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典发布的诺贝嫌文学奖的新闻公报中看到了“授予”中文作家和中文小说这句话时，我最兴奋的是高行健用他独特的叙事性语言，为汉语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不再是什么尝试阶段了。
　　本世纪第一个诺贝蒽文学奖颁发给了中国文学，开始了汉语文学与世界其它语种的沟通交流。这个可喜的开端使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和政府感到痛苦，像是就要到手的新娘像嫁给了寄居的狗子，他们一反这几年高叫的爱国主义，骂高行健入了法国籍，因此也不祝贺法国有个中国作家给汉语文学拿回了金杯。这种不宽容的心理主要是太无知了。因为他们总是以为有一拨强大的作家代表团，拥有男女老少作家达几十万人，参加竞赛的从年迈的巴金到中年的王蒙和年轻的苏童，而且自认为风格和专长都具备了国际水准，就可以获奖了。但诺贝尔奖是个太个人化的奖，我们最好是从高行健获奖的两部作品来分析获奖原因。

　　长篇小说《灵山》是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文学素材的。一九八三年。他回南京的家躲运动。去医院看了一次肺。还拍了Ｘ光胶片。医生诊断他己患了肺癌，而且是晚期了。他告诉我说，当听到死亡的恐惧和惊慌以后，他对时日不多的生命一下子清楚了，他决定荡游人间，寻找被社会强加在体内的生存方式，寻找传统和原生的生命本质，从中发现自我。这些经历他说要写一部长篇。
　　在小说和经历之间是要花大功夫的，作家不能把经验直接写在纸上，它的危险是你无法对角色客观的处理，包括自己那点可怜的时间范围。只有等时间的距离给我们留出一片想像的空间时，再去调整时间和事件，才能远离现实而更接近文学的真实。
　　等九二年行健把出版了的《灵山》给了我那天，我还是飚心他太□急。一个星期以后我读完了它。虽然十多年来我们的聊天的话题都写在了里面，但又都不在。高行健完全在叙述语言里重建了一座灵山：那就是，人类自古至今都走在寻找家园的路上，都在漂泊之中。而逃亡现实的控制，把往前寻找变成了往后撤退的途经，从而跨入了抵达生命本原的经历，完成了一个作家不仅在自己的痛苦里看破红尘，而是宏观地面对人世的悲伤，去倾注对人性的关怀。叙述者也消隐在语言里，而语序的自由更模糊了作者的人生观，突显了历史和现实的纠缠。读一遍不容易理出头绪。好在我了解高行健的性格。他是个极内向的人，为了叙述的冷静，他把层次分成你和我两部份。以便用虚构证实对自我的怀疑。人称的变化使观察的角度也变了，因此，事物的看法也变了，甚至内心和现实的默契也变了。小说里的主角大都没有姓名。只有一段构成身份的经历。正如普鲁斯特的手法：让不清楚的叙述者的年龄和外貌，重现在被叙述的眼光里。强迫读者走进叙述者搭好的空间，去发现人物的真相。而这真相由于叙述者的不可靠，你只能更信任书中出现的人物。那么小说便更真实了。高行健很清楚，一不小心故事就会变质为可理解的生活层面，从而失去人性在社会价值之间的位置。他一直在试图再现生命的特质。在思维的美感背后，引出了做人的骄傲，哪怕是变态和下贱的。因此就有了平凡的高尚，一点做人的理想，和冷漠的怜悯。
　　《灵山》冷静的文体，最能唤醒我的感受，是叙述者本人的处境和对寻找灵山，又不信任这寻找的意义的空无。在寻找灵山的终点，寻到的是一位同样在寻找破碎的人生价值的女护士便是说明。在那里，作者暗设了一条没有彼岸的河，他和那姑娘都只能在这岸边苟且偷生。而且他一再描写，人越是亲近，就越走向疏离。无论是文化馆的姑娘，还是从道观被赶出来的道士，人，都只能在遭遇中认出对方，那遭遇又本身就是生活的无奈。
　　《灵山》也是一部个人面对一切压迫所做的精神控诉，是写作者唯一的逃遁。他只能是一个后退者。小说的主线是叙述者在云贵川的穷乡僻壤往前走，心态又是往历史甚至原生状态回归。作者企图在灵山里表达现代人感知的多层次和语言流动的方式，也是荒诞与现实的呈现，而不是意识流。如赵毅衡早前对《灵山》的评语：这部长篇巨作为中国文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体例，无法以绳墨规矩论之。全书才气狂放而笔调细腻，亲江湖而疏儒生。
　　高行健在犀利地解剖自我中再塑了一种新的叙述形式。他的古汉语和当今的口语己经轻而易举地驾驭，离开母语环境并没有使他的语言变得贫乏，反而更精致了。也没流外丧志，西方文化反而刺激了他对方言，四川话和吴语的使用。使小说写得能触摸到现场的情境。想像力也净入深髓。


　　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的标题，说出了作者又一次将自己的经历作了素材，回到同真实社会的联系。高行健不但不回避现实，而是直接从个人经验入手，开始了对国家民族和极权社会的质疑。作者依然把自我一分为二，没有神化自我，更抽走了自我的位置。的确，在一“嚎叫”我们的野蛮时代，我根本不存在。
　　高行健说过：作家如果写出一部极为现实的小说，哪怕就是反映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如果写得很好，确有当今人的感受，我们也没理由认为它是过时的。现代性并不一定是个新形式，是真实地在你的创作里。
　　他描写的主人公的遭遇，几乎就是他个人的经历，甚至是自传。他本人就是活在创作里的人。以至于这两年来不断听到他说，真难写下去了，写完这一篇再也不写了的话。
　　我听了也只是应酬两句，环境把语言变纯粹了，换换脑子。我明白。
　　心里面我俩也都清楚：没有可能不写，就像没可能不吃饭一样。创作和回忆交换时间的过程，一点都不享受。因为它是一次对自我的质疑。走进那么肮脏的记忆，没法不痛苦。这是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独裁统治的人的生命经验。作家突利莫·勒委，写完他那本无情的见证<要还是个人的话>便痛苦地自杀了。从纳粹手里活下来的犹太人，没有几个敢走回记忆的，作家不断在和自己的记忆冲杀。以图解放自己的人，这种带着记忆生活的动物，哪怕身处西方的自由社会，也会时时被极权政府害的呼吸困难，因为梦从来不会出国，它无时间的存在。
　　《一个人的圣经》从九七香港回归写起，叙述者与一个犹太女子相遇，进而引出了对大陆生活的回忆。也是用了你的现实和他的过去来叙述，我被过去和现在弄丢了。
　　你：是现代时，表述了你在海外的生活。自由以后，人依然无法还原为自我。
　　他：在过去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令他失去对信仰的激情，他参与疯狂的大批判直到自己也被批判。然后又是逃亡。其中他的一次婚姻的过程。也放在了历史的大背景下。展示出畸无形的情感创伤。在充满枪炮声的小客栈里。他和一个无处可藏的女大学生结合了。两个充满恐惧的男女，被社会强逼在一起。作者用了他诗意的语言把龌龊的现实再现了。
　　我们命中是被牺牲了的一代。说这句话的女大学生倩，虽然和他合法地成为夫妇，仍然是被损害者。最后她精神分裂了。小人物没有可能逃出独裁政权的恶运，无论小说里的知青孙惠芬，还是看透官场政治的陆书记，包括造反派大李和老干部王琦也都是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
　　人处得越黑看得越亮，站得越低看得越高。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不仅把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牡灾难写得极为真实，也把中国人性写得极其真切。我明白这样的写作过程近乎自杀。特别是他的老婆倩，由知心人变为同床异梦的敌人时，作者描写得淋漓尽致，叫你深深地走进他内心的绝望和恐惧里。那几乎是中国每个家庭，都刻骨铭心经历过的悲剧。基调凄凉，也毫不悲壮。他笔下书写的历史更没有回避什么，而且充满了剖析。他看透了压迫人的无法无天的专制，也受够了被压迫者的麻木不仁。从造反派到逃亡派的过程，仅用他一个经历者－－在狼群里披着狼皮的一只羊的眼光所见，己足以揭示了铁幕社会人性的残忍。在一个缺乏同情的社会，你只能信任自己，而自己也被瓦解了。无情的共产党不但毁灭了传统文化，也把中国的人性改变了，至少有三代人的精神气质己经废了。
　　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但至今也未造出更文明的社会。
　　高行健在语序和主宾语的自由任意中，在对话和自言自语以及梦境和现实不断开的叙述上，常常把时态的观念在语气中表现出来。他把现实经验直接引入小说，这不算什么创举。大陆现实的荒诞早日超越文学的本质。关健是他给了现实以传奇化的移置，也把汉语的长处发挥得很充分，抓准了对自我的怀疑，对现实价值的质疑，使他的叙述者－－精神个人主义者，就具有了穿透力。
　　虽然这两本书都由于打破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台湾一年也发行不到一百本，但他用心灵自由写作的目的实现了。也没去讨好任何读者。像普鲁斯特一样，全世界也找不出一百个看完了《追忆》的读者。起码至今我还没有碰上一个读完他长篇的人，但他的写作意识确影响着每个时代。
　　出国以后，外在的环境变了，作家和语言的关系就一下子突显出来。你必须忍受文化断裂的孤独。你必须重新审视自己以前对语言的滥用。渐渐地漂迫在外使思想赖以存储的语言仓库也变质了。作家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勇气。就像是在一个不知道扇子的城市，你依然抓在手里拿着上街似的。需要一种坚持。高行健的忍耐最终使人们信服，中国文学能达到的世界文学的水准。


　　高行健代表中国文学获了奖，正说清楚了中国文学不仅仅是中国大陆文学。 目前，用中文创作的作家遍布全球。而大陆的文学只是中国文学的其中一个地区。由于大陆仍然处在人类最不文明的，也最落后的极权式社会，做为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最没前途的。更不能算是这个时代的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虽然它以宠大著称，但文学不是奥运会，弄几个小少女拼命锻炼就能拿金牌为祖国争光。文学完全是个人化的思考，也就失去以数量代替质量的可能，那么中国大陆为什么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　市，而且只是文学，不是化学，数学和物理奖，是需要分析的。
　　今天的中国大陆是地球上少见的独裁国家，那里有强大的武装警察和文化警察。一切报纸电视，一切供成人和儿童思想的书刊和联网，都配有专业水准的审查人员。正常八小时上班工作，去消灭个人思想和可能出现的反对者。难得有一二漏网的思想冒出来，也立刻查封和撤职处份或党内记大过。抓走的当事人一般是电台主持，杂志副总编辑，参加工作才半年的记者，印刷厂厂长，但没有一个作家。可以肯定，在这个社会能公开发表和获了奖的作品，即不会有思想也没什么不同观点，这种大环境中从事创作的作家群体，在有限的自由里，仅仅是玩形式和玩语言或写写过去而存活着。老作家在八十年代还表达了时代的愿望，聚合了人们的情感，把社会推向了思想解放的前沿。今天也大都成了审美霸权的核心，强调着民族－－国家认同感，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化。先锋派普遍做不出有力的表现。他们暧昧不清。为了掩饰江郎才尽，忙着给自己贴新状态，新体验，新都市，新乡土等标签。中间稍聪明的也只有个人的文笔风格，刚够寻找些不得罪政府的体裁，写成作品发表，弄好了还能获个共产党的奖。晚生代最有才华的朱文，何顿，韩东，邱华栋，东西，鬼子等虽有勇气面对无所作为的生活现实，但都在表面上犹豫不决，无深度和平面化。旧势力阻止了新思潮的突围。这些作家的小说在那个地区自成一体，有读者群和作品讨论会，甚至还有一批下个月没准就下海开国际开发公司的批评家等。但和国际社会没关联，甚至和正常的中文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也没关联。他们创作的小说缺乏时代感，作品也没现实感，不仅出了国的人不再看了，翻成外语更没人看。
　　至今为止，西方市场上最能流通的还是张戎的《鸿》，还有顺着张戎涌出来的一批专事诉苦的妇女们写的家事。可惜那都不是文学。高行健，虹影，哈金等小说刚敲开西方书店的柜台。其中只有高行健配合了他的戏剧和水墨画占有了市场一角。其它张贤亮，王蒙，苏童等大陆作家，仅仅被一些汉学家翻译出版了。那只不过是在大学范围内流通。还没有什么大陆文学像拉美文学那样，在西方书市上正常出售。更不要谈想获文学奖了。而高行健的近三十部法语的戏剧不仅在全世界年年上演，他的两部小说翻译出版后，早成为法语国家的文学大事，被称为法国出版界历年来最厚的一本文学巨著。加上评论界的关注，己使高行健成为画界有中国的赵无极，文学界有中国的高行健的评价。读者群体己形成。
　　那么，为什么大陆作家有故事有风格又有形式，确得不到认可，另一原因主要是缺少了作家的个人魅力。一个活在专制齿缝里的作家，人们会希望听到他的言论看法多过他的小说。更多的是欣赏他的思想和人格，甚至一个理想。人们期待作家能诉诸个人的真实感受，对当代的事物有参与。起码有情感上的关切，从而也给读者一些自信。这种关切和道德责任是分不开的。连练法轮功的人都知道，面临政治压迫，不能不抗议。这在大陆作家群里从未出现过。他们没有个人反思，没有个人行动，从未有一个作家犯错误进了监狱。更没有批判或建立一种文化规范，使共产党收敛些。他们习惯了让思想睡觉，更看不到批判自我的激情。他们总在说文学超越了政治，其实是钻进地里躲过政治。缺乏高行健的　人的处境产生人的精神－－个人对集体精神的催化，进而令精神深度成为进步的可能。大陆作家没有给中国任何东西，还不如东欧国家的作家，起码给了他们的民族灵感以及走向道德的力量。
　　大陆作家为了能在专制下过日子，都成了不能说出观点的哑巴，他们的作品可能有鲜明的立意，像王安忆的旧上海，刘震云的大苦大悲，也可能跟活人遇到的困境有一点关系，但不是严肃地改变生活，更不会改变现实。即没再现主体的意愿也没虚构的能力。
　　我们从老作家巴金那里，只能读到些良知，这一点，是正常社会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常识。
　　从王蒙那里读到了犬儒式的小人物，学习人该怎么忍气吞声地过日子。
　　从余华的小说里读到人的可怜处境，读不到作家的个人心情和勇气。倒像个冷面杀手。
　　从格非那里读到的是语言的迷惘，但造作的模仿先锋使语言失去了文采。一味的虚构和玩形式也毁了想像的能量。
　　从苏童那里只能读到些湿乎乎的脏故事，也不知道他活在哪个时代里。想和谁共鸣。
　　从邱华栋的城市空间，韩东被动的平庸化生活和朱文的照相式写作等一代的作品中，只读到些盲目的试验和没成型的人生哲学。随意的感觉碎片，然而也不能对丑恶提出批判。
　　从女作家群体那里，读到的大都是些白日梦式的写作。她们自恋自己的三围或者头发，习性，品质，和自造的女人风采，试图替代现实的欲望。
　　只有残雪具备了现代作家的功底，对人性有独特的分析力。但她找不到个人对整个社会的立场。照样荣获极权社会颁发的省级劳动模范。她也没有诺贝尔奖要求的人品。这使我想到东德的作家沃蒽夫。她得遍了东德所有的文学奖，也得了西德和欧洲的一些文学奖。报纸评论她将要成为第一个共产国家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可惜东德消失了，她的人格记录被爆光，也随着她赖以生存的制度消失了。怪不得东西德合并的前一天，她堵着往西德涌去的人流，叫喊着别过去。
　　其它九十年代出现的屈服于商业化和后现代的小说，在专制国家虽带有反叛意识，但到了西方社会，商业就是商业，和文学界无关。
　　大陆的小说里读不到作家的灵魂，在这残忍的现实上空痛苦地回荡。这样的作家和文学是有缺陷的，而且是根本的缺陷。那是心灵随着腐烂的社会一起腐烂了。
　　优秀作品都是带有原创性的，它的主要动机都是对理想社会有见解，对人在被别人做了什么，提出怀疑，更是对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不公正的挑战。目前哪个大陆作家具备了？
　　诺贝尔在遗嘱里明确表明，他的钱是发给： 在一个理想方向上的最杰出的作品。 是发给为人类入带来了巨大益处的作家。大陆作家们的作品里都没有作者的灵魂。这正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特征，它只给人类带来害处。颁奖者没可能糊涂到把足球奖颁给乒乓球的。制度的荒谬使活在其中的作家们更荒谬。他们以为文学没国界也没标准。文学奖和数学奖一样，是需要创作发明和成就。
　　分析极权社会的作家，可以发现人类的伦理道德和文化思想的真相，以及被意识形态扭曲了的作家的生活和社会关系，这比研究大众心理更准确。因为这些活材料都是社会精英，大部份就是共产觉党员。他们从事的写作，其实是为党工作的一个工种。以工龄和技术专长分有不同级别，我亲眼见过一个作家把印有一级作家的名片毫不脸红地送给一个人。无法想像一个纳粹党员那样做。这些官方作家大都备有一套与上面和下面为人处事的能力，讲的和做的肯定不统一，出国说的和回国说的完全两个版本。真的和假的故意装着不懂，一边读着他描写的人被权力所迫害，一边说六四的大屠杀是对的。我见了太多这种全无职业道德的大陆作家。高尚的理想和诗意的理想，作家所具备的对知识的诚实，在大陆作家群里还不存在。更别提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倾向：是对宗教皇权婚姻和社会秩序，采取一种挑战的态度。是无政府主义式的。它希望通过批判，使人类的思想更开放和自由。
　　这一点高行健做到了。他的小说戏剧都充满反思，追问和挑战，而且他也在文学之外宣称：有生之年决不回极权统治的所谓祖国。这是一个作家起码的人格精神－－你不能没有观点，什么都萎缩。
　　大陆作家群体不仅仅是傀儡，有的己变为投机分子，像巴金，舒厶，张贤亮，贾平凹，韩少功等都是党的高层领导，直接消费着完全没人民参与的特权。不愁下岗。他们不是被动地住在天鹅绒监狱里（哈拉兹蒂语）。物质生活的改善，权力的满足感使他们成为制度的得益者。哪怕外在制度（思想治罪新闻检查对公民随便欺压）被瓦解，他们也会以知识分子或文化基因遗传的角色，充当内在制度（己习惯地与狼共午）的延续者，使极权仍保持着有效性。引进经济并没令专制改变己说明这内在制度的生命力。要明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局面将沿袭下去。假如大陆人都在逃离专制，剩下的大概只有共产党头目和一群作家了。从前的文人用难得糊涂，现代的作家是真不糊涂，但极权制度产生的作品在文学史或美学领域是没有位置的。


　　文明社会是指道德法律系统的完备，西方的民主制度显然是时代的趋势，不在那个时代时间里就像在剧场之外。共产党是上个世纪的产物，混进这个时代己经是行将就木，只不过为了经济利益，残暴转入伪善而己。因此与此制度同生的文学也将自生自灭。除非是能脱离极权环境之外的思想者。高行健早己溶入他生存的社会。他说过，做一个世界流浪者有什么不好。
　　封闭的社会的思维方式总是手插在自己的肛门里。自己陶醉自己。我们举二个文化差异的例子：
　　江泽民一个人在观看国庆典礼（听说花掉了几十个亿，群众连从门口看一眼都不准），其目的是向全世界宣称中国之强大。但到了西方这都不算新闻。也没被人看到。
　　中国人为收回香港全国人民齐欢呼。最后一个统治者彭定康溜走了。终于洗了百年国耻。但在英国电视猜奖比赛里，谁是香港最后一个总督，是一道难题，猜对了可中奖六万英磅。
　　大陆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悬殊太大了。大陆文人是被装在一个网里鸡群，个人的判断力早己匿名。由中宣部和文化部提名。要被拔毛还是油炸连自己都不知道，更别提能下出独特的蛋了。
　　西方作家从来都在自己独立的鸡窝里渡步。作家韩东说，为什么西方作家面向中国时，目光落向古代？而我们则对当代文学更感兴趣。
　　回答只能是：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文学。西方作家要看也是社会主义的东德和苏联，而且根本堆在图书馆无人看。中国作家感兴趣的西方文学，是因为它是当今的文学。不看也得看。包括现代艺术，现代哲学也都是西方文化。哪有学古汉语的不看古汉语？另外，西方作家读古代是因为作品本身的吸引力。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是《圣经》，排第二位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光德文译本就一百多种。有思想的书自然在人类的文化里流传着。


　　中国文学的另一类是流亡文学。这概念是暂时的。当大陆独裁政权瓦解，流亡也同时消失。这批作家没有在大陆时期的政治压力了。远离了对手以后，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实现。靠着反叛没有独立思想的写作，很难进入更高的文学境界，离开母语环境也使语言和智慧变得贫乏。完整的个人现代意识在极权下长大的作家身上几乎是不可能有的。他们大都做为被极权迫害的活样品存在着。像插在水里的树枝，一时也死不掉，也生不了根。
　　逃亡出来的作家大都是些被吹散的沙子。有原创性的作品出现也是大海捞针。时代和内心时间的错位，你就不仅要调外在的手表，还要调内在的时差。因为只有重组记忆，重新做人，才能认出表达自我的中文语言。这真要有一种对语言的信仰了。
　　由于都是在专制中长大的真空人－－即没传统文化也没现代意识。女人们只好忙着买旗袍包装身体，男人们连渡假也不敢脱掉西服，生怕被指认出异国身份。 还摆脱不掉背开离乡的罪孽感，如父母在不远行，还要每天强迫自己学习适应西方的文化生活方式，作家便很快放弃了不实际的中文，忙碌在实际生活里了。
　　暴政的灾难不仅是当政时对非共产党精英的灭绝，也令整个民族文化在每个人身上都枯萎。杀光一切反对者，是共产党几十年的人生理想。晚年的毛泽东终于松了口气说，我们消灭了一个阶级。也就是说，杀干净了一个社会阶层，当土地变成沙漠，再种什么也长不了。
　　高行健又是个例外。他既没语言障碍也没生活压力，娴熟的外语刺激了他对汉语更深入的把握。他的水墨画每年开展。收入足够他不考虑稿费而写作。对他而言是直接进入自由境界的最后一道门。他说，发现自己依然是个牢笼，一个僵死的规范的语言牢笼。你只能在里面跳着，直到有一天感到一种现代的。独特的语言为你打开一条灵感的通道。而他两部长篇确实自然地展开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印像和对生命的真实感受。他从不在意外在的形式。他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什么实验文学纯文学都没意义。你不能因为是什么文学而写，文学就是你在此刻找到自己存在的一个理由。流亡生活凸显了一个作家的个人勇气。他的成功证实了流亡并不是失败。而是走进人类共同能体味的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台阶。
　　高行健的思想一直是开放的。他反感所谓的爱国意识，也反对任何一种民族主义。他说，我也不愿意认同法国文化。右派政党上台以来，民族主义气味很浓。我很反感。也极不愿意认同这类的法国文学。作家无论坐在哪只船上，都一样是面对着对大海的批判，哪怕随时被改变位置和冲翻。
　　大陆文学还没走进时代，它正处在文化的童年期。如果专制不垮，它就会长成个侏儒。他们还不习惯对内心的倾听，也就切断了和真实的交流，切断了和人类能共鸣的小说出世。


（２０００．１０．２２）■〔寄自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