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留罪证的命案
杰佛里·阿切尔（Jeffrey Archer），１９４０年生于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威灵顿学院。１９６９年入英国下院（House of Commons），当时属最年轻的议员。１９８５年９月至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任保守党副手（Deputy Chairman of the Conservative Pary）。 从１９７４年出第一本书起，共写长篇小说六本，短篇小说两本，剧本两种。从阿切尔的短篇小说集“A Twist in the Tale”的１２篇作品来看， 其中不乏针砭时弊、扬清激浊之作，语言诙谐，情节生动，结局意外。正如一些评论所述：Jeffrey Archer plays a subtle cat-and-mouse game with the reader in "A Twist in the Tale"...... with our collective whiskers twitching in surprise．还有的索性称之为the best O'Henry-style! 百闻不如一见，请诸位读一读他的《肃贪奇才》（ Clean Sweep Ignatius） 和《不留罪证的命案》（ ThePerfect Murder），或许似曾相识，觉得是有些像美国的欧·亨利。
那天夜里，我若非临时改变主意是绝对发现不了事情真相的。
我简直无法相信卡尔拉还跟另一个男人上过床。她说爱我，原来是在对我撒谎，甚至可以说，我在她的情人队伍里不过位居第二乃至第三呢。
卡尔拉白天朝我办公室挂过电话，而我曾经关照她不要这样做。但自从上回告诫她不要往我家里打电话以来，她觉得别无办法，不得不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找我。事情是这样的，她来电话是想告诉我：她不可能如约在法国人所说的“七点０五分这一良辰”同我幽会。据她讲，她妹妹生病了，她必须赶往富勒汉看望妹妹。
我好失望。本来，我这一天过的极不痛快，此刻竟又要我眼巴巴放弃此等赏心解闷之乐事！
“我觉得你跟你妹妹不是怎么合得来的嘛，”我忿忿地说。
听筒里没有立即答话。最后，卡尔拉问道：“我们可不可以改在星期二，还是老时间见面？”
“我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我说，“等我拿定了主意，将在下星期一打电话给你。”我放下电话。
我没精打采地拨了只电话给我老婆，说是正在回家的路上。通常，我是在卡尔拉住处外面一间电话亭里打这种电话。此乃本人欺骗伊丽莎白的惯伎，为的是让她觉得她一天之中时刻知晓我的行踪。
办公室里大多数职工都已动身离去，因此，我收拾起一些材料带回家去处理。自从半年多之前新公司接管以来，经理室不仅解除了财务部二把手的职务，而且希望我在继续本职工作的同时要把那人留下的那份工作包揽过来。我很是为难，没法表示不满，因为我的新老板曾经明确说过，假如我不喜欢这种安排，可以到别处另行谋职。我也考虑过“跳槽”与否，然而，像我这种半老之人，中年已过、退休尚早，到处都有的是，还会有多少公司乐意雇用我这个人呢？心中实在没有底。
我从公司停车场驶出来汇入晚间下班的车潮，这时内心开始后悔不该对卡尔拉讲那么尖刻的话语。不管咋的，她毕竟并不怎么喜欢她的妹妹嘛。我的负疚心情一直萦绕于怀，所以当我来到斯隆广场的角上时，我跳下车朝马路对面奔去。
“买一打玫瑰花，”我边说边掏钱包。
一个专从情侣身上赚钱的男人不声不响地给我挑选了十二朵含苞待放的玫瑰。我买花送她并不表示有多么丰富的想象，但至少要让卡尔拉晓得我是在竭力讨她喜欢哩。
我朝她的住所驶去，希望她还没有动身去妹妹家，也许我们俩还可以抓紧时间共饮一番哩。就在这时，我记起来了，我已经告诉妻子说正在回家途中，迟到几分钟还是可以借口“交通堵塞”来敷衍一下的，但若是留下来喝几钟的话，这等愚蠢借口是掩盖不了的。
我把车子开到卡尔拉家的时候，像往常一样遇到暂时找不着空地停车的麻烦。后来，我发现在纸品商店对面有一个刚巧可以停一辆“罗弗尔”车的空隙。我停住车子，没等把倒进空地时就发现有个男子从她的寓所门口走了出来。要不是卡尔拉随后跟了出来的话，我倒退是不会起疑心的。她站在门口，身穿一件蓝色宽松晨礼服。她凑近那位即将辞别的访客来吻了她，这个吻非比寻常。等到达她关门之后，我开车绕过街角，在人行道边上停下。
我借助于后视镜观察那人。他走马路，进入报亭，不一会儿又重新出现在街道上，手里拿着一张晚报和一包东西—好像是香烟。他走近他的汽车——一辆蓝色ＢＭＷ，站住脚步，把贴在挡风玻璃上的停车票撕下来，嘴里好像在咒骂什么。ＢＭＷ车在此停放多久了？我甚至开始推想，早在卡尔拉给我打电话叫我别来的那阵子，他是否已经在她房间了？
那人钻进汽车，系好安全带，在开走前还点着了一支香烟。为了我的女人，我把车子倒进他刚刚空出来的停车位置里。像往常一样，我朝街道四周打量了一遍之后才跨出车门，径直走向公寓大楼。天色已晚，谁也没留心朝我多瞧一眼。我按了标有“莫兰寓所”字样的门铃。
当卡尔拉打开正门的时候，先是给我个满脸堆笑，紧接着脸上就晴转多云，蹙起双眉，继而又迅速恢复了刚才那种笑容。 我敢肯定，她第一个笑是送给那个开ＢＭＷ车的男人的。我常常纳闷：她为何不交一把钥匙给我？我注视着早在好几个月以前第一次把我深深吸引的那对蓝眼睛。她虽然面带微笑，但此刻那对眼睛却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冷漠。
她转身把门重新打开，把我让进底楼的房间。我注意到，她的长睡袍里面穿着我在圣诞节买来送她的那件绛红色短睡衣。刚一进屋，我便情不自禁地四下察看起我所熟悉的房间来。房间正中的玻璃桌上放着通常为我所用的“斯努匹”咖啡杯，里面是空的。旁边是卡尔拉的杯子，也是空的，还有一打玫瑰插在一只花瓶里。花朵刚刚开放。
我向来都是快人快语，面前的花束更使我无法掩饰一腔愤怒。
“刚刚离开的那个人是谁？”我问道。
“一位保险经纪人，”她边说边把桌上的咖啡杯拿开。
“他到这儿来保什么险？”我问，“是为你们俩的爱情生活吧？”
“你凭什么疑神疑鬼，说他是我的情夫？”她的嗓门开始提高了。
“你通常是不是穿件睡衣陪保险经纪人喝咖啡呀？你自己想想，睡衣可是我买给你的哟”。
“我爱跟谁喝咖啡，是我自个儿的事，”她说，“我爱穿啥衣服也是我自个儿的事，尤其是在你回家见老婆时更是如此。”
“不过我是准备来看你的嘛……”
“看完之后就回老婆那儿吧。不管咋的，你总是对我讲，我应当过我自己的生活，而不必依赖于你，”她最后补充了一名。这是当她企图隐瞒其些情况时惯用的论调。
“你知道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嘛。”
“我知道，对你来说，只要时间合适，你就和我上床，这事挺容易的。我的作用仅此而已，不是？”
“那可不对。”
“不对？你不是希望像往常一样在六点来我这儿，以便在七点钟及时赶回去同伊丽莎白共进晚餐么？”
“我已经多年不跟妻子同房了！”我嚷道。
“那不过是听你说说而已，”她轻蔑地啐了一口。
“我对你绝对忠诚。”
“那就是说我也得绝对地忠诚于你，是不是？”
“别再叽叽喳喳，像个臭婊子！”
卡尔拉两眼冒火，奔过来使出全向力气煽了我一记耳光。
她再次举起手臂时，我的脚跟仍未站稳。但就在她的手掌朝我煽过来的一刹那，我把它挡了回去，并且把她扒回到壁炉边上。她又迅速朝我反扑过来。
就在她慎快要扑到我身上的那一刻，我怒不可遏，攥紧拳头朝她打去，正中她的下巴，这一重拳打得她身子直朝后面趔趄。我看见她伸出一只手臂，企图稳住不倒。但不等她有机会重新跃起身子还手，我就转过身来，大步跨出门外，砰地一声把门拉上。
我走下门廊，来到大街上，钻进汽车迅速开走。我这次与她在一起没超过十分钟。早在到家之前我就感到一阵后悔，真不该打她；我甚至有一种杀了她的预感。想着想着，我曾两度打算回头再去看看她。她所抱怨的一切都合乎情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量在自己家里给她打电话。虽说我同卡尔拉相好才几个月时间，想必她还是晓得我多么地珍惜这份爱情的。
如果说伊丽莎白本打算怪我回家太晚的话，那末，当我递给她一束玫瑰时，她就改变了主意。她动手把它插进花瓶，与此同时，我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开饭之前饮酒对我来说确属反常，我只等她批评几句呢。可她似乎一门心思倾注在那束鲜花上面。虽然，我已拿定主意要打电话向卡尔拉赔不是，但我觉得不可以在家里拨这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若是等第二天早晨上班返回办公室再与她通电话，到那时她或许会稍稍冷静一些的。
第二天，我早早醒来，躺在床上思量以何种方式对她道歉。我决定请她吃顿中饭，在我单位和她单位之间有一家法国小酒馆是她顶顶喜欢的。中午时分与我相会是最令卡尔拉称心的，因为她知道这段时间内不可能发生什么孟浪之事。我刮过胡须、穿戴齐整后，走出房门同伊丽莎白共进早餐。我发现报纸第一版没啥趣闻，就翻看金融版。恰恰是在市政当局预报中期利润不佳之后，公司股息再次跌落下来。随着这则糟糕透顶的消息的公布，无疑会有上百万人被剥夺在我公司分红的机会。我早就知道，一俟公布年报表，公司若不宣布亏损才怪呢！
我咕嘟一口喝完第二杯咖啡，在妻子脸颊上亲过一口，就朝汽车走去。就在这时我决定给卡尔拉的信箱里塞一张纸条，以免在电话里碰到尴尬不堪的窘境。
“请原谅，”我这样写道，“随便在哪个礼拜五的一点钟，我们一同去马塞尔酒家吃维罗尼克鱼。爱你，卡萨尼瓦。”我很少给卡尔拉写信，假如要写，我就签上她的别名。
我绕行了短短一程，以便路过她家，但却遇上了堵车。接近公寓的时候，我看见堵车是由某种事故造成的。事故还挺严重，因为路的另一边被救护车挡住了去路，源源而来的车流就这么受阻搁了。一位交通纠察正在设法从中帮忙，但她越帮越忙，反而更加妨碍了交通，使车辆行得越发地缓慢。很显然，我是无法把车停到卡尔拉家旁边去的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回头到办公室再给她挂电话算了。其实我并不怎么乐意去拨这个电话。
后来，当我看见救护车就停在距她居住的那座大楼的正门不过短短几码远的时候，我顿时间觉得心往下一沉。我只知道自己当时缺乏理智，但是此刻我已开始对于出现更为糟糕的情况感到害怕。我竭力使自己相信这可能只是一起交通事故，与卡尔拉毫不相干。
就在这时，我瞧见救护车后面还藏着一辆警车。
我把车子开到与那部车并排的时候看见卡尔拉的前门大开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男子急匆匆地走了出来，打开了救护车的后门。我停住车等着观看下面的情形，同时希望我后面的人不会因此而不耐烦才好。从对面驶来的人们伸出手来感谢我给他们让道。我心想，只要没人埋怨，我可以让十几辆车开过去。交通纠察前来帮忙，催他们快点开走。
这时，门厅那头出现了一个担架。两名身着制服的差役抬出一具用布盖着的尸体来到路上，从后头放进救护车。我看不见脸，因为上面罩着被单，担架后面立即走来第三个人，他很可能是个侦探。他提着一只塑料袋，我估计里面放着一件红衣服—我担心它就是我送给卡尔拉的那件睡衣。
我哇地呕吐起来，早晨吃的东西统统吐在旁侧的座位上，最后我的脑袋耷拉着搁在方向盘上面。过了片刻，他们关上了救护车门，喇叭响了起来，交通纠察朝我挥起手来。救护车很快地开走了。停在我后面的车子响起了喇叭，可以理解，他毕竟只是个毫不相干的旁观者。我向前急驰，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后来是怎样到达办公室的了。
我一开到公司停车场就动手认真清扫座位上的呕吐物，并把窗子打开，然后乘电梯来到七楼祭盥洗间。我把写给卡尔拉的请柬撕碎扔进马桶冲掉了。八点钟过后，我上到十一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只见我的总裁正在我的写字台前面来回踱着步子，显然是在等我呢。我忘记今天是星期五，他总是希望随时得到最近的完整数字，以便作出通盘考虑。
到了这个星期五，他又来此索要五、六、七三个月的预算账目。我答应中午直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去。我只巴不得有个清静的上半天，然而事与愿违。
每次只要电话铃一响，或是有人开门、有人找我说话，我的心跳顿时就失掉一拍—我每次都以为是警察来了。到晌午时分，我总算完成了总裁的报表，但我知道他会发现这份报表既不充分又不精确。我刚把材料交给他的秘书就马上退出来，要早些吃午饭去。虽说我吃不下啥东西，但我至少可以弄到第一份《标准报》，看看能否找到任何有关卡尔拉之死的报道。
我在当地一家小餐馆的角落里坐了下来，心想在这个位置是不容易被人从柜台内发觉的。手边摆着一杯蕃茄汁，我开始慢慢翻阅报纸。
第一版没有她的消息。第二版 第三版和第四版也没有她的消息。第五版上只有一则简短的报道： 卡尔拉·莫兰小姐，年龄３１岁，今天早晨被发现死于家中。”（我记得当时我曾想道：他们甚至没有报准她的年龄。）“负责本案的侦探长西门子说，调查正在进行之中，分们在等待病理学专家的报告，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理由怀疑强暴凶杀。”
读完这则消息，我竟然能够喝下一点汤、吃下一只蛋卷了。我把报道读了第二遍之后就走向停车场，钻进汽车坐了下来。我把前面另一扇窗摇了下来，然后打开收音机听听“一点钟时事”。根本没提卡尔拉的消息。在枪杀、毒品、爱滋病和金条抢劫案层出不穷的时代，ＢＢＣ电台确是无暇顾及这个年方三十二岁的公司女助手之死。
我则回到办公室就发现桌上放有一张备忘录，其中罗列着总裁打回来的一连串问题，我一时竟不清楚总裁对我那份报告有何看法。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自我安慰，力图使自己相信卡尔拉之死必定发生于我离开后的那段时间，与我打她并无任何关联。尽管如此，我还是得以思考总裁的所有问题，并在傍晚下班时将答复送交他的秘书。我脑海里老是浮现出那件红颜色的睡衣，他们有没有可能追查到我身上来呢？这是我花了一大笔钞票从哈罗兹商店买来的，可我心中有数，这件睡衣并无多少出众之处，不过至今仍是我送给她的唯一一件像样的礼物。但不知我附上的那张字条还在不在了？她有没有把它毁掉？他们会不会查出那个落款为“卡萨尼瓦”的是什么人？
这天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我想再也不能从卡尔拉住过的那条街上经过了。我在车上听完了晚间节目，一回到家就打开收音机听六点钟新闻。七点钟时候，我把电视机开到第四频道，九点的时候，我又回过来听ＢＢＣ。到了十点钟，我又再次看电视，一直看完了“夜间新闻”。
从各家社论的角度来看，卡尔拉的命案，肯定比不上雷丁队同沃尔索队第三组足球赛结局那么重要。与此同时，伊丽莎白继续阅读那本刚到手的书，对我面临的这场大祸一无所知。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清早，刚一听到信箱里塞进来一叠报纸，我就赶忙下楼去看报纸的标题新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泰晤士报》的头版新闻“杜卡基斯被提名为候选人”。
我发现我有些走神，竟然心不在焉地想：他能否当选总统？“杜卡基斯总统”这个称呼听起来叫我有些不顺耳哩。
我拿起太太订的《每日快讯》，上面一行标题写道：“情侣口角出人命”。
我两腿一软，跪了下来。我瘫倒在地板读着导言部分，这副样子一定狼狈不堪。读到第二段时，我不带眼镜就看不清字了。我拿起报纸，跌跌撞撞地上了楼，抓起床边小桌上的眼镜。伊丽莎白还在熟睡。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自己锁在卫生间内，以便慢慢阅读报道而不必担心外来干扰。
卡尔拉·莫兰，三十二岁，昨天早晨被发现死于寓所之内。现在警方认为，这位在皮姆利公司当秘书的漂亮姑娘死于他杀。负责本案的苏格兰地段探长西门子原先以为卡尔拉·莫兰系自然死亡，但Ｘ光探查表明下颌骨骨折，可能系打架所致。“哦，我的上帝呀，”我不由叹了口气，差点把伊丽莎白弄醒了。我迅速赶忙刮脸、洗澡，同时仔细地思考一番。我穿好了衣服，准备在妻子醒来之前就动身去上班。我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她只翻了个身又继续睡了过去。于是我扯下一张纸给她写了一句留言放在她的床头：“由于需要完成报表，我得一大早就赶到办公室去。”
定于四月十九日开会调查。
莫兰小姐的女仆玛丽亚·露西亚（４８岁）在接受问讯时说（《每日快讯》独家新闻）：当她五点钟离开雇主的寓所时，卡尔拉正同她的男朋友在一块。
另一位证人就是住在近旁一幢楼里的丽塔·约翰逊太太，她说她看见一个男子在六点钟左右从莫兰小姐的寓所出来，走向对面报亭，然后开车走了。约翰逊太太补充道，她记不清那辆是啥样了，好像是一辆罗弗尔车……
上班途中，我在心里盘算着应付探长的话语。我一遍又一遍地默练着“台词”。八点钟不到，我就来到第十二层楼上，故意让门大开着，以便知道任何来人的动静。我感到很有把握的是，在其他人到达之前，我至少还有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余地。
我再一次在心中复述着要说的那段假证词，还在电话簿Ｌ－Ｒ分册里把所需的号码找出来抄在桌前的垫片上，然后用黑体大写字母写出五组标题文字（我每次参加董事会之前都采用这种办法来提醒自己）：
公共汽车站写完后就开始拨号码。
外套
１９路车
ＢＭＷ
车票
我脱下手表摆在面前。记得在哪里曾经看到过，只需三分钟左右就能查出打电话人所在地点哩。
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这里是苏格兰地段。”
“请接西门子探长，”我自告奋勇地说。
“能不能告诉他是谁在找他？”
“不，我不想把名字告诉他。”
“那好，先生”她说，听口气她对这类电话显然早已习惯了。
电话里响起了另一串铃声。当听筒里一个男人报出“西门子”这三个字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口干舌燥。我还是头一回听探长讲话呢。我很快地清醒过来，发现这个正宗英格兰姓氏的人竟然操着一口浓重的格拉斯威格地方音。
“要我帮忙么？”他问。
“不，但我倒是觉得可以帮您一个忙呢。”我说得很轻，调子也很低，不象平时讲话的声音。
“你能帮我什么忙呢，先生？”
“您就是分管那个名叫卡尔拉或是什么人的案子的探长么？”
“是的，我就是。不过你想怎么帮忙啊？”他又问了一句。
手表的长针说明一分钟已经过去了。
“那天夜里我看见一个男人离开她的住处。”
“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就在马路同一侧的公共汽车站上。”
“你能把那人的样子描述一下么？”西门子的口气跟我一模一样地若无其事。
“高个儿。我看有五、六英尺高，身材结实。身穿一件高级燕尾服，你知道，就是带有天箍鹅绒领口的那种黑色外套。”
“你对外套的样子怎么这么肯定呀？”
探长问道。
“那天很冷，我站在那儿等１９路车，心里就巴望也能穿上那样一件外套该多好啊。”
“你记不记得，那人离开房子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只记得他是走向对面报亭，然后钻进汽车开走了。”
“不错，我们知道这些，”探长说：“看来你想不起来那辆汽车了吧？”
现在，两分钟已经过去了，我开始格外注视长针的运转。
“我想是一辆ＢＭＷ，”我说。
“你是否碰巧也记得车子的颜色呢？”
“不，天色太暗了。”我顿了顿说，“但我看见他把撕碎的停车票扔到窗外，这您就不难把他查出来了。”
“这些情况是几点钟发生的？”
“约摸六点到六点半，探长，”我说。
“你能不能给我打电话……”
已经两分五十八秒了。我把听筒放回了电话机座，此刻早已浑身是汗。
“你星期六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我真高兴。”总裁从我办公室门口走过时冷冷地说，“不管你手上在干什么，完了马上到我那儿去一趟，有话跟你讲。”
我离开办公桌，跟在后面进了他的办公室。接下去的一个小时内，他把我预算的数字看了一遍，尽管我一再努力控制自己，但还是无法定下神来。没过多久，总裁再无法掩饰内心的烦躁了。
“你另外还有什么心事吧？”他一边合上文件夹，一边问我说，“你好像心神不定嘛。”
“不，”我竭力否认，“只是最近老要加班加点，”我边说边起身退出。
刚一回到自己办公室，我就把那张写有五行文字的纸条烧了，然后动身回家。下午第一批报纸已把“情人口角”故事移到了第七页。看样子再无新内容可供报道了。
星期六剩下的时光似乎没完没了，无法打发。不过，我妻子的“星期快讯”终于使我寻得了些微的安慰：“关于卡尔拉·莫兰的‘情人口角’命案，继手头已经获知的材料之后，一名男士在接受调查时向探长提供了帮助。”此类平淡无奇的描写，我过去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可是它在这当口却陡然具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含义。
我浏览了星期天的其他报纸，收听了每条广播新闻，收看了每条电视新闻。就在妻子对我的举动产生好奇的时候，我解释道：办公室有谣传，说是公司可能再次被人接管，那将意味着本人有失业的可能。
到星期一早上，《每日快讯》在报道情人口角命案时公开点了保罗·门齐斯的名，他来自于萨顿，是个保险经纪人。他现已被捕，关在布里克斯顿监狱，与此同时，其妻服了镇定剂住在埃普索姆医院。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不知门齐斯先生有没有把妻子的真实情况以及他本人的绰号（如果有的话）告诉给卡尔拉。我喝下一口浓咖啡，然后动身去办公室。
后来，就在那天上午，门齐斯出现在霍斯费里路法庭的审判法官面前，被控杀害了卡尔拉·莫兰。《标准报》的述评更加使我放了心：警方成功地击败了保释人。
我还发现，对于这桩如此严重的命案来说，需要等六个月时间才可转交到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审理。在这六个月时间里，保罗·门齐斯一直关在布里克斯顿监狱。而我在这段时间里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怕电话、怕敲门、怕不速之客造访。每当来客人、来电话，我都怕得要死，像是恶梦临头。不曾做过亏心事的人不会想象到，每一天竟有那么多意外的惊吓！我尽最大的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与此同时还经常这么想道：门齐斯是否知道我同卡尔拉的关系，他是否知道我的名字甚至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呢？
看来审判须得等上两个月哩。这期间，我们公司召开了一次年会，这就要求我完成一大堆财务工作，好好算一算到底有多少盈利。毫无疑问，这一年我们没怎么给股东分发红利。
开完年会出来，我大大地松了口气，几乎有些得意忘形。卡尔拉已经死去六个月了，在此期间，啥事都没有发生，不曾听说有人怀疑我认识她，更不消说怀疑是我送了她的命。我对卡尔拉仍然感到歉疚，甚至有些怀念。然而，事情已经过去半年了，现在我从早到晚心中可以不再惧怕了。奇怪的是，对于门齐斯的不幸遭遇，我毫无亏疚。他终究成了一个可以让我免遭监禁的工具。因此，大祸临头，威力倍增。
我永远忘不了的是，八月二十六日这天，我收到一封信。此信使我意识到，可能有必要听听审判的具体进展。尽管我努力说服自己把其中利害想个明白，但我还是无法抑制前去旁听的愿望。
在这同一天，也就是星期五的早上（我猜想这类事儿总是出在星期五），总裁召见了我，原先以为只不过是每周一次的例会呢，其实不然，我得到通知说公司不再需要我了。
“坦率地说，你过去几个月的工作越来越糟糕，”他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觉得自己不能不同意他的说法。
“你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把你撤换掉啦。”
礼貌一点讲，“你被解雇了。”
“到今晚五点，你的桌子得清理干净，”总裁继续说，“到时候，你将从财务部领到一张望１７５００英镑的支票。”
我抬了抬眉头。
“根据我方接管公司和你订的合同规定，这是为期六个月的补偿，”他解释说。
这时，总裁伸出手来，并非祝我走运，而是让我交出“罗费尔”车的钥匙。
我还记得，我听到他解雇我的决定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从现在起至少每天可以前去旁听审讯，不必为之忙乱。
伊丽莎白听到我被解雇的消息很难过，但并没有多说会么，只是问我打算怎样找到新的工作。在第二个月里，我假装前往另一家公司谋职，但我知道，在那桩案子了结之前，我甭想定心干什么差事。
开庭这天上午，所有的流行报纸都纷纷登出有声有色的背景报道。《每日快讯》甚至在头版上展登了卡尔拉身穿泳衣在马尔贝拉海滩拍的一张动人照片。她那位住在富勒汉的亲妹妹把照片公诸于世，这一举动非同小可，我不知道她为此换得了多少报酬。紧靠照片的是保罗·门齐斯的一张侧面照，看样子他已经像个罪犯了。
我第一批得知被告人门齐斯的案子将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具体哪间审判庭审理。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官给我作了详细指点，于是我就跟另外好几个人一块儿走向导号审判庭。
一到法院，我就随着人群走了进来，毫不犹豫地坐在一排座位的最边上。我四下打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盯住我瞧。聊以自慰的是，谁也不曾对我表示一点兴趣。
我可以看清楚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门齐斯身材单薄，看样子好像最近瘦了不少。报纸说他五十一岁，可他看上去差不多有七十岁的样子。我不由地想起自己最近几个月来可能也苍老了不少哩。
门齐斯身穿考究的深蓝色套装，不过穿在他身上有些肥大，内配一件清洁的衬衫，系着一条领带—我觉得那是军装领带。灰白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朝后梳着，那一撮银白色小胡子使他透出一股子军人气。他看上去当然不象是个杀人凶手，也不怎么像是奸夫。不过，任何人要是把我打量一番的话，同样也会下结论说我既非凶手亦非情种。我的目光扫过一张张面孔，希望找到门齐斯太太，但是法院之中没有一张脸符合报上对她所描述的样子。
法官布坎南先生入座时，全体起立。“政府起诉门齐斯，”法院书记员开始宣读。
法官前倾着身子对门齐斯说，他可以坐下。说完，他慢慢地转向陪审团。
他解释道，虽然报界对此案非常关注，查是陪审团的意见至关重要，因为该囚徒是否犯有杀人罪，只能由陪审员们来裁决。他还告诫陪审团，不要看报刊上有关审讯的报道，不要听信其他任何人的意见，尤其是那些没有到庭的人的意见。他说，这些人对如何判案往往先入为主、带着成见。他继续提醒陪审团：人命关天，证据为重。我发现连我自己都在不住点头称是呢。
我朝法庭四周望了望，希望没人会把我认出来。门齐斯目不转睛地盯着法官，就在这时，法官转身朝向公诉律师。
汉弗莱·芒特克利夫爵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此刻暗自庆幸：他所要起诉的是门齐斯，而不是我。爵士身材伟岸，前额挺高，头发银白，他在法庭里之所以举足轻重，不仅因为器宇轩昂，而且因为声音宏亮、语惊四座。
在上午余下的这段时间内，他就本案对默不做声的诉讼小组成员布置诉讼程序。除了偶尔低头瞥一眼手中的记录之外，这位律师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陪审团。
他按想象把四月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件作了重新组织。
开场白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不过比我所期望的要短些。这时，法官建议休息用午餐，并要求我们大家等到两点十分各就各位。
吃过午饭，汉弗莱爵士唤来了第一位证人西门子探长。探长发表证词时，我无法望见他的正面。他每次回答，仿佛像是在同我进行私人面谈一样地自然。我不知道，他是否怀疑另外还有一个人与整个案子有牵连。西门子在细述怎样发现死尸、后来又怎样通过两位证人和那张倒霉的停车要查出门齐斯这个人时滔滔不绝，充分表现了他的职业自信。等到汉弗莱爵士坐下来的时候，法庭内很少有人怀疑西门子抓错了人。
门齐斯的辩护律师站起来对探长进行质询。这位律师长相与汉弗莱大相迥异。身为王室法律顾问的罗伯特·司各特先生矮胖结实，眉毛浓黑。他讲起话来慢条斯理，语调古板，一层不变。陪审团中竟有人打起了瞌睡，实在无法用心往下听了。
接下去二十分钟内，司各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揪住探长一一对质，可他就是无法叫西门子收回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探长走出证人席的时候，我放大胆子正眼打量了他一番。
下一位证人是私人开业医生、病理学专家安东尼·马林斯大夫。他首先回答了几个有关他本人职业的问题，转而开始回答汉弗莱爵士突如其来的质询。病理专家告诉法庭，确凿证据表明莫兰小姐死前不久是有过性行为。
“你怎么如此肯定呢，马林斯大夫？”
“因为我发现死者大腿根部有Ｂ型血的痕迹，但后来发现莫兰小姐则是Ｏ型血。她临死前身上那件睡衣上还有精液的痕迹。”
“这些血是不是普通血型？”汉弗莱爵士问道。
“Ｏ型血是普通血型，”马林斯大夫表示赞同，“但是Ｂ型却很少。”
“那你说她的死因是什么呢？”汉弗莱爵士问。
“头部遭到一次或几次重击，从而引起下巴骨折。颅底破裂，可能是由某种钝器造成的。”
我真想站起身来说：“我可以告诉你是咋回事！”就在这时，汉弗莱爵士说：“谢谢你，马林斯大夫。提问完毕，请原地听候。”
司各特先生开始担问，他对医生的态度远比刚才对探长尊重多了。
“莫兰小姐头后部受的这一击会不会是由于摔倒引起的呢？”他问。
大夫迟疑了一下表示赞同：“有可能”，他说，“但是那就无法解释下巴骨折了。”
司各特先生并不理会，继续盘问。
“英国人之中，Ｂ型血的占百分之多少？”
“大约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吧，”大夫自告奋勇地回答。
“两百五十万人”，司各特长先生说。他有意顿了顿，让大家听清这个数字，随后突然改变策略。
尽管他作了很大努力，但就是不曾能否使病理专家改变卡尔拉的死亡时间，也未能改变下列事实，即在他的当事人同卡尔拉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内曾发生过两性关系。
当司各特先生坐下去的时候，法官问汉弗莱爵士是否想再盘问一次。
“是的，法官阁下。马林斯先生，你告诉法庭说莫兰小姐下巴骨折，头后部破裂。会不会是在下巴骨折之后跌倒在一件钝器上才造成颅底破裂的呢？”
“我反对，阁下，”司各特先生异常迅速地站起身来说，“这属于暗示性提问。”
法官布坎南先生身体前倾，凝视着大夫。“我同意，司各特先生，但我希望知道，马林斯先生是否发现房间内其他物件上还有Ｏ型——莫兰小姐妹的血迹？”
“是的，阁下，”大夫回答说，“在房间正中的玻璃桌边缘。”
“谢谢，马林斯先生，”汉弗莱爵士说，“提问完毕。”
汉弗莱爵士的下一个证人就是自称看到了一切的那位女士丽塔·约翰逊太太。
“约翰逊太太，四月七日晚上，你是否看见一个男人离开莫兰小姐住的楼房？”
“是的，我看见了。”
“当时几点钟？”
“六点刚过几分钟。”
“请告诉本法庭，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穿过马路，撕下了停车票就钻进汽车开走了。”
“你看见今天站在法庭前面的那个人么？”
“看见，”她指指门齐斯，肯定地应答。门齐斯见了，一个劲摇头。
“提问完毕。”
司各特又一次慢慢地站起身。
“你说过，那人开的是什么样的车呢？”
“我说不准了，”约翰逊太太说，“但我想是一辆ＢＭＷ吧。”
“你在出事第二天报警时曾说是一辆罗佛尔车的，你的证词怎么前后不一致呢？”
证人没有做声。
“你是否真的看见这位受审男子把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停车票撕下来的呢？”司各特问。
“我想是的，先生，但这一切发生得很迅急。”
“发生得很迅急，这我相信，”司各特先生说，“其实，我要提醒你，由于事情发生得迅急，你也许把人和车看错吧。”
“不，先生。”她答道，不过口气已是不如先前答得那么坚决了。
汉弗莱爵士倒是没再盘问约翰逊太太。我知道，他是希望陪审团尽快地忘掉女证人的话语。当她离开证人席时，不出所料，她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相当狐疑。
相比之下，卡尔拉的日间女仆玛丽亚·露西亚就讲得可信多了。她毫不含糊地表示，那天下午，她五点之前到达时亲眼见到门齐斯在客厅里面。然而，她承认自己在那以前不曾见到过这个男人。
“可是，有没有这回事，”汉弗莱爵士问道，“你通常只在上午去上半天班呢？”
“是的，”她答道，“只是莫兰小姐习惯在星期四下午把工作带回家来做，所以我进来领工资就比较方便了。”
“那天下午莫兰小姐身上穿的什么？”汉弗莱爵士问。
“穿的是蓝色晨服，”女仆答道。
“她星期四下午通常都这么穿戴么？”
“不，先生，但我猜想她要在晚上外出之前洗个澡呢。”
“但在你离开寓所时，她是否还跟门齐斯先生呆在一起？”
“是的，先生。”
“你还记得她那天另外还穿了什么？”
“对了，先生，她的晨服底下还穿了一件红睡衣。
就在这时，我买的那件睡衣呈现在玛丽亚·露西亚成前让她辨认。在这关头，我紧紧盯着这位证人，可她脸上并未闪现出它的神情。谢天谢地，我从来不曾在上午拜访过卡尔拉。
“请原地听候，”最后，汉弗莱爵士对露西亚小姐说道。
司各特先生起身盘问。
“露西亚小姐，你刚才说你去她家的目的是领工资。你在那场合在寓所内逗留了多长时间？”
“我在厨房间打扫了一会儿，还熨了一件衬衣，大约二十分钟。”
“在这段时间内，你有没有见到莫兰小姐？”
“见到的，我走进客厅问她 要不要添咖啡，她说不要。”
“当时门齐斯在场么？”
“他在场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俩发生争吵或是提高了嗓门呢？”
“没有，先生。”
“你看见他俩时，莫兰小姐有没有流露任何不悦之色，或是需要求助于你？”
“没有，先生。”
“后来发生了什么了？”
“几分钟后，莫兰小姐来到厨房，把工资给了我，我就动身走了。”
“当你一个人在厨房时，她有没有任何惧怕来客的迹象？”
“没有，先生。”
“提问完毕，大人。”
汉弗莱没再盘问玛丽亚·露西亚，而是通知法官说，他已经完成本案的诉讼。法官布坎南先生点点头说，他认为今天进行到这里已经足够了。但我并不相信这些足以判定门齐斯有罪。
那天晚上，当我回到家的时候，伊丽莎白并没有问我上哪儿去了，我也没有主动讲出任何消息。我整个晚上都假装在复看求职申请书。
* * * *
次日早晨，我很迟才吃早饭，我看完报纸后，又来到四号审判庭，坐在一排听众席的最后一个位置上，落座未久法官就到了。
布坎南法官坐定后，整了整假发，让司各特首先发言，就本案进行辩护。王室法律顾问司各特先生再次慢慢地站起身来（此时我不无恶意地想：这是一个以小时计算工资的人物啊）。他首先向法庭保证，他的开场白不长，接着，一站就是两个半小时。
他的辩护词一开始就详尽地回顾有关细节，从自己的角度评价了门齐斯的过去。他向我们大家保证说，人们若是仔细分析一下门齐斯的履历，不久就会发现他有一段清白无辜的记载。保罗·门齐斯婚姻生活幸福，目前和妻子儿女住在萨顿，大孩子名叫波莉，二十一岁；老二迈克尔十九岁，还有小女儿萨莉十六岁。两个大孩子现在上了大学，最小的初中刚毕业。医生们建议门齐斯太太不要出席审判，因为她刚出院不久。我注意到陪审团里有两位女士怜悯地笑了。
司各特先生继续陈述道，过去六年中，门齐斯先生在伦敦市一家保险公司工作至今。虽然没有获得晋升，他却是一名颇受敬重的职员。他曾在边防部队服过兵役，也是当地摄影俱乐部委员之一，他在街坊邻里中是一位深孚众望的人物。他有一次还参加竞选萨顿议员的呢。把这位严肃的候选人描写为杀人凶手是不容易的。司各特先生接着谈到杀人当天的情况，他承认门齐斯先生的确曾在那天下午约见过莫兰小姐，但根本没有超越本职范围，唯一目的就是帮她制定一项个人保险计划。上班时间访问莫兰小姐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缘由。他并未同她发生性关系，肯定没有杀害她。
六点几分的时候，被告人就离开了他的客户。他知道，她打算在动身出去陪那位富勒汉的妹妹吃晚饭之前要换换衣服。他约她下星期三到他的办公室见面，为的是把保险计划拟订完整。司各特先生说，辩护一方日后将公布一份工作日志，那将证明本辩护声明的真性。
他承认，对被告的指控几乎统统基于偶然证据之上。他满怀信心地说，等到审讯到达尾声时，陪审团将别无选择，只好释放他的当事人，让他回到家中亲人身边去。“你们应该结束这场恶梦，”司各特先生最后说道，“对一个无辜者来说，此案已经拖得太长啦！”
到这时候，法官建议休息用午餐。吃饭的时候，我无法集中思想，甚至也听不进周围人们的议论。此刻，发表意见的人们似乎大多相信门齐斯是清白无辜的。
两点十分，我们刚一回到审判庭，司各特先生就唤起第一证人—被告本人。
保罗·门齐斯离开被告席，缓步走到了证人席上。他把一本圣经《新约》拿在右手，眼睛望着左手里一张卡片，结结巴巴地宣读起誓辞。
所有的目光都凝视着他，与此同时，司各特先生开始引导这位当事人慎之又慎地交待证词，以免一失足踩上了“地雷”。
门齐斯循序而进，越讲越有信心。这时，四点半钟到了，法官通知于会者：“今天的日程到此结束。”我相信，哪怕多数陪审员裁定他有罪，他都是有可能开脱干系的。
夜里，我辗转反侧，睡不踏实。第三天，我忧心忡忡地回到了旁听席，真担心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会不会释放门齐斯、并着手追查我呢？
第三天上午，司各特先生象第二天一样轻声轻气地开口发言。可他重复着前一天说过的许多问题，情况越发表明，他只想让当事人沉着地应付原告律师的挑战。司各特先生在最后落坐之前第三次门齐斯说：“你到底有没有同莫兰小姐发生性行为？”
“没有，先生。那天我才头一次同她见面，”门齐斯口气坚定地回答。
“你有没有杀莫兰小姐？”
“当然没有，先生，”门齐斯现在的声音有些理直气壮的样子。
司各特先生重新就坐，脸上露出安详自得的神情。
为门齐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经历平平常常的人无论怎样准备，都是难以经得起汉弗莱·芒特克利夫爵士的盘问。我也想不出有哪一个更好的辩护人可以应付这种局面。
“门齐斯先生，”汉弗莱开口发言，“你的辩护律师好像为你罗列了一大堆证据来证明你的清白，假如可能，我想就从他的这些证据谈起。”
门齐斯那两片薄嘴唇紧闭不动，形成一条直线。
“你的每日记事簿显示，你曾再次约见莫兰小姐—那位遇害的女子，”（“遇害的女子”这几个字将一再出现于汉弗莱爵士的诘问过程中）“就是要在她遇害后的那个星期三。”
“是的，先生，”门齐斯说。
“这则记录是你在会晤了莫兰小姐后的星期四写的，假如我讲的不对，请你加以纠正。”
“是的，先生，”门齐斯说，显然有人教过他切勿增添任何内容，免得日后成为有利于原告律师的把柄。
“那末，你这份记事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汉弗莱爵士问。
“星期五早上。”
“在莫兰小姐遇害之后么？”
“是的，但我并不知道她遇害了。”
“你身边有日记么，门齐斯先生？”
“有的，但只是一本袖珍日记，而不是我写字台上的那个大本子。”
“你今天带来没有？”
“带来了。”
“我可不可以过过目？”
门齐斯极不情愿地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本小小的绿色日记簿，交给法庭书记员，后者把它递给了汉弗莱爵士。汉弗莱爵士开始翻阅日记。
“我发现你并没有把莫兰小姐被杀那天下午与她约会之事记上去，是么？”
“不，先生，”门齐斯说，“我写字台上的大本子仅仅记载公务会见，至于私人约会，就只限于小日记本。”
“我明白了，”汉弗莱爵士说。他顿了顿，抬起头来。“可是，门齐斯先生，事情很奇怪，你答应为了再次进行业务磋商而约见某个人，你也自认为记性挺好，你为什么不首先记到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上（这其很便当），然后再把它转抄一遍呢？”
“当时我可能把它记在一张纸头上了，但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这是我的私人日记。”
“是么？”汉弗莱边说边继续朝后翻阅了数页纸， 谁是大卫·佩特逊？”他问道。
门齐斯两眼发直，好像是在努力要把对方看个透似的。
大卫·佩特逊先生，城市路１１２号，今年一月九日十一点三十分，”汉弗莱对着法庭诵读了一遍。门齐斯显然焦虑不安。“你如果想不起此次晤面的话，我们可以传佩特逊先生到庭，”汉弗莱先生貌似善意地说道。
“他是我们公司的一名顾客，”门齐斯低声回答。
“你们公司的一名顾客，”汉弗莱爵士慢条斯理地重复道，“要是我有空慢慢翻阅你的日记，不知能找出多少这样的顾客姓名呢？”汉弗莱爵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把日记本交还给了书记员，门齐斯鞠了一个躬。
“现在我想提出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
“等吃了午饭再说吧，汉弗莱爵士，”法官打断他的话说，“快到一点钟了，我想大家都该休息一下了。”
“遵命，大人，”律师礼貌地回答。
即使在盼望比日记更为重要的情节得到揭发之前我有些急不可耐， 但是到我走出审判庭的时候，心情倒是轻松了不少。汉弗莱爵士强调了日记当中的谎言，这虽然并不证明门齐斯为杀人凶手，但却表明他正在隐瞒一些事实。休息期间，我担心司各特先生可能要劝说门齐斯承认与卡尔拉的关系，而使其余的供词显得较为真实可信一些。令我感到宽慰的是，我在用午餐时听说，根据英格兰法律，当门齐斯仍在证人席上时是不能向他的律师咨询的。我注意到，当我们坐回到审判庭的时候，司各特的脸上已经没有一丝笑意了。
汉弗莱爵士站起身来继续盘问。“你曾发誓，门齐斯先生，你是一位婚姻美满的男士。”
“是的，先生，”被告满有把握地说。
“你第一次婚姻也这么美满么，门齐斯先生？”汉弗莱若无其事地问。被告的脸颊黯然失色。我赶紧扫了司各特先生一眼，他没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当事人并未对他交代过这段情况。
“慢慢想想再回答吧，”汉弗莱爵士说。
所有目光都聚集到证人席内的这个男人身上。
“不，”门齐斯回答说，然后迅速补充道：“但我那时还很年轻，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压根儿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汉弗莱爵士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两眼直盯着陪审团说，“这段婚姻的结局怎样？”
“离婚了，”门齐斯声音不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那次她太狠了，”门齐斯说，“但是……”
“但是，……你能否让我对陪审团读一读你的前妻离婚那天在法庭上的誓词？”
门齐斯站在那儿直发抖。他深知，又不能说“不”，又不能说“是”，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
“好吧，既然你无法表态，那末，大人，您若许可，我就开始态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前任门齐斯太太在斯温顿法院法官罗杰先生面前发誓，”汉弗莱爵士清了清嗓门，“‘他一次又一次地打我，情况越来越糟，我不得不逃离家门，生怕他有朝一日把我打死。’”汉弗莱有意强调了末尾几个字。
“她是夸大其词，”门齐斯在证人席上大声嚷道。
“可异的是，那位可怜的卡尔拉拢莫兰小姐今天不可能和我们站在一块，让我们听听你的供词中涉及好她的内容是不是也属于夸大其词。”
“我反对，法官阁下，”司各特先生说，“汉弗莱爵士在折磨这位证人。”
“我有同感，”法官说，“往后希望措辞谨慎些，汉弗莱爵士。”
“对不起，阁下，”汉弗莱爵士说，他的口气生硬，并无歉疚之意。他合上了刚才引述的案卷，放回到面前的桌子上，接着便拿起新的案卷慢慢展开来，以使堂上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他的每个动作细节，然后抽出一张纸条来。
“自从娶了第二任门齐斯太太之后，你有过几个情妇？”
“我反对，我郑重指出，此事与本案无关。我倒是想说明一下，门齐斯先生与莫兰小姐的交往并非业务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却属于私交关系。”
“这个问题可以向被告提出来嘛，”法官插话。
门齐斯一声不响地望着汉弗莱爵士把纸条举到面前仔细端详。
“别急，慢慢想想，我要一个准确数目，”说着，汉弗莱爵士的目光从眼镜上方扫射过去。
我们大家静静地等待着，时钟“嘀嗒嘀嗒”地响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推移。
“唔，我想是三个，”门齐斯终于开口说话，声音与刚才差不多。报人们飞快地记录起来。
“三个，”汉弗莱爵士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纸条，以怀疑的口吻说。
“呃，也许是四个。”
第四个就是卡尔拉·莫兰小姐吧？”汉弗莱爵士问，“因为你那天晚上和她发生过性关系，对么？”
“不，我没有，”门齐斯说，但是到了这当口，法庭里很少有谁相信他了。
“那很好，”汉弗莱爵士一边将纸条放在审判席上，一边继续往下讲，“但是，在我重新谈论你同莫兰小姐的关系之前，让我们把另外四位情妇的真相公诸于众吧。”
我眼睛注视着汉弗莱爵士刚才读的那张纸条。我从座位那可以看见，纸条上啥都没写。他面前原来是一张空空如也的白纸。
我觉得脸上忍不住要笑出来。门齐斯的风流艳史对于我和报界都属于一种意外的收获。我不禁想道，假如卡尔拉知道这一系列细节的话，不定会有何种反应呢？
汉弗莱爵士在接下来的半天里，让门齐斯详细交待过去同四位情妇的关系。全场轰动开了，记者们继续飞笔书写，他们知道快要获得大丰收啦。最后全场起立时，司各特先生两眼紧闭。
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家时乐不可支，就像刚刚出色地干完了一天工作的人那么轻松愉快。
第二天早上进入审判庭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开始认得别的常客，并且互相点头致意了。我发现自己也是如此，我一边在末排座位就坐，一边默默地朝人们点着头。
汉弗莱爵士整个上午都在数落门齐斯的其他过错。我们得知，被告在边防部队只待了五个月，他为自己周末到底训练几个小时、这期间他要拿多少报酬这种事跟上司闹了别扭之后就离开了部队。我们还听说，他想进入当地议会，乃是出于一种不服气的心理，因为他曾打算在住处旁边一块地上盖房子，却未获批准。他竞选议员并非出于服务乡民的利他心愿。诚然，汉弗莱爵士有本事把“报喜天使”加百利说成是足球场上的无赖之辈。可是，他的王牌还不曾往外亮出来呢。
“门齐斯先生，现在我想回过来就你所讲的关于莫兰小姐遇害那天晚间的情况谈一谈。”
“好吧，”门齐斯有气无力地说。
“你在访问用户，讨论保险金时，通常要持续商谈多长时间？”
“通常是半个小时，至多一个小时，”门齐斯说。
“那末，你同莫兰小姐磋商了多长时间呢？”
“一个多小时，”门齐斯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证据表明你是在六点多钟离开她的。”
“不错。”
“那末，你是几点钟约见的？”
“五点钟，我那本大日记上写得很清楚嘛，”门齐斯说。
“那好，门齐斯先生，为了按时同莫兰小姐会面，如果你真是五点左右到达、六点多钟离开的话，那你又怎么解释当天的停车罚款呢？”
“当时我身上没带零钱，”门齐斯满有把握地说，“因为我已经迟到好几分钟了，所以我就冒了一次险。”
“你就冒了一次险，”汉弗莱爵士慢条斯理地重复了一句，“很显然，你就是一个爱冒险的人，门齐斯先生。不知能否劳驾你抬头看看这张停车票？”
书记员把停车票举到了门齐斯的眼前。
“你能不能给本法庭念一念，交通纠察在发现违章后，在小格子内填写的是几点几分？”
门齐斯又是一阵迟疑不语。
“四点十六分到四点三十分，”他最终还是开了口。
“我没有听清楚，”法官说。
“能不能麻烦你为法官先生复读一遍？”汉弗莱爵士问道。
门齐斯把这一串倒楣的数字重复了一遍。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认定，你实际上是在四点十六分之前就同莫兰小姐在一块儿了，而不象你后来在日记中写的那个‘五点钟’。这恰恰又是一个谎， 对不对？”
“不，”门齐斯说，“我可能比自己所想的时间到得早一些。”
“看样子至少早到了一个小时呢。我还得提醒一下，你这么早就到达，并不是出于职业角度而对卡尔拉·莫兰感兴趣吧？”
“那不符合事实。”
“那就是说，你并不打算让她成为你的情妇啦？”
门齐斯久久沉吟不语，只有等汉弗莱爵士自己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你们照例在半小时内完成了业务性会晤，不是么，门齐斯先生？”他静候有人作出反应，可能谁也没有起来反驳。
“你是什么血型，门齐斯先生？”
“我不知道。”
汉弗莱爵士话锋一转，突然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脱氧核糖核酸？”
“没有，”回答有些惘然。
“脱氧核糖核酸是一种经过证实的技术，它显示每个人各不相同的遗传信息。血样或精液可以拿来比较。门齐斯先生，精液和指纹一样各不相同。有了样品，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你有没有强奸莫兰小姐。”
“我没有强奸她，”门齐斯怒不可遏地说。
“然而却是有过性交，对么？”汉弗莱爵士压低声音说。
门齐斯一声不吭。
“要不要我再把病理专家找过来，让他做个ＤＮＡ试验呢？”
门齐斯还是默不作声。
“另外还要验一下你的血型么？”汉弗莱爵士顿了顿说，“我再问你一下，门齐斯先生。星期四下午，在你和那位遇害的女士之间有没有过性行为？”
“有过，先生，”门齐斯低声答道。
“有过，先生，”汉弗莱爵士重复了一遍，以使全场都能听见。
“但那不是强奸，”门齐斯朝汉弗莱爵士嚷了起来。
“不是么？”汉弗莱爵士说。
“我发誓没有杀害她。”
看来，大堂之上惟有我一人知晓此言乃是一句大实话。汉弗莱爵士只说了一句：“提问完毕，阁下。”
司各特在重新提问时力图挽回当事人的可信度，但是，门齐斯在交待与卡尔拉的关系时撒谎被当场揭穿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先前的所有供词显得站不住脚了。
倘若门齐斯早些供出与卡尔拉的真相，那他的口供也许更容易被接受。我真不明白他为何这么地欲盖弥彰，是想保护自己的老婆么？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只会使自己更像一个嫌疑犯，而他实在是无罪之有。
我那天夜里回家用晚餐的时候放开肚皮美美地吃了一顿，这是好些日子以来进食最多的了。
次日上午，司各特先生召来更多人作证。第一位证人是萨顿市圣彼得教堂副主教，他到庭作证时称门齐斯是该教区的栋梁之材。副主教在接受汉弗莱爵士提问结束时更象一位善良脱俗的老人，他之所以认得门齐斯，仅仅因为后者偶然上教堂做过早礼拜而已。
第二位证人是门齐斯的上司，同在城内一家公司工作。此人相貌堂堂，使人印象深刻，但他无法证实莫兰小姐曾是他们保险公司的客户。
司各特先生不再传唤其他证人，他通知法官布坎南说，他已经完成辩护。法官点了点头，转而对汉弗莱爵士说，等第二天再让他作总结发言。
法官的这番话成了全体起立退庭的信号。
门齐斯和我还有一个漫长的夜晚要耐心地挨过。跟前些天差不多，我第二天上午总是在法官到庭前入座。
汉弗莱爵士的总结发言很巧妙。对方的每个细小失实供词，他都记录在案，于是人们开始觉得门齐斯的话很不可信。
“我们永远无法肯定，”汉弗莱爵士说道， 可怜的卡尔拉·莫兰小姐年纪轻轻，到底为什么被杀害呢？是不是由于面对门齐斯得寸进尺的非份之举作了断然拒绝？对方因而恼羞成怒，以至于挥动老拳将她击倒，任其一命呜呼？不管怎么讲，各位陪审官员，有些情况我们是可以非常肯定的。”
“我们可以肯定，那天四点十六分，门齐斯的的确确同这位被害女子在一块地方，因为那张该死的停车票就是证据。
“我们可以肯定，他是六点多钟才离开的，因为我们有证人看见他开车离去，而他本人也不曾否定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肯定，他在日记里写下一段假记录，旨在谎称自己曾在五点时分同女被害人进行过业务接触，而没有把此前的一段私会记入其中。
“我们还可以肯定，他曾经撒谎，隐瞒自己在莫小姐遇害前不久同她有过性行为，虽然我们无法断定性交发生于下颏骨折之前还是之后。”汉弗莱爵士顿了顿，目光停在了陪审人员身上。
“最后我们无庸置疑，可以依据病理专家的报告断定死亡发生的时间，因此可以说，门齐斯是最后一个可能见到卡尔拉·莫兰小姐活着的人。
“因而，可能杀害卡尔拉·莫兰的不会有第二个人，因为，别忘了西门子探长的证明。如果诸位接受这一观点，那末就会怀疑：只有门齐斯可能对她的死负有责任。诸位可能还发现一件不幸的事情吧，他曾企图隐瞒前妻的存在，由于他待她太狠，她才离开了他。还有，他的四位情妇出于何种原因、怎样离开他的，我们不得而知。此人比妻妾成群的法国蓝胡子好不了多少啊，”汉弗莱爵士又着重补了一句话。
“为那些住在首都的每一位少年姑娘着想，你们应该多尽些职责，不管此责怎样地艰巨，务必要查出门齐斯所犯的杀人罪行啊。”
汉弗莱爵士坐下去的时候，我真拍手叫好呢。
法官提议大家退庭休息。此刻，我耳边充满着诅咒门齐斯的声音。我听了很得意，只是不置一辞而已。我明白，假如陪审团判定门齐斯有罪，那将意味着本案就此了结，也就没有人朝我这边张望了。在法官两点十分到庭之前，我就早早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法官唤起了司各特先生。
门齐斯的律师司各特先生为自己的当事人奋力地辩护，他声称汉弗莱爵士所提证据几乎都具有偶然性，他认为当事人那天夜里离开后的一段间隙内甚至还可能有另外的人拜访过卡尔拉·莫兰小姐。司各特先生精神抖擞地强调，诉讼人应当负责抛开合理怀疑，对案子作出证明，而不是要他加以反证。司各特先生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两道浓眉上下飞扬、神气活现。在他看来，如此这般地进行下去，他那位学识渊博的同行终将败诉。
在作总结发言时，司各特先生矢口不提日记、停车票，不提以前的情妇以及这段风流韵事，也不提当事人在社区的作用。这两篇总结发言，若是孤立开来听的话，你也许以为两位法学渊博的绅士是在总结两件不相干的案子呢，这对一个迟到的旁听者来说还是情有可原的。
司各特先生转而面对陪审团，脸色严峻地说出自己的结论：“你们十二位，”他说，“掌握着我的当事人的命运。所以，你们务必排除合理怀疑，准确无误，再说一遍，准确无误地判定保罗是否存在犯杀人罪的可能。
“这不是审判门齐斯的生活作风，不是审判他在街坊的地位或是其性生活习惯。如果通奸属于犯罪，那末我可以相信，今天本法庭的被告席就不止门齐斯一个人了。”他稍作停顿，目光朝陪审团扫视了一遍。
“为此，我相信你们将由衷地同情我的当事人，把他从磨难中解放出来，他已经受了整整七个月的苦难了。无疑他已被证实为无辜良民，是值得各位同情的。”
司各特先生朝位子坐了下去，我觉得他给当事人带来了一线希望。
法官告诉我们说，他要等到明天上午才会发表结论。
周末对我来说真是太漫长了，简直没完没了。等到星期一这天，我暗自认为陪审团中肯定有很多成员觉得证据不足而无法定罪。
刚一开庭，法官再次申明，陪审团必须单独作出最后裁决。他没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他的想法，唯一可行的是建议他们依法办事。他把所有证据回顾了一遍，力图正确观察案情，但从未暗示自己的观点。那天下午，他在完成总结发言后让陪审团退席，以便考虑一下裁决。
我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想必门齐斯也是如此。与此同时，随着小房间的钟声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只听见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四小时后，一份记录送到了法官手上。
法官立即要求陪审员各就各位。与此同时，记者们纷纷涌入法庭，整个场面看起来犹如国会下院在预算日这天召集会议一般。书记员尽心尽责地将记录呈交到法官布坎南先生手中。法官打开看了一遍，上面写的内容也许只有另外十二位陪审员知道。
他又把记录交还给书记员，书记员当着全体沉默的听众宣读了一遍。
法官布坎南先生蹙起了双眉，他问如果给他们更长时间，有没有机会达成一致裁决。当他得知事实已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他不得不同意按多数人的意见进行裁决。
陪审团再一次退席，到楼下继续慎重地商议一番。这一去就是三个小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子。只见邻座的人议论纷纷，热烈地交换着各自的看法。我可以感到法庭内的紧张空气。书记员要求全体肃静，等大家坐定之后，法官示意书记员接着进行审判程序。
书记员立起身来，此刻，我听得见旁座上的鼻吸声。
“能否请陪审团长起立？”
我身不由己地从座位上立起身来。
“你们有没有取得至少为数十人的一致裁决？”
“是的，先生，”陪审团长答道。
你们发现被告人保罗·门齐斯有没有罪？”
“有罪，”我脱口而出。
■〔寄自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