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看书有个毛病，就是不爱看市面上流行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大众喜欢什么，我就反对什么。有位朋友因此说我有贵族情绪，应该到社会上去洗洗脑。朋友的这句话我不太喜欢，但道理是对的。一个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欣赏品味，但不能走极端化。大众喜欢的东西当然有坏的，有的甚至非常之坏，比如说法轮功和小燕子，但是也有些不错，流行有它真正的道理，比如我接下去要谈到的王小波。 我的朋友在批评我后建议我看看王小波的作品，我知错能改，立刻执行他的建议。最早看到的是他的一个短篇集《地久天长》，看了之后很喜欢。从此我成了王小波先生的追星族。只要是他的书，我都毫不吝惜口袋里的钞票，什么《青铜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什么《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就这么哗啦哗啦，不到三个月功夫，我就把王先生的遗著全部读光。现在，我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王小波迷，如果以后国内有谁想研究王小波，我很愿意和他交个朋友。
可是在我读完王小波先生的全部作品后，突然觉得有些不对。王先生一贯主张要思想独立，不能人云亦云，也正因此他的文章一贯幽默犀利，批评人毫不留情面。我很赞同他的这个观点，可是我发现社会上对王先生的评论，几乎全是赞美之词，少有新鲜见解。这一方面固然因为王先生的文章确实写得好，另一方面，我想可能也有为死者讳的因素。对于这后一点，王先生若泉下有知，肯定会不高兴，因为这不符合他理性思维的观点。就如王先生的小说，好的就是好的，它即使不发表，或者它不获联合报的中篇小说奖，它也仍然是好小说。而我们如果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只要言之成理，也不必担心王先生会不高兴。我读了那么多王先生的书，自以为应该算王先生的私淑弟子，所以我不惮为天下先，想在这里对王先生的佳作挑挑毛病。具体的内容大家一看题目就知道，是有关王先生和国学的关系。
在王先生的杂文集中，论及国学的篇章颇为不少，但观点基本一致。为了节约篇幅，我这里只列举两篇他比较集中讨论国学的文章，一篇是《我看国学》，另一篇为《智慧与国学》。我说给王先生挑毛病，并不代表我对国学的看法，和王先生有根本分歧。恰恰相反，对于王先生批判国学阻碍科学进步和智慧生长的本意，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不过我觉得王先生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犯了论据不足，只凭主观臆恻的毛病，所以他虽然满腔火气，劈头盖脸地批了一大通国学，但恐怕说不服那些顽固的国学分子。正因为如此，我想在这里为那些继承王先生遗志的先生们提个醒儿，如果他们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先练好内功再来打人，那可能更加有助于小波先生本意的发挥。
先说《我看国学》。王先生对孟子有个最基本的评价，就是说他“推己及人”。他的这个评价，我认为基本上正确。但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大道德家思想自成一家，扬名立万的话，恐怕推己及人是在乎难免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们说的东西本来就很抽象，论证起来自然不如科学原理方便，故而只能凭一己之见，揣度他人心思，如康德所谓自在之物，黑格尔论述绝对理念，尼采叫嚣超人哲学，乃至萨特宣称他人即是地狱，这些说法，其实都是推己及人。你王先生若是不相信这些说法，当然别人也无权拿刀子架在你脖子上逼你相信，但只要对方言之成理，你也不能不许别人这么说。比如说孟子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我也认为不对，但站在孟子推行仁义的儒家立场，他就只能是这个观点，只要他对杨孟的批判没有违背他的一贯宗旨，我们只能批评他的观点，而不能批评他的思维方式不正确。更何况我觉得，王先生自己的思维方式，也有点“推己及人”，比如他说孔子强调的礼和文化大革命搞的仪式差不多，我想这个看法恐怕也不是很多人同意，最起码孔夫子并没有要人“早请示晚汇报头顶红宝书”。而且孔子的说法是针对几千年前的春秋乱世而发的，王先生以几千年后的斗士身分对其大声吆喝，我以为多少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
王先生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爱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哲学家伦理学家。这个问题，他自己也很清楚，可是奇怪的是，他似乎根本不想改正，反而以此为荣。王先生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对文科知识分子有些鄙薄。从某种程度上讲，王先生的观点不无道理，我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有很多酸腐气，也很愿意拥护中国的现代化。但凡事不能脱离现实情况，王先生一厢情愿地要求朱熹这个大儒从井里看出几何光学来，这未免太不现实。这个任务，应该交给自然科学家去做。而王先生若因此而对哲学家伦理学家不满，未免太小家子气。譬如苹果从树上落下，哲人们感慨春华秋实岁月流逝，科学家则悟出万有引力，两者思维方式不同，但都是很不错的思维。附带说一句，王先生叹惜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这话说得很有问题，难道改进造纸术的蔡伦不算自然科学家？难道发明浑天仪的张衡不算自然科学家？（若说中国古代缺少专职的自然科学家，我倒是赞同的）还有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他们难道都不算自然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后科学发展的速度远胜我国，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用不着王先生一再提醒。但在此之前，他们的所谓宗教神学未必比孔孟程朱高明多少，而我们的自然科学，也未必就如王先生所说的一片空白。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我疑心王先生肯定是故意没有看。
在《我看国学》的最后，王先生认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就是人际关系，这个观点我很难认同。所谓国学，也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根据我粗浅的理解，最起码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语言学等。这里王先生将中华文化的主要部分跟孔孟程朱等同起来，这实际上是封建时代儒生的看法（其实即使是孔孟程朱，恐怕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人际关系）。他先按旧社会知识分子的观点将国学理解为四书五经，再用现代科学的观点对国学进行批判，这种论证的逻辑是不成立的。王先生说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的念，这句话貌似有理，其实是故意转移读者的视线。因为我们今天研究四书五经，是为了古为今用，而且研究四书五经的人，十分有限，绝不会影响国家搞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王先生看不到这一点，而硬要人为制造国学和现代科学的对立，这一点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甚至对人们研究《红楼梦》愤愤不平，这也让人觉得有些意气用事。研究古代学问的人，世界各国都有，国际上研究莎士比亚乃至古希腊神话的人不知凡几，晚辈后学末进，实在不知道这些穷教授究竟碍了王先生什么事，过着苦日子还要挨王先生一顿乱棒。大概王先生认为，所有的人都去学自然科学，都去学理性的精神，社会才能健全。但一个国家的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总要知道一点，对于人际关系也总要知道一点，否则就算头脑都象王先生一样有智慧，恐怕也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智慧不好，只是想接下去谈谈王先生对智慧和国学的看法。 在《智慧和国学》中，王先生把西方的智慧比喻为驴，把中国的智慧比喻为马，说驴子扰乱了中国的马群。这个观点，用于说明中国文明初次受到西方智慧冲击的情景是很贴切的。问题在于小波先生智慧一来，说话就有点像在跑马，他接着说东西方智慧的差别，其实是驴和骗马的差别。这就有点信口开河的味道了。我理解王先生的意思，原是说中国人视学习为畏途，所以体会不到思维的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果王先生说的是实情，那么他用语虽然尖刻，我们也无话可说。问题在于，他只是在瞎掰。
王先生虽然一再宣称讲逻辑讲理性，但有些话从他的嘴里说出，委实有些离谱，可能是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吧（我一直认为，他的小说写得比杂文好，因为小说不用对事实负责）。他的夫人李银河女士说过，小波先生是个浪漫的人。但浪漫的人讲起道理来，往往欠推敲。比如他说，“从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这话的荒谬之处显而易见，也不知王小波怎么敢这么说。中国读书人虽然说过学海无涯苦作舟，也不过为了让学生克服惰性，勤奋学习，但承认了这一点并不等于就说，咱们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把学习看作是坐牢。且不说大家津津乐道的苏东坡唐伯虎等潇洒人物，就说那些正统的儒家大师吧，我记得程颢在诗中就曾写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也就是说学道不必执着于外物，只要与人同欢乐就行了，我看不出这其中有多少苦的地方。至于研究学问过程的艰苦，西方哲人并不比中国大儒更少体验。维特根斯坦临终前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王先生对此很赞赏，誉之为西方智慧快乐论之典型。但维特根斯坦还说过另一句很有名的话：“对我来说，学哲学就像下地狱一样艰难。”
小波欣赏的另一位大哲苏格拉底则说：“宁可作痛苦的人，也不做快乐的猪。”不知王先生读了这两句经验之谈后还能不能快乐起来。 《智慧与国学》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狂妄自大，以国学为天下第一。应该说，王先生的这个论点，属于有感而发。目前确实存在着一匹人，有些还是令人尊敬的学术泰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文明的未来在中国。不过应该看到，即使是这些人，他们的原意更多地也只在于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为世界文明作贡献，那种全盘复古的观点，至少我是没有听说过。而且王先生批判传统知识分子，主观随意性太强，显得不够严谨，难免给人以口实。王先生原文中写道：“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这句话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其中隔了二十年的距离，至少在这二十年中，他老人家还是一直在进步的，而小波先生硬将两者揉捏在一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其二，即使是最后孔子说了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对自己的学问已经满足，而只是表明他的学问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苏格拉底认为：“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这当然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但孔子强调人生在世，应当不断进取，这同样是一种境界，跟狂妄自大好像搭不上边吧。况且孔子晚年还说过：“天假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的谦虚谨慎，绝不亚于苏格拉底。王先生接下去又指出，由于有了孔子，后世的人以为什么都用不着学了，全都患上了自满的毛病。这触及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毛病，后世读书人由于拘囿于所谓的圣贤书，思维是少了那么点活力。但我们也不能将这个缺陷夸大到极端的程度。王先生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多的，聪明得够多的，甚至巴不得自己要傻一些。”这种话明显是情绪性的话。且不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教养绝不仅限于儒学（受佛道影响较深的的人有很多并不把知识当回事），即使是儒学内部，对圣人和知识的推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董仲舒到韩愈到二程到朱熹再到李贽王阳明，孔子的学问被一次又一次地改造。李贽甚至说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显然，王小波的立论虽属有的放矢，但由于他对国学的态度过于偏激，他对国学的攻击并不得法。
在这里我还忍不住要对王小波提一个意见，那就是他的评论有时显得很不近人情。我读过不少怀念王先生的文章，都提到其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我读他的许多杂文，也有同样的印象。有时他虽然嘻笑怒骂，笔锋犀利，但可以看出其内心藏着一颗火热的心。但不知道为什么，《智慧与国学》有一个地方，让我读了非常地不舒服。他说他的阿姨有一个傻女儿，唯一的技能是缝扣子，所以经常对他喊：我会缝扣子，希望王先生跟她学缝扣子。但是王先生认为自己会缝扣子，又怕她的针扎着他，同时还认为她身上的味道很难闻，所以王先生决定不跟他学。行文至此，应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傻女虽然令人同情，毕竟不能要求别人跟她学缝扣子，正如正常人不必向残疾人学习怎么走路一样。问题在于王先生开始对此大肆批判。他认为傻女是个自大狂，稍微学了一点东西，就当作是超级智慧。他还将自己跟傻女作比较，认为自己比傻大姐要少一些自满的毛病；更有意思的是，王先生意犹未尽，接下去居然将罗素和苏格拉底两位大哲也拉来比较，指出两位先生身上一点也没有自满的毛病。
王先生的论述很幽默，本来是颇为轻松活泼的，可是我读了以后，却实在是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傻大姐之所以学了点东西就很高兴，是因为她先天智商有缺陷，学东西慢，因此学会之后就很快乐。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鄙薄的地方。可是我们的王小波先生仅仅因为她学的东西比较粗浅，而就认为她不应该那么高兴，她一高兴，王先生就说她狂妄自大。这种立论的逻辑，本人很难认同。众所周知，一个腿部有残疾的人，如果他１００米能跑到１４秒，我们大家都会为他鼓掌，绝不至于拿他和正常人比，更不会拿卡尔·刘易斯跟他比。否则就算大家都承认卡尔·刘易斯比他快，那也没什么光荣可言。同样的道理，王先生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硬要将自己跟一个傻姑娘进行对比，我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光荣的成分在。王先生举这个例子，本意是为了说明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认为国学就如同傻大姐所学的针线活，被放得太大了。但这个例子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国学再粗浅，毕竟也不是傻大姐的学问能比的。王先生要批评做学问的人的自大狂热，大可以举别的例子，而不必拿自家可怜的亲戚开涮。
总的来说，我认为王先生在这两篇文章中的论点有一定的理由，但批评的方式却很不确当，而且经常上纲上线，说一些轻率而不负责任的话。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最后再举一例。王先生在《智慧与国学》中说：“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这种论调，放在“五四”时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封建思想严重阻碍国家进步，革命者为了推翻旧政权，故意要说一些过激的话来唤醒民众。但在目前民众的心智已经大开，对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已有相当了解的情况下，再老调重弹就没什么新意，而且失之偏颇。王先生是个很聪明的人，但他有时过分依赖聪明，便容易说一些过头的话。王先生十分强调明辨是非，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先天优势，但其实明辨是非也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孔子就说自己直到六十岁才“耳顺”，也就是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就算王先生智商比孔夫子高，用不着等到六十岁，但经过一定阶段的学习总是必要的。我并不是要求王先生回到旧时读书人的老路上去，但批评任何一件事物，总要对它有一些了解，所谓对症下药，这个道理本不难懂。王先生有些杂文，如《花刺子模信使问题》《理想国与哲人王》《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立论精当，论据充足，给人迎头棒喝之感，也正因如此，当我见到王先生这两篇论国学的文章时，心中特别为小波先生惋惜。死者已矣，本来我不应再加冒犯，但想到小波先生写作杂文的本意，就是为了能让每个人都独立思考，而不盲目喝采，所以我冒味揣出这篇批评小波先生的文章时，心中并不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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