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那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那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政府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地定居。到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地出门，却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做地过日子，可他没理由妨碍别人做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任何东西可吃。但这不能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问题是他的行为使其他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的一切却不从别人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人家就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更糟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互相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唯一诚实的只有开头的那个人，但他不久便死了，饿死的。



　　我迈出人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惊吓，蜷缩在我的两脚之间。
　　有人走过。我又叫了一声：“特丽莎！”那人走近我，问：“你不叫得响一点，她是听不到的。让我们一起来吧。这样，数一二三，数到三时我们一起叫。”于是他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吼：“特丽丽丽莎莎！”
　　一小撮从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出来的人走过，看见了我们。他们说：“来，我们帮你们一起喊。”他们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第一个人数一二三，然后大家一齐喊：“特－丽丽－莎莎！”
　　又有过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一刻钟后，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２０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
　　要把我们这么一群人组织起来同时喊叫可不容易。总是有人在没数到“三”之前就叫了，还有人尾音拖得太长，但最后我们却相当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大家达成一致，就是发“特”音时要低而长，“丽”音高而长，“莎”音低而短。这样听上去就很不错。当有人退出时，不时地会有些小口角。
　　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突然有人－－如果是从他的嗓音判断，他一定是个满脸雀斑的人－－问道：“可是，你确定她在家吗？”
　　“不确定。”我说。
　　“那就太糟了，”另一个说，“你是忘了带钥匙，对不对？”
　　“其实，”我说，“我带着钥匙。”
　　“那么，”他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这儿，”我说，“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那，恕我好奇，”满脸雀斑的声音很小心地问，“那到底是谁住在这儿？”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一个牙齿暴露的声音问，“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的楼下喊‘特丽莎’呢？”
　　“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
　　他们有些恼怒了。
　　“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那雀斑声音很狐疑地问。
　　“什么？”我恨恨地说，然后转向其他人希望他们能为我的诚意作证。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表明他们没接受暗示。
　　接下来有一阵子的尴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叫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
　　这样我们就又叫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想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叫：“特－丽－莎！”
　　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叫。有些人很顽固。



　　来了一场战争，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
　　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吕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领了一把枪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
　　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
　　“一个敌人。”他回答，“我的一个敌人。”
　　他们跟他解释说他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就杀谁。
　　“怎么？”吕基说：“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是他们中的一个。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这样我就能把阿尔伯托杀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他是个恶棍。他背叛了我，几乎没个由头，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成了小丑。这是旧话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说行了，这已经够了。
　　“那么，”吕基说：“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要紧。”吕基说，“我会找到人告诉我的。迟早我要逮住他。”
　　他们说他不能那样做，他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杀恰好在那里的人。关于阿尔伯托，他们是一无所知。
　　“你们看，”吕基坚持说：“我真是应该跟你们讲一下那件事。因为这个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你们去打他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吕基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抱歉，也许我杀这个或那个敌人对你们而言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杀了一个和阿尔伯托没关系的人，我会难受的。”
　　其他人不耐烦了。其中一个人颇费了番口舌，跟他解释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可以认定自己要杀的某人是敌人。
　　吕基耸了耸肩。“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就别把我算上了。”
　　“你已经来了，你就得呆下去。”他们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这样他们就把他送上战场了。
　　吕基闷闷不乐。他可以随手杀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尔伯托，或者阿尔伯托的家人。他每杀一个人，他们就给他一个奖章，但他闷闷不乐。“如果我杀不了阿尔伯托，”他想，“那我杀那么一大堆人是一点都不值得的。”他感觉很糟。
　　同时他们仍在不断地给他颁发奖章，银的，金的，各种各样的。
　　吕基想：“今天杀一点，明天杀一点，他们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就会轮到那恶棍了。”
　　但是在吕基可以找到阿尔伯托前，敌人投降了。他感觉糟透了，自己杀了那么多的人，却毫无意义。现在，因为和平了，他就把他的奖章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去敌国到处转悠，把奖章分给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这样转悠的时候，他遇上了阿尔伯托。
　　“好，”他说，“迟来总比不来好。”他就把他杀了。
　　那样他就被捕了，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在审判中，他不停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但没人听他的。



　　我停下来打量他们。
　　他们在干活，晚上，在一条冷僻的街上，在商店的门板上动手脚。
　　这是一块很重的门板：他们正用一个铁门闩当杠杆，但是门板就是一动不动。
　　我当时正在闲荡，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我就抓住那个门闩帮他们一把。他们挪了点地方给我。
　　我们不是同时在使劲。我就叫：“嗨，往上！”站我右边的人用他的肘子捅了捅我，低声说：“闭嘴！你疯了！你想叫他们听见吗？”
　　我晃了晃我的脑袋，就好像是说我不过是说溜了嘴。
　　这事儿颇费了我们一点时间，大家都浑身是汗，但最后我们把门板支到足够一个人从下面钻进去的高度了。我们互相看看，十分高兴。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他们让我提着一个口袋，其他人把东西拿过来放进去。
　　“只要那些狗日的警察别出现！”他们说。
　　“对！”我说：“他们真是狗娘养的！”“闭嘴！你没听见脚步声吗？”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这么说一次。我很仔细地听着，有点害怕。“不，不，不是他们！”我说。
　　“那些家伙总在你最不希望他们出现的时候到来！”其中一个人说。
　　我晃了晃自己的脑袋。“把他们统统杀了，就行了。”我回答说。
　　然后他们派我出去一会，走到街角，看看有没有人过来。我就去了。
　　外面，在街角，另有一群人扶着墙，身子藏在门廊里，慢慢朝我移过来。
　　我就加入进去。
　　“那头有声响，在那些商店边上。”我旁边的人跟我说。
　　我探头看了一下。
　　“低下你的头，白痴，他们会看见我们，然后再次逃走的。”他嘘了一声。
　　“我在看看。”我解释说，同时在墙边蹲了下来。
　　“如果我们能不知不觉地包围他们，”另一个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活捉了。他们没有很多人。”
　　我们一阵一阵地移动，踮着脚，屏着气：每隔几秒钟，我们就交换一下晶亮的眼神。
　　“他们现在逃不掉了。”我说。
　　“终于我们可以在现场捉拿他们了。”有人说。
　　“是时候了。”我说。
　　“不要脸的混蛋们，这样破店而入！”有人吼道。
　　“混蛋，混蛋！”我重复，愤怒地。
　　他们派我到前面去看看。我就又回到了店里。
　　“他们现在不会发现我们的。”一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包东西从肩上甩过来。
　　“快，”另外有人说：“让我们从后面出去！这样我们就能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溜走了。”
　　我们的嘴上都挂着胜利者的微笑。
　　“他们一定会倍感痛心的。”我说。于是我们潜入商店后面。
　　“我们再次愚弄了那帮白痴！”他们说。但是接着一个声音响起来：“站住，谁在那儿？”灯也亮了。我们在一个什么东西后面蹲下来，脸色苍白，相互抓着手。另外那些人进入了后面房间，没看见我们，转过身去。我们冲出去，发疯也似的逃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大叫。我绊了几次脚后，落在了后面。我发现自己混在了追赶他们的队伍里。
　　“快点，”他们说：“我们正赶上他们呢。”
　　所有的人都在那条窄巷里奔跑，追赶他们。“这边跑，从那里包抄。”我们叫着，另外那群人现在离得不远了，因此我们喊：“快快，他们跑不了啦。”
　　我设法追上他们中的一个。他说：“干得不坏，你逃出来了。快，这边，我们就可以甩掉他们了。”我就和他一起跑。过了一会，我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了，在一条弄堂里。有人从街角那里跑过来，说：“快，这边，我看见他们了。他们跑不远的。”我跟他跑了一阵。
　　然后我停了下来，大汗淋漓。周围没人了，我再也听不见叫喊声。我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



　　这事发生在某天，十字路口，人群中间，人们来来往往的地方。
　　我停下来，心中一动：我其实是一无所知。无知，极端的无知：我不知道人、事的原委，一切都是那么的无理、荒谬。于是我笑了起来。
　　我当时觉得奇怪的是我以前竟然全然未曾觉察，直到那时我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全盘接受：交通灯、汽车、海报、制服、纪念碑，这些和这个世界任何感性都完全脱离的东西，我接受了它们，以为有某种必然性，某个因果链把它们系在一起。
　　接着，笑声在我嗓子里消失了，我感到脸红且羞惭不已。我招手吸引人们的注意，“停一停！”我大叫，“有些东西错了！所有的都错了！我们所做的荒唐透顶！这是不对头的！哪里是个尽头啊？”
　　人们在我身边停住，朝我打量，好奇地。我站在他们中间，挥舞我的手臂，绝望地想表达自己，想让他们分享我在闪灵的刹那所体会到的东西：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在那一刻，我举着手，张着嘴，那重大的天启似乎又被吞噬，尽管冲动在，但话语却是旧的。
　　“那么，”人们问：“你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各按其位。所有的都是原样。所有的都缘于其他。所有的都和其他相嵌合。我们看不出这有何荒谬或错误可言！”
　　我站在那儿，空落落的，因为当我回头再看，所有的东西又回到了它们的位置上，所有的都显得自然之极：交通灯、纪念碑、制服、高楼区、电车轨道、乞丐、队列；但它们无法令我平静，它们折磨我。
　　“对不起，”我说，“可能是我自己出错了。看来是这样了。任何东西都没错。对不起。”然后我在他们愤怒的注视下走开了。
　　不过，即使到今天，每次（经常地）当我发现自己无法理解某样东西时，我就会本能地充满希望地想，也许我的那个时刻又来临了，也许我将再一次地感到自己一无所知，我将掌握那个在刹那间发现和失去的另类知识。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唯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
　　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了，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很多官员。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了。



　　一天早上，彼得罗在路上走着。忽然他觉得有些什么东西在烦扰他，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不过他也吃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后面，盯他的梢，可他看不见。
　　他猛地回过头去；临近的几条街上的人倒不少，可他在的这条街上却只有大门和围墙，贴满破海报的木栅栏。周围几乎没人；彼得罗立即对自己感到很恼怒，向这种回头的冲动让步真是愚蠢；因此他就继续走，决心继续他刚才的思路。
　　那是个秋天的早晨，有一点点阳光；虽然不至于让你欢呼雀跃，也不会叫你心弦纷乱。但是，不管他自己如何想，那种不安感还是越来越拽住他，有一阵他觉得这种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背上，肩膀上，就像他永远躲不开的目光，如同某种充满敌意的东西在慢慢逼近。
　　为了克服自己的紧张，他觉得周围需要有些人：他朝一条繁忙一些的街上走去，但是又一次，在街角，他转身回头看。一个骑脚踏车的经过，一个女人穿过马路，但是他看不出周围的这些人和事与咬啮着他的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转身的时候，他的眼睛对上了另一个男人的眼睛，那人同时也一样地在转过头去。两个男人都同时迅速地把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似乎彼此都在寻找另外的东西。彼得罗想：“也许那人会以为我在看他。也许我不是唯一的在这个早晨为感觉变得可恶地尖锐所苦的人；也许是因为天气，这日子，让我们都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他那时是在一条繁忙的街上，因为心里这样想着，他就开始打量周围的人，注意到有些人的举动十分可笑：着恼般地甩着手，几乎碰到了脸；眉头皱成一团，似乎是被突然的忧虑或烦心的记忆袭击了。“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彼得罗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在电车站，他踢踏着脚的时候注意到，其他等车的人也同样在踢踏着他们的脚，一边读着电车线路告示牌，似乎是在上面寻找没写上去的东西。
　　在电车上，售票员在找钱的时候出了错，并且发了脾气；驾驶员向行人和骑车的拼命按喇叭；乘客的手指紧紧地抓住栏杆，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员似的。
　　彼得罗认出了他朋友考拉多的身影。他正坐下来，没看见彼得罗，心神不宁地朝窗外打量着，用一个手指甲抠着脸。
　　“考拉多！”他打他头上叫了一声。
　　他的朋友喊：“啊，是你！我没看见你。我在想事。”
　　“你看上去很紧张。”彼得罗说，然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别人身上发现和自己同样的状态。他说：“我自己今天也相当紧张。”
　　“谁不是呢？”考拉多说，他脸上那种耐心而嘲讽似的的微笑叫人都愿意听他讲，信任他。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彼得罗说：“我觉得就像是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
　　“某个我遇到过的人的眼睛，可我记不得了。冷冷的眼，敌意的……”
　　“那种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不过，你倒千万不可大意才是。”
　　“是……眼睛像……”
　　“像是德国人？”考拉多问。
　　“对对，像是德国人的眼睛。”
　　“那么，很明显了。”考拉多边说边打开了他的报纸，“比如这条新闻……”他指着标题：凯瑟林被特赦……ＳＳ重整旗鼓……美国资助新纳粹……“不奇怪他们又出现在我们背后了。”
　　“哦，那么……你认为那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觉得呢？凯瑟林和ＳＳ的存在都很有些年头了，一年，甚至两年。可能那时他们还在监狱里，但我们很清楚知道他们在那儿，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那眼睛，”考拉多说，“你说你感觉到有眼睛在盯着你。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敢怎么盯人：他们眼睛下垂，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他们了……他们是过去的敌人，我们恨他们过去所做的，不是现在的他们。不过，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过去盯人的……他们八年前看我们的方式……我们是记得的，开始感到他们的眼睛又在盯着我们了……”
　　在过去，彼得罗和考拉多，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而且他们，一如从前，不是什么幸福的人。
　　彼得罗的哥哥死在一个集中营里。彼得罗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傍晚时，他回到家。门照例地嘎嘎响，碎石子在他鞋底下吱吱叫，就像白天，每次如果你仔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是脚步声。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走，那个晚上出来的德国人？可能他现在正穿过一座桥，在运河边或一排矮房子边踱步，房子里的灯亮着，在一个满是煤和碎石的德国；他现在是普通人的打扮：扣子一路扣到下颌的黑外套，绿帽子，眼镜，而他正盯着，盯着他，彼得罗。
　　他打开门。“是你！”传来他母亲的声音。“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不到这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彼得罗说。
　　“是，我知道，可我等不及。”她说，“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条新闻……那些将军又接管了……说是他们一直都是对的……”
　　“你也是！”彼得罗叫道。“你知道考拉多说什么了？他说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那些德国人又在盯着我们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紧张……”然后他笑了起来，似乎这事只有考拉多一个人这么想。
　　但他母亲的手在他脸上挥了一下。“彼得罗，是不是要打仗了？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这个，”彼得罗想，“直到昨天，当你听人谈起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时，你是不会想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模样，而且也没人知道新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战争又找回它过去的脸了，还是他们那些脸。”
　　吃过晚饭，彼得罗出门，外面下着雨。
　　“彼得罗？”他的母亲问。
　　“什么事？”
　　“这种天气还出门？”
　　“怎么啦？”
　　“没什么……别太晚……”
　　“我不是小孩了，妈妈。”
　　“好吧……再见……”
　　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关上门，停下来听他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门的叮当声。她站在那儿听雨的声音。德国在遥远的地方，在阿尔卑斯的那一头。那儿可能也下着雨。凯瑟林驱车经过，他的车溅起了泥浆；把她儿子带走的ＳＳ正要去重整旗鼓，穿着闪亮的黑雨衣，他们老兵的雨衣。当然，在今天晚上去担什么心是愚蠢的；同样明天也不用担心；甚至这一年都不必担心。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长时间不必担心；即使在战争年代，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担心，但你现在却早就开始为第二天担心了。
　　她一个人，外面是喧闹的雨声。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正好刺中她。
　　“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她想，“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


（选自卡尔维诺：《黑暗里的数字：寓言和故事（１９４３－１９５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