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女人。两三年来，我第一次在镜子里认真注视全裸的自己。眼角已经开始有褶皱的痕迹一路逶迤出去，像一把在各个方向上撒开的线团（看样子它们还会百折不挠地延伸）。左脸颊的一粒痣开始从一点摊开成一团，这日夜扩大的面积使原来的“美人痣”正在渐渐量变成为雀斑。我擦了擦头颈里的水珠，没再往颈部以下看。我想我是很丰硕了。在我套上牛仔裤后，拉链在半当中卡住。用力，“啵”的一声，拉链艰难地把整个腹部收了进去，勾勒出一个形状，像只早熟了的西瓜的一部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着十五六岁时最喜欢的一条白裙子，站在一个柔道馆里。那个柔道馆里有脏兮兮的褐色水泥地，横七竖八地放了三四条长凳子。一群人把我围在中间，不停地打我。每一拳下来，都有血红色的斑点在我的白裙子上热烈开放出来。我不感到疼，只是觉得委屈。又一会儿，窗口飘进来一张脸，一张男人的脸，硕大无比，但是看不清五官──不，确切说，它根本没有五官。那张脸飘呀飘的，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看着它。它飘过来贴在我的脸上，摩挲着，一种光洁的快感从我与它贴在一起的那块皮肤上蔓延开来。
　　　　　　　　　　　　──摘自一本日记

　　很多女人的生活里都曾出现过一个让她伤心的男人。她可能一直咬牙切齿、耿耿于怀。她可能曾经想象和他重逢的那一幕，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是个酒吧，她远远地看到他，微笑着走过去，说声“你好”，再把一杯饮料当头泼下。当然，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可能通常只在电视里出现：倩女手势优雅、方向准确地把玻璃杯中的某种饮料向俊男当头泼去，然后两人爱恨交半、寓意无限地深情对视，再然后就不知怎地抱到一块儿去了。通常戏演到这里，我也会以一个非常优雅的手势，轻点遥控器，换过一个频道。看电视是纯粹消遣，无厘头也罢、色情＋暴力也罢，太戏剧性的东西是受不起的。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每一个和我好过的男人，不好了，就不联系；不联系，就渐渐淡忘了。这个城市很大，和什么人失去联系是件容易的事：搬个家、换个电话，他就成了一只从你通讯录里断出线的风筝，化作一个点，然后就不见了。时间一长，你可能记不清他的长相，只对些许小细节存着印象，比如他抽烟的手势。所以回忆起他，就只大致的身高体型，就算有些许关于脸的记忆，也只是个简明扼要的轮廓，模糊得没有五官、硕大无比的那种。即使真的在某个地方相见了，通常也不会出现这戏剧性的一幕。先是看到一个熟悉的手势，多看两眼，确认了，你可能发现他已完全不是你印象中魅力十足的样子。蓬蓬勃勃的脂肪细胞已经塑出另外一付身型，松垮垮的皮带托着一腰的硕肉；可能，还开始秃顶了。所以幻想什么重逢是无益无用的。次数多了会得妄想症。如果实在恨他，就在纸上写一百遍“，我恨你”，烧了、撕了、或者揉成一团在脚下踩两记。写作──很多人的──尤其是女人的，其实和这差不多，不过更艺术一点，更隐秘一点。他们发现书写的过程享有一种排泄的快感，就好像自己的潜意识、利比多之类隐秘不可告人的东西终于找到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出口，于是它们就□□地流着排放出去，离开大脑和各个具体烦琐的器官，独立了，不再跟它们有任何牵连。
　　我有时候也会犯这个毛病。其实这样不好。我们应该客观辩证地看问题，而不是意气用事地仇恨或者喜欢什么，就像把天下男人都说成陈世美那样。

　　注：据统计调查，女性比男性情绪化、且有更多的感性思维，所以通常情况下女性的偏激行为情有可原；但如果不巧你如我一般，是个文学青年并且想成为作家，那一味情绪化是无益的，这会使成功的机率小得多。我是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自从有次语文老师夸我文笔像鲁迅（后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把“的”写作“底”，把“她”写作“伊”），我就开始做梦了。我曾罗列过若干成为作家的必备素质，从情商、智商一直到性格分析。我想过于情绪化是为什么女作家比男作家少的原因之一。鲁迅先生曾经教导我们：悲伤的时候是不宜作诗的，就是教导我们不要过于情绪化。即使成功女作家如张爱玲，在忧郁的叙述中也不乏冷峻的笔调。她是一个深谙世故的人，并且冷静。我想，这是生活教给女人的，理性有时候是一架保护自己的武器。我时常在想，也许陈世美是有他的苦衷的，即使魔鬼，也应该有天使的一面。有一次我看到托尔斯泰的这样一段话，很受启发并把它抄在了我的笔记本上作为《成功作家必备素质第二大类第八条之补充》：“有人徒劳地把人想象成为坚强的，软弱的；善良的，凶恶的；聪明的，愚蠢的。人总是有时是这样的，有时是另一样的；有时坚强，有时软弱；有时明理，有时错乱；有时善良，有时凶恶。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

　　随着结识的人的数量呈阶乘式上升，我渐渐发觉这真是至理名言，每个字都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我开始不再恨谁、讨厌谁、看不惯谁；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活法，大家都挺难、挺累的。我丧失了对朋克乐的兴趣，开始好心好肺、心平气和地听艺术摇滚，并且把以前用意识流加心理分析写成的那两部关于现代都市陈世美的小说付之一炬。我想我应该重新开始我的写作（客观辩证地、不动声色地）。

　　注：Attention！太过于客观就会带上游戏的性质；太过于辩证也会沾染迂腐的气息。所以太客观辩证就是不客观辩证。于是我想写作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不仅是质的问题，还牵扯到量、度。文学就是文学，它不是个人发泄的工具，也不是游戏推理的载体。它应该摆事实，讲道理，以生动的形象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昨天晚报上有人撰文批判琼瑶女士，说她的《还珠格格》──那部肤浅流俗、满是青春期喜剧的清宫剧──不是东西，因为它不能给人──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以智慧的启迪。为了不贻误下一代，苦闷的时候我更愿意在纸上胡乱涂抹些隐私话甚至粗话脏话，烧了、撕了、或者揉成一团在脚下踩两记，唾上一口：“呀呀呸！”

　　然后，我人模狗样、煞有介事地开始了我的成人写作。我发现为了表示公正，以第三人称叙述比较好。“她”、“他”──身份不明、行迹可疑、心思复杂、情绪多变，深沉而内敛。我的前两部小说也不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原因倒另有其他：我不喜欢以“我”来叙说，我认为那没有安全感，像会被阅读者随时随刻地偷窥；并且带有欺骗性，写着写着就以为纸张平面上那个用硬梆梆的方块字构筑的意象或者所指之类的就是自己（虽然可能就是部分的自己），于是油然而生一种没有必要的想对自己写作负责的念头。那些连带产生的充沛澎湃的情感，自怨自艾或者自哀自伶等等的副作用是多余的，对我所进行的这种类似于排泄的写作毫无益处，它们会直接导致我所预想的轻松快感掉进抒情的海绵垫里折断腿最后包入沉重的石膏。于是我想我就写“她”吧，她的身份和唯一职责是一件吸收我汗液的贴身全棉内衣，仅此而已。
　　我决不再写青春期故事，也不再要我的“她”仅仅是一件贴身的全棉内衣。我要写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知道进退隐忍的新女性，比如像李银河那样的。李银河是我欣赏的女性之一，她在她的一本书里说，百分之多少多少的男人在十二三岁（读初中的年龄）就看过毛片（又名黄色录像、三级片）了。我想象那些刚刚开始发育喉结的小男人堆成一堆坐在录像机（９０年代前）或ＶＣＤ机（９０年代后）前的样子。那些封套粗糙的碟片可能会有一个类似于《新婚初夜教育》之类堂而皇之的名儿。他们会想入非非；他们会想，女孩子的手摸上去应该是很光滑的，像一块游戏机牌子的反面。他们有可能是这样结识他们的第一个女朋友的（某个初中女生）：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一条宽下摆的白裙子，一阵风吹过去，裙子肆无忌惮地鼓起来，让他惊鸿一瞥了两条腿和一条淡粉红的短裤。那两条腿并不好看，微胖（这也是她爱穿长裙的原因之一），但是它们很光洁，像两根表面平滑、弧度舒缓的白色柱子，足以让人──尤其是一个正在发育第二性征的男人想入非非、并萌发伸手去摸一摸的冲动。结果旁边有个不知趣的小流氓吹起口哨来了。他很愤怒，这光辉灿烂的一幕以及转念间的隐秘冲动居然让一个专门偷摸女孩屁股的流氓共享了。他很勇敢地打了那个人──我敢打赌这是男性本能控制下的行为，绝对没有经过大脑，就和向漂亮女人献殷勤一样，是一种与膝跳反应相类似的反应，使得他们非如此不可。他应该平时是很重视体育运动的，会打球或者长跑之类，所以击败一个小流氓不费吹灰之力或者费了点力但最终还是胜利了。（因为他代表正义的一方，真所谓邪不胜正）但他还是一不小心，遭了点暗算。胳膊上那一小块皮还在流血，伤势不重但气度磅礴。先天性血小板过少帮了他的大忙，那个被英雄营救了的患有不太严重的晕血症的美人，从目光接触到那块皮的刹那起就
　　假想这样的故事有点无聊，让我觉得自己再想下去会想出永琪怎样认识小燕子那样的情节来。

　　注：永琪、小燕子，《还珠格格》之人物。这多半你是知道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我劝你不要去看它：它会让你上瘾，一边骂“滥片”、“滥片”，一边每晚准时打开电视。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会从写作想到李银河的理论，再想开去竟然到了还珠格格。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如我，很少有如此不着边际。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但是很奇怪，我热爱理论，有时有点讨厌文艺书籍、文艺节目、文艺晚会、文艺片。所以我想我大概过于严谨而损害了形象思维，并且由此阻碍了我成为一个张爱玲或者杜拉斯。有时候，我除了想象向那个伤害过我的男人当头泼饮料之外，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得体或有趣的构思。所以我只好暂时不想，来和你讨论一点理论。由于没有学过统计学和高等数学，我没做严谨量化的社会学问卷调查统计研究（像李银河那样），我只是凭经验出发或靠手头仅有的几个个案、分析分析来说些所谓的理论。听过赞同，就点点头或举个手；不赞同，就算了也甭往心里去。
　　理论一、男人和女人“性”观念的不同。在男人女人还是男孩女孩的时候，他们已经显示出了差异。女人通常渴望真正心灵上的情感交流，罗曼蒂克的、纯洁的，和肉体越脱离就越货真价实；而男人则可能对身体比对心灵更感兴趣（如果男人们能撕开道德面具，勇于正视自身的话），尽管心灵对他们来说也有那么一点重要，但绝对比不上面孔、身材，甚至其他如温柔体贴等的优良品性。这并非说男人就是肮脏的，因为我觉得这纯粹是一个生理学上的误解。生理卫生课老师通常只会含含糊糊地讲一些男女生殖器的结构区别，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心理差异可能是已为人妻为人母的老师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她并不了解自己的丈夫，坚信每天晚上的性生活是一种义务而非乐趣，她用以维系家庭和表示关爱的方法是烧两顿好菜、织一条围巾。这也难怪：除了高瞻远瞩的性社会学家们，几乎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性别角色出发，来想当然地理解异性。所以每个男人都会想，她也是有高潮的；而每个女人却在想，某年某月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去，但是没有向我提不正当要求，可见他是真正地、纯洁地爱我的。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美学意义上的差异：男人都在追求典型性，而女人则强调“这一个”。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要求对方漂亮温柔小鸟依人，一句话，是个典型的、十足的、纯种的女人；而女人通常会反向理解：他为什么会在万千人海中挑中我呀？因为我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有思想有个性的。男人通常喜欢自己的女人崇拜自己，这样她们就会心甘情愿地粘附在他身上，成为裁剪合体的外衣上一粒或者若干粒漂亮钮扣。曾经有个有名气的男人（作家，中国人），白纸黑字地教训（包括他妈妈在内的）广大妇女同胞：“当一个女人有了思想，女人就不成其为女人；思想也不成其为思想了。”还曾经有一个没有名气的男人（青年白领，单身，中国人）喝了点酒，喷着满口臭烘烘的味道对我说，男人一生要追求很多东西，就像一幢空房子，要把里面的房间一一填满，而女人只是这众多的房间之一。这句话引起了我胃部的生理反应，我很客气地请他立即走路。因为我也是一个女人，我感情上是不愿意让人把我当作一间有待填满的卫生间之类的。可是从理性上分析呢？那我只能承认胃部再难受也没用。毕竟萨宾娜也许只是米兰.昆德拉一次梦呓或者梦遗的产物，绝大多数女性都不自觉地把自己安进了男人预设的女性角色：一个空的厕所或者一粒有机玻璃钮扣。女人不是不觉醒，觉醒了的女人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我见识过不成功的那些，她们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成为紧接第二性之后的第三性──兼具男性气质和女性生理特征的中性人，她们嫉男如仇，发誓要像男人曾对待女人那样的来对待男人，把他们踩在脚下，踩碎他们带有侵略性的自大自傲的生殖器；还有一类是成了女同性恋者，她们声称自己不要男人，向往没有暴力和罪恶的女儿国，当然如果她们想要有一个或几个继承衣钵的小同性恋者，还是得接受人工授精。

　　注：其实同性恋本身是没有错的，他们／她们只是一个弱势群体，就像左撇子那样。动物界也存在同性恋现象。有科学家声称曾目睹过两只雄猩猩在性交。问题的关键是：她们歧视男性。这是没理由的，恋同性不应该排斥她们不恋的异性；就像爱女人的男人和爱男人的女人没有理由不和自己的哥儿们或者姐们儿和平相处。

　　这些女性大多存在于思想活跃的西方社会。不过，学术无禁区。她们可以使她们的“仇男主义”和同性恋理论合法化，并在学术交流的世界趋势下，漂洋过海来到东方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她们中的一些人称自己：女权主义者。
　　理论二、忧郁症患者。这是继“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又一个骇人听闻的心理学术语，通常意义上是指那些时常觉得忧郁、并且莫名其妙想自杀的人。丰衣足食、神经紧张的现代都市潜在着此病的高发人群。忧郁是一种作用强烈的荷尔蒙，从某个腺体分泌出来，随着血液循环侵入四肢，让患者觉得四周的空气具有了一种棉花糖的质感：质软、蓬松、缺乏着陆的触觉。患者在未发现自己是患者之前，通常会犹犹豫豫地找一个标签给自己贴上，比如一个学哲学的患者极有可能误以为自己的症状是由于对存在主义浸淫过深。把激素分泌失调引起的症状归结到形而上层面，应该是颇具美感的。但这种一厢情愿的美感在严谨的心理学分析面前显得多少有点苍白可笑。在心理咨询中心一个面无表情的大夫那里，想法浪漫的忧郁症患者通常会面对一种不愿意接受、但不得不接受的提问方式：幼年是否受到性迫害？初恋有否遭拒绝或者遭抛弃？心理学、病理学以及其他那些什么“学”，大多冗长拖沓、重复建设。“范式”这个术语常让人想到一种类似软壳鸡蛋的东西，它里面包裹了各种各样自圆其说、自成体系的话语，它们像一根结构紧凑的链条，每一节看似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彻底推翻呢？就是连壳带芯整个抛弃掉，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不可或缺”就成了一个颇为反讽的玩笑。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学术发展的轨迹。如是而已。

　　注：《Time》杂志列出的一百位本世纪的杰出贡献者中只有一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用一整本哲学著作试图向人们证明：所有的哲学都是空话。

　　她从咨询中心出来，在高楼上徘徊。那个不怀好意（她觉得）的中年医生在催眠的过程中让她幻想自己是一只慢慢鼓胀起来的红色气球，升到天上去了。她的想象则是自己吱吱咯咯蓬勃起来的某种质量与H2相等的脂肪遍盈全身，于是大笑。把自己的身体和过往经历交给一个与己毫不相干的人，也许根本就是可笑的。可是一个人的时候，她笑不起来。她觉得自己忧郁得快要死掉（一只忧郁肥硕的红气球，并且在升天）。想自杀不是一种念头，而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让有些人碰巧在历史上成为卓尔不群、不合时宜的思想家，也让某些人碰巧成了心理素质不佳的典型进了心理调适学的课本。这种感觉从她的初中时代起就一直萦绕着她。没死成。因为她是一个能自控的好孩子，随身携带一名人名言摘抄本，感到绝望时，就从书包里拿出来读一两条豪言壮语。可现在，对于一个心理发育成熟并且深谙叔本华精髓的女人，这套已经不管用了，于是她让那本黑面硬抄本去见了鬼。她今天不知是着了哪路魔，早上醒过来，在床上躺了两小时，在脑子里跟自己反反复复探讨存在的意义，结果仍觉得找不到让自己起床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理由。所以就突发奇想地跑来看医生。进门见了那个前额微凸的中年男人，她的感觉糟透了，愈发对这个充斥着光亮前额和啤酒肚的世界感到绝望。那颗光亮前额俯下背，在纸上写道：自虐倾向严重。有空再来吧，你需要长期治疗。一张笑成菊花的脸。去你妈的。
　　理论三、政治和反社会倾向。有反社会倾向的热血青年──比如美国六十年代的FlowerChildren（花童）──可能是爱国的，但是他们讨厌政治，远离意识形态。他们热爱艺术，热爱摇滚。他们的口号是：Peace&Love。但其实政治和艺术有某种相通的地方：弗洛依德说，人类普遍存在着某种叫利比多过剩的现象。欲望强烈的人通常各方面的欲望都会很强烈，比如权力欲望强烈的人（大多是男人）性欲通常也会很强：肯尼迪和克林顿是出了名的──老肯比小克坦率诚实、所以也就可爱得多；他曾经透露：他一天不作爱就浑身不舒服──，还有几个美国总统有韵事和私生子，剩下的暂时名誉清白但也有待历史学家和关心伟人隐私的人进一步考证，（不知有几个能最后保住名节）。“政治”这个词在反社会青年的字典里散发着疯狂、虚伪、残忍、肮脏的雄性荷尔蒙气味。可是，按照弗洛依德的说法，人似乎总有发泄不完的性欲，所以你、我，大家都需要一点艺术、白日梦──或者，政治。政治是男人的话语，政治的话语是进入一个男性社会内部的通行证；艺术也同样如此。一个叫西蒙.波伏娃的女人进入话语权力的边缘靠中心，凭借一本叫《第二性》的书敲开了男性世界的大门。

　　注：她红了，她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红──即使是在知识贬值的现当代──名人出书外加花边新闻。

　　从充满激情的字里行间看得出，她有偏执甚至仇恨，她把她洋溢的激情溶入了诸如“存在”、“主体”、“他者”之类的术语里。

　　注：以此类推：理论可以并非都是纯理性的。理论可以包括理性、感性甚至其他更多。理论可以是一切。范式是必要的，理论永远不会过时，哪怕是在文字贬值的现当代。

　　她──声名显赫的西蒙·波伏娃──的生活里有一个伤害她的男人，他的名字可能叫让──保罗·萨特。人们齐声赞美爱情，赞美契约式的爱情。“未婚的终身伴侣”，她离不开他，因为他是当时的存在主义领袖（尽管在我眼里，他总是不及海德格尔），法国大学生心目中的英雄，一呼百喏。所以，就算他好色、野心勃勃，她还是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奉献各种女人，间或奉献自己。
　　一个有偏执狂或至少是此类倾向的女人。不开心时会躲在厕所里拼命吸一瓶该死的汽油，让那种显然会引起感官紊乱的味道把最后一瓣肺叶塞满。那个秃顶医生在纸上煞有介事地写道：自虐倾向严重。谈谈你自己吧？谈什么？随便。就谈我的爱情吧。我十五岁第一次做人流，结果被那个小流氓甩了；二十岁和家人断绝关系，念了两年哲学，辍学了。因为不喜欢马克思，觉得他只把人当成宏观经济统计图表上的一个点。人还是他妈的有感情的，不过爱情这玩意儿还是需要重新定义一下，最好是即思辨又具体，即相对又绝对。不过这好像不大可能，所以大概它是不存在的。她涂了很深的眼影，一闭，就把两大块又红又青的颜色露出来，像茫然睁着一对不表露感情的红眼睛。有空再来吧，你需要长期治疗。
　　她从开始厌恶马克思的时候开始抽烟了。她是一个“反社会青年”（班主任语）。她喜欢有艺术气质的男人。她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童年记忆，比如记得一个男人的样子。那个看不清脸的男人站在她家弄口的一个小车站上吸烟，靠着站牌点火。他不用手指夹烟，而是两个指头反捏住，在离嘴唇很近的地方。向晚那种半带土灰的颜色，卷在吹起来的风里，把车站和人团团围住。还有另一些：比如她记得小时候好像有一个姐姐，但后来就没有了，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嫁了。（幼年很糊涂，不记事）见姐姐的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她的两条腿下，汗粘粘地淌下来。姐姐穿了一条好看的白色小碎花的裙子走在褪成黯红色的阁楼木地板上，她走出去，她看到她的背影──她记不得她的脸了。姐姐，她时常会想起她。她记不确切她的脸，她也许漂亮，也许不漂亮，但应该是留着一排整齐的留海。她童年记忆里的人全都没有脸，他们是些影子，在她身边走来走去，然后就一个一个地走到她看不见的地方。她长大了。她曾发誓不会抽烟，但后来还是抽了。抽了就抽了，不需要理由，就像不抽也不需要一样。抽烟不应该成为一块招牌、一张标志，不应该成为抽烟之外的任何什么。点燃第一根烟，她只是隐隐觉得了自己有些挑衅，但标的不明。也许从第一次烟灰弹落地起，她将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不仅仅是个纯粹的女人，一个发了誓就永不反悔、温柔贤惠、纯洁得不得了也好得不得了的纯粹的女人。她不抽女烟。这种搭配是奇异的：她梳马尾辫，一双月芽眼，两个酒涡，笑起来像刚吃过奶糖的小孩子。这张娃娃脸搭配一根从嘴角斜出来的白色小棍，像一幅温情的水墨山水正中给人涂了一笔突兀的浓彩，一种轻微的滑稽。好比一个小孩在玩过家家，可还要大人们相信她是认真的。还有她情不自禁的眨眼的小动作，粉作一团、短小结实的肉手，更是让人把这根不合时宜的三五归入了她身上那件奇大无比的男式罩衫的行列：一种２４Ｋ的模仿成熟气质的孩童行为。她为此感到无比恼怒，所以上了浓妆试图把面孔的真相掩盖起来。但这充其量只是让她看上去更像一只时髦的芭比娃娃，一只不小心被人涂抹了的、但却质本纯洁的芭比。说怀孕是骗人的，说辍学也是骗人的，走出咨询处，她把那张病历卡擦了皮鞋。她只是想看看那个肥硕秃顶的中年男医师会讲出什么样的话来。她觉得好笑：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人；总有那么多崇尚理性，认为人是可以分析的人。他们应该去分析分析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人是可以分析的，很可能他们会无法分析出结论。但她笑不出来。她只是觉得无比忧郁，并且不可救药了。
　　她读的是哲学系。她喜欢抽象。她一般不喜欢文学，但喜欢博尔赫斯。她喜欢他意象空洞的诗歌，因为那些好像和生活离得很远。然而生活毕竟是具体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之中。康德能够活得形而上，完全是因为他每天不用买菜，而家附近又正好有一条小路可供散步。所以她把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生活分得很清楚。
　　具体的生活，就是每一个十米距离都挤满了人。有一些和她年龄相近的男男女女，还有戴反光眼镜的讲师、教授走在绿荫道上。空气里到处都是面孔，毫无特色地飘来飘去。具体的生活，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老师站在讲台上说“我们要在哲学的天空里自由飞翔”。张开双臂、闭眼作陶醉状。这个四十开外的老女人，带着一群在下面打哈欠、睡觉、传纸条的小麻雀，在这个城市污染过度的铅灰色天空里振翅扑腾，这大概叫什么“自由意志”，下课铃一响，大家就安全着陆，各干各的事儿，女老师要急着去接她的儿子。白天是具体的，尽管它一晃就没了。黑夜才是抽象的。她喜欢黑夜，喜欢在它的掩护下坐在路边抽烟。最好有一棵树，还要有叶子落下来。（这种感觉真他妈的抒情，她笑自己）
　　她讨厌抒情，讨厌叶子落下来之类伤感的意象，讨厌一首叫什么“白昼不懂黑夜的黑”的歌，她讨厌文学、诗歌之类的。她觉得真正的伤感是在生活里的，是抽象的，一旦写出来，一个字或者一段旋律，这种东西就没了。伤感的人哭泣、呕吐、或者写作，那些中外古今的象形不象形的符号，除了让作者获得排泄的愉悦，大概只好哄哄多愁善感但却其实并不识愁滋味的小女生。但她真的喜欢博尔赫斯，大概是他的东西有哲学的味道；一个一辈子都待在图书馆里的人，生活是无论如何也具体不起来的，所以那种感觉就会是绝对纯粹的。她时常对着那本博尔赫斯诗集的封面想入非非，一个蓝颜色的老人面带儒雅，坐在蓝颜色的椅子里喝一杯蓝颜色的咖啡。她觉得哲学就是一种味道，不是写下来给人看的（那些裹在软壳蛋里的范式），也不是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或者作振翅高飞状的。它只应该是手指间的淡芭菰味道，在晚上、在一棵掉叶子的树下面发散开来。（又抒情了，但她没有笑）
　　一次在地铁等车的时候，她随手买了一本杂志，并且读到一个很糟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一对现代的陈世美和秦香莲，“秦香莲”的年龄和她差不多。这个故事的作者是一个还未成名的文学青年，她已经意识到了她写的爱情故事是很糟的，并且发誓要开始她的成人写作。这个故事是关于那个白裙子飘起来的初中女生长大以后的。一个纯情、浪漫的初中女生可能成绩并不好，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过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寡言少语，害羞、会脸红。她们理着干干净净的发型，指甲很短，每天都带好手帕、佩戴校徽。她们每天都按时完成作业，但是成绩总徘徊在中游或偏下。老师不忍心责备她，因为她用细小方正的字记成的笔记是详细而准确。高考落榜之后她进了一家职校。然后就发生了一些故事。（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必须有一些故事一样，尽管大多数故事仅仅是经历而已）在她的职校旁边，是一所美院。每天有许多神情沧桑、面容严峻的人进进出出。男的留长发，穿肮脏的皮夹克；女的则把细细的腿裹在紧身牛仔裤里，套一件松松垮垮的Ｔ恤。她看到有几个女孩剃着板刷头，不禁大吃一惊。这些人的内心对于喜欢穿白色长裙的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她觉得神秘、好奇，并且听到一种颇具诱惑力的召唤。她喜欢他们抽烟的样子，喜欢他们坐在路边上抱着酒瓶侃侃而谈的样子。他们像一群遥远部落的来客，占据了她最神圣的想象。于是那个糟糕的专写青春期爱情和世美香莲的女作者这样开始了她的构想：一个经常坐在路边的男孩有一天把她拦住：“交个朋友吧。”这简洁果断的要求里有一种不容抗拒的吸引力。她觉得兴奋：和一个不熟悉的人交往，这简直是犯罪，但是犯罪往往会引起一种类似于吸毒的快感，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去犯罪，所以我们的她才会答应这个对她来说几近荒诞的要求。那个美院男生经常坐在路边抽烟，她很早就注意他了。他拿烟的样子有点特别，不是夹在指间，而是用拇指和食指反着捏住，在离嘴唇很近的地方，以一种很优雅的姿势。为了这个姿势，她觉得他是特别的。他把她带到他的住处。那是个又小又乱的临时租借的房间，堆满了书和素描的底稿。在一堆底稿中，她发现有一张是画她的，一个侧面，白裙子恰到好处地飘起来。原来自己早就进入了他的视线。她觉得一股暖暖的什么东西从她圣洁忧郁的心床上淌过，有个优美的女声在唱：“春天，春天”。她觉得，这个具有波西米亚气质的男孩，不，男人，会把她带进一种另类的生活，比如一个落魄艺术家的红颜知己，展开一个像叫莱昂纳多的小白脸在一条快沉了的船上遭遇的故事。不同的是，她的船刚刚启航。美院男生让她坐下，给她看他的画，还有书。那些书有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依德等等，其他的一些她叫不上名，在他的枕头旁边，她还发现了一本厚厚的圣经。她知道爱读这些书的人都很颓废，很反社会，很现代或者后现代。他看着她的目光在书间移动，突然吻了她一下。他说：“我爱你。”她的心里痒痒地滋生出一种不寻常的感觉：一个成熟男人开始向她打开他的世界了，这三个字就是一把钥匙，预备向她开放一个心灵。心灵，是的，心灵。她可以进入一个心灵，不过是以一种异质的姿态进入。她自己的生活也将从此不同了。他在和她说话，好像提到了“空虚”、“荒谬”之类的字眼。她没有仔细听，一是听不太懂，二是她仍陶醉在即将驶入一个心灵世界的极乐之中，她的心在扬帆高唱“春天，啦啦啦，春天！”“所以我爱你。”他的话说完了，然后梦游般地摩挲那部圣经，然后梦游般地再一次吻她。她也开始梦游了，她觉得生活从没有如此真实过：生活里有白裙子，有一个坐在路边的男生，他们坐在一起说话。可他为什么要说生活是虚无的呢？他好像是这么说的。身边走来走去的人是多么实在具体啊，每天的阳光又是多么美好，尽管少女时代失败的初恋让她气质忧郁，可这淡淡的具有口可口乐质感的忧郁让她愈发感觉生活是值得依恋的。但她不敢照实说。她以前常看到这类词，她想可能很时髦，但是亲口听人在她耳边说出来还是第一次。她想这也许不仅仅是一种时髦，而是深沉、是分量；而她自己却是浅薄的，是一个只生活在表面的人，不能够思考，也不能够深入存在的本质。她以前的日子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她从没有考虑过人生是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脸红了。

　　注：每个女人可能都曾等待过一个一下子就把自己征服的男人，他们不容分说，坚硬有力，并且成熟。而她就遇上了这样一个人。她想她爱上他了，在他拦住她的那一刻，她就等待着自己被不容分说地征服。其实这种分析早已是陈辞滥调，身处改革开放年代的男男女女肯定都听说过此类讲法，比如我妈妈，不过她老人家的第一反应是一句忿忿的“什么话！”而每个男人则心知肚明，有资本的男人开始信奉“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没有资本的男人则会同样忿忿地来一句，并且从每条牙缝里吐出十公斤的不屑：“什么话！”什么话？没什么话。她认为自己爱上他了。虽然“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之类的见解通常是男人用以为自己的不负责任所找寻的藉口；但我们应该相信，它是具有迷惑性的，像正在减肥的女孩子面前摆放着的一块奶油巧克力，让人明知故犯、欲罢不能。

　　走进这个男人的世界。这个男人自己就构筑了一个自足的、完整的世界。那天晚上她开始熬夜，她觉得这种彻夜不眠是在向彼岸世界的进军，她颤颤巍巍地打开身边仅有的一本介绍尼采的小册子，她要在灯下思索存在的意义。她想象着翻过两堵高墙，有一扇窗子还亮着灯，他可能正在喝酒或者做画（他会画她吗？她连自己也察觉不到地笑了）不过，也有可能，他也在思索生存的意义吧。这种联想是纯洁的、令人感动的。心地善良并且在二十五岁之前恋过爱的人们都应有过这样的内心独白吧。它们通常孕育在第一或者第二次恋爱之间，那种时候一切都还饱含希望，柔情蜜意的恋人们浑身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一种柔软的触觉从这些刚被赶出伊甸园的男男女女们心底冒出来，像一朵全方位盛开的大王花，散发的却是玫瑰的香气，这朵全世界最大最香的花在肋骨和横膈肌之间发育成熟着。不过通常这种感觉会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引起这种感觉的人本身反到被淡忘了。她经常去他的小房间。他给她讲尼采和圣经，他告诉她，“艺术是通往彼岸世界的途径”。她倾听着，宁静地、恬淡地。她笼罩在某种虔诚的磁场里，这种虔诚从她的天庭升腾起来，遍浴全身，最后把她变成了一幅蒙娜丽莎像。她陶醉在自己朝圣的目光里了，一不小心就忘了去听他在讲什么。其实他在讲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在听，她在注视着他。她喜欢这种感觉，她觉得自己是他的红颜知己，和他一起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俯视众生和彼岸。“彼岸，啦啦啦，春天”她的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温柔细腻的笑。可他会突然停住，询问她的想法。他是发觉她在开小差吗？不可能，他和她一样，已经完全陶醉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里。一个落魄的埋没在一家小小的美术学院里的未来艺术家，满肚子的思想，终于有了一个崇拜者。那他还要什么呢？他为什么要知道她在想什么呢？她理解他，可这并不代表她自己要有什么别样的想法。于是，她心底的春天之歌再也唱不下去了；她觉得她缓缓驶向他的小船突然搁浅，陷在那里徒劳地空划。最糟糕的是，在她难堪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并以一种她认为包含不屑的目光看着她。后来，她想了一个办法，只要他一问她，她就把嘴唇凑上去。我们接吻吧，我们形而下吧，别忘了我们是在恋爱，我们需要享受俗人所应享受的乐趣。这很奏效，他果然忘了那个使她不知所措的问题。但她知道，这终非长久之计，她得另想办法。于是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走，她就问他要一两本书来看，她想，总有一天她会能够回答他的问题的。讲到这里，可能会想起《生活在别处》，想起了玛曼和那个画家，这是一个雷同的叙述或圈套。
　　她把这些书还给画家时，就像一个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的女学生那样紧张。他会马上问她对某本书的看法，她知道他对似是而非的回答不感兴趣，他想同她分享共同发现的真理。玛曼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能帮助她理解这些书的全部内容，也不能帮助她理解画家认为十分重要的地方。
　　他常让她评价他的画，那将是她最窘迫的时候，甚至窘过让她说出自己对书本们的看法。因为讲不出后者，她可以说自己的想法和他的完全相同，她甚至可以仅仅是背出一段书里面的话，然后用意味深长的眼光望着他，让他觉得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但评价不了他的画就意味着承认自己不了解他，她不可能只用眼神或者无声胜有声的手段来评价。可她认为自己是了解他的，她可以发誓；但她觉得她一点也不懂那些画，尽管她觉得那些画是好的，是有意味和价值的。“很好，很好。”她只能变成一个被老师突然叫起来回答问题的小学生，然后涨红着脸听他解释。他就提起画笔，在布上指指划划，这根线条、那团颜色跟着这只手，她看到一个怎样辉煌的象征系统从粗帆布背后猛力绽放出来，就像坏了的沙发里突然跳起一根弹簧。她豁然开朗，是的，是这样的。于是她决定，他再让她评价他的画，她就按照上次他说的那样去理解。但是她马上发现这也不能解决丝毫问题：他的想法常常在变，时常是今天这样说，明天就完全否定了自己，无论她怎么说，他都会不耐烦地打断：“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也或者是她自己的理解不得要领？可她几乎是原话照搬的（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她已经死伤了无数脑细胞，记忆力衰退并且有了稍许的神经质）她告诉自己，他在探索，他毕竟只是个学生，他有足够的时间成为毕加索。最近，他告诉她，他开始对电脑绘画感兴趣了。“他们认为这不是艺术，可这只是一个观念问题。电脑改变的不仅是生活，它还会改变艺术的形式。艺术只是追求一种理念，而不是手段本身。电脑就是一种手段，像颜料或者宣纸那样，不过，它更先进、更能表达新一代的创作理念。在国外，一切都已经开始了。电脑绘画──美术发展的新潮流。”激情铿锵的结语让他看上去像什么广告里的公司形象代言人；他挥舞着手臂，仿佛在配合他的号召：“快呀，来呀，二十一世纪将是电脑和电脑绘画的世界。”她看着他。她想她厌恶电脑。电脑是机器，是没有感情的东西。还有那个因特网，在一个生硬的平面上把自己的思想情感释放出去，变成冷冰冰的字符，然后再收到一大堆同样冷冰冰的字符。电脑还经常出错，自顾自地显示一些她读不通的英文字，她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无法忍受。她不喜欢二十一世纪，也不喜欢电脑绘画。她喜欢事物的静止状态，她觉得这种静止是一种祥和、高尚、韬光养晦的境界，让她觉得一切都是可以把握的、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她不喜欢改变、不喜欢快节奏高频率，她觉得这个变动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世界是她所无法把握的。每次当她听到或者看到“高效”、“信息”、“互联网”、“转换观念”“知识经济”等等词的时候，她就觉得莫名的忧郁和恐惧。她想她是落伍了，她既没有知识，又不喜欢转换观念，她属于一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并且注定会被自己身处的世界抛弃。她会被淘汰掉，而人们只会毫不伶悯地说，这是她自己的错，因为她跟不上潮流。为什么呢？为什么她要拼命朝前跑，拼命去抓、甚至和别人去抢那些她知道她明明把握不住的东西？她突然意识到，他也是她所抓不住的。她一直在不停地跑，听他说话、读他读的书，可他始终在改变，并且在她前面越来越远。她是多么希望能把他截下来，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他、把握他。她知道这不可能，就像她不可能阻止互联网在身边蔓延，也不可能阻止这个世界在越变越快一样。他今天喜欢素描，明天却喜欢上了电脑绘画；那么他也可以今天喜欢她，而明天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孩。她越想越没有自信：她才刚开始读尼采，还没来得及接触萨特；并且她无法评价他的画，那么他是看上自己哪一点呢？她觉得头晕。他也许没有意识到在他阐述他新近关于电脑绘画的观点的时候，她的脑子里已经产生过如此丰富的想法。他兴致盎然地推进到了第二个议题。他让她看他的近作。这是一幅奇怪的画，如此抽象，只有一大块狂乱的绿颜色和几根扭曲交错、不知所以然的线条，以至于她的头晕开始转变为头疼。她竭力回忆他曾给予过她的那些零星可伶的艺术理论，努力推断这是一幅什么风格的作品。印象派？超现实主义？幸亏他今天特别仁慈，没有问她，自己就讲开了。她暗暗地松了口气。他说这叫“冷抽象”，解释了一番之后，突然从大团黑线条里指出一个蝌蚪状的奇怪符号告诉她，这代表精子。“这代表了人类最原始的性张力，男人和女人，把身体裸露在大自然里，自由地交合。”他停下来，意味深长地看着她。她的脑子又开始嗡嗡起来，就像一不小心踩进了路边的一堆大粪，惊起一队正在享口福的苍蝇，它们愤怒地围着她，发誓不会放过她。他吃惊地看着她站在那里发抖。停了一会儿，他走过去，吻了她。随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把她拖到床边，含含糊糊地说了点什么话，并开始在抽屉里摸索避孕套。她觉得自己又突然变成了一个低血糖患者，刚从一个蹲着的姿势转换为立姿，除了头晕，还有眼睛，像看一个直冒雪花的老旧的黑白电视机，白花花的一大片什么都看不到。他开始脱衣服，然后是裤子，最后从容不迫地套避孕套。她不敢看这个过程，但又觉得背对着他或者闭上眼睛更不好，所以尴尬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不巧一眼看到了她不想看的。她仿佛闻到了那截包着透明塑料膜的器官散发出来的阵阵气息。它用来排尿，也用来装载男人的欲望开进女人的身体。

　　注：避孕套是可耻的，因为它剥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人权──生存。虽然全世界的男人都需要它，可他们依然羞羞答答──法国人称之为“英国斗蓬”，英国人称之为“法国信封”，这些文明社会的绅士互相推诿。在中国的某个城市有了避孕套的街头自动售货装置，这说明了中国文明开化程度的加深；而这样先进的装置只有在半夜才会有人偷偷摸摸、做贼心虚地问津，可见文明开化程度还不够。不过中国的性文化似乎一向都是很发达的，比如我们满街比比的性保健商店就曾让国际友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出现这样的悖论的原因是什么，有待作进一步理论层面的探讨。

　　她没想这么多。她正是想她自己。她裸露的身体肯定会更难看，像另外一些不美观的东西，尤其是自己那双不怎么美的腿（就像玛曼那不美的腹部总是阻碍她完全投入地享受一种美妙的过程）最主要的是，她不知道她能不能把握他。她和那些有着漂亮的腿的美院女生不一样：她们会和男人上床，她们很性感很有风情，并且知道如何去把那些只知朝前跑的男人抓在自己手心里。而她不能，她不属于这个时代，她不开放，也不懂如何表情自然地调情，她是乏味陈旧的，像一只好久没有人打开过的樟木箱子。他把手放在她的胸部，并开始扯她的裙子。“不，不”她惊叫。“我是爱你的。”她慌慌张张地夺门而出之前，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她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考虑“性”的问题。是的，这件事应该不是想象的那样可怕，没有什么可耻的，性是爱情、而不是婚姻的升华，错在她，是她自己太保守了。他会怎么想呢？他一定发现原来她是一个多么没情趣的女人。也许他以前已经发现了，这次只不过是给她一个机会来纠正。可她轻轻巧巧的就把这个机会从袖管底下放走了。她越想越懊悔，她应该抱着豁出去的心理，用一个成熟女人的妩媚腔调说：“来吧，来吧，我在这里”，顺势拧灭那盏会暴露她腿部缺陷的台灯；或者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她就该解释说她正在“倒霉”，不太方便，以算是权宜之计。可现在，似乎一切全完了。在这之后，她又去找过他一次，可没有什么结果。她站那扇紧锁着的门前面，觉得自己最后的爱情从头顶蒸发出来，跑到空气里再也看不到了。
　　这个故事里其实并没有陈世美。就如前所说，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人更是复杂的，陈世美有他的苦衷，艺术家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头绪众多的生活里，总会遇到些没有对错、甚至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又必须有一个结局。我想，更多的时候，我们受到伤害只是因为我们想得不一样，我们没法彼此了解。

　　注：萨特说，人越不出人的主观性；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主观性林立”的世界里，人就得在这个世界里决定自己是什么和别人是什么。我想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可能不切题、不着边际：比如说，大多数女人把头发看成她们身体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而这点是男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这些用硷性肥皂和剪脚趾甲的剪刀对待自己头发的男人。如果不是因为赶时髦的天性的相互抵消，女人们是会留长头发的，这会增添她们“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魅力。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多么美好，美丽的头发在女人的肩头背后飘来飘去，美丽的女人在我们的眉底眼角飘来飘去。当然，也许她们会某一天突然剪去长头，那必定是为了某个伤害了她的男人，她们把那叫做“三千烦恼丝”。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烦恼的。我认识这样一个女人。她从不把她的头发当回事。长了，就跑到楼下，五块钱，无所顾忌地把质地那么好的头发交给笨手笨脚的初学艺的外来妹。她说：“便宜，五块钱。”我开始以为她是个粗糙的女人。广告词云：女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说到人心里去了。一个善待自己的女人是不会让自己的前留海从左至右齐刷刷地３０度倾斜而若无其事浑然不觉的。但后来我发现也许并不是这样：她喜欢收藏各种各样精致的玻璃高脚杯。我想，一个粗糙的女人是不会收藏这种纤细易碎、无甚使用价值的东西的。那她到底是粗糙的还是不粗糙的呢？我徒劳地定义着最终还是放弃了。人大概是不能定义或者归类的，我这样总结。

　　想起了曾听到的那个比喻，那个把男人一生的追求比作一幢房子的比喻。那么那幢房子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呢？是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造好的吗？还是他们在男婴、男孩、再到男人的过程中一步步搭建起来的？男人──除却成为思想家的男人，比如终身未娶的康德和讨厌女人的尼采──人生追求的最高层次无非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爱情是可以丰收的，爱情不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而是他们额外得来的一个大外快。一个成功男人捧着两个叫做“事业”和“爱情”的收成就像捧了这一季刚熟的两只包甜包红的大西瓜。
　　她有一天读了萨特（和美院学生分手后，她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并渐渐地由衷地喜欢上了。书本是静止的，是以前人写的，是白纸黑字放在那里改动不了的，因此也是符合她的口味的），她突然想到，存在是荒谬、虚无的，就像美院男生曾经告诉她的那样。她想她总算领悟了。可是领悟了又有什么用呢？也许他的想法跟她根本就不一样，只是凑巧在不同的过程上推出了相同的结论。她觉得存在是虚无是因为她觉得生活里的一切最多只是差强人意；而他有自己的抱负和事业，他要让自己用毕生的时间成为毕加索或者一个杰出的先锋派电脑绘画家。她还是会无法理解他。但这不能怪人自己，这得怪上帝，因为是他把每个人都造得不一样。那么也就是说，她永远都不可能走进什么人的心灵，她以前的爱情幻想都仅仅只是幻想而已。她觉得心里阵阵绞痛。她想，理性真是让人痛苦，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很多都是让人不愿意接受的。可你必须得接受，必须把理性作为对付这个世界的武器、忘掉抒情并且变得铁石心肠，然后你才能以一个成熟的强者的身份对别人说（漠然并且若无其事地）：看，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不管有没有意义，她还得活下去──她很传统，她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她可以上街去买衣服，然后把自己装扮起来。她订阅《ELLE》，知道这一季的流行款式。毕竟，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并且年轻。如果活着她能选择不用奔跑，她是会考虑的。比如说，和一个大款结婚，在无所事事的麻将桌上和别的一些无所事事的阔太太阔姨太太一起消磨，或者独自在一间大得让人心堵的房间里一天一天衰老下去。她想她是一粒在时间里一点点褪去光泽的钮扣，没有理想、也没有追求。理想，她认为，无非是每个人出生时认准的一个方向，大家拼命埋头在这个方向上跑，有时停下来，看看一起出发的那些人，发现彼此在不同的方向上越离越远。于是每个人都嘲笑别人是错误的，只有自己选择了正确的路。有的人在路上就死了，有的人根本没有起跑（比如她自己），而最终到达的人会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海边，所有的路都最终通往并且终止于那个海边。大家拼命朝对岸望，谁都没有看见，但谁都心虚地说：“看，那就是彼岸世界。”从来就没有人去过，因此也就无法证明它是否是确实存在的了。一天，她在一本尼采的书里翻到了类似的话。
　　虚构一个“彼岸”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倘若一种诽谤、蔑视、怀疑生命的本能在我们身上还不强烈的话。在后一种场合，我们是用一种“彼岸的”、“更好的”生活向生命复仇。
　　她想，尼采是对的，她也是对的，尽管尼采讲的和她想的不全一样。但是，相信和不相信彼岸世界的人，都活在一种具体之中，这种具体无所不在，就像身边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空气，你厌恶它，因为它使你喘不过气来；可你还得呼吸，不然就要窒息而死。所以她觉得自己仍在被迫奔跑，只不过是在和少女时代不同的另一个方向上。那个方向也会通到海边，但是永远不会载她、或者其他任何人过去。她接连几个晚上做梦，梦见一张没有五官的、硕大无比的男人的脸。她在自己的梦里穿着白裙子。
　　通常，女人四十岁以后都会在某个或某些晚上梦到自己穿以前的衣服、看到以前的人、做以前做过的事情，这可能是因为每个女孩天生都是抒情诗人，然后她们由女孩变成女人，像贾宝玉说的那样，嫁了人，由水做的骨肉脱胎成泥做的骨肉。但是在睡着的时候，那些趿趿踏踏蓬头垢面、身着睡衣和脱鞋去买菜的中年女子往往都无法抑制自己刻骨铭心的遗憾。这种遗憾就像她们鬓角开出的第一束白头发，随着步入更年期一下子就控制了头脑的整片腹地。
　　女人，三四十岁的、中年的女人。她们可能长久地忽视自己，不再保养和滋润了。
　　一次浴后偶然的机会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裸体。眼角已经开始有褶皱的痕迹一路逶迤出去，像一把在各个方向上撒开的线团（看样子它们还会百折不挠地延伸）。左脸颊的一粒痣开始从一点摊开成一团，这日夜扩大的面积使这粒原来的“美人痣”正在渐渐量变成为雀斑。她擦了擦头颈里的水珠，没再往颈部以下看。她想她是很丰硕了。在她套上牛仔裤后，拉链在半当中卡住。用力，“啵”的一声，拉链艰难地把整个腹部收了进去，勾勒出一个形状，像只早熟了的西瓜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