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我心里憋得慌，午夜的老笨钟敲响了：当，当，当，当，当我换了双出门的拖鞋，带上钥匙，悄没声溜到楼下去。
就像年少时喜欢在水边独坐一样，如今我仍然喜欢在有风声有树的地方走走，这样的地方，楼下就有，有玉兰，有棕榈。
这大院里住的都是本份人。有户人家，也本份，却养了个白痴儿子，有二十岁了，长不高，见人就说“恭喜发财”的，见了女子，叫“姐姐好”或“阿姨好”，如果人应了，他就往裤裆里掏，有露阴癖的习性。第一次碰上时，正好爸爸在身后，我惊叫一声，爸爸很生气，扬起手作打状，他一溜烟跑了。从此我再没应过他。如果他追上来，我就举起袋子要打他，他比我矮，怕我。他跑步是快的。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这个人，总觉得他有潜在的危险，有时夜里十点回来，还见他在楼下徘徊，我就会在心里设想如果他追上来，我该打他身体什么部位？
这样活着其实很苦的。我说的是预先设计生活场景。
小时候，因为父母都要上班，那时还住在一条鱼龙混杂的街道上，父母怕我们学野了，就把我和弟弟锁在家里。我也不清楚是看书还是看报，知道很多孩子被锁在家里，因为火灾命丧黄泉，所以早早就设想好怎么自救。我曾经为逃生设计了三个方案：冬天的时候把棉被往楼下（我们住在二楼，那时还没有防盗网这种东西）扔一两床，自己身上裹一条往下跳；夏天的时候把床单或绳子绑在石米栏杆上，缚住自己的腰下去；如果没有胆子跳的话，那可以躲在洗手间里，关上门，把被子打湿了塞住缝隙，伏在地下，等人来救。父母没有教过这些，我想这也许与天赋有关。
总而言之，小时候我就已经是个忧心忡忡的，习惯自己消磨时间，自己解决问题的人了。
我的脚很冷，是的，我没有穿袜子，仍然穿着那双右帮有些破的拖鞋，我的赤脚因此滑在鞋头之前了，在冬天的夜里，执拗地壮烈似的，但事实是我很懒得换回那双软和的棉布拖鞋，待会就再烫一回脚，才暖暖地换上吧。
走出房门前，我感到非常焦灼，一些无可名状的意义令我焦灼了。我放了张摇滚，《中国火》第二辑，夜深了，不敢放大声，很压抑的吉它声，令我更加难过了。
回来之后，我放了张古琴，这次可以大声些，因为它本来就很小声。
这是个没有月亮的晚上，然而还是冬天了，然而冬天的味道仍然像春天一样甜美，我走过一幢幢房子，我永远弄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火柴盒似的房子，如果能够在房子间看到星星会很好吧？赤脚上有几个小蚊包。我坐在一幢房子的楼梯上发了会呆，想起了有一位女孩，她自称“坐在门槛上发呆”，然后有蚊子叮我。这是冬天的蚊子，应该是瘦的。它们到夏天就会胖起来了。
我穿着睡衣，套着一件灰黑色的毛衣。这件毛衣很暖和，还有两个衣兜在下摆，式样很老，但它的袖子瘦而长，我喜欢这样的袖子，想起张爱玲了，她有句话很妙，说是一双脚在裙子下抱歉地轻轻踏着，她有很多句话都很妙，我最喜欢看她和古龙的句子。然而瘦的袖子和裙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是“抱歉”这两个字吧，看看我的臂，大约也是“抱歉”似地伶仃着，也许有些像鲁迅笔下的豆腐西施圆规似的两只脚。
我摸到毛衣兜里有两张纸巾，于是我拿出来，慢慢拉平四角，然后找了个开阔的楼梯，坐在纸巾上，那幢房子的结构有些特别，我没有仔细察看，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它特别，也许并不特别，但楼梯是开阔的，因为我坐在那儿，可以看见天空，可以看见另一幢房子的电视机屏幕在不安地闪烁。
我想起弟弟曾经离家出走，他就坐在天台下的楼梯口，哭泣。
从几岁开始，我就想离家出走了，但我看不起像弟弟那样的，我如果要走，就要永远走开，否则我提也不提走的事。我曾经很努力地攒钱，想要走远些，但零用 钱非常非常少，结果一直怯弱地留下来了。
或许，我很早就已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走与不走都没有区别吧？生命的存在是否只为了物种的衍生呢，那恐龙曾经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生一世里，能不能握在手里还未可预料的亲情、爱情、友情，是不是只是寂寞的幻像，就像人要穿衣，人要洗澡，人愿穿一双软和的棉布鞋而不愿穿一双裂口的塑料拖鞋一样？我想要一点干净，纯真，没有附加意义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又该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但有理想的人很傻也很弱小，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饿死了，传说是因为一位妇女嘲笑他们：义不食周粟，但食的还不是周草？如果我用父母给的零用钱逃走，和平日里花他们的钱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溜出来之前，我在看一部叫《死刑１６８小时》的冗长电影，说的是一位修女帮助一位犯了杀人、强奸罪的死囚犯救赎灵魂的故事。看的时候我已经感到混浊，生命的意义是在于帮助弱势者吗？那么皈依一种信念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我并不相信神的存在，何况任何宗教都曾经给人类的自由带来过漫长的黑夜，这种束缚也包括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里。我不能以我之信念来说服别人，何况我自己并无信念。而且，说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佛的人多少是有孽业在前才成的佛，这是多么讽刺。弱势、强势的转化，站在无论宗教还是历史的舞台上，都是多么戏剧多么可笑的一个过程啊！
最后修女与死囚犯一起哭泣了，因为死囚犯终于承认了他的罪，并为他的所作所为忏悔了。看来，影片是在宣扬人性中的尊严与承担。我因此而想起《阿甘正传》出走的、嬉皮的珍妮，还有用丝袜上吊的三毛，她们是多么任性多么没有承担的人，但心中似乎在守护着一些特别的东西，我弄不清那是什么。我猜想我永远没有勇气过那么动荡的生活，换言之，我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弄清楚那是什么了。
２０世纪出生的将在２１世纪死亡。
这是全部事实。
这是无可辩驳的立论。
（２００１．１．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