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这个词几乎可以反复定义，就像一块写了擦、擦了写的黑板，可以反复用上很多年。我理解中的具有无限前景的“自由”，现在成了“作家”前面的一个限定词，看来它暂时为作家的生活建立了一门可供后人养家糊口的分类学。我对自己被划入了哪个纲、哪个目，缺乏应有的眼光和兴趣。我必须开宗明义的申明，我不是自由作家，除非有人能明显忽略我有一份工作的事实。当写作由“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叙事”时（我姑且借用评论界的语汇，并不表明我已经认同），评论界却停滞在“宏大批评”而非“个人批评”的沼泽地，习惯于沿用“人以群分”的老套路，是否是评论已经迈向老年的一个迹象？我不认为“自由作家”可以简单到仅以有无工作来划分，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供职于各行各业的作家身上，我辨出了更为清醒的声音。那个在仳隆军政府时代当过鸡禽稽查员、图书馆员的博尔赫斯，魏玛的枢密顾问歌德，保险公司的卡夫卡，生于长岛的普通记者惠特曼他们与呆在家里却被市场、读者趣味左右的作家相比，心态是何其自由，正是他们用心无旁骛的写作，维护了历代文学的荣誉! 。当然这份名单可以不断开列下去，包括我国的一些古今作家，以及我的部分朋友。只需比较一下他们的作品与当时流行作品的差别，“自由”一词就可以毫无愧色地佩戴在他们的身上。至于他们的生活，我们何苦去仿效“管得无限宽的国家”（博尔赫斯语）呢？这是不自觉地把文学降低到生活的一种做法，似乎社会的组织形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家的作为，如果这样，
歌德对当年美国的礼赞“美国啊，你的效率别处无法企及”，便成了他对美国文学的礼赞。这个结论自然荒唐。姑且不说，这样轻率的划分还会包罗进多少呆在家里专写流行作品的人。作家的独立不羁的精神是旁人看不见的空气，尽管它对好作家来说性命（艺术生命）攸关，但旁人的眼睛更多是跟随有形的东西：他有无女友、工作、住房、癖好。也习惯根据说话多寡、服饰、举止来揣摩他可能的作为（尽管多半要失败），而一条明摆着的道路－－作品－－却少有人光顾。
我不希望“自由作家”是一个与作品并行的扎眼的怪物，它不是作品中人的命运的廉价模拟（这种把作者与作品合二为一评论的做法，目前大行其道），客观地说，“自由作家”既不是护身符、攻守同盟、相互敬酒的场合，也不是信笔拈来、一挥而就的代名词。它应该是指企盼成为好作家（不管成名与否）的主要文学品质。我不能设想那些为市场度身定制作品的人，具有把握艺术真谛的感人热诚，他们的目的与艺术之间的错位，不可能再被人忽略。也许“真实”是他们藉以辩护的口实。他们会不会想到自己对真实的理解有多狭隘，现实与诗意、客观与主观、昨天的幸福的记忆与今天的微不足道的幻想都一样真实，一样虚幻（就像莎士比亚说过的，“我们都与梦幻同梦”）。想一想我们自己记忆的尴尬处境、朝代的更替、偶然性，我们就会抑制生活中的所有图景都是永恒图景的想法，也容易明了那种对现实生活的毫无新意的絮叨，确实到了遭人忽略的地步。或者说无意义的添枝加叶，无异于打造一副时空的枷锁，因为谁都不会对未知得其要领，知道它的标准、型号，现实对刺激思考的作用，有利于我们反思他们津津乐道的“记录的奇迹”、把已有的! 书当作全部文学的狭隘看法，破除某些写法（尤其是被市场因素夸大的写法）优于其它写法的迷信，理解文学是已写出的和未写出的书的总和、文学之外没有文学的内在实质，除非有人能向我指出所有的文学未知是宝蓝色的、石板型的、罐头装的同时我也不想维护一位自由作家应该有多自由的谎言，不为艺术苦恼、困惑、犯错误的作家，难说他会抵达艺术的化境。好作家的不自由其实显而易见，他必须找到为处理那么广泛的题材所需的一切智慧，这也是密尔顿的“一个诗人应该是一首诗”这句话想要表达的关键内容。这与时尚作家（原谅我发明了这个词）被单一的读者趣味左右的不自由有天壤之别。当然，那种我赞赏的不自由，也极易滑入另一种瑕瑜互见的看法：对完美的过度迷信。我忘了是谁说过，最完美的作品也是最不稳定的。因为一个词、一个形象的歪曲都可能造成一部作品的坍塌。我深深怀疑，写作可以有如此明确的动机：为美作文。如果有人问我，你写作难道没有明确的意图吗？我会说，那正是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我对语言一直缺少信任感，既为它的奇迹欣喜过，也为它的不准确不知所措。人们常说的“代天传言”可能指的就是这貌似清醒的困惑。所以从旁观者的角度，专注于风格与专注于人物命运而放任风格，其实是同一平面的两个不同问题，并无高下之分，尽管经常地，是一对互不相让的死敌。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感染力（故事引人入胜的层面），似得益于他的粗放风格。王尔德的优雅、精美自有其价值。这里风格粗放的另一个实例是胡宽，然而他的价值已被诗界公认。我把马原归入展示风格的一类。然而我心中的大师，是两者都能兼顾的。《情人》、《罗丽塔》、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这些都是刻画了永恒图景的典范。他们的作品提供了高于上述两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的一个文学总结。也是我认为的“自由作家”一词应该极力触及的文学实质。其它“新写实”、“新历史”、“新状态”之类的批评分类，不过是在上述那个平面的不增不减的滑动。
我一直在探究提出“自由作家”一说的那个人的初衷，他肯定想触及这样一个高尚的文学问题，这个词在他脑海里不会是终究要被服装款式、月票上的贴花、商标、店徽覆盖的市场元素，他也不想开当代“血统论”的什么先河，只希望它的文学含义大于市场含义。他一定对时代有所警惕，知道“和时代同步”是文学中的被反复验证的陷阱，我们与历史的联系并不比现实更疏远，各种有害的、无害的比喻，更多的形象，都有待创造、被后来者阐释，等待着“一个伟大的创作者创造自己的先驱”（博尔赫斯语），知道“自由”在最真诚的意义上，是与文学的这个巨大任务相称的探究。
（２０００．３．２４）
■〔寄自江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