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眼看上去有些乏味的城市，竟然继续赢得了那么多的掌声。它似乎也给人留下了帝制时代的仁政的印象。
皇家生活的隐秘、装腔作势，与市井生活的喧嚣、琐屑和重商主义，都被统一在城市过去的建筑、书籍、仪式、情调……甚至那些旧照片的人物的神情里。现在，它外表的难以引人入胜，似乎与内地其它乏味的城市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统一、平板、缺乏独特细部的平庸景观。是否这就意味，在粗略浅鄙外表的压力下，它转而成了一座非常内秀的城市，或者说，它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品性，还会在某一天继续发挥作用？书籍中的夫子庙、烟花石坝街……似乎也着重强调了一个没有偏狭感的历史。记得四川有位诗人，就专为它颓废的历史而来，在居住的几年中，他爱死了马蹄踏花的感觉，尽管这种烂漫事只会发生在古代。如果说它代表的风姿，在历史上是一个动词，那么现在我并非危言耸听地说，它连名词的地位也难保了，似乎等待它的，是沦为一个形容词的命运。老实说这个形容词，完全可以送给任何一座不叫南京的城市。
即是在污垢的环境中，它的历史也最能搅乱人的视线。朱自清的那篇夜游秦淮的文章发表后，不是也有人骂他在粉饰一条臭水河吗？我暂且撇开文学不谈，这位指责者让我想起笛卡尔的一句话：“……一个不存心撒谎的人，说他看见或懂得某件东西，比起另一千个人仅仅因为不能看见或懂得它而否认它。”这种视而不见的情况在今天的南京，几乎比比皆是。在洋洋得意的旅游者面前，夫子庙等历史景点的繁华景象似乎是对历史无害的。那些被吊起胃口的旅游者，忘了或根本不知道，这里与历史早已不是朝夕相处的关系。视线中的贡院似乎在对旅游者说：我活了下来。旅游者并不知道，能庆幸地说这句话的建筑他们根本看不到几座。如果他们知道，幸存的建筑与死亡名单（四十多间戏曲茶馆、乌衣巷、王谢古居、魁光阁……）相比，只能算作九牛一毛，我怀疑，旅游者还能保持拍照时的安宁与羡慕的神情。历史与现实一旦变成交战的双方，谁会指望历史有获胜的可能呢？一只当代乌鸦的聒噪，也能轻易地盖过历史惊雷。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当代对过去在话语上的奴役。在奴役而非平等的话语下，城市文明的倒退时常是不知不觉发生的，经常地，是在“进步”或“发扬文化”的名义下。正是在“进步”的名义下，南京才有了“破旧立新”年代的令人羞愧的文明状况。正是在“发扬传统”的名义下，伊朗从巴列维国王时期的全面复兴，滑落到现在的文明窘境，前后也不过二十年。所以，面对“文化大省”都城的诸多文化振兴计划，我们没有理由对这座城市怀着历史进化的乐观想法。南京的财富在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吗？
巴黎、伦敦……哦，我不敢在后面添上南京，我只敢把南京列在纽约代表的一大串城市里。巴黎或伦敦的“旧”，与纽约的“新”相比，让巴黎人或伦敦人难为情过吗？在这里的确需要弄清，究竟是什么让一座城市“无可匹敌”？针对南京，有人指出是商业，树，帝王陵地，夫子庙……尽管每人开出的配方各不相同，但我感到好心的“郎中”们本末倒置了，这些本应是下药后出现的健康的结果。作为帝制时代城市情调的产物，夫子庙确实令后人吃惊。难以想象它对面的太平南路上有八十多家书店，除了秦淮河北侧的烟花石坝街，南侧还有四十多戏曲茶馆，贡院……稍加考查也不难发现，伦敦的“旧”与纽约的“新”，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极力遵循各自从历史延续下来的独特的城市情调。所以，对南京历史上的城市情调的尊重，实际是保护南京“无可匹敌”的财富。不然，就会像南京的现在一样落入赶超新加坡、纽约……的混乱中，落入历史与现实交战的尴尬境地。对历史城市来说，它的城市个性早已成熟，无需仓促地重新塑造，城市的进步不应构成对它的历史个性的冒犯。所以，让历史与现实相安无事，是一种更大的智慧。这意味求新的城建暴力会受到控制，也意味城市有机会保留它“无可匹敌”的财富的细节，使之避免滑入象征的境地。平壤就是这样的，变成了一种象征的城市，我想，没有人会反对它是一个空架子的说法。那里的建筑固然宏伟，却丝毫不能拯救它的死寂。它们实际是在强化这座城市的抽象意味，而不是具体、独特的生活。夫子庙的喧嚣、繁华是否就意味，它已经避免了平壤的干枯象征的窘境？
自古以来，夫子庙的娱乐格局，似乎是最能激发人的想象力的。连民国政府提倡“新生活”时，它的这种格局都得到了资金和环境的双重意义的尊重。现在，经历了改造计划的夫子庙，却受到了城建暴力的侵蚀。固然朱自清夜游秦淮时，河水也臭了，但河道中的那番热闹劲儿，却十分真实，毫无粉饰之嫌。现在的河道偶尔也划过一两艘小船，看上去却那么矫揉造作。这表明管理者对城市历史只是从概念上把握，并未在意它有多少丰富的细节。其实，与河道休戚相关的，是秦淮河畔的娱乐生活。我不能设想没有娱乐的夫子庙，就如同不能设想没有夫子庙的南京一样。娱乐本是汉民族的长项，也是夫子庙情调的根基，姑且不谈那些“不合时宜”的娱乐，就是在现代娱乐的广博范围里，夫子庙的娱乐生活仅以购物和小吃来阐释，这样的想象力恐怕让人怜悯。夫子庙的娱乐形象，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财富，不然它的热闹毫无历史来由，不值得众人向往。现在，它就像挂着“咸亨”招牌已不卖黄酒和茴香豆的一家酒店。它沦为普通商业城的命运，正在蛀空它的历史形象。我想，我走在它的街道上，不应该只是对过去娱乐圣地的一个凭吊行为，不应该像看到平壤那样，产生置身在崭新空壳中的感觉。也许我们应该好好体会一下卡内蒂的痛苦，他说：“自从他们教给我们生活的一课，中国人，在我们之前，自时间开始以来所有更痛苦的就是观看他们现在与我们竞争，当他们终于赶上我们，他们将失去所有他们曾超过我们的领先的距离。”我想，卡内蒂是说，单凭“进步”的情结，一个民族难以维持她的文化高度。这种情结越纯粹，金钱或规划者的计划便越可能成为亵渎的帮凶。
著名的乌衣巷、王谢古居的改造即是一例。它们既没有按原样修缮，推倒后也没有按历史上的原样重建，它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式建筑。精美的魁光阁原本只需修缮，却被粗暴地拆除，后来又迫于舆论压力，照原样重建。“照原样”的魁光阁，只具有一个大致的外形，根本谈不上复原。李香君故居朝路的那面，也被改成了新式建筑。那些为夫子庙的建筑形象所倾倒的人们，面对这样的规划又该作何感想呢？这与秦淮风光带在隋代被夷为平地，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建筑风格之争的背后，是一种延续了多年的可怕心理，即认为当代最为伟大。因此把当代形象留给后人，比把历史形象留给后人，显得更为紧迫。这就是卡内蒂所说的“赶超”情绪的蔓延，似乎我们足以代表南京历史上的所有人。我们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因此过去或前朝的规划才可能被判为“可笑”或“不合时宜”。我相信，当规划者为现实利益作这样或那样的辩护时，他心里确实在真诚地为“进步”辩护，只是那些骤然消失的建筑的历史价值，被粗暴改变的城市文化个性，在这种辩护声中显得更加无足轻重。也许规划者理应意识到，终审权终归要旁落到后人手中，如果我们的子孙也怀着同样浅薄的心理，对待今人的建筑，今人规划的意义又从何体现呢？
把历史“发扬”到虚无的地步，还只是“发扬文化”中的一种表现，上述对置身度外的旧文化的态度，是否就说明对当代他们另有一种值得称道的态度？我想，这个答案不难在南京的新地名中找到。只需留意一下南京的旧地名，诸如“南捕厅”、“千章巷”、“七里街”、“百猫坊”、“驴子巷”、“绒庄街”、“边营”、“张府园”……不难发现，这些地名大多与日常生活相关，具体而细微，令人称道。这些地名并不仅仅是生活之外的政治意象或修辞学，相反，它更像一面镜子，体现出对生活细节的敏感。这些地名帮助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城市情调，城市文化个性也因之更加强烈。落在具体物体、事件上的地名，并不是利用词典玩的一种变戏法，这里不存在想怎么干的那种自由。传统的地名体现着世俗化的诗意，它的生动性是被地域性的神话、传说、物体、事实等造就的，譬如“驴子巷”就对应一个兄弟俩养驴的故事。在事实方面它与县志一样敏感。似乎反映出当时的人对待世俗生活的自然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也是当今世界上那些为保护文化的人士持的基本态度。面对诸如“红旗桥”、“江苏路”、“上海路”、“北京路”、“解放路”、“湖南路”、“龙蟠路”等新地名，我们会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它们提供的地域概念模糊，时代面孔抽象，故作高大却空洞无物。如果把“红旗桥”、“上海路”等地名归咎于文革思维，那么“龙蟠路”等九十年代的新地名，似乎没有丝毫的改观。
历史上的许多地名是被老百姓自然叫熟的，“叫熟”意味保留了好记、居民情趣和抓住生活特征等因素。现在，地名中的这些因素，被命名的方式彻底过滤了。几个人和一本词典的做法，实际羞辱了历史上的那些命名者，命名传统就这样被粗暴地斩断了。“龙蟠路”的命名即是一例。新路开通后不久，几乎全城老百姓都称呼这条路为“城东干道”，姑且不谈这个命名的文化水准的高低，单是它对方位的标定就非常具体，而“干道”又体现了这条路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命名的美学上是与历史暗接的。几个月后，这条路被官方命名为“龙蟠路”，虽然用词文雅，形象高大，却让人不知所云，丝毫看不出它与生活的实际联系，实质是文革“大话症”的延续，与“红旗桥”等这类意识形态的象征式的命名几乎同出一辙。即便从“发扬文化”的角度，高大、抽象的词汇也不利于保留文化细节，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词将失去它特定的文化象征。譬如“宇宙路”就不如“银河路”，“中国路”就不如“张衡路”，前两年地质学界命名的“中华龙鸟”就不如民国时命名的“北京山顶洞人”。好比为了用地名发扬文化，不能单把某条路命名为“文化路”，这样的命名实际是在消灭文化。犹如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单个的花朵，不是抽象的“花卉”。即使是一个随便的消息，也比一大堆象征口号，更能让人动容。不能得到具体刻画的文化，是没有个性的。甩脱了这类文化特性的地名，会让人感到是一个硬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命名者对世俗生活的麻木，对人民的生活方式的麻木。地名并不刻意寻求原样的生活，但它寻求精神历程的世俗化面孔，这种面孔是对抽象、空洞的象征的解构。当它把一个时代的生活特征传给另一个时代，这个地域的文化地貌便清晰起来，使人如临还乡之境。可地名一旦落入隐喻、象征的沼泽，各个时代将无从标识。所以，只有具体的，非意识形态的地名，才能担当起镜子的使命，也只有生活才不会在各个时代重复。事实、故事的不可替代性，使得这类地名的美学个性十分突出。如果想到新的命名，是在揭示一种新的生活，如果想到这种命名与西部拓荒具有相同的意味，少数把持冠名权的人，也许会为今天命名的草率，为南京生活特征从地名中的消失，感到惭愧。
现在，我对南京的任何一项文化振兴计划，到了希望它不要给我们带来耻辱的地步。因为它除了钱，似乎什么都能将就。对伟大的艺术灵魂，它也缺乏最基本的理解，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它一眼看不出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眼光差别。可怕的不是钱投不到真正的艺术上，而是用这些钱它另造了一堆垃圾，也许等到后人番然醒悟时，还得另弄一笔钱把垃圾清除掉。南京街头巷尾耸立的雕塑即是一例。它们的丑陋是那些有着艺术敏感的眼睛无法忍受的。山西路那个让人笑掉大牙的金子塔形的“艺术作品”，充分暴露了对现代艺术的无知。文化振兴计划如果不能摆脱类似的无知，它的说服力又从何而来呢？可悲的是管理者把金钱与艺术智慧等同起来，以为只要向某个文化机构投了钱，跟随而来的便是文化繁荣。文联花费几百万元在南京召开换届会议即是一例。几百万元不过决定谁当主席或理事。几百万元能资助多少有才华的艺术家，这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却无人过问。我不相信这就是拨这笔巨款的官员的初衷？我想，这类“文化机构”的世故者的智慧，实际构成了对艺术智慧的流放，把它们排挤出了试图了解艺术的公众视线。这类在社会上到处传播的无知，也阻碍了普通人对艺术的理解。所以，人们对文化机构的艺术尺度的敬畏，我实在找不出事实上的依据。没有一颗敏感的艺术心灵，这样的文化机构形同虚设。有了这样的心灵，我们才能甄别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建筑等领域的大师、次大师或成长者。我不能设想没有维特根斯坦的资助，陷入困境的里尔克会怎么样？我更不能设想没有里尔克，人们会谈论二十世纪的德国诗歌。可见同样是在支持“文化”，两者的差别又是多么巨大。
南京文化机构与艺术家群落的对立之深，远远超过其它省份。究其原因，恐怕要归结到“友谊”二字。在艺术家阵营里，友谊通常是依据才华建立的，即便这种友谊不会使作家、画家结束孤独状况。在交流的层面上，他们不把友谊作为艺术的载体，有时甚至干脆把友谊作为个性的屏障。不过只要是他的艺术才智得到认同，他的古怪的个性和行为都会得到尊重，人们不依据他面孔的和善与否，来决定是否支持他的艺术。可是在南京文联这样的文化机构中，友谊被幻化成一种提升个人艺术地位的力量，在那里交流成了才智认可的庸俗的条件，他们津津乐道的东西并非受到艺术智慧的引导，而是坠入了普遍的社会交流的欺骗中。在这种特定的空气中，艺术标准实际处于一种次要位置，不然它怎么会把那些极具个性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新颖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艺术，当作偏头痛对待。高尔斯华妥在１９２１年创立国际笔会时，阐述这类组织的宗旨应该是“替任何地方受到威胁的作品作卫护。”我想在南京，忙于推广伪艺术的机构当然谈不上为真正的艺术作卫护。它的庞杂的会员，几乎以工业方式生产的“作品”的数量，使它看上去像一个牟利的商业机构。只需看一看，那些被文化机构支持的伪艺术的状况，街头雕塑、颂歌类音乐、千篇一律的歌舞、话剧、官方画展、诗歌节，以及《扬子诗刊》、《雨花》、《青春》等刊物的艺术趣味，便可以看到真正的文化在“振兴”名义下，实际遭受忽略的种种证据。可以看出像街头雕塑这类伪艺术，是怎么从那些勉强的心灵产生的。这些天天暴露在公众视线下的伪艺术，导致了向大众蔓延的虚假的高雅，这些高雅其实具有公共生活的所有特性，不具备艺术那不可言传的基本的神秘。正如《扬子诗刊》经常以“时代代表”自居一样，我不知他们是否深究过这种“代表性”的实质？“代表”实际意味艺术不能落后或超越它的时代，对艺术的理解便降为对时代理解之后的次要位置，艺术的成熟便取决于时代的成熟与否。似乎我们对石涛或莎士比亚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忘了伟大艺术所具有的与时代、地域、种族无关的非同寻常的直接性，不能理解艺术中这个基本元素，自然就难以理解艺术家的孤独感的重要性。毕竟，重要的不是通过石涛的艺术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然一本县志可以做得比石涛更好。
南京文化振兴计划中的这些真伪颠倒、乱中取胜的可悲状况，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为什么南京那么多的专家、学者，会在文化问题上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我想，原因不外乎把“学识”当成了“艺术智慧”，他们没有时间或耐心去扶育艺术感受力，从而实际远离了以艺术感受力为根基的“艺术智慧”。正如一位在南艺教了几十年油画的老教授，从卢浮宫归来后感慨的，他说他自己白画了一辈子。他是说他在过时的艺术里瞎折腾了一辈子。其实在南京的文化体制内，像他这样受到过时或伪艺术蒙蔽的诗人、作家、学者、官员为数众多，但能像他这样醒悟的，却少之又少。即使一些希望在体制内发挥作用的有识人士，也难以有除个人以外的作为，因为这种体制说到底是要调遣艺术家、学者，而不是帮助艺术家、学者发挥作用的一个媒介。南京的纯文学杂志如《扬子诗刊》、《雨花》等旁落到认识浅陋的人手中，仅及文学爱好者的水准，即是一例。所以，较之其它地方，南京的文化环境格外特别，被弘扬的和被遮蔽的，被支持的和被忽略的，都同样可观。由于两者的指挥棒有根本的差别，所以两个群落介蒂之深可想而知，互为耻辱。我不能设想，南京的新文化是在艺术家群落、有识学者之外策划出来的，也不是用金钱就可以铺平的一条坦途。在公众眼里，当世故的文化体制与艺术家发生很不自然的对立时，当需要他们在两种对立的力量之间选择时，多数人会按照“友谊”的世俗面孔来决定取舍，他们不自觉地处于“友谊”的奴役之中。一个善良的面孔，比一个古怪的艺术家更能引起他们的好感，他们甚至把这作为选择艺术的经验，不知道“人与艺术统一”是一个多年被人教唆的谎言。
不能设想当年德国魏玛的“文化振兴”，可以撇开歌德、席勒……，或者说，现在人们谈起鲁迅、沈从文……谁在乎他们是不是左联或作协会员？如果当年北京的城建能尊重建筑大师粱思成的意见，现在的北京一定是一座真正迷人的城市。川端康成从巴西归国后，曾感慨和羡慕巴西生活的闲散、舒适，殊不知这是巴西文化的赐福。我的那些从新西兰或澳洲归来的朋友，也有着类似的刻骨的感受，在那里舒缓的节奏与重商主义有着迷人的结合，使得你不得不盼顾它的文化。本来这种结合也是南京特有的迷人之处。现在，看着南京骤然加速的节奏，正在毁坏中的民国、明清建筑，前朝树木、规划、陵地，以及成为一座与其它城市并无区别的崭新城市的危险，当它拼命向纽约、新加坡（下意识的）而不是向巴黎、伦敦寻求发展的真经时，我们怎么能奢望重新得到，曾迷倒了无数国人的南京文化的赐福呢？所以说，找到或出现一位大师，是否就能为南京挽回一个诱人的未来，是我深深怀疑的。鉴于南京文化体制与有识人士的分裂现状，不难看出杰出的建筑师、文物专家、艺术家……在南京很难找到，并非与南京与世隔绝的个人发展空间。在南京“文化振兴”的这块蒙面布面前，他们完全各顾各的干着自己的事，他们实在为这座城市插不上手。面对蜂拥而来的无知，他们的情形就如鲁尔福曾经转述过的：“在整个这一群多似蚂蚁的作家中，我们等待着让狼过去，让狼群过去。”
（２０００．７．２８）■〔寄自南京〕