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虫与天国
１
波兰诗人米沃什向他的朋友提了个著名的难题：蛇的腰有多长，没有人能够回答。想想伊甸园那条眨着三角眼的长虫吧，它的威力是多么巨大！它轻而易举就让人获得原罪，并永远失去了家园。其实，这正是上帝的意思：他为什么要造一条蛇呢，从谱系上看，蛇显然属于魔鬼家族；不过，它比魔鬼更了不起：梅靡斯特不是只要浮士德的灵魂么？蛇却破坏了我们全部的幸福——在天堂喝啤酒、吃烤天鹅的幸福。据说，回答米沃什难题的最简单方法是拒不承认蛇有腰，如同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挥剑劈向那堆著名的线团。
我们曾做过多少没有意义的事啊：比如宗教裁判所，比如基督教高高耸立的火刑架。人类的堕落是上帝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堕落，是因为听了上帝的话；我们堕落得愈彻底，就愈有进天堂的资格。大约四百年前，劳改释放犯塞万提斯有幸成为第一个正确领会上帝意愿的人：他让唐·吉河德走向了毫无方向的道路。“他真狠心！”他同时代的人说。“他开创了一个时代!”
米兰·昆德拉却对塞万提斯高声赞颂。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上帝，十岁的萨特向主吐口水，十二岁的帕斯把印有圣像的画册踩在脚下。
蛇，作为西方的巨大隐喻，问它的腰身有多长，其实是问我们弃家出走已有多远。用魔鬼中的魔鬼的腰身为尺度丈量我们离家的距离，真是米沃什的一大发现。请看米兰·昆德拉给我们开的帐单：作家约瑟夫·康在波兰生活１７年，后被驱逐至英国生活５０年；作家波休斯拉夫·马提努在波希米亚生活了３２年，被逐的３６年里，先后去过法国，瑞典、美洲，然后客死瑞士；作家贡布维茨在波兰长到３５岁，流亡海外２９年；作家维柯博夫在俄罗斯住满２０岁，其后５６年里足迹遍及欧美大陆；最不幸的要数卡齐米尔兹·布朗迪斯，他在波兰生活了６５年，暮岁时背井离乡、寓居巴黎……昆德拉本人呢，我们知道，他是捷克种，“布拉格之春”后，流亡法国……，事实证明，蛇就活在我们身边，你说说它的腰有多长?
据说巴比伦人造了一座通天塔，想到天堂里和上帝同榻共枕。上帝龙颜大怒。他惩罚了人，让本来统一的语言分割成数千种，不同语种的人由此无法往来，无法统一起来与上帝抗衡。上帝真懂“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玉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深蔡名号））的精义。这的确意味深长：首先，它证明了上帝不想让人回家，这与波兰、俄罗斯、捷克……的当权者，驱逐精通语言的作家没什么两样；其次，它证明了海德格尔的伟大论断“语言是存在的家”的无比正确。那伙被逐的作家大都只得在另一种语言氛围里，用母语和记忆写作——用别人家里的东西交际，而用自己家里的东西思索。他们不得不背着自己的家在别人的家里行走：他们是真正的蜗牛，是“失语”的蜗牛，当然，堕落的蜗牛。
埃莱娜·西克苏承认，如果她谈到天堂与地狱，那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想象、我们的命运和所有写作的两个基本母题；似乎写作的故事总是从地狱开始，这正像一个生命的故事。“因为，”她说，“自我就是地狱。”西克苏是对的，因为这正是上帝的意思。卡夫卡１９１０年有一则日记，后来波他的好友布洛德在编辑他的文集时删去了：“我从窑子前走过，如同从亲爱的人家门前走过。”这也合上帝的心愿，可笑教室里的善男信女们虔诚地望弥撒，感恩地吃圣餐，还以为真沾有上帝的灵肉。还有比“道成肉身”、“三位一体”更可笑的谎言么——胡利奥·科塔萨尔问他们。佩德罗·巴拉莫是一条恶棍，他要给同属此类而死于牡丹花下的风流儿子求得救赎，“神父，我们希望你替我们为死者祝福。”神父不同意，他摇了摇头。佩德罗扔给神父一把金币昂然而去，神父向上帝哭诉道：“这是给你的。他是可以用金钱买到救赎的。是不是这个价，这你自己知道，”上帝当然知道，他还知道佩德罗是对的，而神父错了——这个愚蠢的可怜人，差点把可以回家、可以进天堂的堕落者的行程给耽误了。帕斯在评价胡安·鲁而胡笔下的佩德罗·巴拉莫这个人物时说：“他从天堂归来。”真让人怀疑帕斯的本意应该是“他归到天堂中来”——他难道忘记自己十三岁时干的事了么，上帝还记得！还是拉伯雷笔下的巴奴日好玩，他调戏妇女不成，竟然把母狗的性器放在该“假正经”妇女背上，让无数只公狗追着跑。“６０万零１４只！”几百年后的昆德拉向我们惊奇地喊。与此相反的是西笃会（Cistercian），一个强调苦修的宗教教门，据它的僧侣们讲，世界之结局之所以延迟，乃在于上帝正想命令他的天使们吹起号角，宣布最后审判的来临，慈悲之母跪在她爱子的跟前，求他宽恕一二：“最低限度，也要为西笃会的朋友着想，叫他们得以有所准备。”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么？上帝哭笑不得的脸孔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人们之所以忘记上帝的旨意，是因为他们懒得去记住，不屑于记住、没功夫记住。——股票又开始下跌了！他们喊。正如博尔赫斯说的：
他们组成时间、大地和遗忘的一部分
但所起的作用无法辨认
不去辨认，就宣称无法辨认，我们常常玩这种推理跳高游戏；三段论、形式逻辑往往并不管用。最高的逻辑是上帝或属于上帝。不信么，问黑格尔去。“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这样的逻辑，鲁迅说，我们常常遇到。基督徒当然会指斥这是蛇的不二法门。可讲理性的正宗教义，却让只讲理性的科学把自己吃饭的家伙给敲掉了。黑格尔真英明，历史果然在重演。这让上帝也哭笑不得，问题是，“蛇的腰有多长”这千古一问，保证了上帝最后井没有彻底失掉饭碗：存在着丈量离家的尺度，就必定有离开家的堕落分子；有离开家的堕落分子，就有上帝的活干——因为他代表天堂，准备接纳背井离乡的亚伯拉罕们。上帝不是对亚伯拉罕说这么：“从你的家中出来，到我给你指引的地方去，”约瑟夫·康拉德、波休斯拉夫·马提努、米兰·昆德拉……之徒，被迫流亡也好，洋插队也罢，反正离家是越来越远了。上帝当然也越来越高兴：他们或情愿或不情愿地堕落，他们的灵魂离上帝越来越近。蛇的意象向我们表明：上帝其实才是一切罪恶真正的后台老板，是那些波兰、俄罗斯、波希米亚罪恶政治的真正撑腰人。因而，写作，它终于成了行吟诗人手中失语的竖琴。
可悲的卡齐米尔兹·布朗迪斯！５岁时背井离乡，他是多么地不想堕落啊，但他还是踏上了由蛇的腰身丈量过的距离。“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他怀着乡愁回想自己的波兰，他心目中的天堂；却把身在的天堂当成了地狱：完完全全一副“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丑陋嘴脸。唉！可怜的母语，谁离他越远，谁就能越堕落，谁就能获得升人上帝用蛇的腰身定义过的天堂的入场券。据昆德拉讲，布朗迪斯只会波兰文，写作的主题也是波兰。他是多么地不想堕落啊。潮湿的眼睛好过干枯的眼睛，而放在心上的手好过揣在裤袋里的手？但昆德拉揭发，即使是１９８９年以后不再有政治原因的需要而留在国外，布朗迪斯还是不愿再回波兰。分明是又渴望堕落了；就是说，终于想通又想进入上帝的而不是他心目中的天堂了。最终失语的可怜的布朗迪斯！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三毛在撒哈拉唱道。也是许多不想堕落、不得不堕落、半推半就堕落的人们想唱的。是的，不要发问。伟大的教父德尔图良教导我们：“既已丢脸，便不要脸；故因愚蠢而可信，缘无可能而可疑。”何况堕落、失语正是上帝的旨意。问题是，即使像卡齐米尔兹·布朗迪斯，这位把家背在背上的蜗牛，在法文与波兰文之间摇摆徘徊的蜗牛，他能最终堕落得让上帝满意吗？或者说，他能爬到蛇的腰身那么长吗？
２
总会有人能让上帝满意的。一则幽默小品说：从前的小说要到一百页以后才开始脱衣服，现在的小说呢，第二页就开始有私生子了。曾经以“一地鸡毛”为特征的新写实小说，代表着小人物们忙碌的、卑微的生活，而目下正时兴的以“我们的身体”为标志的新生代小说呢，则试图通过露淫癖式的脱衣舞大赛来发泄对卑微主活的不满。如此看来，前后两者在逻辑上还是很通畅的，有如一个消化功能良好之人，从作为原因的嘴巴处吞下食物，能很顺当地把食物残渣很快送到作为逻辑结果的肛门处。不过，逻辑上的通顺、从食物到残渣的流利转换、由嘴巴到肛门的顺畅线路，却刚好满足了布朗迪斯想做到然而未必能做到的心愿。正如诗人海子在临终前的一篇札记中写到的，我们早已丧失了土地，只找到肤浅的欲望。海子并不清楚，在蛇的丈量下，大地正好是欲望的新版本。当神圣被毁去牌位，理想被饱以棍棒，贞节牌坊被当作万恶的禁欲的象征，床头、枕头的大量出现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我们不能一味指斥作家们海淫海盗，他们是对的：在蛇爬过的、平面化的、一切都被缩减的当下，性欲成了唯一还可能深刻至灵魂的什物。这正是大江健三郎要说的话。大江的全部作品要表达的中心话题之一是：人对性的敏感区域的不断发现，可以使千篇一律的生活“陌生化”；性的探险的伟大能够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冒险相匹配——话虽然和上帝的旨意相异，结果却正是主所需要的。大江认为，性甚至可以和神圣互相映衬：
“性高潮后，肉体的温和宁静在他脸上呈现出天使般的形象，他就像受难后濒死的殉教者，就像受苦受难的圣徒。”（大江健三郎《性的人》）
这就完全站在天堂的边缘了。狂躁、忙碌的生活中，只有“性高潮后”的一刹那能带来平和的心境，能使人重新体验早已灭绝的天使和殉教者的神圣安宁。这哪里是对神圣的讽刺，简直是对我们自身的赞扬：人不可能再有任何形上的天路历程了，形下的放纵带来的片刻狂喜、宁静有如海洛因一样，却能给我们带来新的主、新的天国。不断的性高潮带来不断的惊喜，带来不断的对天使、殉教者的体验；因此，对性敏感区域的不断发现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且让我们在这“路漫漫其修远兮”中“上下而求索”吧，因此，米兰·昆德拉把他的托玛斯赶出家门，去在不同的女人身上寻找那可怜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感受——这是多么艰苦的西天取经之路；托玛斯成了新一轮的唐三藏。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爱情，与性高潮风马牛不相及。相反，性高潮要带来宁静，带来在世俗生活中的某种利益，不但不能动情，而且要摆脱性高潮本身带来的羁绊——这是伊甸园里夏娃与亚当都很难做到的了。但蜜子做到了。大江命令蜜子如是思考：“女人的性高潮会导致我作为电影作家的女性基本权利的崩溃。”蜜子决心不能落入这个俗套。她成功了。
然而，事实证明，想从性高潮中开辟出一条通往上帝之路还是很困难的。大名鼎鼎的庄之蝶四处猎艳，终不免心灰意冷，就已道出了这种艰难。《性的人》中那些男男女女在海边公寓极尽造爱之能事，但他们都感到暗中有一束目光在窥视他们，使他们久久无法等来那销魂的一刻。他们痛哭、疯狂、争吵……仍然无济于事。上帝在他们欢爱时已经进来了；那束暗中射来的目光证明：上帝也是个窥淫癖——这一回，上帝亲自来充当蛇的角色了。但事实再一次证明：上帝没有蛇干得好；可真是这样么？
有如拼死揪住唯一一棵救命稻草的溺水者，人们要想进入天国，踏上蛇的腰身丈量过的土地，性高潮是不能轻易抛弃的。更何况现代科技早已为发现新的性敏感区域提供了可能。在一架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机舱里，文学批评家霍德华正说服他的妻子在高空造爱，为的是获得加入一个叫“里高（Mile
High）俱乐部”——由在飞机上与人性交过的男人组成的专门团体——的资格。霍德华虽然想按上帝给他指引的路数去做，却匆忙中忘了，与自己的老婆而不是与别的女人交尾是作不得数的。霍德华空忙碌了一场。不过，他是可以教育好的上帝的儿子，只是还得花些时间；当然，上帝有的是耐心。David
Lodge的《小世界》中的这一插曲表明，作者与塞万提斯一样聪明，都能弄懂上帝的旨意。让人痛心的是，Ｊ（《性的人》中的主人公）分明己感到性的敏感区域快被他开发殆尽了，而上帝之城明显并未到来。难道上帝派出一条蛇来，只是个骗局，自己和布朗迪斯一样不过是个可怜的受害者？他有了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他决定到电车上去进行哥伦布式的探险。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让他的主人公喊道：“先生们，我提议要寡廉鲜耻！”Ｊ听从了这一号召。他把手伸向了一位妙龄女郎的三角区。他感到了一阵新鲜的颤抖。在他尚未完成举动之时，他被女郎抓下了车，他知道自己这回完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女郎并未将他带到局子里去，而是将他带到了床上。Ｊ失去了兴致；因为这与先前的过程并无二致，上帝之城仍然处于“尿道堵塞的森林中”（沃尔科特语）。大江健三郎心情复杂他说：“Ｊ这个字母所给予人的如虚构的人物那样模棱两可的印象实在对他本人大恰如其分了。”大江的说法仍有些模棱两可。更明确的话在这里：Ｊ正是Ｔ·Ｓ·艾略特笔下的那位空心人。或者说，空心人是Ｊ在阳光下的阴影；令人悲哀的是，如今影子与实物的Ｊ分明合二为一了。悲观失望的Ｊ最后成了一位顺应主义者，回到了大地，重新进入了我们的时代：他向上帝冲击、向上帝的卧榻进军终于以失败告终。
不过，不用着急。倒了一个Ｊ，自有后来人。Davld Lodge通过他的女主人公号召我们——当然，这也是上帝的意思：“如果史诗的器官是阴茎，悲剧的器官是睾丸，罗曼司的器官是阴道，那么喜剧的器官是……？”“……嗅，是肛门”，安吉丽卡灿然一笑，“想想拉伯雷吧。”是啊，想想拉伯雷和他笔下的巴奴日以及那６０万零１４只公狗吧！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人类搞清上帝的旨意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早得多。如此说来，我们从来都是和Ｊ一样的人，从来都在于着和Ｊ一样的事业？但愿。也就是说，上帝在把人类的语言强行切割成数千种后，我们操持不同语种的人依然还在为完成那个未竟的梦想而奋斗。
传说上帝把魔鬼梅靡斯特抓到殿前，问道：
“你怕我吗？”
“不。”魔鬼说。
“为……什么？”上帝大跌眼镜。
“我不怕你，只怕你的原因。”魔鬼愤怒地说。
……。
“人人都说你是一切事物的原因。我被你抓住只是结果而已。”
传说上帝笑了起来，当我把这个杜撰的故事说给人听时，自己也笑了。不错，真正的魔鬼，正是上帝造就的高高勃起的尘根和触电般的感觉。因此，失语也好，性高潮也罢，操纵开关的只能是上帝，或者是上帝的代言人：蛇。让亲爱的上帝保佑我，我并没有弄错。
David Lodge借主人公柏斯之口，向正襟危坐、拍着胸口宣称自己的理论绝对正确的一溜理论家问了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每一位发言人”，柏斯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您的观点，其结果会怎么样？”
我知道，我在这里解释上帝的旨意，很可能会有一个柏斯问我同样的问题。而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都同意我的解释，柏斯先生，您的问题和“如果大家都做了和尚”，“如果大家都成了克林顿该怎么办”一样，都是假问题。诗曰：
不似怀人不似禅，
梦回清泪一潸然。
瓶花帖妥炉香定，
觅我童心念六年。（龚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