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对我，对了解我的朋友来说，《夏天的翅膀》不会被看成是一本完整诗集。它类似于选集。事实上，它是一种合订本，包含了若干本诗集。这些诗集中的小诗集出现在过去十五年间，分散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是我写作和生活的直接见证。这些小诗集最初都各有名称，它们自成一体，相对完整，大致代表了某个时期我的文字手艺。就像现在这个样子。最初，它们都不是印来出售的诗集，它们很像是地里长出的土豆，菜蔬和花卉。你采摘它们，收获它们，然后再分送它们。通过邮局，通过自己或偶然路过的远方朋友的手和口袋去到别处……总之，它们是一些不断被分发出去的小诗集。事实上它们还不太像印刷品，而更像一种手工艺品（印，做，也可以叫造）。
　　你自己动手将自认为最好的诗弄成一本书，薄薄的一小册。有时是十首诗，有时是二十五首……有时十本，二十五本，一百本……然而有时却只做了一本，你突然放弃，将其束之高阁。可以这么说，我们中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养成了专事收集这类诗集的爱好和习惯。天长日久，它们变得珍贵，成了回忆的开端和介面。
　　每个人的生命都注定在向自己和世界要求着什么（比如完美的形式），而在我们看来，完美莫过于通过文字让生命转化成诗。从这种角度往回看，写作，或一波接一波的诗歌运动都变相成了一台台高速印刷机，在不同地区，各个角落大量生产着这样的诗集。那是八十年代一种隐喻般的习俗，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集体的成人仪式。
　　我爱上了这样的习俗。因为它积淀下这份可供我们反覆回味的东西──种可以让自己活下去的力量──诗，我们的内在祖国。我们在语言中建立了这个祖国，并从中学习，领受着我们的宝贵传统──心灵与技艺的完美结合。而现实永远是诗人的异域。异域类似他乡。
　　在我们看来，故乡，家国，它决不是天生就必然会属于你的，而是在后天通过语言找到并渐渐建立起来的。因为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现成品，它是一种产品。

２
　　现在，我让自己沉入回忆。首先是事件，一些像公共场所那样的事件。但仔细想来，这些事件和我的关系都显得既亲切又陌生，既相关又不相关。因为，在语言这个公器里，纯粹个人的事件有时也可能被放大成全体的事件，而一个他人的事件最终也有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事件。从这种角度讲，根植在语言中那个放大器应该就是良心吧。哪怕是三分钟的良心，也可以构成一个共有的，或纯私人的时代。它，通过事件出现并发生在你的祖国或异域。
　　然而，我所经历的事件其实还构不成外在事件。它们仅仅是一些琐碎的白日梦片断而已。它们只不过在我过于敏感的内在幻想里被无限夸大，构成了一系列激烈的内心事件。还是这样来说吧，我主要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有限的参与者，一个部分的被损害者。我以我的悲观和对现实的不断放弃，来成全我自己的完整与绝对。而这一切全仰仗我内心那个始终沉默的自我，他总是趋于安静，习惯于那内在的绝对孤独。这个自我是我实际的安慰者，他处理并维护着我激烈的文字的秩序，收拾着我的白日梦碎片，是我写作得以继续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到文学运动，与我的关系也主要是这种内在的关系。因为，我那个趋于安静且对世界充满了不信任的自我，总是牢牢地要把我的生活限制在少数几个朋友之间。少数，少到刚好构不成运动。外省的孤独，便于内省，它导致心灵积蓄起如箭在弦式的紧张的内驱力，秘密地针对着一种被叫做远方的东西。
　　然而，我的想像力却在这安静自我的阴影里秘密而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像一种植物找到可以疯狂生长的土壤。它的枝桠疯长着，在急迫的语速中伸展开去，要充斥，占有我那并不稳固的理性的躯壳。它从我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里积蓄着不断向外扩张的能量，令我焦虑，急躁，为莫名的绝望所折磨。它向我要求着另外的生活，向上和无限向外的生活，抵制着，并要将我的孤独连根拔起……这样的内心冲突随之成了我日常性悲剧体验的主要根源。令我不得不在自己的内心两极之间找寻平衡点。于是，某一个时期，我在外在现实异域中的情形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不断地离家，出走，又不断地返回。有阵子，我的家就像一座地下兵工厂在夜以继日地生产着文字炸弹和火箭，而现成的发射器往往就是火车与铁轨。每一次远行都是一次对危险引信的解除。因为，如果不坐一夜火车将那些诗歌和产生它们的肉体发射出去，去读给千里之外的耳朵们听听，我就会成为自己的牺牲品。想像在依赖孤独的同时也厌倦了孤独的气味。但它们彼此需要，并形成了大脑里偏执的两极。我的外在行为不仅取决于某时某刻的心境，也取决于我对达成平衡的急切需要。我干预着我的两极，在它们之间不断达成，又不断地撕毁着某种临时的妥协协议。
　　１９８５年，我终于为那个安静自我找到一个孤独居所──位于偏僻郊野，然而却是风光秀丽的大学校园。同时，我也为那个剧烈的，由想像力主宰的自我找到了出发与归来的正当理由。因为对幻想说来，肉体似乎是一个累赘，这累赘有一句格言无人不知──生活必须落到实处。而一系列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个被叫做实处，然而却分明带有作坊性质的临时性居所之中。
　　我也有了自己的格言──生活永远不在实处。实处没有生活只有写作。
　　瞧，事件将时间分割成片断，使回忆碎裂成了只言片语。
　　虽是只言片语，却能让我一瞬间抵达自己的过去，去打开话匣进入语言。通过词与词的生长，将碎裂的时间粘合成一些相对完整的片断，再去摸索那片断间的缝隙。语言，的确只有语言才是我们最终的去处，因为无论是处理白日梦的残渣碎片，还是抑制那难以抑制的想像力激情，我的手都在向我要求着另一样东西──语言，那非异域的，无限的内在时空──来作为持续的条件。生存，这多么简单，它要求的仅仅是肉体的外在持续而已。
　　在语言中，你的理性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看住那个随时会跑掉的人，守护那些想像力的根须与枝干，聆听其言辞──他们的全部欲望，并有效地建立起词的秩序。而词就是我们朝向未来试探命运的脚尖，它们要求着内在的持续以便获得意义。而理性要做的，仅仅是校正词与词内心生长的方向，将持续导向延伸与拓展去达成完美。完美，对我而言，即是秩序井然。
　　持续，与你的外在持续相对应，理性总对自己说着类似的话。
　　想像的本领在于可以虚构出另外的人和事物，并带领它们进入渴望的焦灼状态，来对抗那个趋于静态的自我所施予的强迫性孤独。当想像足够强大，可以挣脱约束，并仅仅服从于自己的意志而肆无忌惮的时候，语言就发生奇迹，诗的激情应运而生。一种英雄式的激情。而理性透过语言要处理的也正是这样的激情。理性在捕获那些灼热之词的同时，也让所有的外在事件最终都转变成了内心事件，并在写作中达成了秩序。诗人在写作中摆脱异域，寻找着强有力的（至少也是准确的，分寸适度的）表述体系。
　　谁失语，谁就流离失所；谁表述，谁就在自己家里找到自己的祖国。

３
　　下面是片断。
　　１９９２年夏天，我把那个由「要么为自己去死，要么为他人而活着」──这一信念秘密支撑着的人从悬崖边上救了回来。我把他领到了一座街心花园。坐下。随后停止写作直到１９９５年。我命令自己停止燃烧，地点是在重庆。更确切点讲，是在　中区儿童图书馆对面那个坐满了老人的街心花园里。整整一个下午，我坐在一群晒太阳的老人们中间，在膝盖上写下了从１９８０年以来的最后一些诗：《在街心花园》，《如果你是玫瑰》，《在我们中间》等等。
　　可我要说的却不是上面那些诗，而是那个地点。我何以会在那样的心境下坐在那儿，而不是坐在其他什么地方呢？这实在有点神秘得不可思议。那个地点不仅让我贴身闻到眼前处境的异域气味，更让我想起遥远的１９８５年初春。
　　１９８５年，像一个词汇的血脉被割断──我再次生于春天，在这个埋葬着所有死者，也囚禁着所有生者的星球上，我──终于在对面那个图书馆里把自己生了下来，成了我自己。用三小时（这太漫长了，是吗？），我成了自己的儿子和父亲。我生于１９８５年。我也是我自己的母亲。既然不平的命运由出生注定是一种可笑的逻辑，那么，任何人就都有权再出生一次，去改变这令人诅咒的命运──它仅仅需要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和一个可以重新界定一切可以瞬间概括一切的结实子宫──它貌似时代，其实却是另一样东西──写作。
　　人可以通过写作在语言中获得新生。
　　１９８５年初春，整整三小时，我的生命发生巨变，完全被那新生的未来幻觉所充斥。我只有不停用抽烟来驱赶自己的幻觉──到处都是「被黎明集合的梦想的大军……和抛向空中的胜利的帽子……」
　　面对这样的幻觉，我不知所措。
　　而现在，我彷佛看见自己正在吃力地往外掏一叠诗稿，像是要对抗那幻觉，也像是在掏一串注定在未来要被叫做「回忆」的钥匙。整整三小时，我完全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成了一个哑巴。全部语言沉入了内心，进入剧烈的高密度的词的生长──我自幼学会的母语正以一种陌生的形态重新出现在我的意识中，变成了下面这种令我吃惊的样子：
　　他就是上天空降给我们的英雄和面粉！
　　记忆只保存了这些细节。除此，我完全想不起当时还有其他什么细节与我的人生构成了直接因果。我只觉得那图书馆正静静地脱离了地面，像一个满载着愤怒的飞行器，开始移动开始起飞。真的，青春的冲锋号一旦吹响，所有的房间就会移动。起飞，这就是当时我向自己下达的命令（又是命令！）。
　　而现在是１９９２年夏天，八年之后，重庆……一切，我的白日梦正在了结。我抓住了自己，紧紧抓住了那个随时准备去死的年青人。
　　而现在，又一个八年之后，香港。我已喝得醉醺醺，在写１９９２年夏天的事。
　　１９９２年夏天，街心花园，老人们中间……强忍着青春的全部伤痛，我被自己按在了自己的膝盖上，向一叠皱巴巴的白纸吐着自己的内出血──就像1997年某夜凌晨，五个蒙面人破门而入，我本能地捂住伤口趴在地上，趴在自己家里像在观察一只蚂蚁，四个小时之后才在医院里醒过来。
　　诗之外，永远是异域──另一种国家。它留在你精神和肉体上的记号不是沧桑，而是羞耻。
　　「说，你说呀！」
　　此话毫无逻辑。关于１９８５年的我，档案里的叙述也毫无逻辑可言：
　　……一走出图书馆，这个皱着眉头长大的人就开始安装自己的飞行器。一个崭新的飞行器在一星期内诞生。它的主要配件是二十一所大学的文学社，一千五百多人爬过表格进入了这个装置。可不到两星期，诗社就分裂，像大刀与长矛对应着两份短命的诗歌报（国人的特殊才能正是分裂，从群体到个人，无不带有一目了然的分裂特征）。６月，就在毕业离校前夕，飞行器被审查，也被他自己宣布解散。他将被制度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谁也不愿去的地方。
　　这能否叫做文学事件？
　　安错了推进器位置的巨大怪物。
　　……
　　事件证明，他最终推动的不是一个庞大的社团，而是（仅仅是）他自己。用推动一千五百人的力量来推动自己，是解脱还是疯狂？后果不必设想。因为一个人吹完冲锋号，就得手持长矛一跃而出，向那个充满了敌意的风车世界冲过去──开始他自己的战争。身边没有桑丘。八年后，在那个街心花园，他的桑丘已被他按在了膝盖上，当着一群老人的面，在纸上说着另一个细节：

　　那远走他乡的人正落泪
　　坐在齐胸的绝望里
　　叹息？啊，不必叹息了，他说
　　回忆也不必
　　一如春天不必再来！

　　可春天照来不误。就在这时，命运终于伸手干预了我的绝望。
　　１９８５到１９９２年，我先后把自己分配在痛苦和绝望最需要的地方：成都，重庆，自贡，贵阳，海口，广州，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做过教师，记者，电视编剧等工作。八年，一地之于另一地，我总在不断奔赴，又不断离开。彷佛只有通过某种极端的形式，才可以依次去除心灵中那些多余的东西。之后，我生命中只剩下两个配件──爱和写作。
　　生活的锅是铁打的。没错。但生活没有柴和灶，它只有碗筷和一腔怒火。

４
　　《诗十六首》是１９８８年９月，印于成都的一本薄薄的诗集。它是新的白日梦的直接产物。想不到，许多年后，会被视为一个标志。就像想不到我今天会坐在这儿，在这样的时刻来重提旧事，禁不住要为它写上几句话。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过于频繁地用词来试探自己的命运。诗宜偶尔，讲究兴致，浑然天成。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我们的诗歌传统主要是一个即兴传统的缘故吧，谁知道呢？（请继续
听我往下说。）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都会有一些类似根茎的东西存在，它们默默地生长着，以至于令你完全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和生长。直到有一天，它们结出了果实。直到你的枝桠被你自己结出的果实压弯，又被词的巨大力量所撼动。这就是《诗十六首》当年在我心中所引起的反应（Ｗ·布莱克的《毒药树》片断成了这本诗集的题词，这在后来看来似乎正好对应了柏拉图说过的一个词，即「写作」，它是一种「药」──既是「毒药」，也是「解药」。它还暗示着某种对立性质的事物在特定行为中的依存与统一）。
　　但这是一个良好开端，对我而言，后来的诗彷佛就是直接从这些根茎上长出来的一般。向着不同方向的生长，就形成了一本又一本小诗集。它是我心灵中那座向内生长的山峰，是山峰上一片向内（而不是向外）生长的树林。它通过文字，和我繁复的个人经验纠结，也把我同许多人物，事件，以及时代灾难，更紧密更内在的联在了一起。我相信这绝对是一种文字本身的天性。或者说，人的天性也本该如此，必然有根有茎。所谓根源不腐，必有后果。
　　总之，谁顺应了这天性，谁就成长，而且是永无休止地成长。谁顺应了这天性，谁甚至就可以在文字里和所有的逝者，以及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相遇。相遇者记住，也被记住。

５
　　在我，１９８８年是如此地刻骨铭心，即便从纯个人角度，也值得终生铭记。那一年，我不记得自己到底喝过多少酒，到过多少城市，见过多少绝望而愤怒的面孔。可记忆这块橡皮也擦去了多余的细节，只剩下：呕吐，写作，性，朗诵，不分昼夜。呕吐……长谈，梦游……愤怒，集体痛哭，性……１９８８年秋天，在一场接一场革命般的朗诵会，和那些烟雾迷漫的房间里，我惊骇于自己的声音，并被它震撼──它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种陌生的声音──它沙哑，尖锐，放射，并一下子失去控制：

　　秋天。这是什么样的日子
　　这是火焰窒息火焰的日子
　　不，我无法叫你相信
　　这是电在金属中弯曲的日子！

　　从某一刻，我彷佛不再属于自己，而是整个地属于了我身体里发出的那种声音。怎么会是这样？我质问着自己，也质问着麦克风和空气中那层出不穷的末日幻觉：

　　怎么会是这样，死去的鸟群
　　又突然出现在天空？

　　在我的末日幻觉里，历史正在「加速」──要「大开死亡之门」。这种词源性的幻觉，也在「加速」扩大着我表达的词汇图表。随后的灾难彷佛正通过绝望文字和酒精在我的身体里提前到来。灾难──它是如此急迫如此猛烈，令我敏感的神经迷失在由阵阵秋风加速着的死亡的硫磺气味里，喘不过气。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证明我当时并没有疯掉。摆在我，也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正是：「一条路，一条将要踏上的死亡的路……」。历史是什么？历史也许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中，那些可以任意显现的部分吧。无时态的显现。比如现在，此时此刻，１９８８年正通过血液中的红酒向我陆续显现如下片断：
　　在精神和肉体的持续高烧中，我开始向朋友告别，最后几天甚至向同一个人反覆告了三次别（这无时态的的告别），谂叨着：「我就要走了，来和你告别……」
　　……
　　就在我风风火火的行踪后面，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决定已经作出。不是去远行，而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决定去死，带着一本薄薄的诗集──《诗十六首》──我的一切，流浪……直到肉身随意重返万物循环之链──死无葬身之地。
　　从某一刻，倒计时开始运行。
　　我正在过自己一生中最后的日子。这想法和决定令我亢奋不已。令我一天二十四小时沈醉其中，恨不得一天真变成了两天，四十八个小时，至少也应该是二十五小时。一切对我形同虚设，已不复存在，因其下贱，己毫无意义。彷佛，只有那正在逼近的死亡，才是生死尊严的唯一赋予者。就这样，１０月，带着莫名的来世渴望，我踏上了自己的不归路，向那扇即将大开的死亡之门走去。
　　随后的三个月，我大步跨越现实，也似乎穿过了自己的前生与来世。
　　１２月，我抵达冰天雪地中的北京。北京，作为一个一声不吭，摇摇晃晃的告别者，我沈迷在自已最后的日子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南方，来到了离我的出生地最远的地方。又是朗诵，没完没了的倾诉，辩论，争吵，喝酒……再朗诵。在大学礼堂，教室，学生宿舍，朋友书房和客厅……彷佛整个世界都竖起了耳朵。宇宙瞬间卷了起来，卷成了真实，或想像中的巨大麦克风。巨大！每天，每时，每秒，都像是孕育巨大的母体正滋生着压迫与昂奋。它们影子般地在跟着你，缠住你，推动你走向巨大本身。
　　然而，在这时，我的肉体却突然对巨大感到恶心。首先到来的是纯生理的不适，从人，牲口，建筑，床……到馒头……彷佛一切比例都不再正确，都被一面无形的放大镜放大了许多，而且越来越胖。到处都是胖子和巨大。
　　巨大，意味着吞噬，淹没，让进入它的一切倾斜，瞬间变得渺小。如果你的内心不够强大就会趋于一种主动的消失。就会感到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下去，站在任何巨大事物面前你都会反过来否定自身的存在。你永远渺小，再难建立起任何自信来装备，强调你的自我，来捍卫你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比如，在「伟大」这个词面前。除非你也渐渐发胖，或膨胀，甚至连说话的语调也渐渐古怪起来，去认同巨大。
　　１９８９年元旦，我在积雪的刺目反光中来到天安门，那种巨大的压迫感突然袭来──我遇见了可怕的巨大。一种荒谬的比例出现在骨瘦如柴的我和天安门广场之间。这比例，与我内心深处那死去，可以自主的死去，而不是被巨大吞没的渴望针锋相对，尖锐抵触，令我突然失控并叫了起来！无端端对朋友大发雷霆，然后转身离去。随后，我看见自己出现在火车站的人群中，踏上了开往南京的列车。必须马上离开这巨大！这就是当时我对自己发出的又一道命令。
　　巨大总让人产生要下命令的强烈欲望。
　　我到达的地方，也是我包里的《诗十六首》留下的地方。它们留了下来，而我却在心里不断地告别着朋友，朋友的朋友；城市，城市后面的城市。一个又一个地址作废，正失去意义。道路不断出现在眼前，又迅速从脚下消失……我正急切前往自己的下一站。下一站不是南京不是上海，更不是黄鹤楼和朝天门，下一站是句号──而有憾。
　　可下一站被我误解。
　　生死之谜──也就是时间之迷雾，一层层打开，里面包裹着的却不是我本人的死亡，而是所有中国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集体共有的一次死亡。它，像一种置换和取代，单数的未知的死亡经验（其位置）被复数占据，使任何个体生死所独有的意义同时丢失，彻底失效，成为零和空白──存在沦为活着，为活着而活着。从此，「中国人」这三个字的词义被彻底改变。虽然说集体的死亡奇迹般地同我本人的死亡不在同一章节，但那种会突然失控的声音却永远留了下来，成了我性格中难以消除的部分──有关毁灭和自我毁灭。
　　果然，１９９７年，这声音再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地点又是北京。接踵而至的是一场直接的与死神的残酷遭遇，我死里逃生，休克四个多小时才在西直门医院被医生手中的针线缝醒了过来，肉体上留下十七处伤疤。有半年时间，无论用多少香皂清洗，我身上老有一股消毒药水的气味──来苏尔气味，它既是死神的气味，也是诗之异域的气味。它透过蒙面打手的凶残，紧紧粘在了我肉体的记忆之中，成了以后两年我挥之不去的恶梦来源之一。
　　而恶梦是另一种异域，与险象环生的外在异域对称，并置在你的内外两侧，令你走投无路。恶梦有恶梦的叙述逻辑，在它的逻辑里，飞鸟，蜻蜒……是告密者，小石块，或电源插座也有可能是窃听器……在你的恶梦里，总有古怪的邻居，蒙面人或黑色物体出现在路口，出现在街头巷尾……以及那些令它们可以单独向你显现的地方。直到某一天，你发现自己业已养成一种突然回头张望的古怪习惯。而这一切从某一天夜里开始，全被装在了一只悬在空中的巨大的档案袋里，被一把锋利的刺刀戳穿，又变了成群结队的蝙蝠迎面扑来，像倾泻而下的强力胶水灌入袖口和领口并一下子牢牢粘住你，又把你粘在某样东西之上。比如床，或某个巨大的平面中心……一动也不能动弹，你在恶梦里拚命大叫，却发不出丝毫声音。你甚至会走向存在的反面，主动向人宣称自己疯了。疯了就不必再疯。
　　这时，恶梦不太像恶梦本身，而更像是一种不朽的国家器官（比如高音喇叭），被植入了睡眠。白天和黑夜被搅拌成桨糊，名叫失眠。你怕睡眠，正如异域怕纸，怕字。唯写作不分昼夜，成了避邪术和粉碎桎梏的解咒法宝，因为它是诗人摆脱异域，动身回家的唯一的道路。虽然到处是巨大的高音喇叭。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另一个道理，我自己并非处于另一章。我们大家依然是同一个章节里的词和词组，谁也不是例外。死神最擅长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改写和补写吗？一个也不能少，这就是死神惯用的核心仇恨句法。
　　１９８９年，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多绝望而愤怒的面孔，而我的，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死──这种冲动，成了一种普遍的冲动。而大地彷佛成了一个涂满润滑剂的斜坡，远方就是深渊──人们足不出户，交头接耳，表情古怪。从那个不断向外弯曲的深渊里，诗人不断自杀的消息正在传来的途中。而我只有靠疯狂写作来稳住自己随时可能下滑的脚跟。即便在爱，以及，后来写下的大量短诗和组诗中，那死的剧烈冲动，震怒，和整个身体即将爆炸的压力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我唱哀歌和挽歌。
　　而这时，我那沈默的肉体发言了──它选择了一个在颓迷中已变得脆弱无比的器官来承受那要命的内部压力，并将我的肉体囚禁在病房，固定在一张床上再插上各种针管。这也许是频繁使用「内出血」这个意象的一种直接后果吧？我的胃开始出血。像病变，肿大的玫瑰创口，一个难以删除的，随时都会裂开的「疤」留在了我的肉体之中，成了记忆，痛与呻吟的源头。尽管我们总是在不断涂擦记忆的内容，试图用遗忘的有时态性来安抚，来删除「疤」的无时态性。
　　但良知命令我们歌唱，并要求记住自己的「疤」。
　　１９８９年７月，《上海文学》取消了《诗十六首》（我的诗歌专辑）中的八首诗，并删去了另外八首中所有的「疤」──「死」字。当我的女友深夜冒雨骑了两小时单车，将杂志送到我手上时，我们终于忍不住抱头痛哭！放声大哭，也像一种被遗忘的本能之「疤」，它突然被记起，代替了语言之「药」被用于止痛：

　　让我们允许我们的心儿昏厥
　　让我们允许我们的亲人
　　死去吧！

　　那一夜我写了《哭泣》。第一次用了一个巨大而陌生的词汇──祖国。她离开了我们，只留下山河。众人沦为孤儿，痛哭于丧失。我们的诗歌精神从此断裂，要到新的历史页码形成之后才谈得上延续。

６
　　关于我的诗。
　　它们，那些来自于我的小册子，对此刻的我来说，简直就像失散已久的亲人一般……有的，永远失散，像一种发散的力量，分散，消失在不同地方；有的成了一个中心，像一种内敛的力量将「一盘散沙」重新聚集，去形成一些更厚的诗集。比如《夏天的翅膀》，那是我十年前的一个组诗，而它现在却成了书名（诗与往事，如鸟归林？）……重编这些诗是一种困难，因为不知道该怎样取舍它们，才能对应那外在的僵硬时序留在我生命中的痕迹。我仅能略作修订和调整。但我想尽可能保留和恢复其原来的形式──一种更像诗集的形式，以表达对诗在绝望中对生命的支撑意义的一份敬重和怀旧。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仍认为，那才是我们原初意义上的诗和诗集。
　　因为留在其中的，是心灵的全部真实和我们对母语的虔敬与感激。

７
　　……
　　编好这些诗，这些曾陪伴我多年，随我辗转迁徙的诗，心里渐渐涌起的，不是通常可以想见的那种──作为内文给出者的──自豪与欣慰。此刻，我感到的，是一种正在从某个看不见的裂缝里向我涌来，并终将把我迅速充满，令我窒息难当的悲哀。它正向我袭来，就好像我的内在正自动地空出了一个位置，又裂开一条细缝，以便承接那正在到来的悲哀。而此刻，那悲哀正由内向外渐渐扩散开来，占据着，填充着……一直延伸到我轻轻敲击着键盘的指尖──每打出一个字，彷佛都是一种无时态的告别。因为，就在我被那类似坍塌般的感受所引起的迟疑里，一个简单的事实摆在了面前：已经编好的这些诗，在透过编辑向我要求一篇序文的同时，也就不再属于我了。它们将属于一本书。所以迟疑。
　　迟疑就是指头悬在空中，欲言又止……
　　序文吗？
　　它更像是在本已虚空的内壁上再挖一个洞。
　　我想不起下面是什么词？
　　（是归林之鸟终将惊叫四散吗？）

８
　　仿佛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二十年，也全部被取了出来，被拿走，被放进了一种叫书稿的东西里，录入……再作成菲林，ＰＳ版……要交给那等在某处随时准备印刷它们的机器。那带巨大滚筒的机器甚至要求万物皆变成书。它浑身铮亮，牙关紧咬，向着一个固定方向卷动，顽固而准确地吐着它的长长纸舌，要把「我的诗」印成「一本书」。要把我，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署名。要把我的诗变成我的署名的幻影。去到纸上，奔向不同的书店和书架。
　　只剩下孤独，和那正在到来的，未被体验和表达的一切。
　　世界须合我意，你说。世界必合我意，你又说。
　　但世界正相反。
　　世界说，你，你们需合我意，否则，毁灭。

９
　　还是让我们回到诗本身来吧。
　　一首诗，到底有多少是属于，和不属于读者的呢？
　　这很难回答。
　　而一首诗到底又有多少是属于，和不属于诗自身的呢？这更难回答。
　　按这一句法，还可以继续问出更多的问题来，比如：
　　作者／读者／这本诗集……到底有多少是，和不是……？
　　一首诗向诗自身要求的是／或不是（／作者／读者／词，句法──）一个跳动的心脏，还是／而是……？
　　一首诗，一首诗的心脏部分，要求着词，句法，……。和它的，一个以上的作者？
　　一首诗向诗自身要求的是作者的才能还是读者的热情，抑或是冷漠？
　　然而，是与不是？皆不可问。
　　因为一个诗人的命运可以是，也可以完全不是一首诗，或一本诗集的命运。诗自有其自身的命运。一种「自有」。但一首诗，或一本诗集，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命运。像一种力量中心，透过纸张和时间，使人「去成为那样的人」。又从「那样的人」的命运里吸取诗，这大约就是诗和诗人的传统吧。书与人毕竟不同。比如，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去过不同的生活，而一本书却能成功地代替人做到这一点。你将被许多个你所代替，正如此刻一种叫迟疑的想法代替了许多从前的想法（如，虚荣？等等。但又是什么在令我松手，要交出去？）。但这些文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应被看成是──比如，我为某种原因而在自己的私人物品（飞行器？不！）上预先留下的──种记号。这记号似乎也从词学会了对自己和世界的双向的试探。
　　我在写作中渡过了二十年，而这本诗集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１０
　　诗一旦从手稿里独立出来，就成了一本书的内容。作者被逐出了自己的诗，只留下署名。他甚至被排拒到那些陌生读者之中，完全成了自己的陌生人。诗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作者和读者。意义的特定来源将被新的延续的来源取代。这很像是一座有许多房间和门窗的房子，它本完满──构成它的一切之间本有着和谐而确定的关系，可以绝对向外敞开，或彼此敞开。而现在，有些部分却关闭，甚至永远封闭了。它形成了残缺。而阅读就是打开，修复，填补，扩建──要重新达成敞开。一首诗因此而有了自己新的，不同的作者和读者。而最好的读者总是那些重新创造了作者，并认为自己就是「当然的作者」的人。当然，他们并不一定是特定的。诗人总是不断被自己的诗背叛，又不断被要求──「给出新房」，以表明自己仍是一个作者。

１１
　　一个诗人也常被要求朗诵自己的诗。即，当众重新占据作者的位置。他通常会在那些耳熟能详，为人熟知的作品中加入一些手稿上的作品，开仓放粮，把尚属于自己，与巳属于书或他人的，混在一起。好像是在暗示着下一首诗才是最好的。对他人，也对自己。
　　我们都是自己的陌生人。我们的本质残缺而陌生，需要被时间逐渐赋予。而在时间这个令人绝望的概念里，若问诗为何物？往往可以换用下面这个并不新颖的比喻：一只漂流瓶中的文字。
　　它漂流了多长时间？
　　它从何而来？
　　它本来的给出者是谁？
　　给出者希望谁能读到？
　　……
　　这些疑问，对陌生的读者来说，巳不重要。重要的是，必然将会有人得到，并且打开，去成为一个特定的，也是任意的读者（而那个给出者却永远漂流在海上，好像他就是大海本身的漂流）。作者仅仅是一个署名。有时，他甚至连一个署名也没有，他是无名氏──绝对的完全隐匿的作者。
　　下面，我将要空行，留出一点空白。一条界线。代表我和自己，和读者之间的隔阂──片汪洋。我站在岸边，注视着那想像中的空白，空白中的船和波涛，就像一个徘徊沙滩，自以为必然会拾到漂流瓶的陌生人一般。
　　现在（请注意！），我巳越过空白，来到那艘想像的船上。
　　松手，一只漂流瓶就落入了大海……它，随波逐流，正远我而去……


（２０００年９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