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教给我生活的道理
夏天将至的时候,我在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一套租来的房子中,已经快疯了。那会儿我经常打很长时间的电话,主要是跟我的男友谈感情。我们俩的感情基本上是被谈坏的。电话线拉长了有两、三米,我就在这两、三米的半径中画圆。我坐在一把黑色转椅上,时不时跳起来,边冲话筒嚷嚷边伸脚踩向一只快速爬过的蟑螂。我的眼睛异常敏锐,我的耳朵忙着听沉痛的表白和愤怒的驳斥,我的心在颤抖,“等一等”,我说。一只蟑螂出现在离我三、四米远的书架上。我放下听筒,我的右手早就握着一团卫生纸,我扑将过去,它飞快地钻进了书堆。我早已胜不骄败不馁,接着坐回椅子上,拿起听筒,“你说吧。”“我觉得你太自私了……”我的男友马上接茬他的控诉。
回想起去年夏天,刚刚搬进西坝河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多么轻松和飞扬呵。那会儿我们既比较有钱,又处于异性相吸的阶段,对将来还怀着具体的希望。我的男友住在北京远郊一所空荡荡的房子里。我们在颜料的香味和亚麻布的臭味中,紧紧地贴在一起,度过了一个迷糊的春天。春夏之交,他十分激动地说他要画一批新画。我十分激动地说我要办一个杂志。我还十分激动地看见了一只蟑螂。老实说,这只蟑螂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情绪,同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爱情。我虽然住过不少破烂地方,相熟于老鼠蚊蝇,甚至还恍惚见过蛇(那时住在准农村),但就是没见过蟑螂,没想到这一年迎来了蟑螂元年。
那只蟑螂被我在打开碗柜的一瞬间发现了。我的尖叫和男友冲过来的速度一样快:“怎么啦?”我指着刚才蟑螂爬过的、现在一片空白无辜的地方说:“蟑螂”。
这样说来,我肯定是见过蟑螂的,要不怎会知道那个东西叫蟑螂。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男友无微不至的安慰和解说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觉得每个碗都是脏的,每根筷子都被蟑螂爬过。既然那个蟑螂跑掉了(我当时哪有今年夏天这般纯熟的灭蟑螂的技术),我的怨气全部转嫁到男友身上。他也真够冤的。在我坚持不懈地盘问下,他招供他刚搬进这套房时,一打开碗柜,里面密密麻麻全是蟑螂。他说:“没事的,宝贝,雷达药很灵的,我只喷过一次,都没了。”他语气轻松地说:“今天你看见的是只漏网的。再喷遍药就行了。”
男友的房里现在全是药水味儿了。因为我坚持把每个角落都喷一遍。在嗓子被呛得发痒的情况下,我既不想做爱,也不想吃饭了。男友的耐心被我的偏执激怒了。问题从娇气、是否该入乡随俗,扩展到我国人民的普遍生活环境,最后升华到我爱不爱他的问题。我的思路则延伸为对郊区的仇恨和对同居生活的厌烦。在此之前,对我们的生活我一直是抱有甜蜜的热情的。他画画,我看书,他做饭,我洗衣裳,周末进城与朋友们喝酒。我操办他除了画画之外的一切外交事务,以便使他更容易地卖出画而我们可以更专心地恋爱。这本是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呵。在郊区我坐在农民的板车上去菜市场买菜,我在花花绿绿的大马路上拍了一大堆黑白老照片,我看着肮脏的街道与沟壑纵横的脸文思如泉涌,写了一首半诗和两个剧本。在遭遇蟑螂之前,总而言之,我们感觉好极了。
我要搬进城的想法就这么形成了。男友和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在几天的争吵与冷战之后,重新和美地抱在了一起。男友说,其实这样好,你能更好地做事,我也可以安心画画。我说,是呀是呀。我们相互支撑着,编织出一幅事业蒸蒸日上的图画。我说过我们那会儿还是很有理想的人,在理想主义肥胖的羽翼的安抚下,把说不出口的东西通通变得光明而高尚。
这样,当我刚刚搬进西坝河,环顾四周洁白的墙壁时,我们俩心情愉快极了。这是套崭新的两居室,没人住过。经过男友的培训,我对蟑螂已经有了进一步了解。我知道没人住过的地方,蟑螂出没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蟑螂很爱人群,从不肯独居。在入住之前,我们喷了三遍药,又晾了三天,才一古脑地搬进来。上楼梯时我注意到男友一闪而过的忧心忡忡的表情。楼梯很破旧,凭我已有的知识,我知道蟑螂也很爱破旧。不过,我鼓足勇气地想,我的房间一定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去年夏天很漫长,但还是过完了。当时主要的问题是炎热。这个不至于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怨气全发泄到北京这座城市身上。去年夏天还发生了不少琳琅满目的事,但我记不太清了。
夏去秋来,秋去冬来,冬去春来。春天来临的时候,变化已经很大了。我的办杂志计划彻底流产了,这牵扯到另一个故事我现在还不想说起。男友在一个冬天勤勤恳恳地画了一大批新画,我觉得这批画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私下里想是感情把他毁了。感情怎么能给艺术灵感呢,一有了感情,触觉总变得迟钝不堪,还婆婆妈妈的。他后来跟我说我不喜欢这批画是因为我不爱他了。他那时是这么想的。可那时我们什么也不说。我只说:“该做个画展吧?”他说:“对,夏天做吧。”他还安慰我说:“办杂志本来就不适合你。”然后我在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了第一只蟑螂。
确切地说,我在今年四月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在西坝河一座养育了无数蟑螂的旧楼中,当我正蹲在马桶上如厕的时候,看见了第一只被我看见的蟑螂。几个小时后,这一点推测成为明朗化的事实。
我当时没有尖叫。我一个人在家尖叫是没有必要的。我冷静地顺手扯下一团手纸,把那只优哉优哉经过我脚下,正围绕马桶底部边缘散步的蟑螂按死在瓷砖地上。隔着手纸我捏起它的尸体扔进了纸篓。随后,我起身冲水,洗手,照了照镜子,出门去买灭害灵。
沉重打击是在喷过一遍药后的几分钟里来临的。我喷完后去洗了手出来,瞧了一眼客厅里离我最近的冰箱。十来只蟑螂正从冰箱底部往外爬,好几只挣扎着,滚来滚去。我跑到厨房,狠下心检测阴暗的死角(厨房也是洗衣机排水的地方,下水道周围一直烂糟糟的)。好象没什么动静。我戴上橡胶手套,翻开一块不知为何用的可疑的木头,我倒吸一口凉气,木头从我手中甩出去,砰地砸在地上。
男友很快赶来了。我们俩一起注视眼前的局面。厨房、卫生间、桌子里的抽屉、书架、地上铺的草席、衣柜,到处都是蟑螂的宿营地。男友思索了一会儿说:“四月是繁殖的一季。”
一开始我们还有信心,相信雷达蟑螂死光光的诺言。短短一个星期内我们确实用药水和自己的双手双脚消灭了数以几十计的蟑螂,可一个星期后蟑螂的数量好象没有变动过。我至今狐疑的是,如果我那天没有看见第一只被我看见的蟑螂,是不是我家的蟑螂就会永远安于现状,在地下生活,而不像现在这般大张旗鼓地浮出水面。
那时候我开始写作了。男友正在筹备夏天的画展。蟑螂成为我们四月份的主打话题,到五月份就渐渐淡了。我们新的话题是重复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爱情艺术不可兼得。办一个像模像样的画展是件琐碎的事,他在终日的奔波操劳中,对蟑螂的心也就渐渐淡了。他确实是惦记我的,他好几次跑来帮我做饭灭蟑螂,可我更宁愿一个人面对电脑,或者跑出去跟我新的狐朋狗友喝酒。
我对常常看见蟑螂已经习惯,这并没有降低我对它们的仇恨和灭它们的决心。直到有一天我打扫卫生,到了电脑这一块,从键盘里飞快逃出几只很小很小的黑虫子。有一个笑话说嫉妒面条的馒头看见方便面时大喝一声:你别以为你烫了头我就不认识你啦!此刻我的心情与馒头同。我进一步检查了我的电脑桌,四个抽屉中发现了五只蟑螂。抽屉是密封的,里面有纸张。多好的一个窝呀。能生则灵,蟑螂的计谋跟我国五十年代的人口方针取得一致。我注意到桌面上许多可疑的黑点,原先以为是烟灰和脏物。现在即使是烟灰和脏物,我也不能心安了。我还发现键盘对蟑螂简直是个的游戏迷宫,每一只都挑一个字母或数字住下,安居乐业着,时常串串门。
从那天起我就完全绝望了。
事实再次证明(事实总是在证明不幸),我的绝望很有道理。我后来经常打着打着字瞧见一只蟑螂从键盘里钻出来探头探脑。我后来还听说有人批评我写的东西不连贯,思路不清晰,不知所云等等。他们怎么能了解客观情况呢?主观上我很想一气呵成的,客观上难以为继而已。每逢键盘里爬出蟑螂,我立刻转换注意力,先打蟑螂再打字。打蟑螂可不像打字那样百发百中。反正我对消灭种族已没了信心。打死一个算一个吧。
六月初我向房东提出退房。房东显然很不高兴:“你不说要住两年吗?”“实在对不起,我得去趟南方。我在那边有份工作。”
六月我的灵敏度和警惕性空前高涨。我的屋里到处是卫生纸,我的右手时刻拿着一团。虽然我早就不怕蟑螂了,但对其深刻的恶心还保留着。我不愿直接用手碰这种低级下流、黑乎乎、油光光的东西。(我不知叫它昆虫还是动物)。有一次我的男友在追赶一只蟑螂时忽然怪叫到:“我操!蟑螂还会飞!”即使它会飞,我也不愿称其为昆虫,昆虫一般是比较可爱的。它也不配做一个动物,动物一般都很有性格。它倒底是个什么东西?看来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很不够,所以打不赢仗。
平心而论,这也不是一场战争,仅是一场入侵。蟑螂倒从来没咬过我,从未跑进一盘冒着热气的菜,从不侵犯我手中的茶杯,从不与我争抢老大的地位。它们满足于垃圾筐里的剩菜、水池里的污水,它们在我不用茶杯时将茶杯抚弄个够。从物质上彼此的伤害程度论,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入侵者,光蟑螂药我就买了五、六种,坚持不懈地实施灭绝实验。再加上我越来越灵活的脚,越来越毒辣的眼神,时刻准备着的右手,每天都能消灭三至四只。注意,我说的是平均数值,有时一天弄死个七、八只也不在话下。但是从精神伤害方面看,我彻底地失败,彻底地被损害。蟑螂的无为而治取得了辉煌胜果。前面说过,我已经决定搬家啦。
我不能跟蟑螂和平共处。我一看见它就想灭它,而它们常常被我看见。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悲剧的扩大化在于,我根本消灭不了它。最初,我勤于换药水的品牌,喷的时候不无得意地想,哼,你们还没回过上次的味儿,新的又来啦。我天真地以为长期以往,终会有成效。我简直白读当代哲人的名言了。科技算个什么东西呀,在蟑螂面前,合资公司也好独资公司也好土生土长的公司也好,啥药也没用。估计化学家们也愁着呢。
六月底我跟男友不停地争吵,吵得严肃认真。天气开始燥热,与其大老远跑出门,约个地方汗流浃背地对着吵,不如在电话里吵,方便、随时、省车钱。那时房间里已草木皆兵,一切活动的、静止的、半个指甲大小的物体,只要被我的火眼金睛一扫,立刻现出原型。甚至不用眼睛了,我的触觉遍及全身心。即使漫漫无边的黑夜,浑浑噩噩的静寂中,我也能心酸地感到,它们都在这儿,正和我同床异梦。
男友的画展在七月份如期举行了。我没有在他身边。我对房东只撒了一半谎,我去了南方,当然不是为了工作。男友帮我把两个桌子、三箱衣物、六箱书、七个编织袋搬到他的住处,送我上了火车。离火车发车还有十几分钟时,我们已安顿好行李,在站台上抽烟。周围一大群即将分离的毕业生,抱在一起哭哭啼啼,悲壮地、庄严地依此握手拥抱。我们俩傻站在一旁。发车的鸣笛声迟迟不响。
我的哥哥在蛇口一处高尚住宅区拥有两套公寓。他早跟我描绘过,从窗口望去,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我在火车上一直用此情此景来安慰自己。卧铺的第一夜,我就觉得脖颈发根处发痒,抱着宿命的心情爬起来一看,一只随车旅行的蟑螂。车窗外的灯火忽明忽暗的,隔壁有个婴孩放声大哭,对面有两套呼噜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南方我对蟑螂的认识又有了新的飞跃。我独享一套公寓,我的卧房面朝大海,哥哥家的保姆照顾我们一日三餐。我再没什么可抱怨的啦。我非常小资地抱着果绿色浴巾,幸福地来到装修华贵的卫生间洗澡。我发出一声凄历地尖叫。这次我真的没有夸张。像核桃一样大。
我的哥哥嫂嫂都笑起来。我坚持说:“绝对不是蟑螂,是个特别特别大的……”
嫂嫂说:“是呀,南方的蟑螂就是挺大的。”
哥哥说:“好多香港人把它当宠物养呢。”
嫂嫂很体贴地:“你习惯就好了。”
我重新变成个好学的人。我一再要求他们和我深入探讨下去。嫂嫂耐心地向我介绍了家里的蟑螂情况,她像蟑螂一样无为而治地说:“反正灭不了的,这东西。”哥哥说:“你看你,广州人还吃呢,营养很高的。”“你们吃过?”“那倒没有。”他们同时摇摇头。
我在高尚住宅里保留了在北京低档住宅里的习惯,擦亮眼睛,高度警惕。我以前曾以贫富来判定蟑螂的有无,这是多么地狭隘和愚蠢。我吃东西前把已洗干净的碗筷再冲一遍,打开抽屉后先观察一分钟再伸手取东西。哥哥一家人都是这样做的,神态安详而舒缓。
哥哥家有各式各样的蟑螂药。他们定期喷一遍,从他们的热情程度和效果来看,这完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姿态,就像一日三餐一样仪式化,决不用深究其存在的必要性。每个星期天,睡懒觉、收拾房间、洗衣服、喷蟑螂药、带孩子去公园、去海边吃顿饭、回家玩游戏或上网,这是哥哥一家休息日的例行程序。他们对待蟑螂的平和态度就像对待生活一样。这份从容深深地教育了我。喷药是理所当然的,但决不能因此就有所指望。再说,为什么要仇恨蟑螂呢?为什么不能以爱抚哈巴狗的眼神怜惜它呢?为什么不能像尊敬师长那样尊敬它呢?人类都死光了蟑螂还会活下去,跟蟑螂斗完全是自取其辱。为什么打字时看见有蟑螂经过我不能怀抱一种优美的心情呢。多好呵,两个黄郦鸣翠柳呢。
嫂嫂优雅地举起了灭害灵,手臂在空中摇摆,手指轻轻按下。熟悉药味的蟑螂们纷纷踱出来,像吸大麻那样吸几口,又是星期天啦。随后,蟑螂们有些飞了,摇摇晃晃地跑到大客厅里玩耍。哥哥坐在沙发上看足球报,嫂嫂打开电视看股市行情,孩子在地毯上蹒跚学步。我在陪孩子玩儿。六、七只蟑螂在我们的脚趾头周围爬来爬去。嫂嫂不停地发出叹息声:“怎么又跌啦!”我叫道:“臭宝宝又尿尿啦!”正在厨房做饭的小保姆赶紧跑了过来。
这时,北京那方也传来了蟑螂的消息。男友打来电话:“有件事很糟糕。”“画展被封了?”“不是。现在我这儿有不少蟑螂,搬家搬过来的。它们还活着。”男友还说:“没事,我已经喷过两遍药了。你回来后再搬一次家,估计就没了。”
从他的语气中我听得出来,男友同样在进步。他也就这么一说,我也就这么一听。这使我对我们俩的感情生活又重新抱有了希望。
“你再多喷几遍。”我说。
(2000,8,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