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些“前卫”作家大张旗鼓的以“另类”标榜相反，王小波以相对沉默的姿态在文坛上旁逸斜出，或许做出这样的姿态蕴含着太多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沉重，而王小波身后的蝶乱蜂狂又进一步消解和嘲讽了他不得不然的沉默，但抛开谬托知己者的鼓噪，摒弃沽名钓誉者的炒作，同时远离拒绝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式的孤高，保持在所谓“批评的距离”之外，静气，平心，把王小波的小说当作小说来阅读，我（们）发现，那就是当下真正的先锋。

　　“王小波之后无先锋”固然有出语惊人哗众取宠之嫌，但不容否认，王小波的小说确有一种拒绝被归类的可贵品质，单用“另类”不足以形容这种品质，另类固然有“个别的”之意，但终究是物以“类”聚，综观当代中国小说，王小波的作品确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它与众多貌似叛逆实则顺从的所谓“新新人类”小说划清了界限，它是对既存经典与写作规则的有意识的冒犯，既狂放恣肆又有条不紊，这种冒犯还直接针对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社会心理、伦理道德、日常生活、阅读习惯等诸多方面。我个人以为，一部作品是否另类是否先锋，就取决于“冒犯性”的有无。这种冒犯性，不仅是对后来的小说作者，也是对文学批评者提出的挑战。

选　　择

　　我相信，王小波提供的大量文本涉及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诸多命题：性与权力，Ｓ／Ｍ，同性恋，历史叙事，意识形态，语言哲学，存在，荒谬感，意义的解放……从这些文本中能够读出无数我们熟悉或者陌生的事物。大而言之，既有对历史记忆的召唤，又有对生命苦难的思考，更充满了对荒谬生活的荒谬的反抗，以及对“智性趣”理想世界的追求……小而言之，性的自然描写与政治隐喻，Ｓ／Ｍ中的权力关系，真正平等的女性形象，游戏狂欢中的意识形态批判，粗放与精致并置、介于透明与不透明之间的语言，理性思辨与逻辑悖论，奇诡的比喻与多重的反讽，以及黑色幽默、自由联想……凡此种种，在谙熟文论者的笔下皆可成文。我辈初窥堂奥，只能望笔兴叹。

　　之所以还敢对王小波的文本进行分析，全在于对其小说的浓厚兴趣，而并非因为从中观察到上述种种，乃至其他。在所有王小波的小说中，《万寿寺》并非是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我最喜欢的，甚至一度使我无法卒读。之所以选择它来分析，是因为我认为，它最具有冒犯性，最能代表王小波的小说观。

什么是文学？

　　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王小波这个问题，他在《万寿寺》中作出了回答。与扬言“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自命为“中国的别林斯基”的一批“黑马”不同，王小波只是淡淡的说他喜欢卡尔维诺，在读了《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之后更喜欢了。作为一个作家，恐怕王小波未必喜欢“中国的卡尔维诺”这一称号，事实上他也并非简单的学习和模仿，而是真正继承乃至发扬了卡尔维诺的文学精神。“轻逸”、“迅速”、“确切”、“易见”、“繁复”，在对这些被认为将长存千年的文学特质予以认同之后，王小波提到了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马可·波罗站在蒙古大汗面前，讲述他东来旅途中所见到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是种象征，而且全都清晰可见。……一般的文学读者会说，好了，城市我看到了，讲这座城市的故事吧——但他一个故事都没有讲，还在列举着新的城市，极尽确切之能事，一直到全书结束也没列举完。”（引自《卡尔维诺与未来一千年》）我们还知道卡尔维诺的另一篇小说《寒冬夜行人》，其中讲述了不同题材、风格的十个故事的开头，仅仅是开头。卡尔维诺要做的是：探索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性。王小波也走在这条路上，如果天假以年，或许会比卡尔维诺走得更远。

　　《万寿寺》里有一个关于薛嵩红线的故事手稿，可与《寒冬夜行人》相媲美。其中只讲述了一个故事，但却讲述了２２遍（不完全统计，很难统计完全），每次叙述从方式到内容都迥然相异，又隐约相关，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关系设置、情节发展、逻辑因果一次又一次的被创造，而后被颠覆，再创造，再颠覆……薛嵩建寨，薛嵩成人，薛嵩抢亲，刺客来犯，黄蜂退敌，宝塔救女……这些故事场景被一次又一次的描写；薛嵩、红线、雇佣兵、老妓女、小妓女、刺客（们）……这些人物幽灵般出没于叙述的迷宫，性格随着时间、地点、环境、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如同古城长安的鹅毛大雪，值物赋象，从风飘零，即令生死大事也随着各种情节因素的编排组合而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对于读者而言，面对《万寿寺》就如同面对充满交叉小径的花园，一切都扑朔迷离、无从捉摸，一切情感态度、道德判断、价值理念都被悬置，甚至被抛入明暗之间的尴尬境地，迷失在叙述的花园之后，读者也失去了自身的定位，阅读成为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尽情的舞蹈。我想我大体知道王小波想要做的事：穷尽可能性。于是《万寿寺》就具有了最文学的特质。首先是创造性，神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这就是创造，小说作者说要有万物，于是就有了万物，这就是自由，文学的自由。其次是否定性，通过对灰色现实的否定来展示对诗意长安的向往，同时又进一步否定了那个诗意世界存在于现实中的可能性，而对诗意世界的动人描述却又否定了庸俗的此时此地存在的意义与合理性，否定带来否定，悖谬产生悖谬，小说剥落了世界的斑斓外衣，超越了庸常的判断，破除种种知性的网罗，在天空与大地、阳光与雨水、理念与现象之间，呈现出本真的世界。这种本真的世界里面，流动或凝固着一种冷峻、深邃、隽永的冰川式的思考。

　　《万寿寺》提供了相互叠加、并置、拥塞的杂多意象，以其特质构成了对既成经典、文学规律以及阅读习惯的冒犯，既丰富了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又增加了解读的难度。事实上，统一、正确的解读是不存在的，对于真正的文学而言，任何统一的解读都是误读。因此我应当采取的解读方法是：穷尽可能性——就象王小波对小说所要求的。但事实上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就象王小波在《万寿寺》中百般挣扎之后不得已发出的浩叹：“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的走向庸俗”；就象似水流年，我们生命延续的过程就是丰富的可能性逐渐减少的过程，最后的可能性，只能是“坟”；就象王小波在另一篇小说《似水柔情》中提及的阿兰的书——“一本书不能把一切都容纳进去”……所以我所能做的，不是“容纳一切”，而只是提供一种解读（误读）。

肉　身　化

　　《万寿寺》并非用来说明“肉身化”的最佳文本。《黄金时代》中的性爱更宜于解释为自我与处境的紧密相连，所谓“真正的自我是处境”，荒诞的处境中产生荒诞的自我；《革命时代的爱情》中王二与海鹰的关系也适于这样的解释：生命的痛苦、冲突无法得到解决，通过曲折的变态的方法来化解不可消融的肉体；《我的舅舅》、《２０１０》中关于Ｓ／Ｍ关系的描写，可以理解为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引发对权力和人际关系的深层思考；《似水柔情》中那个动人的意象——五花大绑的白衣女人与刽子手在草地上携手同行，“脖子上预感到刀锋的锐利”，被侮辱和被损害与柔顺和美的奇妙混同，正可以揭示出所谓“贱民”的凄凉处境——只有在认贱的情况下，以受虐的方式才能享受爱情……然而《万寿寺》中至少有一个场景值得提出，即年轻妓女的被多次拷打，正象小妓女自述的那样，“这寨子里不管谁犯了错误，都是我挨打”。这一场景说明了什么呢？小说里作为对比写到了二战后法国人怎么惩办和德国兵来往的法国姑娘——剃光头发，这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批驳的“节烈救世说”——“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看来剃光头发作为惩戒不节烈的手段，还算是较为温和的了。中外似乎都有让女子担负起道德盛衰、天下兴亡之责的习惯，岂止中外，古今亦然，远有“红颜祸水”之说，近的就说“四人帮”中的江青，固然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罪不可赦，但也未必够得上作祸首罪魁的资格。这一场景的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挨打者的态度——“既然需要打我的脊梁，那就打吧”，其中的甘苦，旧中国的妇女该是体会尤深，那里凝聚着弱者的生存智慧与东方女性的温柔坚忍的美德。这种态度，与老舍笔下人物的“日本人厉害吧，架不住咱能忍”，与福克纳的“他们在苦熬”，与《活着》里福贵老人叙述往事的平静，与卡夫卡的“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的态度相仿，更进一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我们所有人的现实生活的基本态度。

平等的女性

　　红线是《万寿寺》中与薛嵩完全平等的女性形象，虽然她也偶尔谦恭的自称“小贱人”，但是滑稽敷衍、漫不经心、流于形式，完全是游戏的心情，与薛嵩的一本正经、道貌岸然极不和谐，构成温和的嘲谑与情意绵绵的反讽。红线作为酋长的女儿，有颇高的地位，难免刁蛮；是苗族的女子，未经文明的洗礼，尚存野性；既有一往情深的纯真，又有迷离叵测的心思。正因如此，红线才以其自然淳朴的天性、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其聪明果敢、美丽活泼和脉脉柔情，成为小说中的亮点，既是薛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爱的对象、性的伴侣，同时也是一面镜子，照见薛嵩的一切弱点，使这个男人身上的自大、愚妄、虚伪、软弱、无能和强烈的统治欲无处遁形，并给予针砭、关怀和疗治的药。红线这一与男子平等的女性形象并非个例，在王小波的小说中，红拂，小桃阿姨，小舅妈，我前妻……这些女性都与此相仿。

　　王小波没有也不会去高扬女权主义的旗帜，身为男性，也不能负上“女性写作”的美名，更不可能越俎代庖地创造出“女性话语”。尽管使用的是“男性话语”，但我认为，王小波做到了真正平等的看待女性、描写女性。这与某些描写个人隐私乃至内衣品牌的“女性话语”相比，在冒犯与媚俗之间高下立见。无论理论家怎样的阐释理论，“女性话语”的现实并不值得称道，它在叛逆的外表下依然如脱衣舞女般扭动着腰肢，诱惑与忍受着男性的赏鉴的目光，就象王小波笔下那棵人树嫁接的怪物，“只能够体味男人的爱抚带来的战栗”，但是“说不出话”，“描写自己”沦为一种变相的“被描写”，在看与被看，描写与被描写之间，没有平等可言。

性　描　写

　　不少论者都对王小波的性描写大加称赞，主要称赞的是“性价值中立化”，“性不需要任何理由，性就是自然的存在”。我无意否定王小波性描写的干净、率直、单纯和自然，这一点正是王小波之为王小波的品牌标志之一，我只是想提请注意，王小波的性描写也另有其复杂的一面。

　　我把其性描写一分为二：暧昧隐晦的，自然纯粹的。这一区分非常含混，十分的非科学，但科学性并非我的追求。以女性为对象的性描写，多属于后一类（老妓女是个例外），而前一类多以男性为描写对象，性在这里带上了神秘的面纱，显示出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总之是暧昧的隐喻性的意蕴。试举一例，薛嵩在老妓女面前长大成人，“她用像墓穴一样冰凉的手拿住了薛嵩的男根，开始说话（‘官人，你不是个等闲之人’，等等）。薛嵩不禁勃起如坚铁，并在那一瞬间长大成人了。”从此便充满了“建功立业”，“为大唐朝开辟疆土”的念头。联想到文中对老妓女的议论——“她并不是出卖肉体，而是供给男人一种文化享受”，领导的夸奖——“小王是个人才嘛”，以及“在这个故事里，男根、勃起，长大成人，都有特殊的含义”，再回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言，把这一描写称之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不失为一种理解。再看“完全不守营规”的小妓女，“在做爱时，她总是津津有味地吃着野李子，有时会猛然抱住他，用舌头把一粒李子送到他嘴里，然后又躺下来，小声说道：‘吃吧，甜的！’当然，这粒李子她已吃掉一半了。总之，这女孩很可爱。”但是这可爱的女孩，却总是让薛嵩产生一种“内疚、自责的心情”，理由是“薛嵩觉得找她对自己的道德修养有害”。更多的时候，暧昧隐晦与自然纯粹这两种性描写是交替甚至重叠出现的，薛嵩与红线的做爱场面，大抵如此。“薛嵩常给红线讲的那些男尊女卑的大道理，她都理解到性的方面去了。”薛嵩渴望听到诸如“老爷是天，奴是地”的答复，渴望一面交欢，一面“心里想着阴阳调和的大道理，感觉甚是庄严肃穆”，但红线在躺下之前，还去抓了一大把吃起来“甜里透苦”（性的味道？）的瓜子，“一边磕，一边说，既然干好事，就不妨多干一些：既‘罪该万死’（对红线来说此乃调情之语，枕畔戏言），又磕瓜子。你要不要也吃一点？”两种性描写就这样交错杂糅，相互映照，前者更衬托出后者的纯净无邪、健康自然，后者也进一步增强了前者批判的深度和力度。总之，王小波的性描写至少有以下两个层面的功用：一。通过性描写隐喻政治、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实现文化批判；二。通过不加雕饰、朴素本相的性描写，嘲讽了“这不是男女做爱，而是在创造历史”的文化心态，表达了性价值中立的观念，力图唤起对性的健康、自然的“平常心”。

结　　构

　　王二在医院意识到自己失忆（§１·一·１）→在万寿寺发现手稿，故事开始①（§１·－·２）→对薛嵩孤身一人不满，增添了雇佣兵，故事开始②（§１·一·３）→雇佣兵与薛嵩的关系（§１·一·４）→故事开始③，增添了老妓女（§１·二·１）→妓女年龄的不同会使故事有两种发展可能（§１·二·２）→小妓女出现，提及红线（§１·二·３）→小妓女破坏秩序，挨打（§１·三·１）→打完后薛嵩体会到将帅的寂寞（§１·三·２）→抽打小妓女即建功立业，故事开始④（§１·三·３）→薛嵩在老妓女面前长大成人，王二批判旧日手稿。（§１·三·４）还只是第一章，女主人公红线还没有正式出现，手稿里的故事就已经四次重新开始；此后到第四章，作为手稿读者的王二对手稿直接进行修改和写作，到第七章，手稿里的薛嵩开始被第一人称“我”替代，不仅如此，“我”同时还成了“塔里的女人”（老妓女，或者别的任何女性角色），甚至成为薛嵩的表弟；到最后一章，却写到了最初故事开始之前的长安城，那是一切的发生处……《万寿寺》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并置的情节结构：手稿中薛嵩与红线的故事；现实中王二与白衣女人的故事。手稿故事与现实故事都是“显在结构”，那么这一文本的所谓“隐性结构”何在呢？我在这里只能提供很不成熟的猜想，据我看来，其“隐性结构”就是创作本身。无论怎样闪转腾挪，企望借助变化中的历时性来延宕稳定的共时性的到来，但“一本书不可能把一切都容纳进去”，当穷尽各种可能性后，文本就宣告结束，最终仍会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唯一的结局，就象小说的结束语——“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是的，“所谓真实，就是这样令人无可奈何的庸俗”，这是创作的局限，而克服这种局限正是创作无限魅人的最美好之处。似乎悲伤绝望的结尾暗示了这样一种理想的文本——茫茫中来，茫茫中去，无边无垠，无始无终。在这样的文本中，永远有对共时性的期待，而任何已经形成的共时性都具有转化为历时性的可能，而且已经、正在或将要转化。人终有一死的真实，并不能阻止人类对于永恒的追求，追求永无终结的理想文本，在此意义上就是追求生命的永恒。
　　试图梳理清楚《万寿寺》的结构是一件困难繁复的工作，我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工作，就停止了。我只是想在这里指出，这个结构很可能不是简单的三角或者矩形，而是一个更为繁复的拓扑结构，繁复就是这种结构的本质。

意　　义

　　当代文论认为：
　　１．时间形态上，意义从静止走向运动。《万寿寺》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仅以薛嵩为迎娶红线造的囚车为例。一开始这囚车似乎是体现薛嵩赤诚和温柔的爱的象征，进而变为囚禁爱人的不失甜蜜的枷锁，然后是两人共同营造的家，悉心相爱的产物，还有周到、细致、温柔和严酷，然后这辆囚车的主题成为性爱，又成为没落文化的参照物，最后甚至成了杀敌的武器。意义在这里象流水波光，无法捕捉，终极的、确定的意义似乎无法抵达。
　　２．空间形态上，意义从统一走向差异。在《万寿寺》中，这不仅表现在对故事的不同叙述中人物与事件相互抵牾，即使在同一叙述中，人物与事件也充满矛盾和内在的紧张显得模棱两可。叙述者对人物的态度也含蓄、暧昧，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时而厌憎，时而喜欢。悖谬迭起，反讽丛生，充满无法解决的冲突，意义也因而多元化，呈现出多种可能性。
　　３．意义的自我否定。《万寿寺》显然也具有这种特性，文本本身似乎就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极力打破所谓单一的“真相”，保护丰富的可能性。在手稿故事中，没有任何意义是主要的。但必须指出，意义的自我否定在《万寿寺》中并未贯彻到底，在现实故事中，对庸俗现实的批判压倒性地占了主要的地位。
　　４．意义的前置与解放。这也仅体现于手稿故事中，意义接近于无限透明之后，只剩下语言，进行彻底的揭示，这就等于认可了意义的多元性，使得意义获得空前的解放，使无数的东西在有限的文本中得以展现。
　　５．意义的生发点转移到读者。这就意味着，对我而言，我就是意义的生发点。我有权利提供对我而言的意义。我倾向于认为，《万寿寺》的意义在于寻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失落的美好，寻找诗意和永恒。这种寻找对应于两个故事有两个层面：手稿故事中对诗意的世界的寻找；现实故事中对过去生活的寻找。前者是兴味盎然、不厌其烦的寻找，这体现在无数次重写故事，极尽想象之能；后者是消极被动的寻找，甚至不情愿重新拥有失去的记忆。寻找的最后结局是：现实故事中找到了一切，但不能使人满意，手稿世界中的诗意却要无可挽回的失落了。“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既是对庸俗现实的无情批判，又是对失落的诗意的无限哀惋之情和悉心的守护。需要声明的是，这并不是文本的唯一的意义，其正确性我也无以证明。

叙　述　学

　　我努力用叙述学理论来解读《万寿寺》时感到了沮丧，令我沮丧的因素包括：
　　１．我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
　　２．叙述学理论本身的适用面和解释力。尽管我严格地按照理论把叙述者与作者严格分开，我在解读过程中仍仿佛时时看到作者恶作剧般的一脸坏笑。《万寿寺》的叙述极其复杂。利用叙述学可以说明《追忆似水年华》中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有三重身份：作家，叙述者，小说人物。但很难用以说明《万寿寺》中的“我”，抛开作家“我”不谈，最简单的分析也包括三重身份：叙述者“我”，手稿叙述者“我”，作为人物的“我”（亦即失去记忆的作为手稿作者和读者的“我”）。而到了第七第八章，手稿中又出现了“我”，如果把手稿作为文本来作叙述学的分析，那么在手稿叙述者“我”之外，又会出现作为手稿中人物的“我”（而这个“我”又兼具多种人物角色）。把文本中所有的“我”都分析透辟十分困难，我非常庆幸叙述者在手稿中没有再塑造一个作家“我”，而这个作家又有他的作品，其作品中又有了叙事者“我”与人物“我”，而这个人物又是一个作家……所有的这些“我”再混成一片，穿插出入于各个叙述层。这在理论上是可能产生的，那么用叙述学来分析这样的作品将会是一种噩梦般的恐怖体验。
　　我想我理解叙述学作为对传统文论的反叛和颠覆，其对于历史、哲学、文化的积极意义何在。但我仍想指出，把叙述学奉为批评的金科玉律，视为批评的常识，至少在后来者的眼中，也是陈腐可笑的。叙述学更重要的是它方法论上的意义，它提供了一种思维的方法，增添了一种思维的乐趣。 　　采用这种思维方法，我也并非全无所得。
　　从“叙述的可靠性”角度来思考，我发现了王小波之所以不能认同卡夫卡的理由。王小波不止一次的在小说中提到卡夫卡，《万寿寺》中称小妓女是一个“女性的卡夫卡”，《红拂夜奔》中称第八章受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在《未来世界》中称《变形记》是“纯粹黑白两色”的，而“颜色单调是压抑的象征”，在《黑铁时代》中却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对于卡夫卡的小说，他要么是读不懂，要么是读懂了但是不能同意。我在阅读了赵毅衡先生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一书之后（这里用到的术语均来自此书），认识到卡夫卡小说的叙述是“不可靠叙述”，因为其小说常常限制叙述者的视界（《变形记》、《审判》、《城堡》），甚至有时干脆以动物为叙述者（《地洞》，《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女歌手约瑟芬与耗子民族》），这就使叙述者与“隐指作者”相去甚远，叙述因而是不可靠的。而王小波作品中的叙述者虽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如《我的阴阳两界》中的阳痿患者王二，《万寿寺》中的失忆者王二），但其精神、人格、思维、志趣均与文本所体现出“隐指作者”一致：充满理性批判精神，追求“智性趣”。这个叙述者甚至就是王小波杂文的叙述者，其叙述是可靠的。王小波对理性的信仰和坚持，使他不能同意卡夫卡的非理性。我们很容易看到以下事实：王小波小说里即使最非理性的荒诞也出自他理性的思维；卡夫卡小说里最逻辑的话语也述说着无处不在的非理性。至于谁更接近真实本身，我想，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叙述学极力阐明的一个观念是：叙述者不等同于作者，叙述者也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所以我根据王小波的叙述文本，并不能得出作者不同意卡夫卡的结论。何况即使是在叙述文本中，叙述者也有这样对卡夫卡的评价：“这位前辈大师与作者的人格极为相似”（见《红拂夜奔》）。同样是“黑白两色”，在《未来世界中是“压抑”；在《黑铁时代》中是“古怪”；而在《万寿寺》中是“性”，是美好的诗意。也就是说，根据叙述学，我只能判断：《未来世界》与《黑铁时代》的叙述者不能同意卡夫卡，而《红拂夜奔》与《万寿寺》的叙述者很可能与卡夫卡是一路的。至于王小波是否认同卡夫卡，叙述学无力解释也完全不必解释。

元　小　说

　　《万寿寺》具有浓重的“元小说”的印痕。在手稿故事中，叙述者根据需要，随心所欲的改换、增删人物与情节。因为“孤零零一个人的故事必定殊为无趣”，于是就拉来一伙雇佣兵；营妓的出现，是因为“薛嵩手下是一帮无赖，没有女人的地方，无赖们怎么肯来呢”；现实故事中表弟的柚木名片，进入手稿故事成为迎娶红线的囚牢的建筑材料；最后现实故事中的“我”与薛嵩汇合，白衣女人与红线汇合……这些“叙述干预” 不断地破坏叙述的逼真性，详尽地展示了叙述者怎样进行虚构、叙述文本怎样产生，使《万寿寺》象是一篇“关于小说的小说”。但这种破坏有其限度，并没有触及《万寿寺》的“主叙述”（现实故事），没有直接暴露对失忆者现实生活的叙述所具有的操作痕迹，没有把这些痕迹从背景中凸现出来，从而利用“小说谈自己”的手段否定现实故事的真实性。所以，《万寿寺》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元小说”。
　　我想是否可能和应该有一种谈自己的批评，即“元批评”。这种批评并不以超然物外地概括结论和逻辑证明、实例堆砌为主，而是着重于展示思维的过程、障碍与困惑，深入到批评的内部，阐明所谓客观性、科学性、逻辑性、真理性的由来，坦言何为苦思冥想，何为敷衍塞责，何为水到渠成，何为灵机一动，何为肺腑之言，何为权宜之计……从而否定了自己在报告真实、揭示真理的假定，对批评（学术）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我以为这是一种有趣、有益的尝试。

症兆阅读法

　　症兆阅读法是以承认作品必有缺陷为先决条件的，把作品当作一个病人，这有助于批评家建立自信和树立权威，但也是对其智力的严峻考验。我力图学习赵毅衡先生在作品中寻找“风格的断裂”、“叙述的盲区”，结果我发现《万寿寺》中处处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断裂，而盲区却不易察觉。《万寿寺》中的风格断裂似乎都可以解释为作者的蓄意为之，是他穷尽可能性的一种努力。而作者对种种禁忌、规律的故意冒犯，增加了寻找叙述盲区的难度。但仍然至少有几处症兆值得提出：
　　１．《万寿寺》中现实故事与手稿故事相较，显得枯燥、生涩、乏味。尽管作者竭尽全力丰富小说的可能性，以《暗店街》为前文本，借鉴侦探小说来写现实故事，以使其摇曳多姿，但在现实故事中还是多处可见急功近利的抨击和流于肤浅的牢骚。这一不足之处，无意中揭示了作者在追求艺术之外执着于现实的另一面，艺术的迷离绚烂不能掩盖其针对现实的批判锋芒，这无疑对文本的艺术性有所损伤，但也使文本愈发耐人寻味。
　　２．在《万寿寺》的第五章有这样一段话：“薛嵩的一切作品都有太过复杂、难于操纵的毛病。如果不繁复，就不能体现自己是个能工巧匠。繁复本身却是个负担——我现在就陷入了这种困境……”这其实可以理解为王小波对自己写作的自况，他也正陷于穷尽可能性的繁复之中，难以自拔。“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可以是任何人”，这是小说权利的张扬，是极致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仅存在于小说之中，现实中充满束缚和压抑，这也正从反面揭示出小说之于现实的无能、无用，如同鲁迅当年感受到的那样。“在这个女刺客被红线逮住的事情上，我恐怕没有穷尽一切可能性”，即使是在小说中，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穷尽可能性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注定失败的绝望的抗争。据此看来，《万寿寺》并不是一个穷尽可能性的优秀文本，相反却是证明了小说局限性的失败之作，是自由的挽歌，是写作的绝望。（然而，“绝望其实是无限的美好”。）

题　　解

问：现在我自己通读全文，对文章的题目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叫“建造巴别塔”呢？
答：众所周知，巴别塔是通天塔，从未建成。建造巴别塔可以视为人类挑战自身极限、追求永恒与无限的一种努力与理想。王小波所从事的事业，所走的“两边开满牵牛花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建造巴别塔。而《万寿寺》这一文本正是其实践的产物，是通向天空的一层阶石。对这一文本的解读，也具有相似的性质。另有一层寓意在于巴别塔从未建成，也就是说，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业。塔之所以不能建成，按卡夫卡的解释，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下一代人凭借他们增长的知识，将发现前辈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会把已经建成的部分推倒，以便重新开始。这些想法使得人们无精打采……”主张“继续向限度挑战”、“与命运一比高低”的王小波大概不同意卡夫卡的说法，倘在世，大约还会继续建塔，但我赞同卡夫卡，相信后来人对《万寿寺》的解读必胜于我们，那时他们必会推翻了我们重新作论，如同现在我们在评论中对前人的所作所为。因此，关于《万寿寺》的解读，最好还是告一段落吧。

问：但是为什么一定是“建造巴别塔”呢？表达同样的意思，中国也有很多典故嘛，愚公移山呀，精卫填海呀，为什么不用作题目呢？这是不是“言必称希腊”的表现呢？是不是鲁迅所说的“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于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寂寞为政，天地闭矣”呢？是不是失语症呢？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来看…… 　　
答：对于读者“我”咄咄逼人的指责，作者“我”只能回答：那也是没有法子，别说我，你不也开口“失语症”闭口“后殖民”吗？我也想说自己的语言，可我有生以来的哪一句话不是舶来的呢？真正属于自己的，怕只有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吧，此后的啼哭就有模仿其他婴儿的嫌疑。你倒是四处看看，东海西海，人与我同呀。不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吗？同样道理，“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嘛，名目之争，何必认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