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是充满技术的。它们早就不是司格特式的，需要解释。正是这个原因我愿意写下这篇文字，虽然来自于某官方机构的态度是“不值一评”。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即使写得不错的小说也不会人人喜欢，小说这种文体本身就意味着多样性。

　　对于一个不经常阅读小说的人，或者说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小说写作技术的人来说现代的很多小说都是十分费解的，比如那本著名的《洛丽塔》。很多人会误读为是一本讲变态情欲的故事，但实际上，它是一本为语言而写作的著作，这本小说和作者在此之后的《微火》没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一种展示叙事技术，语言处理的小说。在这里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误读甚至发生在这书的作者也就是纳博科夫的朋友之中。是格莱厄姆。格林，另一位写小说的高手，发现了《洛丽塔》的真正价值，这小说才广泛地被阅读。我写了这么多废话，还是要强调小说并不是那么好懂的，即使是很优秀的小说。如果你没有弄懂某本小说，可以放一放，而不要轻易下结论。

　　谈到怎么写的问题，我想按我的理解，解释一下叙事的基本道理，叙事的成功最重要的取决于你对那件事有多了解，所以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认为小说家应该具有历史学家的才能，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十九世纪初的小说，它的特点是细节丰富，法国的另外两个作家雨果和大仲马更为有力地把戏剧引入小说，这实际上就是十九世纪的贡献。直到今天，全世界还有不少作家按照这个路子走，也写出了不错的小说。

　　现代派小说起源于俄罗斯两位大师的作品，这是我本人的看法，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他们两人的作品可以说达到了叙事艺术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今没有人超过。每当我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就象欣赏俄罗斯体操，无可指责。但是他们的作品各自也有缺陷，托尔斯泰的局部非常好，但整体性有问题。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整体性非常好，局部，怎么说呢，也不是不好，只是太个性了，别人学不了。

　　这时候出现了在小说史上的另一位大天才，也就是乔依斯。他试图占有托陀两位大师的优点，使得小说在局部和整体都达到最佳，他几乎成功了，他的小说象老托尔斯泰那样细致入微，在整体上，比托好，具有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戏剧结构，实际上他是通过易卜生达到这点的。但他的小说太晦涩，这也就是意识流小说的来源。

　　高行健的小说，还不是意识流小说，他的小说大概属于意识流之后的一种变体，也就是法国新小说，或反小说。意识流小说是高智力高激情的，而新小说仍是高智力却不高激情，具体表现为他的意象不如意识流小说那样密集，比较乔依斯和格里耶，一个极热，一个极冷。

　　法国新小说实际可理解为是现代派，或先锋文学的一种消解，有些后现代。所谓消解是指一种反动，比如一段时间人都喜欢红色的衣裳，下一个时间的喜好必然与之相反，我认为这就是后现代文学的价值，也是它的局限。它取决它的前一个，它的前一个越强，它本身就越有意义。但是在给人的阅读快感和文学品质上意识流小说要好于新小说。诺贝尔文学奖曾经授予西蒙，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靠近意识流小说的新小说作家。这一次的高行健也是，

　　看这种小说，看的就是语言，最棒的例子是《尤里西斯》《追忆似水年华》，西蒙的东西也不错。我本人听说高行健获奖时很兴奋，因为我也正在尝试写这样的东西。在写作上这里面有个难点，也就是汉语。我很想看看老高是怎么弄的。

　　现代汉语，也就是五四以后白话文，本身就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东西，所以这里有些难度。五四的时候，徐志摩曾模仿乔依斯的写法，去掉标点什么的，结果被人误以为反对白话。这个故事说明，意识流小说在汉语中实现可能会遭遇的困难。

　　八十年代，南方的一些作家，曾经探索，而且相当成功，比如孙甘露，余华。但是随着那个历史事件，先锋文学夭折于八十年代末。

　　高行健的小说《灵山》也属于这样的探索，它本身仍带有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些特征，总能看见某些外国作家的影子，但这不重要。对中国文学整体来说仍很有意义，因为在中国做这种尝试的人并不多。时间已到了二十一世纪，乔依斯普鲁斯特早成经典，而在中国却缺少与他们写作技法的相当的文本，也是怪异。从上方面讲，高行健的探索是极具价值的。

　　高行健比起孙甘露，余华等强的地方是他对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研究，或许和他擅长戏剧有关。

　　关键是他的语言，他的语言相当好，绝对纯正优美。但这仍然不够。写新小说并不需要语言大师，但写意识流的人却必然是语言的大师。很好，但是还略差点，这是我的感觉。应该更大胆，击碎汉语的句子，击碎汉语的字汇。

　　九十年代之后，大陆小说家实际已停止了对叙事语言的探索。在叙事方面，取得非凡进展的来自于诗人，这也是我本人的意见，于坚哑石张枣臧棣在启示着人们一种新的汉语存在，它可能更适合写出中国的新的叙事文学。

　　我最近总想到那个发生在魏晋时代的故事，某文人去走访他的朋友，但到了那地方，他没有进屋，而又原路返还，人问其故，他说已经尽兴了。这种意思欧洲人能懂吗？能传达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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