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风格颇具几分欧化的小仓山房座落在南京清凉山麓。采用大面积的彩色玻璃作主要采光材料，这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极为罕见。作为大名鼎鼎的随园的主体结构，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后期为战乱与兵火所毁，它的建筑历史迄今应该已有二百五十余年。七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观看夏季中朝篮球友谊赛的兴高采烈的市民，当然不会想到他们的木屐与劣质塑料凉鞋下面曾是一个时代乃至政治的中心。同样，假如你是一个外省旅客，同一时期到南京出差，沿着广州路往上海路方向走，你会在路旁某幢旧宅的墙上看到一块标有“随园”二字的铁皮牌子，但这仅仅作为街道的命名，并不表示有珍秘的遗迹可供凭吊与赏玩。而路南边位于百步坡至永庆寺一带，当年曾是随园南山的著名景点天风阁与柏亭，现在除了粗暴地写在永庆寺大门额顶的“明亮油漆合作社”七个大字，书法依稀尚有几分随园味道（这一点很有意思）外，你同样什么也别想看到。但如果你是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又碰巧对此间主人心怀仰慕，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上述地名再加上宁海路与红土桥，用线条小心将它们连接成一个圆圈，就意味着你对这座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别墅的地貌与规模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无论在今天的图书馆或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随园以及它的主人袁枚都应该不是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有关他形象的定位却一直勉乎其难。当然，对大多数读过他的《随园诗话》以及杰出散文《祭妹文》的读者来说，首先他应当是一个有着简洁、生动的文风的作家，但这并不影响历代的风流才子对他鉴赏女人眼力以及不菲艳福的真心钦佩，同性恋者与官场失意者也引他为知音，知识经济时代的知本家则将他看成是他们这一行的弄钱好手。此外，旅行家，财会人员，室内工程师，时尚消费者，在他那儿也都能找到精神上理论上的有力支持。最后自然是烹饪界那些食古不化的怀旧主义者，他们对他一生的不俗口福和独到的美食心得推崇备至。他是那样喜爱精美的膳食以至专门为此撰写了一本两百来页的书。这本取名《随园食单》的专著记录了他一生饮馔上的体验与技艺，其品位之高雅，见闻之广博，当世几无出其右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它于公元一七九二年刊行问世，这以前的那些讨论饮食的著述如《山家清供》《闲情偶寄·饮馔部》等，立即退避三舍－－仿佛灯烛之火为强光所掩－－尽管作者的本意还远不止于此。
 　　袁枚购置随园作为自己的人生舞台时年仅三十三岁，当时他在隶属南京的江宁县担任知县，正好是在他一生中的一个得力人物－－时任两江总督的满州人尹继善的荫庇之下。由于才能和政声，加上与上司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从而使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任期未满一年即被推荐出任高邮州知州。但这一破格擢升在报请吏部核准时遭到了斥责与拒绝。仅仅因为吃不到高邮名闻天下的野鸭与咸鸭蛋，虽然也有可能让一个人萌生退志，但道理上总有些说不过去。比较接近真相的解释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官场礼仪与个人生活习惯之间的扦格与矛盾。怎么说呢？比如你总不能让一个所谓民之父母者对山水的投契重于农桑，或者对碑帖的兴趣远胜吏牍吧！另外，对个人惊世才华中文学与山林属性的深刻自我了解，也在促成他作出辞官这一大胆决定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之，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位在仕途上本来应该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人的身份，一下子就从一个堂堂七品知县大人，变成了一个优游林下的山人隐士。由于买的是前人的废园，加上处地略偏，当时只用了大约三百两银子，但扩充它重建它的花费又何止十倍！只要读一读他后来为此撰写的情文并茂的系列散文《随园六记》，就可以发现这简直是一个缜密而宏伟的人文规划下的产物。其中既有对中国历代园林精华的广采博取，又借鉴了从那些意大利传教士那里好不容易获取的文艺复兴后期西方建筑的某些样式，更有对自己家乡杭州的著名景物如西湖、断桥、南北峰、苏堤等的移植与复制。如此的洋洋大观再加上园内书仓的三十万卷藏书，以及“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随园遗嘱》）自然使它自建成之日起就被目为清代园林艺术的惊世之作，无论达官贵人或平头百姓都以有机会一游为幸。好在这里的主人偏偏又是个喜欢热闹，又具有开放思想的家伙，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当时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江浙作家群中。“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一直弄到“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为止。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隐士，而是一位迪斯尼乐园，或中华锦绣风情园的业务经理。
 　　随园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不设围墙，这无论在当初或今天都称得上是惊世骇俗。想想看，几万家私的产业，数百人口的性命，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如同现代城市里的广场或街心公园那样坦露着，甚至连夜不闭户也谈不上，因为根本就无户可闭。将安全的基础全都寄托在小偷的怜悯与人道主义精神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蒙贼哀怜而已。”山势逶迤修筑困难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有人把这归结于主人的开明作风，但我总觉得事情可能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他在创作上以“性情”二字号令天下，痛诋考据，反对格律，批判复古，也不能被认为是普通的文学思想之争一样。一个如项羽那样打算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家伙，这是我自十七岁读《小仓山房全集》以来所一直固有的印象。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这个人毕竟是连苏东坡和陆放翁都不放在眼里的。至于本朝的同辈或前辈那就更不在话下。“一代宗师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这就是他广为人所非议的对清初两个最有才华的作家方苞和王渔洋的评价。在文学的国度里他也许一直是隐隐以君王自许的吧？我总爱这样问自己，而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每年总数约达十余万的游人每逢春秋佳日从四下喜气洋洋上山，那种扶老携幼，流连忘返，士女如云的吉祥瑞和场面，与其说出于主人的好客和平易近人，不如理解成是精神上的某种与民同乐更恰当一些吧！我们可以想像，在那些风和日丽的日子，当他站在园中主楼冬燠夏凉室明亮宽大的阳台上，在十二侍妾与三十多位年貌如花的女弟子的簇拥中，手持□（上竹下滕）杖，眼戴西洋进口的金质眼镜，手抚染黑的长须，慈和，宽宏，居高临下地观赏下面这国泰民安的景象，内心一定把自己错认为是长安曲江春日的唐明皇或开封城里元宵赏灯的道君皇帝。如果有谁对这一点心存疑惑，那么园中主要景点柳谷高悬的一副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至少可以为我们透露出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何况这对联还出自他的自撰。
 　　一个世俗生活的热爱者，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十分想出风头的家伙。很多资料表明，退职赋闲只是袁枚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种策略与手段。事实上这以后他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兴趣非但没有半点减少，反而更为积极与热衷。这方面既有《小仓山房尺牍》中大量的与当时朝中权要的往来书信为证，也有他与江南官场位居要津者的称兄道弟，长年厮混应酬的实际生活状况可供援引。不管袁枚本人是否承认，他在随园这一个人生活舞台上实际扮演的一直是明代的陈眉公那样的山中宰相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外省赴任官员无不来此讨教做官的诀窍，顺便进贡一点儿礼物。而当朝大员外放路过南京也时常对这里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因为这样做既可满足自己附庸风雅的虚荣心，也能博取礼贤下士的美名，为自己今后的政治与仕途前程打下牢固的基础。要知道当时的政治空气中尽管也会时不时地刮上几次沙暴，但从总体上来说毕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学术繁荣、文化昌盛的清明时代。连皇帝一生也写了一万多首诗，你想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
 　　他们一般都在距随园数里外的红土桥下马，这在许多书中都有着详尽的记载。屏弃轿舆与仪仗，轻车简从，步行上山，以示对主人的仰慕与敬重，这在当时几乎已成为一个惯例。其中的一个人物是烧鸦片的大大有名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对随园的匆匆造访甚至已在袁枚死后多年，却仍然坚持要循依旧例，并且任随从与袁氏后人怎么劝也不改初衷。这种隆重礼节与待遇肯定为担任七品江宁知县的袁枚所难以想像，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他对自己人生形象的重新设计与塑造已经获得了成功。
 　　当然，偶尔的例外也是有的。矜持而倨傲（多半藏在谦卑的外表之下）的子才先生与当时簇拥在他周围的那一群人－－同学、妻妾、兄弟春圃太守、女弟子、文坛帮闲、娈童歌妓－－在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眼睛里，随园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被认为已有几分混同于承德的避暑山庄。至少在想像中或喝酒喝多了时是这样的。因此，当五十年的山居客事中偶有一个五品学士冒冒失失乘坐车轿来到山上，引起主人的不快甚至反感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了。除袁本人在致友人的信件中多次提及此事不说，一个后代崇拜者在所编《随园轶事》一书中还专门以《某学士》为题列一条目。内云“仕隐两不同途，先生退居小仓山，久已将官场习气，一概扫除，是以达官过访，亦必于十里外屏去驺从。某官排道上山，为先生所憎恶。”可见袁当时的权势与骄矜之气已到了怎么样的程度。
 　　如果这还不够，还有一件事，也许更能从另一侧面加深我们对上述这一点的印象。某一天据袁自述－－他从与江宁县同样隶属南京的上元县衙门干事回来，在路上看见一个因赌钱被押解去县堂的年轻理发匠，“嫣然少年，饶有姿媚。”两人一时相互吸引，袁随即以理发的借口让上元县令将此犯送到他家里来。及至理发之际两情相悦，近身相视，才发觉此人其实长得并不怎么样。大失所望的袁不打算继续这段感情，又叫上元县派人将他领回。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记录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令上元县李竹溪释枷犯》的前后两通书札中。以一个退职县官的身份，可以将一个现职县官随心所欲地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样的政治事实确实让人触目惊心。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袁枚当初在致友人信中为自己辞官一事自辨时所言，“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耳，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的良苦用心了。随园雅致的上山鹅卵小道仿佛一根神奇的政治魔杖，点化出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官场复杂而污秽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以随园为中心所形成的一张严密而神奇的政治网络－－通过同年、座师、老乡、同僚、学生、弟子等各种社会、宗祠、人情关系。把风度翩翩的诗人袁枚比做蜘蛛显然有失恭敬，但事实上他是这张网的主要编织者。其中既有如树斋相国，阿广庭公相，豫亲王，乾隆私生子福康安这样的皇亲国戚与当朝大老，也有形形式式的地方政要与文坛名公。将他们牵扯到一起的理由虽说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各有所图。是的，他们需要他，而他也需要他们－－出自各自的虚荣与利益，何况还有一个文学的美丽光环在头顶堂而皇之地照耀着他们。
 　　随园五十年退隐生活以及在文坛的地位，达到了一个文人一生中所能达到的顶峰。我甚至想象不出在他的同时代作家或前辈文人中，还有谁能象他那样拥有如此显赫的权势和豪华奢侈的生活。他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吃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猞猁皮袍，且不忘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西洋镜子，其中由浙江巡抚张松国所送的最大的一面纵横有七尺之长。我想像他每天站在镜子前揽须微笑、恬然自得的情景。他在这镜子里看到了什么？他一定看到了自己传奇故事般的一生，以一个成功人士特有的踌躇满志中又夹杂几分迷惘的那种神情，就像小仓山房晚春青翠欲滴的山色倒映在镜面上－－明净中的晦涩。
 　　下面我们必须谈论他的饮食，这也是这篇文章题中的应有之义。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用相当篇幅讨论了随园建筑上鲜明的美学特征以及它的政治寓意。但真正令我感兴趣的不是这里树木花草的名贵和亭台楼阁的恢宏，而是作为此园一个附属部分的一百余亩田产与养殖场，以及长年供养在园中的三十多个农夫和工役人员，其中包括工程部主管龙武台，厨师长王小余，财务总管汪芝圃，方甫参，女厨师兼花匠阿招等。我想像自己当初读到这些描写时的感觉，也许啼笑皆非是最能形容我当时心情的一个词了。“园之东西，各有田地山池”“树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鱼，鸡凫之豢养，尤为得法。美酿之储藏，可称名贵。形形式式，比购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在罗浮宋梅、大理茶花间种上包心菜和南京大罗卜，在珍禽异鸟的嘤嘤鸣声中杂以猪羊的哞哞乱叫，这想来实在是令人不禁莞尔的事情，但这碰巧又真的是事实。一位与随园恩怨甚深的人物－－《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曾详细记录他先后几次上随园的所见所闻。一次吃到刚摘下现炒的桂花栗子，一次陪母亲及家人上山，作为主人的款待是一顿丰盛整洁的晚餐，前后也只张罗了不到一个钟点，可见书中所载并非是胡乱吹的。还有一个叫陶西圃的杭州老乡在随园不仅吃到新鲜的爆羊肚，还有正宗奎元馆制法的虾仁爆鳝，也都是现杀现炒。这种物资供需上的丰富与精到与我们印象中饮风餐露的隐士显然大异其趣，因此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它已经超出传统园林的范畴，从而更显得象是一座地主阶级的城堡或钟鸣鼎食人家的豪华庄园。后来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以此作为书中大观园的原型和想像基础，大概看中的也正是这里的富贵靡烂气象。尽管因为此说出自袁的好友明义甚至袁自己之口，自视甚高的红学界一百年来对此一直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考虑到位于清凉山五台山脉的随园最初就是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时置下的产业，后因贪污遭查抄后家道中落，才不得已转手继任隋某最后落入袁枚之手。加上曹中年有一段时间因生计维艰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署中担任过慕僚，而袁与尹的特殊亲密关系又为世所周知。更有意思的是大大有名的随园十二侍妃与书中金陵十二钗的描写在数目上也正好相等。凡此种种，我想对这种说法我们还是不妨姑妄信之的。另外，大观园里食事的鼎盛与精致，在我看来与随园在气势与排场上也尽有相当程度的可比之处。如宝玉在病床上喝的莲羹汤所用的模具在《随园食事》里有着类似的描写，而第七十五回里贾母吃的一盘风腌果子狸简直就象是出自随园名厨杨二之手。在当天的菜单上我还发现有一碗豆腐，与袁枚平日家居所嗜食的作法与用料上也大致相等。
 　　豆腐为袁枚所喜爱当然与他自中年起就不定期地患牙周炎有很大关系。他的个人解释是写作辛苦以致虚火上升，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应该是性生活过于频繁。仿佛他选择性对象的首要标准是肤色白净，他烹调豆腐也以尽可能保持本色为第一要义。《随园食单·杂素菜单》一上来就是十来种豆腐的烹制秘方，可见他对是味确实情有独钟。从烹饪的角度而言以其中庆元豆腐制法最为简单，“将豆豉一茶杯，水泡烂，入豆腐同炒起锅”就行了，而最神秘的恐怕要数扬州盐商的海鲜豆腐。试想现在是公元十八世纪中叶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淮扬巨贾程立万在邗江南岸的豪宅里灯烛辉煌，笙歌四起，一次别开生面的宴饮刚刚进入到高潮。邀请的客人多为名重天下的文坛诸公如金农、厉鹗、蒋士诠、杭世骏等，其中自然少不了小仓山房主人袁枚。席间一盘貌似平常的油煎豆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后来在文章里回忆，这盘豆腐“精绝无双，其腐两面黄干，无丝毫卤汁，微有□（左虫右车）螯鲜味，然盘中并无□（左虫右车）螯及其它杂物也。”他打算次日向主人细细讨教一番，但当夜传来的三妹素文病亡的消息使他不得不匆匆赶回南京，以致于“不及向程求方，程逾年亡，至今悔之。”言语之间颇有几分稽中散临刑前所感叹的“广陵散从此绝矣”的悲凉味道。但袁枚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象稽康那样的纯粹艺术家，他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对政治的驾轻就熟，他以文人之身与官场保持的良好关系，理财的本领，物质生活的欲望，以及对个人知名度的重视与自觉维护等等，在实现自己生活理想的同时，也为灰暗、单调的传统文人肖像长廊提供了新的色彩和新的影像，并且在中国作家中可以说至今无人能及，如果一定要比较，在当代文人中我想也许也只有郭沫若与余秋雨差堪似之。
 　　豆芽也是袁枚食物中较为喜爱的品种，当然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其外形楚楚可怜，色泽嫩白，他一般用它来与切得极细的燕窝丝同炒。另外一只爱吃的家常菜鱼翅炒罗卜丝也是这样，罗卜丝须在鸡汤里出水两次，以去其味，而鱼翅纯取上半根，下面一截弃之不用，烹饪上以“令食者不能辨其为罗卜丝、为鱼翅”为最高境界。这两道菜在色泽与形象方面虽说颇多类同，但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艺术上的故伎重演，而应该从袁氏一生美学思想的核心－－重性情，去雕饰－－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艺术原则的指导下，他肉喜白煮，鱼爱清蒸，甲鱼用汤煨，鲜虾以酒炝。即使鹿筋、鹿尾这样膻腥之物，他也令厨工想方设法或用鸡汤煨，或用菜叶包而蒸之。“不杂他物，便成白色，用盘盛之……加花椒细末。”
 　　顺便了解一下他对点心的态度也很有意思。中年以后的袁枚爱吃面食，这大概也出于他对白色食物难以释怀的美学兴趣。但南京面制一向粗砺，自然难入以美食家自命的袁某人的法眼，这样就给那些想居高临下地示惠或千方百计巴结他的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他笔下的那些什么刘方伯月饼、卢运司糕、陶方伯十景点心、扬州洪府粽子云云，在作为食单来读的同时也是不妨作为政治秘图来读的。其中好像杨中丞的西洋饼最为袁所喜食，按书中所列制法与作料来看，似恐是今天食品超市里卖的蝴蝶酥一类。在他南京的朋友圈子里还有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萧美人的故事。萧系扬州仪征一容貌出众的半老徐娘，在该地南门外驿道边开一点心铺，“善制点心，凡馒头、糕、饺之类，小巧可爱，洁白如雪。”由于吃上了瘾，袁一次遣人过江竟一下子买了三千件，后来还不免多多少少吃出了些桃色新闻。同样，五十岁前后有一段时间他三天两头往苏州跑，原因也正因为一个苏州朋友唐静涵的老婆王氏做得一手好菜。“每闻先生至，必手自烹饪，后王氏亡，先生挽以联云：‘落叶添薪，心伤元相贫时妇，为谁截发，肠断陶家座上宾’，盖记实也。”啊，佳人已逝，美食不在，这样的残酷现实尽管令人心痛，好在《随园食单》里还保留着王氏最为拿手的绝活炒鲟鱼片的具体作法，使这一阕厨房里的国风雅歌尚有依稀余音可闻。
 　　从饮食一道探讨一个人的文学思想，这样的角度虽然不无标新立异之嫌，但终归还是值得一试，至少随园主人当年自己也曾经是这么干的。在食单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不止一次拿文学来取譬烹饪，也看到《随园诗话》、《小仓山房尺牍》等著作中大段大段的有关食物的描写。正如较他早些的作家李渔喜欢借用戏剧来阐述人生见解一样，饮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袁枚表述自己艺术精神的得心应手的物质载具。“余不喜山谷诗，如果中百合，蔬中刀豆，毕竟少味。”“唐诗最佳，而五言八韵试帖，名家不选，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诗尚如此，食亦宜然。”一次他应某巨贾之邀欣然赴宴，发现主人虽张罗出四十余种山珍海鲜款待客人，烹调手段却令人不敢恭维，以致于“归家以后，仍煮粥吃。”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跟写作者贪求作品数量犯的是同一性质的毛病。而在强调食物的精致与厨师技艺的辩证关系时他又指出：“审问慎思明辨，为学之方也；随时拨点，教学相长，作师之道也，于是味何独不然？”
 　　与食事紧连着的一件事是性事，这可是中国的道德老师孔子和孟子所一致排列的人生秩序。身为儒林表率的随园先生自然不敢有违先贤的雅训，并有志于将这一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推陈出新。自少年读书期间与同学张顾鉴－－诗人张船山的父亲－－发生性关系，至六十七岁载美出游天台宠纳侍者金凤，他一生艳遇的数目虽比不上唐明皇后宫佳丽三千人，但较之七百年前的前辈高人西门庆先生可说是不遑多让，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在爱情境界和对女性的呵护上，后者较前者也肯定要高出许多。文化与艺术修养看来在这里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我对袁在性问题上的好感首先在于他的坦诚，其次是讲究随缘。说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像他那样轻松、自然地谈论性以及与性有关的话题，至少在他同时代的文人圈子里没有。他对性的开放态度在后代研究他的人眼里一般被认为是男权主义对女性的轻贱与狎弄，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尤其是对那些通读过他全集，并对他的爱情态度有一个粗略轮廓的读者。即使我们略去他主张女性知书达礼、接受教育，主张男女自由接触，反对缠足，反对以是否处女判断一个女性贞洁与否，赞同妇女改嫁这些封建社会中难得的文明思想不说，在他一生足以让人眼红的爱情生活中，我们很难找到利用权势或金钱引诱达到占有对方身体的范例。看来袁在爱情舞台上的形象确实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形象要干净得多。同时，用张生崔莺莺，或者他的同时代文人－－《浮生六记》里的寒士沈复对待芸娘的夫唱妇随来要求他也显然过于苛刻，因为他的富有，也因为他在当时的国家拥有的如同现在的歌坛天王、影界巨星那样的知名度。生活把他推到一个中心，时代的强光打在他略有几颗白色麻子的儒雅、机敏的脸上。我们可以想像，那些伤春的少女，那些达官内眷、大家闺秀，如何为他的惊世才华和明星光环所吸引。我们可以想像，那些锦书、泪帕、香囊，以及那些以诗文的形式出现的发自内心的崇拜和若有若无的倾心，如何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向小仓山房，春流一般涌动。
 　　袁枚不是清代历史上第一位将生活质量和生活享受看得比功名更加重要的作家，但他确实是这方面做得最好、最为成功的一位作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敏感问题是他的生活来源。（哦！我们终于要谈到钱了）很多人－－包括他的敌人甚至朋友－－一直以今天纪委官员的敏锐眼光对他的收入问题抱有持久的兴趣与热情。也许在他们看来，袁偶尔于两江总督府中尝尝菜包鹿尾，在随园宴请客人时上一道醉西施舌或鸡汁石斑鱼作为压轴节目，那也算不上什么，但以一退职县官的闲身，终其一生都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背景下逍遥自在，让人眼热乃至忌恨也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在他死后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袁生前对自己的经济来源事实上并无半点隐瞒与讳言，《随园诗话》的编辑与刊行在我看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该书洋洋两大卷六十余万字，事先虽已由财大气粗的毕秋帆孙稆田二人资助全部出版费用，作者方面其实却另有孝敬。“求入选者，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数目虽甚微小，但考虑到诗话中总共选录并评点了一千余人的诗作，加起来应该也是很可观的数目。加上书籍出版后售于书坊本身也还有一笔收入。妥善保存在随园诗城木架上的书板，也随时作好了视市场之需印刷第二版的准备。一切仿佛都带着显著而娴熟的商业化操作的痕迹，这曾是李渔对文坛的贡献，但袁将它做得更好也更完善。可以说，中国的出版事业自他们二人始，才逐渐摆脱了颜如玉、黄金屋、千钟栗之类的浪漫空想，慢慢步入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的良好循环。
 　　写作序言及碑、传、墓志之类也在袁枚一生所挣下的万贯家产中占到了相当的比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名度，以及传神的文笔。“五十年中，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而赠银巨万者。”（《随园轶事》）这样的稿费收入自然让人风光无限，但我怀疑多半出自后人的附会与夸张。比较切近实际的估计是每篇一百两到数百两不等。这里必要提到的两个人物是董怡亭观察与鲍肯园参议，作为袁生平笔墨业务上的两位最大客户，为一篇墓志铭和一篇传记曾分别付给他一千两银子作为酬金，让袁喜出望外进而深感不已，甚至临终前还不忘将两人名字写入遗嘱大大颂扬了一番。不过，传说一个姓安的淮扬盐商曾附庸风雅，出巨资重刻孙过庭《书谱》，托人向袁索跋，袁仅以“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几个字予以打发，并毫不留情地一下宰了他两千两银子，这事倒有可能。对有钱的呆佬下手不妨可以重一些，这似乎符合袁平时的一贯作风。
 　　就像世界银行的金融寡头们千方百计四处寻找项目投资，如何加速手中资本金的运作与流动，也成为袁吟风弄月之余必须时常考虑的一个问题。他的选择对象是前面提到过的文坛好友兼淮上巨商程鱼门。通过对全集的细心阅读，我发现自袁退隐之日起，一笔数目为五千两银子的巨款就以月利二分的高息放在程在扬州的盐行里。还有一些在南京尹府，不过利息可能要低一些。另有少部分委托亲戚汪芝圃主持放贷。我们不难想像这样的人情与利害关系双重保险下的良性金融运作产生的效益。程那里的后来虽因主人耽于考据、不善理财而出了事情，但袁历年来取回的利息早已超过本金数倍。在程客死陕西，归还无望，孤儿寡母哭到南京的黯淡现实面前，袁以壮士断腕的豪情果断而机敏地进行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自我炒作，比如毅然焚去借券，为遗孀求恤，登高一呼，说动陕西巡抚毕沅拿出三千两银子之类。成功总是和他在一起，这些义举在文坛与政界果然达到了预定中的让人仰怀高义、闻风心折的良好效果，这样他自己就再也用不着拿出一分钱来。
 　　也许正是因为一生名山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功与完美，认为袁是政治投机者和道德沦丧者的批评仍然不少，至少在他生前死后很多人都在暗里这样痛诋他，然而叫人难以信任的是这些人的身份－－王述庵、孙星衍，还有吴嵩梁和郑板桥等等－－多为袁的生平交好甚或执弟子礼者。其中王昶曾多次给袁写信，称其人曰“岿然为东南人士所仰止”。其文曰“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英豪。”郑板桥，这个主动赠诗于袁称“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的家伙，对同性恋的共同嗜好曾是他们友谊的基础，也在作品中对他冷嘲热讽，一名入室弟子甚至将一方“随园门下”的私章改刻为“悔作随园门下”。昔日的崇拜者与追随者说这样混帐的话显然出于内心积压已久的自悲与忌恨。是的，也许袁对他们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拥戴袁意味着可能一生都要淹没在他持久的光芒之中，但反对他訾议他同样被证明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何况袁枚政治上处世上的艺术还只是他生活的一个侧面。事实上他的文学成就比财富和社会关系更有力地支持着他的知名度。他精湛的诗艺，他的性灵学说，渊博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小说，艺术笔记，涉笔成趣的书信体散文，再加上可以作随笔读的食单，诗话，以及那部仿佛外国作家随想录一类的《牍外余言》，无不展示着他作为一名杰出作家所拥有的强大实力。洋洋四百余万字的《小仓山房全集》作为清代文学具有独特魅力的一座山峰，至今让人仰之弥高。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县城的书店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在被大量出售，评点它们的当代名人有钱钟书、台静农、郭沫若、毛泽东。
 　　袁枚一生的最后十年（1787-1797） 是以一位旅行者的身份兴致勃勃度过的。他以七八十岁的高龄下广州，登武夷，二到杭州，三上天台－－当然是在他那些年轻貌美的男女弟子的陪同之下。那时他的道德文章和知名度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时期，到处是盛况空前的欢迎、礼待、宴请、馈赠。如果谁对这一点缺乏想像，只要回忆一下前些年刘德华或郭富城来大陆演出时的狂欢场面－－并从这中间减去闪光灯与摄像机－－就可以了。或者读一读他的好友诗人赵翼写的那篇有名的戏谑性妙文－－其中几句正是对他出游的生动调侃：“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 
 　　其间他还干过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那就是作诗自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一位著名相士曾预言包括七十六岁死亡在内的他后半生的人生大事。由于其它诸事都被先后验证，他于当年年初便作好了辞谢人世的准备，并毅然作诗为自己送行。可以想像这种知天达命精神对社会感官的刺激与冲击力。整个国家上下沸腾了，一千多首和诗从天南海北寄向小仓山房，敬佩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但事实上他神奇地存活了下来。四年以后的一七九五年，由于自觉不支他戏作自寿诗十首，交代生前死后诸事，但死神再次与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然后这样又过了两年，他于扬州舟中偶染风寒，腹泻不止。在小仓山房冬日宁静中略带几分清寒的光线里，他披着皮袍，倚着病榻，用仿佛平时给朋友写信那种平静语调给两个儿子阿通、阿迟写遗嘱，中谓“用淡红纸小字写讣，不可用素纸，其余平行用小古简最雅，用大纸便市井气。”“恐尸硬不便着靴，有极华刺诱朱履一双，白绫袜一付可用。”“但题一碣云‘清故诗人袁随园先生之墓’，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书毕摘下眼镜，脸呈笑意。这次，他是真的去了。                                                                                                  （２０００年４－５月）■〔寄自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