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老家来，谈起故乡的人和事，告诉我：隔壁胡伯到天津儿子们那里去了。老房子和准备盖新房的砂石都已卖掉，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和父亲都很感慨。在我的印象里，胡伯曾经是一个非常热爱土地，依恋土地，孜孜不倦地侍弄土地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对土地的热爱几乎达到了贪婪地占为已有的地步，使得他因此常常与邻里关系紧张。如今，他离开了那片曾经为他养育了儿女及家人的土地，离开了有劳作的艰辛，收获的喜悦，生存的快乐的土地，与他的儿子们汇入了茫茫人海的城市。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全新的环境里开始他的晚年生活，他会习惯吗？

　　胡伯中等身材，精瘦、黝黑，两肩爱习惯性地左耸右耸。从我记事起，胡伯就与我家相邻而居。那时，两家挨得太近，常常因为春天栽树，秋天扎篱笆一些与两家地界有关的很敏感的事而发生争吵。而每当胡伯在吵嚷中，两肩就耸得更加厉害。从母亲与胡伯一家人的吵嚷中，我知道了胡伯不是本地人。

　　胡伯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他刚满周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挑着一担箩筐中的他和他的姐姐，逃荒躲难，讨米要饭来到了我的祖辈们生活的这个小村。在这个小村，胡伯的父亲找到了一份给一户大地主做杂役的差事，并在地主的作坊里栖下身来。后来，胡伯的父母又主动地将他的姐姐与这户地主的族人联姻，因而能够在这家族人的土地上，也就是我家隔壁的空地上暂时地搭起了一个小小的茅草房。解放后，我们这个小村也一样地瓜分了地主的家产。胡伯一家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一夜之间由穷无所依变成了这块土地上名符其实的主人。并由此与我家相邻。翻了身的胡伯对土地的珍惜，就象一个无人搭理的乞丐好不容易得到一枚硬币一样，是如此地爱不释手，是如此地喜笑颜开。他肯定在内心发过誓，要用勤劳的双手来珍爱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要在土地上耕种希望和未来。

　　我家前面有条公路，后面有条小河，村里人沿路而居，临河宿饮。与公路和小河相接的一块不大的土地，都让勤劳的村民开垦出来作了自留地。

　　小的时侯，我最记得胡伯家门前的菜地里，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尤其夏秋时节，在那片菜畦里，地面上藤牵藤，根连根地长满既能消暑解渴、又能做咸菜的绿色瓜果；瓜果地旁边成块成块地生长着红绿交错的辣椒、西红柿，连小枝杆都压弯下来；每块地的沟边，还间种上玉米、高粱。玉米杆、高粱架上爬满了绿色的豆角秧，挂满了长长的豇豆条。隔几天，他家总能从地里摘下一菜篮子五颜六色的蔬菜瓜果。有时，胡伯也让家人给站在旁边围看的邻居孩子们解馋。即使在冬春青黄不接的季节，他家也能从菜地的地窑里挖出埋藏的甘蔗，或者从地里扛回如小猪一样大的粉扑扑的冬瓜。

　　胡伯家的屋后，紧对着他家后门是一条通向河边的小路。路的两边种上了各种树木，高大挺拔。紧靠房子，种了两棵酸梅树，枝繁叶茂，酸梅树的中间是两棵很大的桅子花树。再往河边去，在大树的阳光地带，种上了小黄花树，小木棉花树。河埠两边，还有芦苇，端午节前后，青翠的竹叶婷婷玉立，倒映在清澈的水中，如纯朴的农家少女，清秀、美丽。每到一个季节，他家都有各种花、果，很令人羡慕。酸梅子熟了，胡伯会教家人摘打下来，给隔壁的小孩们你家一碗、他家一瓢地送去。桅子花开了，也摘下送给邻里的姑娘。我那时就常常希望我家的后院里也种上一棵花树、果树的。

　　胡伯家的篱笆墙也与其他邻人不一样。邻居们的房前屋后，也栽种了各种树木、菜蔬。但大多数人家的菜地不如他家品种繁多，丰富多采。种的树也是一些杨、槐、楝、柳等土树。有的人家还任由杂草丛生，没有什么树木。顶多只能捡些树枝，扫些树叶当柴烧。因此，邻里之间也就只栽上一种称之为冬青树的灌木丛，作象征性区别。而胡伯家的篱笆墙不仅栽着冬青树，还在冬青树中间插上一些干竹子，扎得严严实实。有些调皮的孩子想到他家地里偷摘花果，就从没得呈过。而且，每年都要重新扎一次。每次扎篱笆，都要向外扩展。靠我家这边扩展时，就会常常与我的母亲发生争执。我那时记得，他家每次扩展一点，母亲就会拿着铁锹挖掉，总是在为“寸土”争吵。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母亲总要给他讲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父亲就会生气地说：“一点见识也没有。”母亲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一个讨米要饭的，一担挑着来的，还这样霸占人家的地方。”但父亲终于有一次忍不住，拿出梯子，爬上胡伯紧靠我家墙壁栽的一棵树上，砍下了遮住我家窗户的许多小树枝。

　　胡伯很忌讳村里人把他当外地人看。他曾耸着两肩与人辩解：“我的孩子都快长大成人了，我家在这里也有几辈的人了。”然而，人的观念的转变有时却是如此地固执。就象我的母亲，并没见过流浪中的胡伯的父母。她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这点传闻，却使她总在潜意识里要把胡伯当外人。而胡伯又顽强地努力地要把自己融进这片土地。

　　大人的争吵并不影响孩子的情绪。胡伯家有六个孩子，与我家姊妹相差都不大。我们常常等大人们吵过不久，就玩到了一起。而天性善良的我的父母和胡伯对孩子总是很友善。因为孩子们的无意间的穿针引线，大人们又很快融解了往日的矛盾。但胡伯却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地操持他的房前屋后的那片土地。只要一有空闲，胡伯就在菜地里翻土、捡沟，或者吆喝家人孩子掐枝、打叶。有时，他就拿一把铁锹，在后院的树林里，培土、帮台。很少见他闲着。

　　每年农闲或者春节前，胡伯还组织家里人从小河那边的荒地里，挑土填充门前的坝子和屋后的土台，每次都要专程挑上两三天。因此，他家门前总是最高、最宽、最平整。小孩们都爱在他家门前玩耍、游戏。

　　胡伯是那样地执着于自己的小家，也的确如父亲讲得那样，没有见过世面。他只去过一次城里，那是因为他的一个小我三岁的儿子犯小儿麻痹，他带孩子到城里看病，在城市的水泥地上睡过夜。孩子的病也始终没能看好，由此终生站立不起来。在他的内心，一定既自卑又无奈地憎恨过城市。后来，他有个亲戚在天津工作，想让他的小女儿去帮忙照看小孩，并许诺等孩子上学后，给他的女儿安排工作，帮助成家。他坚决地摇头，硬是没有答应。

　　胡伯对城市印象就象村里人对他一样，是如此地难以改变。多年后，当人们已经习惯或者感到重提那些旧事毫无意义的时候，胡伯的思想也开始了悄悄地蜕变。

　　我对胡伯并无爱憎情感，但有一事却使我印象很深。那是恢复高考制度后不久，我被唯一面向全县招生的县重点中学录取。在父母送我搭乘交通车的公路上，胡伯赶来送我伍元钱。耸着两肩，说了许多祝福的话。那时，一角钱就能吃一餐饭，伍元钱对胡伯来说，也够他积攒的。当时，我和父母都非常感动。母亲对这事还念叨了好多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从外地回来，发现他家有了些许的变化。桅子花、酸梅树没有了，大树已放掉，又栽上了挺直的水杉，篱笆墙也只稀稀疏疏地长着冬青树。这时，他的女儿们已出嫁，大儿子也结了婚。并且，他的大儿子去了天津，投奔当年的亲戚。几经周折，在城里找到了打工的活计，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打工族队伍。不久，大儿子一家人也去了城里，留下一个孙子由胡伯照看，在老家读书。

　　胡伯自从大儿子结婚后，就把这套老房子给了他，自己到小河那边的责任地里，搭起了土屋，又置备了砂石、水泥板，准备给小儿子盖房并住在一起。再后来，听说小儿子也去了天津。走上了他哥的路，在城市开始了打工的生涯。这时，村里陆陆续续地有年轻人外出打工，也断断续续地带回许多新的信息。胡伯因为孙子的缘故，儿子经常有书信回来，并向他介绍他们的情况和城市的见闻。胡伯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新的潜移默化的知识与认识。这年底，大儿子、儿媳回来，从头到脚，已经彻底地变成了城里人的模样。就象电视中见到的人一样。他们要把孩子接到城里去，也流露出此生不再回来的愿望。

　　胡伯第二次到城里，是到天津看儿子们。回来后，他就告诉村里人，他要到城里去。不久，他就卖掉了房子、树木和土地，带着他的家人，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片给他无限欢乐、希望、梦想的土地。

　　走进城市的胡伯，他会象我一样地想念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吗？我想，会的。那一片土地，一定会令他魂牵梦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