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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非结不可的果》

非马诗集,台北书林出版公司,2000年8月

  这是非马今年出版的两本诗集中的一本,选录自1996年至1999年诗作91首。全书201页,共分四辑。
  第一辑“神庙的完成”,收集诗人旅游欧美各地的诗作;第二辑“中秋无月”为生命的恋歌;第三辑“摘星的姿势 ”是诗人对宇宙的玄思;第四辑“余震”是对社会与人生万象的观照。


有诗为证(代序1)

  如果有人问我,我生平的「本行」是什麽,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 :『诗!』
  认识我的人,大概都知道,我的本行其实科技工程。台中一中初中毕业,从台北工专到美国的马开大学到威斯康辛大学,一路所受的训练,不是机械工程便是核能工程。直到两年前从美国阿冈国家研究所退休,我所从事的,也一直是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我自己心里明白,科技只是我赖以谋生的工具,诗才是我梦寐以求全力以赴的生活内涵。或者用时髦的说法,科技是冷冰冰的硬体,诗才是温暖并活泼我生命的软体。作为硬体,科技工作为我提供了温饱,也给了我观察事物 领悟宇宙生命的知识与智慧。因此我并没对我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
  但近来我发现我花在写诗上面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了 。除了应付诗人工作坊及芝加哥诗人俱乐部(每月一次)及伊利诺州诗人协会(每两月一次) 的聚会,需要提出英文诗作以供批评讨论外,更多的时间,我用来亲近我的新欢:绘画与雕塑。偶而也写写散文或搞搞翻译。使我渐渐对诗疏淡的潜在原因,我猜是由于诗读者的日渐稀少,缺乏最低限度的读者反应与刺激。诗集出版的困难与滞销不说,连中文报纸副刊也越来越少刊登诗作。不久前纽约一位副刊主编来芝加哥访问,竟要我多多提供散文稿。向诗人要散文稿,虽然不一定是问道于盲,却也多少令人感到尴尬沮丧。
  在美国华文界,八十年代是诗的黄金时代,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如此。陈若曦主编的《远东时报》副刊、王渝主编的《海洋副刊》以及曹又方主编的《中报》副刊,都大量刊登过我的诗作。特别是陈若曦,她登得快,我也写得勤。其实为了活泼版面或调剂口味,篇幅短小的诗,应该是编者手中最有用的玩意。我常望著一些副刊版面上的空白兴叹。多浪费!多可惜!
  不久前《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曾大力赞扬日本报纸用俳句写社论的美好传统。说短短几行胜过千言万语,还不去说它带给人们的美感享受。我们的诗人工作坊也因此用新闻评论作为该月份的指定诗题。但我们都心知肚明,要在这个时代把诗搬上报纸,是不可能的事。我曾问一位美国诗友,从前美国报纸也象中文报纸一样刊载过诗作(老诗人黄伯飞先生便曾拿给我看他早年在一些纽约的报纸如《纽约时报》上发表过的英文诗作),为什麽现在统统不见了踪影?她说罪魁祸首是一些冒失的自认为新潮的年轻主编们,他们大量刊载一般人看不懂的实验性的前卫诗,大大地败坏了读者们的胃口,终于导致诗被逐出报纸,同社会上的广大群众断了缘。
  会不会放弃诗,象许多同辈诗人一样,改写散文、小说或乾脆下海做生意?我听到有声音在问我。不会!我听到心中一个坚定的声音回答。散文、画、雕塑,这些艺术创作活动,固然也带给了我许多乐趣与满足。但在我心底,诗仍是我的根本,我的最爱,我的本行。
  有诗的日子,充实而美满,阳光都分外明亮,使我觉得这一天没白活,不管到底会有多少人读到我的作品。
  我希望,有一天会听到人们在提起非马这个名字的时候,说:『这个人还可以,有诗为证。』

哪里的诗人?(代序2)

  一位以色列诗人最近在给我的电子邮件里问:「你自认为是中国诗人呢?或美国诗人?」他说他正在编译一本美国现代诗选,希望能选用我的作品,但需要先确定我的身份与归属。他不久前曾把在电脑网络上读到的我两首英诗翻译成希伯莱语,张贴在《来自地球的诗》网页上我的名下,同其它的英诗并列。
  记得从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你是台湾诗人呢还是海外诗人?」
  无论是从诗的语言、发表园地或读者群来看,我想我都应该算是台湾诗人。至少在早期是如此。
  为一位作家定位,最简便的办法当然是看他所使用的语言。诗的语言应该是诗人的母语。但如果把母语狭义地定义为「母亲说的话」或「生母」语,那麽我也像大多数从小在方言中长大、无法「我手写我口」的中国人一样,可说是一个没有母语的人。而从十多岁在台湾学起,一直到现在仍在使用的国语,虽然还算亲热,最多只能算是「奶母」语。等而下之,被台北工专一位老师戏称为「屁股后面吃饭」的英语 ,思维结构与文化背景大异其趣,又是在成年定型后才开始认真学习,则只能勉强算是「养母」语或「后母」语了。
  既横行又有点霸道的英语,虽然不曾太对我板起晚娘面孔,但在同它厮混过这麽多年以后,感觉上还是免不了有隔膜。伊利诺州桂冠诗人布鲁克斯有一次在给我的信上说我的英文诗「怪得清新」(refreshingly strange),我一直不知道她这赞语的背后含有多少贬意。有时候,「怪」是对习用语或俗语陌生或无知的结果,不是装疯卖傻故意作出来的。象有一次我在诗人工作坊的聚会上朗诵我一首叫做《拜伦雕像前的遐思》的诗。当我念到“and underneath your fluttering coat/your youthful passion is still on the rise”(而飘扬的风衣下/你少年的激情依然昂扬)时,几位美国男女诗友笑成了一团。我莫名其妙地问他们怎麽了?他们笑说没想到非马原来这麽黄。我猛然醒悟,莫非他们习于把“on the rise”解释成「高高翘起」?老天爷!诸如此类的有趣又尴尬的例子,还有不少。
  随著交通的发达,人类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今天使用华文的作家,可说已遍布全球。英文或其它语言的作家,情形也大致相似。所以仅用语言来归类作家,似乎已不切实际。语言是必需的、但非充分的条件。同样地,发表园地与读者群,也随著移民人口,有逐渐向各地扩散的趋势。因此我认为,用这些外在或客观的条件来决定一个作家的归属,不如用内在或主观的写作对象与感情来衡量,比较来得恰当。
  只是在人类社会已成为一个地球村、电脑网络四通八达的今天,一个作家注目关心的对象,恐怕也不可能再局限于一地一族或一国了。
  那麽有志的诗人何妨大胆宣称:「我是个世界诗人」。何况人类之外,还有宇宙万物。或者我们竟可模仿台湾诗人商禽在『籍贯』一诗的结尾,轻轻且悠逸地说 :「宇——宙——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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