驶着扑翼机到处乱飞，还遇见过鬼魂，怎
么可能真的去经历？我的作品不是为这样的读者而写。即使能从他们身上赚到大笔
版税，我也不打算把小说当作交待或是揭发材料呈交给风化警察。我的理想读者应
该具有比我更好的教养，有能力进入一个虚拟世界，按照我随处安插的路牌惬意旅行。
当然我也要随时为他们提供尽可能良好的导游服务。
我本人也是，而且首先是一个读者。同时我还是一个有经验的读者，能够一眼看穿
那些装神弄鬼的写作策略是从何处贩运而来。不诚实的作家们应该记住，只要世界
上还有我这样的读者存在，坑蒙拐骗之前就该掂量掂量，悠着点儿。

技术与策略：不少同行表现出这样的态度：经过一些列的文学运动，我们已经掌握
了足够的写作技术，现在应该调集这些技术去做一些经天纬地的大事。我不知道对
写作来说究竟什么才是大事，而且常识告诉我技术的改良永无止境。所以我以为他
们谈论的不是技术而是策略，是用政治正确的文学路线，为其高速运转的写作机器
连接起时髦风格的鼠标，去点击某个受到上峰或是洋人欢心的适当题材。至于还有
什么，其中的奥妙不是我这个外行人所能识得一二。现在有个词叫“炫技”，常被
一些朋友用来说明我本人的写作。这本是一个音乐术语（cadenza），还有一个更好
的译法叫做“华彩段”。协奏曲里要是缺了它，听众期待的高潮体验就全告吹了。
然而再好的华彩段在卡拉OK培训出的耳朵里，也是呕呀啁喳的噪音。这里有个态度
问题。比如我本人不懂京剧，但这绝不妨碍我将其视为一种高度成熟完善的艺术形式，
并抱以崇敬之情。

用语习惯与中文系口味：用语习惯不但是小说人物，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小说
作者的身份标志。故而写作中词汇的应用就不仅美学，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假如一
个作者笔下不时出现一些拉丁文，我们通常不难想象其昂贵的教育背景。翻着类书
附庸风雅地转文不在此列，虽然这也不失为一个政治问题。
在崇尚政治正确的今天，各种古雅的委婉用语日益暴露出其反动面目，而外来语则
更不打自招地表明使用者的文化买办身份，必须打入非法语言的另册。此外，一份
因陋就简的词汇表还能给那些热衷文化交流的中国通们带来方便。何必让我们的国
际友人饱受翻阅辞书之苦呢？当我阅读古代作家的作品，会不时碰到一些生字。我
不是个勤奋的人，教育背景更令自己汗颜，但我知道那些词语在很多情况下是今天
的常用词所不能替代的。很多时候，并非词汇死了，而是世界上很多事物死了。所
以我们还应从生态学的立场看待词汇问题。
我们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消灭无数物种，与此同步，我们也在消灭祖先创造的
词语，让自己的写作无意之间表征了现存生活的乏味景观--日益整齐划一的摩天楼、
高速路、加油站、超级市场和快餐厅。不要指控谁是买办，我们都是信奉清教的买
办。我们的世界被各种语言所裹覆。这层“语言覆盖物”曾经赋予世界以神性。由
此我们可以相信世界完全是因为叙述而存在。今天，斑驳的词语做为多样化的文化
基因正在加速消亡。造成语言沙漠化的不是启蒙或理性，而是我们的专横和贪欲。
非功利性的写作应该有助于我们恢复对于消失词汇的记忆--吟咏月亮的历代诗歌应
该连缀成大块的锦缎，覆盖阿姆斯特朗留在月面上的足迹。
我相信词语的使用应该多样化，使任何一种词语在它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然而有
些人的修辞习惯的确令人费解，比如在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时髦概念或是人名后面
加注原文，甚至英文冒充的原文；再就是一种素为文化布尔乔亚们爱不释手的书面
洋泾浜中文。鉴于中国作家、编辑和评论家大多由各校中文系和作家班所培养，我
逐渐发现这里流行着一种中文系趣味，以至大家坚持要把自己的小说写成类似译文
的异国情调，充斥着不知所云的装饰性插入语和虚词以及毫不贴切的造作比喻。这
类嗜痂者的大量出现必定是受到某种话语权势鼓励的结果。只是我这个外行人识不
得其中的“子弟门庭”。不止一次，当我听信某人“语言好”的口碑之后，往往发
现此人的语言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理喻；不止一次，我发现作家们经常阅
读市面上出售的文学经典的白话译文。对我这样一个外文系出身的人来说，实在难以
理解文学人士对于自己的母语竟如此缺乏敬意。更加难以理解的是那种近乎虐恋接
受关系--很多“上路”的职业读者经常把自己并不舒适的阅读归功于作家写作的难
度。或许我已经把事情想象的过于美妙，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阅读的习惯。顺便说
一句，就本人有限的文学知识而言，外国作家，包括先锋作家的写作至少在字面上
并不难解。当然，乔伊斯的“芬尼根苏醒”除外。

知识：词汇量应该更大还是更小，这是一个知识、美学同时也是路线问题。现在流
行的看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据我猜想，他们所指的是一些经院式的知识。我认
为知识的多寡对于文学写作并？无直接影响，既无帮助也无损害。看待这类问题应
该超脱一些，否则弄得阶级仇派别恨，那就没意思了。其实任何知识说到底，无非
是一些可以流通的经验。而小说本身就是用来传播这种知识的。
我在北京见过一个挣了几个钱的小说家，问我社会养你们这些知识份子都有什么用。
我问他知不知道他自己一天离不开的汽车电话录像机是靠什么发明出来的。再说我
活到今天没从这个社会白拿一分钱，就连法定的副食补贴也没领过。缴纳税金倒是
偶一为之。我还想问问是谁的怂恿使我们的社会充斥着这些野蛮人的论调。
站在文化多样性的立场看，当个不讲道理的野蛮人无可厚非，只是酋长们尽管热衷
豪华房车私人飞机，却不需要小说。只要你还写小说，就说明你的一切野性都是冒
充的赝品，说明你是一个权势拜物教的可伶信徒。目前这种随处可见的敌视自由敌
视文明的社会情绪，正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理想温床。最后，我们这里究竟谁的知
识已经多得不行，以至到了反动的地步？

实验性：这是一个与技术，而不是象先锋那样和政治有关的概念。我认为一般的写
作者无须关心这个问题。只有一小撮写得不耐烦的美学暴乱分子，才会冒着一无所
获的风险扩展语言性能的极限。一旦获得成功，其成果将进入流通，为自己所属的
语言提供写作的高技术储备。即便如此，他们的专利权也难得到任何有效的保护。
所以实验这个字眼绝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往自己身上乱用。另外，从事实验写作不
能成为语言品质败坏的口实，因为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小说应该让人享受而不是忍
受。再强调一点，一个实验性的写作者，从来不是，也将永远不是那些时髦策略的
走私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